这是我从个人角度出发，对众所周知的事件进行的个人描述。我不是在书写历史。理由之一是我的视野不够宽。

也许我该为世界的命运担心，而事实上我为自己的事情坐卧不安。也许不应该这样，但我从没听说哪一个送回老家医治的伤员会过分关心战争的结局。

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总统被救，还有被救的情形，肯定会使每个人都睁开眼睛，连政治家都不例外。在我看来，对真相懵然不觉才是真正的障碍。鼻涕虫——那些泰坦星人——依赖于隐蔽；一旦暴露在外，它们是无法和强大的美国对抗的。它们并没有力量，只能从寄生的奴隶身上获得力量，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清除它们在这里的滩头阵地，然后直捣黄龙，追到它们的老巢。但计划星际远征不是我的工作。我对这项工作就像对埃及艺术一样，一窍不通。

医生一放我出来，我就去找玛丽了。我还是不知道内情，我知道的只有老头子的话，但我当时确实表现得非常粗鲁，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不指望她乐意见我，但我总得向她道个歉什么的。

你以为找一个苗条，漂亮的红发女郎就像在堪萨斯找一块平地那么容易吗？她要是内勤人员就好了，可她是个外勤特工。外勤特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内勤人员则要求别管闲事。多丽丝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是这么说的——而且对我大发脾气，因为我竟然还想找到玛丽。

我在人事处碰了个软钉子。我没有正式提出要求，我不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我以为我是谁啊？他们指点我去找行动部，意思是找老头子。这不合适。

于是我挨门查找，但运气不佳，引起了更多的怀疑。我开始觉得在自己的部门也像个间谍。

我到了生物实验室，找不到主任，就和一个助手谈起来。他对那个跟讯问项目有关的姑娘一无所知；项目涉及的对象是一个男人——他知道；他看过录像，我让他仔细看看我。他仔细看了之后说道：“啊，你就是那家伙？伙计，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说完，他接着搔他的痒痒，在他的报告上写写画画。

我连声谢谢也没说就离开了耶儿，直奔老头子的办公室。别无选择。

海因丝小姐的办公桌前坐着个生面孔。自从那晚被捉走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海因丝小姐，也没有问过她怎么样了；我不想知道。这位新来的秘书输入我的身份号码，说来奇怪，老头子居然在办公室，而且愿意见我。

“你想干什么？”他生气地问道。

我答道：“觉得你这儿也许有什么事儿要我做。”其实这根本不是我要说的。

“事实上，我刚刚决定要派人去找你呢。你游荡够了吧。”他对着桌子上的通话器怒冲冲地说了些什么，然后站起来对我说，“来吧！”

我突然觉得踏实了，跟着他往外走。我问道：“要化装吗？”

“你自己那张丑脸就行。我们去华盛顿。”

然而我们还是去了化装室，只是换上了出门的衣服。我取了枝枪，又让他们检查了我的通话器。

门卫先让我们露出后背，这才让我们靠近，验证放行。我们把衬衣的下摆掖进裤腰，继续往上走。出来以后，我发现这里是新费城下区，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部门新基地的位置。

“这个城市是干净的吧。”我对老头子说。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脑袋瓜一定生锈了。”他答道，“睁大眼睛瞧瞧。”

没有机会问更多的问题。眼前这么多穿戴整齐的人使我感到忐忑不安。我发现自己躲着人群，搜索长着圆肩膀的人。乘坐拥挤的电梯到发射台去，这种做法真是胆大妄为、不顾后果。我们上了车，设定好控制系统后，我说出了我的担心。“这儿的当局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发誓，我们一路遇上的警察中，至少有一个是圆肩膀。”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看在老天份上，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你已经把这件事儿办妥了，我们正在全线反击呢。”

“我们正要这样做。你有什么建议？”

“啊，再明白不过了——哪怕天寒地冻，我们也不该在任何地方看到穿着上衣的人，除非我们确定它们已经全部死光了。”

“说得对。”

“哎，还有——这个，总统了解真相，是吗？我认为——”

“他知道真相。”

“那他还等什么？等到全国都被占领吗？他应该发布戒严令，采取行动。你告诉他，早该这样了。”

“我告诉他了。”老头子凝视着下面的乡村原野。“孩子，你觉得整个国家完全由总统说了算吗？”

“当然不是。但他是惟一可以采取行动的人啊。”

“嗯——他们有时候把茨威特科夫①总理叫做‘克里姆林宫的囚徒’。不管真假，总统是国会的囚徒。”

