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空无一人。这条走廊先是笔直向前，然后转向右侧。我以前从未来过这个观测站，但是作为预备训练的一部分，我曾经在地球上研究所里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里住过六个星期。我知道走廊里的这道铝合金台阶通向哪里。图书室里黑灯瞎火，我摸索着找到了电灯开关。我在图书索引里找到《索拉里斯学年刊》的第一卷及其附录，然后按下按键，一个小红灯亮了起来。我查看了一下借阅记录。这本书已被吉巴里安借去，一同借出去的还有另一本，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小伪经》。我关了灯，回到楼下。尽管刚才听到了那阵脚步声，我还是有些不敢进吉巴里安的舱室。那个女人有可能又回到了屋里。我在门外站了好一阵，最后终于咬紧牙关，壮着胆子推门进去。

房间里亮着灯，里面没有人。我开始在窗户旁边地板上散落的书本中间翻来找去；在这当中我还走到了那个衣柜前，把柜门关上。我不忍看到防护服中间的那块空地。窗边找不到那本附录。我有条有理地将每一本书依次查看，直到我翻到了堆在衣柜和床之间的最后一堆，这才找到了我要找的那本书。

我希望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线索，在人名索引部分果真夹着一张书签；有人用红色铅笔在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线：安德烈·贝尔东。这个名字在书中两个地方出现过。我首先查阅了第一个地方，这才发现贝尔东曾经是尚纳汉飞船上的后备驾驶员。下一个提到他名字的地方是在一百多页之后。刚登陆时，考察队行动极为谨慎，但十六天后，他们发现这片原生质海洋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而且对任何接近其表面的东西都主动退让，尽其所能避免与仪器和人直接接触。于是，尚纳汉和他的副手蒂莫利斯解除了部分作为预防措施的行动限制，因为它们严重阻碍了考察工作的进展。

当时考察队分为两三个人一队的小组，分别在海上执行飞行任务，飞行距离往往长达数百英里。先前考察队用来隔离并保护工作区域的防护屏投射器，现在全都被留在了基地。这道工作程序改变后的前四天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有宇航服上的氧气装置偶尔会遭到损坏，因为他们发现该装置的排气阀很容易受到索拉里斯有毒大气层的腐蚀，因此几乎必须每天更换。

在第五天，也就是从着陆算起的第二十一天，两位科学家，卡鲁奇和费希纳（前者是放射学家，后者是物理学家），乘着一辆二人气垫车在海上进行了一次勘探飞行。这辆气垫车并不是一架飞行器，而是一艘行驶在压缩气垫上的滑翔器。

他们出发六小时后仍未返回基地。当时尚纳汉碰巧不在，于是身为基地负责人的蒂莫利斯命令发出警报，并派出所有能抽调的人手进行搜索救援。

由于一个灾难性的巧合，当天搜索队出发大约一小时后，无线电联络便中断了；原因是红色太阳上正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太阳黑子，向索拉里斯星大气层的上层释放了一股强大的粒子辐射流。只有超短波设备还能使用，允许在不超过二十英里的距离之内进行通信。更糟糕的是，日落前，雾气变得越来越浓，搜索行动被迫中断。

当各救援小组都已动身返回基地时，其中一组在离海岸不到八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那辆气垫车。它的发动机还能正常工作，车体完好无损，在波浪中漂浮着。透明的驾驶舱里只有卡鲁奇一个人，处于半昏迷状态。

他们将这辆气垫车带回了基地，并对卡鲁奇进行了治疗。他当天晚上便恢复了知觉，但是费希纳究竟下落如何，他却一点都说不上。他只记得，就在他们准备返回基地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他呼吸装置上的排气阀发生了堵塞，他每吸一口气，就会有少量有毒气体进入他的宇航服。

为了帮助卡鲁奇修理他的呼吸装置，费希纳不得不解开自己的安全带，站起身来。这是卡鲁奇记得的最后一幕。据专家推测，接下来事件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在修理卡鲁奇的供氧器时，费希纳打开了驾驶舱的顶盖，可能是因为顶盖很低，妨碍了他的活动。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因为这种气垫车的驾驶舱本来就不是密封的，而只是用来抵挡风吹雨打等各种天气状况的影响。就在他这样忙活着的时候，费希纳自己的供氧装置一定也发生了故障，于是他渐渐开始发晕，结果从打开的顶盖出了驾驶舱，爬到了气垫车的顶上，然后掉进了大海。

