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三月不雨，旱象已成，两宫太后和恭王的心境极坏，因为这一旱，不独本年丰收无望，明年的日子难过，而且这一旱使得运河干涸，人马可行，以致回窜在湖北麻城、黄州，河南南阳、信阳、罗山一带的东捻，突破长围，由叶县、襄城、许昌、兰封、考城，长驱入鲁，恰好到了梁山泊，等于恢复了僧格林沁力战阵亡那时的态势，由此进逼泰安等处，连济南都受威胁了。

京畿旱象已成，设坛祈雨，已历多日，而每天骄阳如火，偶尔有一阵轻雷，几点小雨，连九陌红尘都润湿不了，自然更无助于龟坼的农田。所以召见恭王，一谈天气，两宫太后都是忧形于色。

“小暑都过了，”慈安太后说，“再有雨也不行了。”

“庄稼大概总是不济事了。不过，下了雨，人心可以安定。”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天神、地祗、太岁、龙王都派人拈了香了，雨不下就是不下！怎么办呢？”

“我看要‘请牌’了吧？”慈安太后问。

“还不到‘请牌’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就让恭王无法回答了。风雨无凭，祈而不至，有伤皇帝的威信，所以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订定了一套保全天威的程序，“请牌”是最后一着。以谕旨迎请邯郸县龙神庙的铁牌来京，供奉在都城隍庙，说是一定会下雨。如果请牌不灵，等于龙神不给皇帝面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到观风望色，快将下雨的时候，决不请牌，而到了可以请牌的时机，不请也会下雨。其中妙用，慈安太后不懂，恭王也不便拆穿。正在无以为答时，想起有件事可以代替。

“汪元方出了个新鲜主意，倒不妨试一试。”

“什么新鲜主意？”慈安太后很感兴味地问。

恭王实在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此时为了搪塞，只得说了出来：“汪元方说，找一个老虎头，扔在黑龙潭，可以起雨。”

“这主意可真新鲜了！”慈禧太后因为刘铭传冒功一案，把鲍超整得旧伤复发，一病几殆，都是汪元方的过失，所以对他印象太坏，他的话不容易让她相信，因而又问：“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能起雨呢？”

“大概那本书上有这个说法。”恭王答道，“臣在琢磨，《易经》上有‘潜龙勿用’的话，把老虎头扔下去，惊它一下子，也许就能惊潜起蛰，云腾致雨了。”

“啊，我明白了！”慈安太后脸上是恍然大悟的神情，“那不是‘龙虎斗’吗？”

说穿了果然不错！但龙为帝王的表征，虎则“矫矫虎臣”，所以附会其说，龙虎斗可以看作武将反叛之象。恭王怕两宫太后多心，含含糊糊地答道：“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唉！”果然，慈禧太后说话了，“还是不要斗吧！总要上下一条心，才能兴旺起来！”

慈安太后却完全没有能理会她和恭王的转弯抹角的心思，对汪元方的新鲜主意，深为欣赏，很起劲地说：“龙，本来有痴龙、有懒龙，必是它睡着了，忘了该兴云布雨。现在扔一个虎头下去，就跟在马槽上拴一只猴子一样，让它一淘气，就偷不了懒啦！这个主意可以试。就一件，那儿去找个虎头啊？”

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不作声，这是以沉默表示异议，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找不着虎头而为难。

“我听先帝说过，康熙爷和乾隆爷在木兰行围，都亲手用鸟枪打过老虎。”慈安太后看着恭王说，“让内务府马上在库里找一找！”

慈安太后难得有所嘱咐，所以，再为难的事，恭王也得答应，慈禧太后当然亦不好意思反对。于是李鸿藻所荐的军机大臣汪元方，总算又有了一番献替。

等退回军机直庐，文祥和宝鋆都还在，提到汪元方的祈雨之方，文祥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方面讲求天算格致之学，一方面弄这些匪夷所思的玩意，将为有识者所笑。但已奉旨照办，好歹得想办法敷衍，于是决定让内务府去找一个虎头，派两名侍卫赍到黑龙潭一扔了事，不必声张，更不必发上谕。

这一下，内务府的官员可又着忙了，好在皮货库正在翻晒皮统子，趁此机会大大翻检了一遍，虎皮褥子倒多的是，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虎头。

找不到虎头便无法向慈安太后交差，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崇纶，都很着急，亲自到敬事房找了年老的太监来问。有个老太监在嘉庆末年就已进宫当差，见多识广，想了半天，记起御药房为了取虎骨作伤药，浸药酒，在道光年间开剥过一头老虎，也许会有虎头。

于是传了御药房的首领太监来，命他查档细检，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虎头，是照西法剥制，安在一块木板上面，张牙怒目，死有余威。内务府大臣如获至宝，特为捧到军机处，请汪元方过目，然后请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派定两名乾清门侍卫，把它投入西山深处黑龙潭。