【① 作者杜撰的前苏联总理的名字。】

“你是说围会还没有采取行动？”

“自从我们阻止了寄生虫谋害总统的企图，这些天里，我一直在帮助总统说服国会。和国会的专门委员会打过交道吗，孩子？”

我在思考。我们坐在这里，蠢得就像渡渡鸟，沿着一条小路走啊走啊，笔直地走向寄生虫——是啊，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人类也一定会像渡渡鸟一样灭绝的。

过了一会儿，老头子说：“你也该了解了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了。国会面对比现在明显得多的危险时，都拒绝采取行动。对他们来说，这一次还不算明显。只有当你把寄生虫放在他们面前，就像放在我们面前一样，那时他们才能看见。证据不够充分，很难令人信服。”

“那财政部部艮助理呢？他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吧。”

“不能？我们把部长助理背上那个抓下来了，就在东侧楼。还打死了他的两个秘情局保镖。现在那位尊敬的先生就在沃尔特里德精神病院，精神崩溃了，对发生过的事情回忆不起来了。财政部对外说挫败了一起暗杀总统的阴谋——这倒是真的，但跟他们的说法大不一样。”

“总统对此保持沉默吗？”

“他的顾问们建议他等待国会方面的支持。最乐观的看法是，他未必能得到多数支持——参、众两院都有一些死硬派政客，恨不得砍下他的脑袋放在盘子里。党派政治可不是温文尔雅的游戏。”

“天哪，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党派偏见！”

老头子斜了我一眼。“跟你想像的不一样，对吗？”

我终于找到机会，向他提出我到他办公室去想问的问题：玛丽在哪儿？

“这问题你提出来有点怪。”他不满地咕噜道。我听之任之。他接着说，“在她该在的地方。保卫总统。”

我们先到了专门联合委员会正住审查证据的房间。这是一次保密会议，但老头子有各种各样的通行证。我们进去时，他们正在播放录像，我们悄悄找到座位，坐下来观看。

影片上是我的那位类人猿朋友，拿破仑——一只猿，片子上的它背上是泰坦星人，接着是泰坦星人的特写镜头。看到它我就恶心。寄生虫的样子长得都差不多，但我知道这是哪一个，它死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猿消失了，只剩下我自己。我看到自己被固定在椅子上。我厌恶自己那副模样；真实的恐惧确实不好看。屏幕上的伴音讲述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看到他们把猿身上的泰坦星人取下来放到我赤裸裸的背上。然后我在画面中昏了过去——我差点又昏过去。我不愿意叙述这些。讲述这件事，我心有余悸。我看到电击我背上的泰坦星人时，自己在痛苦地挣扎着——我又开始挣扎起来。有一刻我的右手从夹具中挣脱出来，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手腕为什么一直没有愈合。

我看见那东西死了。能看到这个部分，坐在这儿看完其余部分也值了。

影片放完了，主席说道，“怎么样，先生们？”

“主席先生！”

“清印第安纳的议员先生发言。”

“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偏见，但我得说，好莱坞的特技比这个强多了。”他们都吃吃地笑了起来，有人喊道：“好啊！好啊！”我知道我们输了。

我们的生物实验室主任作证，接着，我听到让我到证人席上。我说出了姓名、住址和职业，随后，他们随便问了我一些问题，有关我在泰坦星人控制下的经历。

问题都是从一张纸上读出来的。显然，主席对这些问题也不熟悉。

我的感觉是他们并不想听我回答。有两个人在看报纸。

议员席上只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位参议员问道：“尼文斯先生——你姓尼文斯？”

我回答说是。

“尼文斯先生，”他接着说道，“你说你是个侦探？”

“对。”

“联邦调查局的，不会错吧？”

“错了，我的上司直接向总统汇报。”

参议员笑了。“和我想像的一样。尼文斯先生，你说你是个侦探——但实际上你是个演员，不足是吗？”他好像一边问，一边查考自己的笔记。

我说了实话，但我说得太多了。我说我确实曾经在一轮夏季演出中当过一季的演员，但我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侦探。我没有机会。

“这就够了，尼文斯先生。谢谢你。”

另一个问题是一位年迈的参议员提出来的，我知道这位大人物的名字。他想知道我对用纳税人的钱去武装其他国家的看法——他利用这个问题大发议论，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模糊，但这没关系，因为我不必表述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书记员就说：“退下，尼文斯先生。”