就这样，费希纳成了这片海洋的第一位受害者。他的尸体本来应该还在宇航服里，漂浮在海浪之上，但经过一番寻找，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不过它也许漂到了别的地方：这数千平方英里的海面上波浪起伏，空空荡荡，而且几乎总是笼罩着一层薄雾，考察队根本没有能力将其全部仔细搜寻一遍。

再回到前面所讲的事件—到了傍晚，所有参加救援的运输工具都已返回，只有贝尔东驾驶的一架大型货运直升机除外。

天黑了几乎一小时之后，正当人们为了他的安全而焦虑不安的时候，他在基地上空出现了。他正处在一种神经性休克的状态；他不用人帮忙就自己爬出了直升机，但一下飞机便拔腿就跑。当大伙终于把他控制住的时候，他却又哭又喊；作为一个拥有17年太空航行经验、经历过无数艰难困苦的男子汉，他的这种表现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医生们怀疑贝尔东也中了毒。尽管他表面上似乎很快就恢复了理智，但他一刻都不愿离开考察队主火箭飞船的船舱，而且拒绝靠近可以看到那片海洋的窗口。两天后，贝尔东宣布他想要提交一份有关这次飞行的报告。他对此一再坚持，声称此事至关重要。考察队咨询委员会审查了这份报告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人的头脑受了大气中有毒气体的毒害之后所产生的病态产物。因此这份报告并没有被包括在考察队的历史记录当中，而是被收入了贝尔东的医疗病历，整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附录里就讲了这么多。我猜想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贝尔东的报告本身：它可能会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位经验丰富的太空飞行员精神崩溃？我又在那几堆书里翻了一遍，但还是找不到那本《小伪经》。我感到越来越疲乏，于是决定离开舱室，等第二天再找。在经过铝合金楼梯时，我看到有几片斑驳的亮光从上面照下来。这么说萨特里厄斯这个钟点还在工作！我觉得应该去见见他。

楼上要更热一些。低矮的天花板下，宽宽的走廊里稍稍有一丝穿堂风。通风口上的纸条狂乱地飘动着。主实验室的门是用一整块厚厚的磨砂玻璃制成，镶在一个金属框架里。玻璃被从里面用某种黑乎乎的东西遮住了，只有从天花板下方一个窄窄的窗户里露出一丝亮光。我按了一下门把手。正如我所料，门纹丝不动。屋里一片寂静，时不时传来一种轻微的嘶嘶声，就像是煤气灯燃烧的声音。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

“萨特里厄斯！”我喊道，“萨特里厄斯博士！是我，凯尔文，我是新来的！我必须见见您。请把门打开！”

一阵轻轻的沙沙声，就好像有人在揉皱了的纸上走动，接着又静了下来。

“是我，凯尔文！您一定听说过我！我几个小时前刚从‘普罗米修斯号’上来到这里！”我把嘴靠近门缝，大声说道，“萨特里厄斯博士！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请开门。”

没有声音。接着又是那种轻微的沙沙声。几声叮叮当当的响声，非常清脆，就好像是有人在将金属器具放在金属托盘上。我突然大吃一惊。一连串很轻的脚步声传来，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小跑：一双小脚丫又快又急的啪嗒啪嗒声。或者也许……也许只是有人在模仿，巧妙地用手指在一个空盒子上敲打着。

“萨特里厄斯博士！”我大喊道，“你到底打不打算开门？！”

没有回答，只是又响起了那种小孩子一路小跑的脚步声，同时还有几下很快、几乎听不见的迈大步的声音，就好像有人在踮着脚走路。如果这个人在走路的话，他又怎么能同时模仿小孩子的脚步声呢？但我转念一想，管它那么多呢，于是我不再强忍一直在心中积攒的愤怒，大声吼道：

“萨特里厄斯博士！我一路上花了整整16个月的时间，你现在想用这种把戏来阻挡我，根本没门！我数到十，然后我就要把门砸开！”

我很怀疑自己真的能把这扇门砸开。

喷气手枪的威力并不是很大，但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将我的威胁付诸行动，即使这意味着要去找炸药，这种东西贮藏室里应该有的是。我对自己说，我绝不能屈服，也就是说，我绝不能就这样拿着硬塞在我手里的纸牌继续陪他们玩这个疯狂的游戏。

