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

“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左宗棠原为东阁大学士，将来到京，是不是派在军机上行走？另外请旨。至于新疆军务，自以左宗棠保荐为宜。”

“咽。”慈禧太后点点头，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即问道：

“还有什么事要谈？”

“张之洞有个折子论海防，牵涉的事项甚多。”说到这里，恭王特意停了下来，要看慈禧太后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那还是你们谈吧！”慈禧太后说道：“张之洞倒是肯用心，肯为朝廷出力的人。”

就这一句话，便等于已作了裁决，凡有所奏，应该尽量采纳。因而恭王答应着说：“臣等仰体圣意，拿原折逐款商量停当，奏闻取旨。请圣母皇太后先回宫吧！”

于是慈禧太后先离座回长春宫。接着便送进来一个黄匣子，里面是经她裁定的两案，写旨呈阅。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谕令曾纪泽将应议条约，妥慎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着加恩即行开释。

”一看，慈禧太后便皱起了眉。这道上谕，含混笼统，语意不清，“商办一切”与”代奏施恩”有何关系。“施恩”是要施什么恩？都不明白，本想动朱笔替它改正，但精神不济，

<<只好算了，撂下看第二道>>

第二道是廷寄：

“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此外带兵各员中，有才略过人，堪膺艰巨，秉性忠勇，缓急足恃者，并着胪列保荐，用备任使。

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道廷寄，没有什么地方要改，随即发了下去。于是李莲英面奏：“该请脉了。”

“不必五个人一起上来。”慈禧太后忽然说道：“就传薛福辰、汪守正好了。等我好好问一问他们。”

薛、汪两人已取得信任，同时也颇蒙优遇，慈禧太后特赐矮凳子，让他们在御前坐着谈，这是宣力有年的高龄大臣都未能得到的恩典。

慈禧太后特意摒隔太医，只召薛、汪，是有意要跟他们谈谈。一则破闷，二则是采风问俗，想了解民间疾苦，更想了解官吏贤愚。

这方面，汪守正就比薛福辰大见才具了，应答奏对，十分称旨。问到山西的官吏，他总是扬善隐恶，归结于颂扬圣明，十分动听。

“阎敬铭在山西怎么样？”慈禧太后问道，“他在山西办赈，经手的款子很不少，是不是很清廉啊？”

“是，”汪守正答说，“阎敬铭督办山西赈务，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龙图。曾国荃常常在臣面前夸奖他，说为人臣者，总要象阎敬铭这样子清廉刻苦，实心办事，方不负朝廷识拔。阎敬铭也常跟臣说，秦晋大旱，皇太后垂念备至，在国库万分支绌之际，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上答皇太后天高地厚之恩。”

“真是这样子吗？”慈禧太后问道：“有人说他在山西，趁荒年地价贱，买了许多良田，又特为搬家到山西。这话又是打那儿来的呢？”

“阎敬铭在山西办赈，极其认真，真正涓滴归公，难免得罪了人，造谣糟蹋他，也是有的。至于搬家到山西，是因为他的原籍朝邑，靠近黄河，地势太低，每每闹水，所以搬到解州运城，这也是好早的事了。”

“唉！”慈禧太后感慨地，“可见得做个清官也不容易。朝廷自然要保全清官，就怕听不见真话。你们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总要本着良心老实说才好。”

“是！”薛、汪二人同声回答。

“阎敬铭的性情是不是很耿直？”

“是。他忠心耿耿，正直无私。”

就这样谈着，慈禧太后慢慢浮起了记忆，首先是记起阎敬铭的相貌，又矮又小，而且两只眼睛一高一低。但慈禧太后还记得胡林翼保他总办东征粮台时，奏折中有句考语：“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扬万夫。”不由得又生了感慨。

“真正人不可貌相！象阎敬铭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办大事。”慈禧太后又想起一件事，“说他在湖北的时候，跟总督抬杠，愣要杀总督的贴身小厮，汪守正，你可知道这件事？”

“臣听说过。”