谁知龙虎不斗，云霓不兴，但知道其事的人，也没有拿它当笑话讲，实在也没有讲笑话的心情。久旱不雨，且莫说秋收无望，就眼前粮价飞涨，日子便很艰难，加以保定东南一带，发现盐枭杀人放火，抢了三十多个村庄，裹胁到二千余人之多，拥有八百匹马，二百多辆大车，以致人心越发浮动。

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 ※ ※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处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

“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

“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他“赵老师”，奉为首座。

赴宴的客人都怀着心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年近岁逼，两位“提督”下帖子请吃饭，这顿饭岂是容易下咽的？

所以大家事先在李同知家商量了半天，凑了两千银子作为“炭敬”，公推赵老师致送，等酒过三巡，他咳嗽一声，把两个红封套取了出来，起身离席，要来呈递。

刘铭传倒很沉着，虽知是怎么回事，要等他开了口再说，在另一桌做主人的郭松林却忍不住了，大声问道：“嗨，赵老师，你那是干什么？”

“回两位大人的话，附近这几个荒寒小村，幸托荫庇，特为预备了一点点敬意，请两位大人赏收。”

“哎呀，真窝囊死了！”郭松林把眉毛眼睛都邹在一起，“省三！你快跟大家说了吧！”

“赵老师请坐！”又好笑，又好气的刘铭传，叫戈什哈把愕然不知所措的赵老师扶回席上，说明了以辎重相赠的本意，接着又声明：“不过目前还不能散发，等我们把这一仗打下来，留着那些粮秣被服，请各位为地方办善后。今天备一杯水酒，先向各位说一下，心里有个数，好早早筹划。我再拍胸向各位说一句：“要不了十天工夫，寿光就看不见一个捻匪了。”

这番话出口，被邀的客人，无不大感意外，那李同知人极能干，随即高声说道：“两位大人真正是爱民如子，忧民如伤。赵老师，我们得要为地方叩谢两位大人的恩德。”

“应该，应该！”

客人都站了起来，赵老师和李同知走到下方替两位主人磕头，刘、郭二人逊谢不遑。乱过一阵，各回席次，刘铭传乘机提出要求，不得收留捻军，不得供给捻军粮食，不得把官军的情形泄漏给捻军！各人守住自己的圩子，不与捻军打交道，如果发现大股捻军，随时来报告，以便出队攻剿。

他说一句，大家答应一声，看得出是各人真心愿意听从。郭松林十分高兴，也十分佩服刘铭传，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宾主尽欢而散，只有李同知一个人留了下来，说有机密奉陈。刘铭传便把他和郭松林邀入卧室，关起门来密谈。

“有句话，本来我怕惹麻烦不敢说，两位大人局量如此宽宏，我想说了也不要紧。”李同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他们两人的意思再作道理。

“不妨！”刘铭传鼓励着他：“你尽管实说。”

“是这样，有人传来一句话——这个人也不必说了，反正决非通匪，说李允有意投降。我不知他这话真假，而且也不敢干预戎机，所以没有理他。如果两位大人觉得不妨一谈，那条线我还可以接得上。”

“李允？”刘铭传看着郭松林沉吟，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郭松林是恨极了捻军，也极不相信捻军，但这里凡事到底要听刘铭传作主，所以虽不赞成，也不开口。

“李允跟赖汶光是曾九帅下金陵以后，一起投捻的，这两个什么‘王爷’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跑也跑不动，是也该投降了。不过，”刘铭传问道，“赖汶光怎么样呢？”

这句话，前几天“接线”的人来，李同知就曾问过。据说赖汶光决不投降，尤其不肯投降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克复苏州，用程学启的计谋，招降伪纳王郜云官，杀了伪慕王谭绍光，开齐门迎降。结果那些“王爷”、“天将”，为程学启关闭营门，杀得光光，有此一段往事，赖汶光宁死不降。但程学启杀降，李鸿章纵非指使，亦是默成，所以淮军颇讳言其事。李同知知道这个忌讳，当然不肯说实话。

“赖汶光如何，倒未听见说起。”

如果赖汶光肯投降，刘铭传倒愿作考虑。李允虽也是东捻中的一个头目，却无甚作用，垂成之功，刘铭传不愿多生枝节，而且也知道郭松林决不赞成。不过官军总应该予匪贼以自新之路，有人投诚，拒而不纳，这话传出去不好听，所以他便用了一条“缓兵之计”。

“这样，拜托你老兄跟前途联络一下看，赖汶光怎么说法？

最好一起过来。”

“是！”李同知也看出来了，刘铭传并无诚意，便站起身预备告辞。

“老兄等一等！”刘铭传很郑重地告诫他说，“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同时，传话过去的时候，请你也不必说得太肯定。”

李同知一番热心，至此消失无余，根本不会再去传什么话，接什么线。所以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他是走了，郭松林却有些担心，怕李同知跟捻军有什么勾结。刘铭传说他不敢，安慰了几句，一个劲催他早早回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