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中世纪时期的首要特征就是社团精神（corporate spirit）的发展。历史本身并没有清晰可分的间隔，生命的激流也总是川流不息的，而年份、朝代或者世纪都只是对时间的一种便利性划分。

每一件事情均与过去和未来相连，但不同时期的重点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时期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修道士的出现，他们强化了教会对普通大众的控制；二是大学、手工业行会和议会的发展，这又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公共生活和社团生活的感情。

我们前面业已论及教会作为一项制度的重要性。不过，教会的权贵几乎都是政治家而非宗教领袖，起码是有时表现得更像政治家。而僧侣尽管努力学习知识并救助穷人，却并没有对修道院及其富饶土地上的宗教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据我们所知，许多无知的教区教士也未能造成重大影响。教会是有影响力的组织，有时甚至是统治性的组织，但它缺乏一种能够为普通人带来振奋和归属感的精神。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于13世纪早期就在英格兰获得了立足地。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尤其是方济各会服侍民众并让教会保持生命力。立誓要消灭贫穷的他们，时常会在穷人和病人简陋的家里提供帮助。他们虔诚地到处布道，似乎是想要复兴真正的、伟大的宗教。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抛弃了消灭贫困的誓言。而他们修建的小修道院以及他们发展当时的哲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立场，都与圣弗朗西斯的愿景格格不入。不管弗朗西斯是否将他们当作追随者，罗格·培根（Roger Bacon）、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其他人都是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尽管随着财富的增加和生活日渐安逸，方济各会随之堕落，但它在15世纪仍广受欢迎。可以肯定的是，方济各会对英国人至今仍很强烈的宗教精神的创造发挥了极强的影响，它也是导致爱德华八世逊位的一个原因。

中世纪的社团生活，可能在大学和行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12世纪的文艺复兴是15世纪那次伟大的文艺复兴的先导，其主要内容是经院哲学，极少涉及科学、文学或艺术。相比之下，现代人对它的兴趣也要小得多。不过，它依然具有显著意义。它激发了求知欲，打磨了作为工具的思维，最重要的是，它创建了大学。

在帕多瓦、巴黎、牛津、剑桥等地，起初只是在老师的周围聚集了一帮学生，没有建筑，没有设备。后来，为了给一些学生提供住宿和便于管理，人们建起了学院（英国意义上的学院，而非美国意义上的大学）并给予捐赠。考虑到那个时期仍被很多人看作“黑暗时代”，当时学生的数量已经相当壮观。

这些学生通常来自远方甚至外国，如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大学相比，他们更喜欢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这些雄心勃勃、好争辩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肯定会在思想上相互激发。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下层社会，如英格兰的农民和城镇平民。对于他们来说，上大学是获得工作的一个保障，而上层社会则不需要这些。实际上，不仅是教育多半采用了社团形式，商业雇主和工匠亦如是。社团，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

商人行会历史悠久，已无法考究其起源。它是一个城镇里的商人的联合，目的是要垄断、管理和控制行业经营。不过，在这一时期，商人行会的重要性已不如很多迅速成长起来的手工业行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些手工业行会破坏了商人行会的全面垄断。这样一个被称为“行会”（mistery）或公司的手工业行会，通常囊括了一个城镇里特定行业或职业的全部工匠或手艺人。手工业行会主要负责维持工艺的质量；此外，它还负责调控熟练工人的合理工作时间和工资。手工业行会还具有一些社会功能和宗教功能，如特殊的礼拜、各类庆祝活动，如盛装游行。当时的盛装游行活动，在流行程度和精细程度上都比以前提高了，并且至今仍为英国人所热爱。

在14世纪，存在这么一个趋势，即某些艺术或商业领域中的熟练工人建立了自己的行会，这是独立于他们雇主的行会。不过，这个努力远非像德国的那么成功。最后，工匠的行会似乎都从属于雇主的行会，或是再次被后者吞并。争执似乎源自对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分歧。与我们后来将会碰到的情况相比，一个城镇中某个行业里的此类争执算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了。不过，根据我们已经指出的那些变化，如教会对贫民的吸引力、大学对那些之前根本没听说过大学的人开放以及多种多样的行会等，显然，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更加复杂，下层社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