总督是说官文，所谓“贴身小厮”就是官文的娈童，名叫张玉。官文宠他出了格，命他带领督署卫队，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入夜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当湖北藩司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入眼了。照例，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好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的威信，要找机会办他。

有一天机会来了。张玉带领亲兵数人，闯入民居，奸杀了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家的父兄，当然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作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作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大人！”阎敬铭始终是这么一句话：“不杀张玉，我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大有拂袖而起的模样。

官文见此光景，硬一硬头皮，从屏风后面踏了出来，“丹初！”他说，“赏我一个面子！”接着，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他避开一步，回身扬面，装作不曾看见，这一下，严树森有话好说了，“丹初，”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太过分了！

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

于是阎敬铭不得不扶起官文，同时说道：“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一叠连声地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立刻斥退。”

“可以。我马上下条子。”

“第二、张玉立刻递解回籍，不准片刻逗留。”

提到这个条件，官文面有难色，只为断袖余桃之爱，难以割舍，然而那也只是瞬息间事。想起阎敬铭的峻厉，盘踞督署，三日不去，自己万般无奈的窘迫光景，顿觉心悸，不暇细思地答说：“都依，都依。来呀！”

其时堂上堂下，材官卫士，肃然林立，只见督抚并坐，神色将顺，而矫小如侏儒的阎敬铭，侃侃而谈，心雄万夫。对这奇异的景象，无不瞠目结舌，看得呆了，因而对官文的喊声，一时茫然。息了一下，才暴雷似地答出一声：“喳！”

“张副将在那里？”

张“副将”就在屏风后面，心惊胆战地走了出来，一张脸上又青、又红、又白，忸怩万状地站在那里，似乎连两只手都不知道放在何处好？

“给阎大人磕头！”官文吩咐，“谢阎大人不杀之恩！”

“是！”张玉向阎敬铭面前一跪：“阎大人……。”他还只叫得这一声，阎敬铭已经翻脸，大声喊道：“来人！”

“喳！”应声上堂的是藩司衙门的差役。

“拿这姓张的拉下去打，打四十！立刻发遣。”

张玉神色大变，只看着官文。官文却不敢再求情了，微微转脸，避开了张玉的视线，接着便起身退入上房。

于是当堂重责四十板，传了江夏知县来，即时派解差将张玉押送出境。等处理完毕，阎敬铭求见官文，长揖请罪。

“算了，算了！”官文索性付之泰然，“也怪不得你。”

口头是如此说，心里却另有打算。官文很服从人，前有胡林翼，后有胡林翼所提拔的这个阎敬铭，不但帮自己封侯拜相，而且靠他们坐享富贵，所以此时虽觉阎敬铭可畏，却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反倒密保他“才堪大用”，接替内调的谭廷襄，署理山东巡抚。

听罢汪守正所谈的故事，慈禧太后对阎敬铭大感兴趣。多少日子来，她有这样一个感觉，恭王越来越怕事，越来越软弱，当年的英气、锐气，仰乎已荡然无存，一味圆融，近似乡愿。朝中负实责的大臣，不是象沈桂芬那样迁就实际，务求平稳，就是象李鸿藻那样硁硁然近乎迂腐，太不讲实际。现在正需要象阎敬铭这样一个精明强干，实事求是而有操守的人，来改换风气。不过阎敬铭一直称病，也不知是真是假？眼前还没有精神来振饬纲纪，且先搁着再说。

又过了些日子，各省所荐的医生，纷纷到京，最有名的是一个江苏常州的秀才；名叫马文植，号培之。他的祖父是名医，马文植家学渊源，声名极盛。然而他的运气没有薛福辰、汪守正来得好，因为慈禧太后经过薛、汪的诊治，病势大见好转，便不容易显他的本事，请脉以后，主张以润肺为主。

慈禧太后原有痰中带血的症象，所以这个甘润的治法，与薛、汪的温补，相得益彰，病情大见好转，慈禧太后也兴致勃勃地，打算苦中作乐，好好过个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