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勒良的军队击败了共和国在国外和国内的敌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过去那个软弱而高压的政府，所造成的正在滋长蔓延的犯罪行为、派系倾轧、投机钻营和邪恶风气，经过他这番严格的治理，应该可以在帝国根绝迹灭。但是，腐败的过程已远超过治疗的速度。放任社会混乱的年头是那样漫长，比起奥勒良只有几个月的军事统治时间，我们只有承认，一段平静无事的短暂时光，不足以完成那样艰巨的中兴大业。他想恢复钱币的币值，也都遭到强大恶势力的反对。皇帝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达出自己的烦恼。他说道：

神明确实下达谕旨要我这一生在战争中度过，如今就在城里我的眼前发生叛变，这会引起严重的内战。铸币厂的工人在费利奇西穆斯的煽动下，发起造反的活动。这个家伙原来是奴隶，经过我的提拔负责财务工作。最后叛乱虽然已经被镇压住了，但是部队驻扎在达契亚，营地在多瑙河河岸的7000名士兵，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杀害。

当时也有作者记载，补充说明此事件是在奥勒良凯旋式后不久发生的，决定性的战斗在西连山展开。因铸币厂的工人在钱币上掺水造假，皇帝为维护政府信誉，通知民众可到国库，用成色不足的劣币换回良币。

我们也可以满足于如实报道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但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矛盾之处，也不能不提出来好有个交代。在伽利埃努斯的治理下，发生铸币厂舞弊案件，倒是很正常的事。但是，目前状况完全不一样，那些贪污的组织难道不害怕奥勒良绝不通融的态度？何况犯罪得到好处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很难想象这些罪犯用什么策略，把受到他们伤害的民众武装起来，去反对维护民众权益而被他们出卖的国君。我们也许会自然地想到，这些犯罪分子和告密者以及作威作福的官员，都受到人民的厌恶，而改革币值的工作，就和皇帝下令在图拉真广场公开烧毁作废的单据一样，受到人民的欢迎。

在商业原则完全不被人民了解的时代，采用严酷而轻率的措施，也许更能达到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但像这样暂时的误解很难激起一场内战，更不要说加以长久的支持。要是不断增加土地和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达到使人无法负担的地步，最后就会激怒那些无法离开自己家园的人民。但是那种状况不管怎么说，与采用必要的手段恢复钱币的币值，完全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在处理币值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会产生不便，但是比起长久的好处也就可以忍受了。要是在过去，因成色不足造成的损失，会由大众来分摊；现在是少数拥有大量现金的富人，明确感受到财富减少，随着产业损失的同时，也失去原有的权势和影响力，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论奥勒良采用哪种说法来掩饰发生叛乱的真正原因，对于拥有权力而又心怀不满的部分人士，他那改进币值的做法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罗马虽然已谈不上民主自由，却还是深受派系倾轧的伤害。皇帝自己出身平民，所以对人民特别关心，但人民对元老院、骑士阶级和禁卫军则产生不满。元老院管权，骑士阶段管钱，禁卫军管军，要是没有这三种人士的参与，谁也无法进行私下的阴谋活动，激起暴民成立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与英勇好战的君主领导下的、曾经征服西部和东部的多瑙河畔久经锻炼的精锐之师对抗。

不管那次叛变的原因或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归之于铸币厂工人很难令人置信，奥勒良倒是尽可能对胜利的成果加以运用。他天性严酷，身为农夫出身的军人，他饱经忧患，不会产生多余的怜悯和同情，见到酷刑和死亡完全无动于衷。他从小接受军事训练，把市民的生命看得无足挂齿，常因细微小事严厉惩罚百姓，更会把军营的纪律要求转用到民事的法律事务上。他的正义感结果成为盲目的热情冲动，只要感觉到自己或公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本不考虑证据的运用和量刑的原则。

罗马人用毫无理性的叛乱来回报他对国家的服务，激怒他那高傲的性格。首都最高贵的家族卷入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不论是明确犯罪或仅是涉嫌，急切的报复心理促使他进行血腥的迫害，甚至连自己的亲侄儿都无法幸免。刽子手杀得手软（要是借用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监狱拥挤不堪，可怜的元老院为卓越的议员遭到杀害或放逐而悲痛哀悼，议会对奥勒良的傲慢跟他的残暴一样难以忍受。他对民事制度的限制一无所知也不屑一顾，除了掌握武力以外，拒绝用任何头衔来行使职权，始终拿征服者的权力统治这个被他解救和制服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