一阵嘈杂声，像是有人在和另一个人扭打，或是在推什么东西。里面的门帘向旁边移动了大约半米，一个细长的身影出现在像是结了霜的磨砂玻璃上，一个稍有些沙哑的尖厉嗓音说道：

“我可以开门，但你必须向我保证你不会进来。”

“那你开门干什么？”我吼道。

“我会出来见你。”

“好吧，我保证。”

有钥匙在锁里转动的轻微咔嗒声，接着挡着半边门的那个黑影又小心翼翼地把帘子拉回原处。里面正在进行着某种复杂的操作—我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移动一张木头桌子，接着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只够萨特里厄斯从里面挤到走廊里来。他站在我面前，用身体把门死死挡住。他个头很高，身材瘦削，奶油色汗衫下的身体看上去就像是一把骨头。他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围巾，胳膊上搭着一件折叠起来的白大褂，上面点缀着化学试剂烧灼的痕迹。他瘦长的脑袋歪向一边，一副弧形墨镜几乎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因此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下巴很长，嘴唇发青，巨大的耳朵也像冻伤了一样泛着青色。他没刮胡子，手腕上用带子挂着红色的防辐射橡胶手套。我们俩站在那里，互相打量了片刻，目光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反感。他头上剩下的那点头发（看上去他用推子给自己理了个寸头）是铅灰色的，而他的胡子茬已经完全花白。他的额头也像斯诺特一样被严重晒伤，但晒伤的部分到额头中间为止，留下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显然他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总是戴着一顶帽子。

“什么事？”他终于开口道。我觉得他并不是在等我回答，而是在仔细注意他自己背后的动静，他的后背紧贴着那扇玻璃门。有好一阵，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才能不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

“我叫凯尔文……你一定听说过我，”我开口道，“我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曾经是吉巴里安的同事……”

他瘦削的脸庞上全都是竖直的线条—堂吉诃德的脸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此时毫无表情。墨镜黑乎乎的弧形镜面直冲着我，让我觉得说话非常困难。

“我听说吉巴里安……过世了。”我停顿了一下。

“是的。你有什么事？”

他听上去很不耐烦。

“他是自杀吗？尸体是谁发现的，是你还是斯诺特？”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难道斯诺特博士没告诉你……”

“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说法……”

“凯尔文博士，你是心理学家吧？”

“是的。那又怎么样？”

“一位学者？”

“嗯，是的。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以为你是侦探或是警察呢。现在是两点四十，你并不是在积极参与观测站里的研究工作—如果是那样的话，尽管你试图野蛮闯入实验室，那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你却是在盘问我，就好像我最起码也是个嫌疑犯。”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额头上渗出一粒粒的汗珠。

“你的确有嫌疑，萨特里厄斯！”我低沉着嗓子说道。

我想要不惜一切地刺激他，于是又毫不留情地补充道：

“这一点你知道得非常清楚！”

“凯尔文，如果你不收回那句话，并且向我道歉，我将会在下一次无线电汇报中对你提出投诉！”

“我到底应该为什么向你道歉？你既没有迎接我，也没有坦白地告诉我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锁上门，把自己关在了实验室里。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难道你彻底失去了理智？！你究竟是个科学家还是个可怜的懦夫？！嗯？你有什么话好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都喊了些什么，而他却丝毫没有畏缩。豆大的汗珠从他满是毛孔的苍白脸颊上淌下来。我突然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他将两只手藏在背后，用尽全力把门顶住。门微微颤动着，就好像有人在从里面往外推。

“你……应该……赶快走，”他突然用一种奇怪的尖厉嗓音哀叫道，“你应该……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走！下楼去，我会来找你，我会下楼，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请你赶快走！”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我在百般困惑中本能地抬起手，想要帮他把门关紧，因为他显然正在用尽全力试图把它顶住。但他却惊恐万状地大叫一声，就好像我要用刀捅他，于是我开始向后退去。而他还在不停地尖声高叫：“快走！快走！”然后又说，“我就来！我就来！我就来！不！不！”

他把门拉开一条缝，猛冲了进去。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他胸部的高度瞥见了一个金色的东西，像一个闪亮的圆盘。这时从屋里传来一阵沉闷的喧闹声，门上的帘子被掀到了一边，一个高大的影子从玻璃上闪过，帘子又被拉回原处，然后又什么都看不到了。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好像有人在互相疯狂追逐，接着突然被一声可怕的玻璃碰撞声打断，我还听到了小孩子放声大笑的声音……