我笔直地坐着。“听着，”我说道，“你们都听着。很明显你们不相信我，觉得这都是编出来的。好吧，看在上帝份上，把测谎仪拿来吧！催眠测试也行。这个听证会简直是个笑话。”

主席敲着手里的木槌。“退下，尼文斯先生。”

我站在那里。

老头子告诉过我，听证会的目的是把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联合决议交回国会讨论表决，并授权总统宣战。

主席问他们是否考虑好了。其中一个在看报纸的议员抬起头，半天才说：“主席先生，我要求先清外人退场。”

我们只好退了出来。我对老头子说：“看来事情要坏在这家伙手里。”

“算了。”他说，“总统听到这个委员会的名字时就战斗这一局已经输了。”

“那我们怎么办？等到鼻涕虫把国会也占领了吗？”

“总统带着给国会的咨文和全部授权的请求直接去国会了。”

“他能得到授权吗？”

老头子皱起眉头，“坦白地说，我觉得没什么希望。”

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当然是秘密进行的，可我们出席了——大概是总统的直接命令。老头子和我坐在议长讲台后面类似包厢的座位里。他们开始时有一套繁琐的程序，然后，按照仪式，从两院各任命两名议员代表去通知总统。

我想总统就在门外，因为他立刻就进来了，由两院派出的代表陪同。他的保镖们和他一起进来了——都是我们的人。

玛丽也和总统在一起。有人给她搬了把折叠椅，她就坐在总统身旁。她翻动笔记本，把文件递给总统，装作他的秘书。但伪装到此为止。她将自己的女性魅力发挥到极致，看上去就像炽烈夏夜里的克娄巴特拉①——就像教堂里摆了张床那样不合时宜。我能感觉到会场的骚动；她和总统同样引人瞩目。

【① 公元前６９年到公元前３０年的埃及女王。】

甚至连总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人们可以看出他后悔把她带到这里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如果现在让她回去，更令人尴尬。

不用说，我当然很注意她。我盯着她的眼睛——她久久地对我温柔、甜美地笑着。我像个傻小子似的高兴地咧着嘴笑个不停，老头子捅了捅我的肋巴骨，我才止住笑。我重新坐好，认真听总统讲话，可我真高兴！

总统对形势做了理智的解释，说明我们为什么知道是这种情况，以及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总统的报告就像工程报告一样直截了当，合情合理。当然，打动人心方面也跟工程报告差不多。他只是陈述事实。最后，他撇开讲稿。“这是一个奇特的、可怕的紧急情况，史无前例，因此，我必须请求授予我足够的权力来应对当前的局势、有此地区必须实行戒严。暂时对公民的某些权利的严重侵犯是必要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必须取消。不受搜查和不受逮捕的权利必须服从公共安全的原则。因为任何公民，无论他多么受人尊敬，或者对国家多么忠诚，都有可能被迫成为这些秘密敌人的仆从。在战胜瘟疫之前，所有公民必须牺牲部分权利和个人尊严。

“我极不情愿地请求你们授予我这些必要的权力。”说完，他坐下了。

人群的思想你是可以体会出来的。他们感到了不安，但总统并没有说服他们。参议院议长拿起木槌，看着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按照程序，应该由他提出紧急状态动议。

出了纰漏。我不知道那位多数派领袖是不是摇了头，或者给了其他什么信号，反正他没有提出动议。延迟使情况变得很棘手，会场乱哄哄的。到处都有“总统先生”和“秩序”的喊叫。

参议院议长故意疏忽了其他几个人，把发言权给了本党派的一个议员。我认出那个人了——戈特利布参议员。只要是本党提出的议案，就是对他本人处私刑的议案，他都会投赞同票。他以连篇套话开场：在对宪法、权利法案（可能还拉扯上了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尊重方面，他不亚于任何人。他谦逊地提请大家注意他忠心耿耿为国效力的长期历史，然后又唠叨起了美国的历史。

我还以为他是在拖延时间，好让他的手F就相关问题拿出一套方案——但我突然意识到，他的连篇套话加在一起，居然渐渐有了意义：他在提请终止这次联席会议，启动弹劾并审判美国总统的程序！

我想，其他人也大致是在同一时间悟出了他的含意；这位参议员的提议包裹在重重陈腐老套的夸夸其谈之下，人们竟然能意识到他的真实意图，这可真是个奇迹。我看着老头子。

老头子在看着玛丽。

玛丽带着一种特别急迫的神情回应老头子的目光。

老头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草草地写了些什么。撕下来揉成一团，扔给玛丽。她抓住纸团，打开看完——递给了总统。

