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尽管战争不断，瘟疫也接踵而来，但它绝非是某些人描绘的黑暗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思想创新都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并为后人指明了发展方向。大约在1350年，变化就已开始。

14世纪初，在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最为流行的书籍就是法语版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但在1356年，著名的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爵士结束了他在全世界据称是长达三十四年的旅行。不久之后，每个人都在读他的游记。这是第一本真正富有想象力的英语游记文学著作，并对英语文体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尽管曼德维尔声称这本书是对其在近东、印度和中国旅行的描述，但实际上似乎是很多其他著作内容的汇编，有些甚至还是法文书籍。不管怎样，它还是打破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禁锢，标志着游记文学的开始。而爱好旅游也是英国人的重要特性。

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的作品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民主精神。他强烈谴责当时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强调了所有优秀英格兰人应具备的三样品质：诚信工作，自由精神，（与人交往）诚实公正。

从工人阶级兴起这个立场来看，尤其重要的著作是兰格伦（Langland）的长篇寓言《农夫皮尔斯》（Vision of Piers Plowman）。这本书的多个译本和很多版本，可能还经过他人润色。兰格伦本身并不想改变社会秩序，而只是想通过改善个体生活来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他的著作却是英格兰社会改革著作的鼻祖，也因其故事来源于平民而知名。在阅读还是一样罕见技能的时代，真是让人难以理解诗歌是如何流行起来并获得广泛影响力的。诗歌的流行和影响力，也让它成为当时一股鲜活的力量，而不再是只有后来的古文研究者和文学编年史学者才感兴趣的对象。这部著作描述了一趟对真理圣地的朝圣之旅，并混合了人类和寓言人物。该书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个后来成为像基督那样的圣人的领袖，并不是教士，也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一个农夫。事实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从平民大众的视角去看待和批判世界。

我们稍后还会谈到威克里夫（Wyclif）的宗教活动，不过，在中止平民这一主题前，我们可以先讲讲威克里夫对新思想的贡献。

我认为将威克里夫的财产观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确有点过了。

但他的财产观的确又是与教会和封建制度相斥的——尽管他使用了封建制度里最高领主这一概念。不过，威克里夫所说的最高领主，指的是上帝。威克里夫认为每个个体都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而不是像封建制度下通过从国王到农奴这一链条逐层发生关系的。

由于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垂青，威克里夫认为个人财产及对他人的政治权力只能归属于那些遵守《新约》四福音书的法则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又必须为其同伴们提供服务作为回报，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其财产或是位置提供合法性支持。此外，威克里夫还认为，正如正直不可能由父亲馈赠或遗留给儿子一样，财产和权力也不能这样馈赠或是遗传。

尽管威克里夫小心翼翼地补充说明了任何人都没有只因觉得他人不正直就夺取他人财产的权利，但此类观念的颠覆性影响还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可能正是他理论中的这一方面为他暂时赢得了兰开斯特公爵及其他人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正渴望夺取教会并获得教会的巨额财产。与此类追求少数人的自私利益形成对照的是，诸如兰格伦和威克里夫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穷苦大众的影响，标志着英格兰生活和思想中新要素的产生。

教会在大众心中已经失势，尤其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教皇分别在罗马和阿维尼翁设立法庭并分庭抗礼的那半个世纪里。英格兰反对那些教皇强加给他们的外国主教，这些人甚至都没有教会职位而只是其亲信。他们还在英格兰法院提出上诉，反对阿维尼翁教皇及其苛捐杂税，尤其是约翰一世之前为了获得教皇承认而答应以家臣身份每年上供的那一千马克。爱德华三世自1333年之后就不再支付这笔款项了，而威克里夫的教义也支持爱德华的这一行动。

在促使将《圣经》首次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威克里夫在很多工作上都亲力亲为，甚至还为后来的新教和民主奠定了基础。通过依附于他的那些“穷教士”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宣讲，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成为了他的信徒。他们也被称为威克里夫派教徒，或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后来的一些神学教义，如否定圣餐变体论、反对出售赎罪券、反对为民众葬礼上的祈祷收费等，让部分信徒不再追随他，也让他成为教会的直接反对者。不过，尽管遭受迫害，威克里夫派并没有被扑灭；相反，这一运动一直持续着，并最终融入更为总体性的宗教改革。

在那时，让英格兰教会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努力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或是突如其来的冲动了。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反对罗马教廷的运动有着相当大的推动力。他们通过法令来抵制罗马教皇任命圣职的制度，拒绝向任何国外法庭其实也就是教皇法庭上诉，主教不可以担任政府官员等。教会的堕落、某些人敛财的欲望、教会不再服务社区、劳动阶级对教士的懒惰和奢侈的厌恶等更是助长了反对教士和教皇的情绪。而由战争滋生的强烈的反法情绪，也自然延伸为对生活在法国的法国大主教以及那些支持法国、反对英格兰利益者的厌恶。

新思想就像酵母一样正在社会结构里发酵，而这个社会结构还没有稳固到能够承受这一强大而突然的张力的地步。与其他原因一起，这些新思想将要产生的张力，不仅会让英格兰陷入彻底混乱，而且还可能导致大幅倒退。过于急速的发展似乎总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