我的双腿不停地发抖。我环顾四周，周围又是一片寂静。我坐在一个低低的塑料窗台上。我在那儿坐了大概有一刻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等待什么，还是说已经精疲力竭，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脑袋就好像要裂开一样。这时从高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拖得很长的摩擦声，与此同时，周围一下子亮了起来。

从我坐着的地方，我只能看见实验室周围圆形走廊的一部分。这里地处观测站的最顶端，紧挨着外层装甲防护板，因此朝外的墙壁是凹形的，并且有些倾斜，上面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堡垒枪眼似的窗户。窗外的遮阳板正在收起，蓝色的一天即将结束。一道耀眼的光芒穿透了厚厚的窗玻璃。每一块镀镍饰条、每一个门把手都在像小太阳一般熊熊燃烧。实验室的门—这块巨大的磨砂玻璃—像熔炉的开口一般散发出灼热的光芒。我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双手，在这种惨白的光线下，它们变成了灰色。我的右手里握着那把喷气手枪。我是什么时候把它从枪套里取出来的，是怎么取出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把它插回枪套。我现在明白，即使是原子爆能枪都没有任何用处。我能拿它做什么呢？把门轰开？强行闯入实验室？

我站起身。正在沉向大海的日轮，看上去就像是氢弹爆炸一般，朝着我的方向射来一束束几乎是物质般的水平光线；当它们照在我的脸颊上时（我正在走下楼梯），那种感觉就像是火红的烙铁。

楼梯下到一半，我改了主意，又重新回到楼上。我沿着环绕实验室的走廊往前走。走了一百来步之后，我来到了实验室的另一边，这里有一扇完全相同的玻璃门。我甚至没有去尝试将它打开；我知道门一定是锁着的。

我在塑料墙壁上寻找着窗户之类的东西，哪怕是一道裂缝也好；我觉得偷偷侦察萨特里厄斯这个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想彻底结束这种猜测，了解事情的真相，尽管我无法想象我将如何能够理解它。

我忽然想到实验室是从天花板上的天窗采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装在外层防护板上的天窗。如果我到观测站外面去的话，就有可能透过天窗看到实验室里的情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下楼去取宇航服和氧气瓶。我站在楼梯边，琢磨着值不值得费这个力气。天窗很可能是用磨砂玻璃制成的，但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我下到观测站的中层。我必须经过无线电台室。房间的门大敞着。他坐在扶手椅上，还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姿势。他正在睡觉。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惊醒了，睁开了眼睛。

“你好，凯尔文。”他声音沙哑地招呼道。我没吭声。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他问道。

“还真有，”我不紧不慢地答道，“他不是一个人。”

斯诺特撇了撇嘴，做了个鬼脸。

“哦，是吗？这可真不错。你是说他有客人？”

“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谁都不肯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故作随意地说道，“我反正是要住在这儿的，所以迟早都会发现。干吗要搞得神秘兮兮的呢？”

“等你自己有了客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说道。我感觉他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没有心情谈话。

“你要去哪儿？”当我转过身的时候，他追问道。我没有回答。起落场大厅还是我先前离开时的样子。我的着陆舱仍停放在发射台上，门大敞着，外面烧得一片焦黑。我来到挂宇航服的架子前，但突然对到观测站顶部外层防护板上面去的想法失去了兴趣。我转过身，沿着螺旋楼梯下到了贮藏室。狭窄的走廊里堆满了各种气瓶和摞在一起的箱子。墙壁上是裸露的金属，在灯光下闪着铁青的光芒。往前走了几十步之后，天花板下方出现了覆盖着冰霜的制冷管道。我沿着管道继续往前走。它们穿过一个粗粗的塑料套筒，消失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我打开沉重的房门，一股刺骨的寒气向我袭来。这扇门足有两个手掌的宽度那么厚，门沿上还垫着橡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密密麻麻的螺旋管上结满了冰霜，上面还挂着冰柱。这里也堆放着箱箱罐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墙上的架子上堆满了各种罐头，还有某种黄色的块状脂肪，包裹在透明塑料薄膜里。再往里走，筒形拱顶的天花板变得更矮了。这里挂着一个厚厚的帘子，结在上面的冰针晶莹闪烁。我把帘子推向一边。一个铝合金平台上停放着一个又大又长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块灰布。我掀起布的一角，吉巴里安棱角分明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他的一头黑发平展地贴在头皮上，只有额头上方有几缕花白。他的喉结向上突起，冲断了脖颈的曲线。他枯干的双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眼角挂着一颗浑浊的冰粒。房间里冰冷刺骨，我的牙齿止不住地打架。我一只手掀着裹尸布，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脸颊，就好像摸到了冰冻的木头。胡子茬像一个个小黑点似的从皮肤上扎出来，摸上去很粗糙。他的嘴唇凝固在一种轻蔑而又极度耐心的表情上。我放下那块灰布，注意到尸体的另一边有几颗细长的黑色珠子或豆子，从小到大排列，从皱巴巴的裹尸布下面伸出来。我一下子惊呆了。