总统仍然坐着，轻松自得——似乎他交往最久的朋友此时此刻并没有把他的名誉撕成碎片。同时威胁合众国的安全。他戴上他的老式花镜，看了字条，然后不慌不忙地扭过头看了老头子一眼，给老头子使了个眼色。老头子点点头。

总统用肘轻轻顶了顶参议院议长，他感觉到总统在招呼他，俯向总统。总统和他小声交换了意见。

戈特利布参议员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地诉说他那深深的歉意，但是友情再深也不能取代更崇高的责任，因此——参议院议长“乓”的一声敲响木槌。“参议员，请听我说！”

戈特利布露出吃惊的神色，说道：“我的发言还没有结束，我不同意交出发言权。”

“参议员没有被要求交出发言权。根据美国总统的请求，鉴于你的讲话的重要性，请参议员到台上发言。”

戈特利布看上去迷惑不解，但也别无选择。他缓慢地向会场前面走去。

玛丽的椅子挡住了通向讲台的狭窄台阶。玛丽没有乖乖地让开路，而是转过身，搬起椅子，这样不仅没有腾开路，反而挡得更严了。戈特利布停下脚步，她和他撞上了。他抓住她的一只胳膊，两人这才站稳。玛丽对他说了什么，他也对玛丽说了些什么，但其他人谁也没有听见他们说了什么。最后他们转过身来，互换位置，他继续朝讲台走去。

老头子浑身颤抖着，像一条发现了猎物的狗。玛丽抬头看着他，点点头。老头子命令道：“抓住他！”

我一下子跃过栏杆，像一枝离弦的箭。我猛地扑在他的肩上。

我听见老头子在喊，“手套，孩子！戴上手套！”我没有停下来戴手套，赤手撕开了参议员的上衣，看到了鼻涕虫在他衬衣下搏动。我把他的衬衣拉下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六台立体摄像机也无法完全记录下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猛击他的耳后，制止他的反抗。玛丽按住他的腿。

总统站在我旁边，指着鼻涕虫，大声喊道：“看啊！看啊！现在你们都看见了吧。”

参议院议长站在一旁，呆若木鸡，拿着木槌的手不停地颤抖。

国会乱作一团，男人叫喊，女人尖叫。老头子站在那里嚷嚷着向总统的保镖们下达命令，好像站在发号施令的舰桥上。

我们控制了局势。门都锁上了，在场的除了老头子的部下，没有其他武装执法人员。确实有带枪的警官——可他们能干什么？一个年迈的国会议员从衣服里拔出一把肯定应该放进博物馆的左轮手枪，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在保镖的枪口下和木槌的敲打声中，会场终于逐渐恢复了秩序。

总统开始讲话。他告诉大家，这场令人惊愕的意外给了大家一个看清敌人真正本质的机会，他建议大家排队走过来，亲眼目睹来自土星最大的卫星的泰坦星人。不等他们同意，他就指着前排的人，让他们过去。

他们过去了。

我让开路，坐回原来的地方，思考这究竟是偶然还是精心安排的结果。和老头子在一起，你永远也搞不清。难道他早已知道国会被感染了吗？我揉着摔肿的腿，迷惑不解。

玛丽站在台子上。旁边差不多有二十来个人，还有一个女议员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我看见玛丽又向老头子发出信号。这一次，我比他的命令抢先一步。

若不是旁边就有两个我们的人，我可能又有一场恶斗。这家伙是个年轻壮汉，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我们把他放倒在戈特利布身边，又是老头子、总统和参议院议长的大喊大叫才恢复了秩序。

接下来是“检查和搜查”，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妇女们到跟前时，我就拍拍她们的背。我抓住了一个鼻涕虫。后来以为又抓住了一个，可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这位妇女的肩膀胖得圆乎乎的，我猜错了。

玛丽又找出来两个。随后，议员们排成了一长排，有三百多个。很快便发现，有人故意向后缩。

不要相信别人说的国会议员都很愚蠢。要想当选得花脑筋，要想继续当下去，那得是个有见识的心理学家。八个带枪的人还不够——应该说有十一个，包括老头子，玛丽和我。如果没有国会组织秘书的帮助，大部分鼻涕虫都会逃走。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抓住了十三个，其中十个是活的。只有一个寄主受了重伤。

自从杰斐逊·戴维斯之后，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成为杀戮的场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