那原来是从脚底板方向看上去的赤脚脚趾，椭圆形的趾肉稍稍有些突出。在裹尸布皱巴巴的边缘下面，平躺着的竟是那个黑人女子。

她面朝下，仿佛在沉睡之中。我将厚厚的布单一点一点拉开。她的头顶上长满了一绺绺稍有些发青的头发，脑袋枕在肘弯里，粗大的胳膊和头发一样漆黑。她脊柱上的隆起将她背上富有光泽的皮肤绷得紧紧的，硕大的身躯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我又看了看她赤裸的脚底，惊讶地发现了一件怪事：她的脚掌所承受的重量一定不小，可是它们并没有被压扁或者挤平，就连赤脚走路磨出的老茧都没有，上面的皮肤像她背上或手上的皮肤一样光滑细腻。

我伸出手摸了一下，想看看我的这个印象对不对，而对我来说，这要比摸那具死尸困难得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她的身体经受着零下20度的严寒，她居然还活着，动了两下。她缩起了双脚，就好像狗睡觉时有人抓它的爪子一样。

她在这儿会冻死的，我心想。但她的身体很平静，也不是特别凉。我的指尖上仍然留有那种柔软的感觉。我退到帘子后面，把帘子放下，回到了走廊里。外面的感觉酷热异常。我沿着楼梯径直来到起落场大厅旁，一屁股坐在一顶卷起的降落伞上，双手抱着头，感觉自己被彻底击垮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我几乎要崩溃了，我的思绪似乎正在悬崖边上徘徊，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假如能让我失去知觉，灰飞烟灭，对我来说那将是一种难以言表、可望而不可即的仁慈之举。

我没有理由去找斯诺特或者萨特里厄斯。到现在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到的一切，谁都无法理出一个头绪。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解释，就是将其诊断为精神错乱。没错，我一定是着陆后马上就疯了。这片海洋影响了我的大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幻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浪费精力，徒劳地试图解开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谜团，而是应该寻求医疗救助，用无线电台呼叫“普罗米修斯号”或另一艘飞船，发送求救信号。

这时，一件我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认为自己疯了，这个想法反倒使我平静下来。

我终于完全明白了斯诺特讲过的话—如果这个叫斯诺特的人真的存在，而且我曾经跟他谈过话：毕竟这些幻觉可能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又有谁能知道，我是不是还在“普罗米修斯号”上，突然染上了一种精神病，而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神经错乱的产物？然而，如果我真是生了病的话，我的病情就有可能好转，这至少可以给我一丝解脱的希望。而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在索拉里斯星上所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团解不开的噩梦，我从中看不到任何得到拯救的希望。

那么，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自己身上进行某种依照逻辑而设计的实验—一个判决性实验—好让我断定我究竟是真的疯了，受着自己头脑中幻影的摆布，还是说尽管我的这些经历荒谬无比，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却千真万确。

我一边思考着，一边凝视着一个用来支撑起落场承重结构的金属支架。它的形状是一根金属杆，从墙上突出来，四周用凸形金属板加固，漆成了浅绿色。在大约一米高的地方，有几处油漆已经剥落，多半是运送火箭的推车从那儿经过时擦掉的。我摸着上面的钢铁，用手将它焐了一会儿，然后敲了敲防护板的卷边。幻觉能达到这么逼真的程度吗？也许能，我自问自答。这毕竟是我的本行，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知道的。

但是有可能设计出这样一个判决性实验吗？一开始我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我有病的大脑（如果它真的有病的话）会产生出任何我需要的幻觉。不仅是在生病的时候，就算是在最普通的梦里，我们也会和我们在清醒状态下并不认识的人交谈，向这些梦中人物提问题，并听到他们的回答。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人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来自从我们头脑中暂时分离出去、貌似独立的一部分，然而在梦里，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将会说些什么。但实际上，这些话是我们头脑中那个分离出去的部分编造出来的，因此在我们把它想出来，并放到一个虚构人物嘴里的时候，我们自己早就应该知道了。所以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计划，进行什么样的实验，我总是可以对自己说：我所做的一切和我们在梦里的行为一模一样。斯诺特和萨特里厄斯在现实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向他们二人中间的哪一个提问都没有用处。

我还想到我可以服用一些强有力的药物，比如佩奥特碱，或者是别的什么能够产生幻觉或多彩幻象的东西。如果服药后真的产生了幻觉，那就证明我服用的药物的确存在，是我周围现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我又进一步想到，这也并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个判决性实验，因为我知道这种药物（当然这必须由我来选择）应该在我身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服药的行为和药物造成的效果同样都可能是我自己想象力的产物。

我开始觉得没有任何办法摆脱这种疯狂的恶性循环—归根到底，一个人只能用他自己的大脑来思考，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体之外来检查自己身体内部发生的过程是否正常。而就在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切中要害。

我从那堆卷起的降落伞上跳了起来，直奔无线电台室。房间里没有人。我瞥了一眼墙上的电动时钟，将近凌晨四点，仍属观测站人为约定的黑夜，窗外是一片红色的黎明。我迅速打开长途无线电通信设备，一边等着电子管预热，一边把实验的各个阶段在脑子里又排演了一遍。

我记不得环绕索拉里斯运行的那个卫星体上自动观测站的呼叫信号是什么，但在主控制台上方挂着的一块小牌子上找到了。我用莫尔斯电码进行呼叫；八秒钟后有了回答。那个卫星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电脑，用有节奏的重复信号向我报到。

我要求它每隔22秒向我汇报一次它围绕索拉里斯运行时所经过的银河系天球子午线的经度，数据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五位。

然后我坐下来等候答复。十分钟后答复来了。我将记录着结果的打印纸撕下，把它塞进一个抽屉里（确保我连瞥都没有瞥一眼），然后从图书室取来了大幅星空图、对数表、卫星日常运动的年历，还有另外几本参考书，接着便开始计算我自己对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列出所需的方程式。我已记不得自己上一次进行如此困难的计算是在什么时候，很可能是在大学里实用天文学考试的时候。

我在观测站的大型计算器上进行这番计算。我的推理如下：我从星空图上得出的数字和卫星体提供的数字应该不完全相同，这是由于卫星体经受着复杂的摄动，它不仅受索拉里斯本身万有引力的吸引，而且还受索拉里斯两个互相环绕的太阳的吸引，此外还受索拉里斯海洋所引起的局部引力变化的影响。这样我就有了两组数据：一组是由卫星体提供的，另一组是根据星空图从理论上计算出来的，然后我将对我自己的计算结果进行修正。经过修正之后，这两组结果应该吻合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只有小数点后第五位上仍然存在着差异，这是由于海洋不可预测的影响而造成的。

即使卫星体所提供的数字并不是真的，而是我自己疯狂头脑的产物，那么它也仍然无法与另一组数字相吻合。即使我的大脑有毛病，它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完成观测站计算器所进行的计算，因为如果没有计算器的帮助，这些计算将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如果两组数据相吻合的话，那就说明观测站的大型计算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真的使用了它，而不仅仅是在我的幻觉当中。

我用颤抖的双手将那张电报打印纸从抽屉里拿出来，在另一张从计算器上拿下来的更宽一些的纸旁展开。正如我所料，两组数字互相吻合，直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在第五位上才有差异。

我把所有纸张全都放进抽屉里。这么说来计算器的存在和我并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个观测站和站里的所有一切也都是真实存在的。

我正要关上抽屉，这才注意到里面塞着一叠纸，上面全都是匆忙写下的算式。我把那叠纸抽了出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有人已经做过和我相类似的实验，唯一的区别是，这个人向卫星体请求的不是关于天球的信息，而是索拉里斯行星反照率的测量数据，时间间隔为40秒。

我没有疯。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已破灭。我关掉了无线电发射器，喝完了保温瓶里剩下的肉汤，然后便回舱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