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提乌斯的怒火上升根本不需要有叛逆的罪行和武力的抗拒，就是首都的群众动乱和党派的犯罪行为，就足以触怒他残酷而专制的性格，因为这等于反对在他统治下的权威和宗教。他通常的惩处方式是死刑、放逐和籍没财产，在施行时尽量以“宁枉勿纵”为原则。希腊人对两名教士尊以圣名而永矢勿忘，其中一位是读经师，另外一位是副辅祭，被控谋害赫莫杰尼斯，定罪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被斩首。君士坦提乌斯有一份诏书反对罗马正统教会，后来被发现毫无价值，所以没有列入《狄奥多西法典》。诏书规定，教徒凡是拒绝接受阿里乌斯派主教的圣餐礼，特别是马其顿尼乌斯亲自主持的仪式，会被剥夺教会的豁免和基督徒的权利；强迫他们放弃教堂的所有权，严禁在城市的城墙之内举行集会；授权马其顿尼乌斯运用宗教的狂热，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各行省执行这项不公正的法律，地方政府和军队都要直接服从他的指挥。

为了支持本体相类的教义，半阿里乌斯派的暴政运用各种残酷的手段，不仅超越君士坦提乌斯授权的范围，也使得他的统治蒙受羞辱。教堂对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勉强前来的教徒举行圣礼，这些人都拒绝接受马其顿尼乌斯的神召，憎恨他所尊奉的教义。授予妇女和儿童的洗礼仪式上，教士把他们从朋友和父母的手里硬拉过去；用木头做的器具让领圣餐的信徒保持口部张开，将当作圣体的面包用力塞进他们的喉咙；用红热的蛋壳去烧灼娇柔处女的胸部，或是用尖锐而沉重的木板很不人道地压住。

君士坦丁堡和邻近地区的诺瓦替安派，非常坚决地赞同“本体同一”，与罗马正统基督徒几乎难以分辨。马其顿尼乌斯获得消息，帕夫拉戈尼亚有很大一片地区，全部居住的是此一教派的信徒，于是决定要使这些异端分子改信，不然就将他们全部绝灭。但是他不相信教会的传教士能发挥效用，于是亲自指挥一队包括4000员军团士兵在内的人马，出发去讨伐叛徒，要征服曼提尼姆整个区域，将之纳入教会统治的版图。诺瓦替安派的农夫被逼得走投无路，激起宗教的狂热愤怒，不惜牺牲也要与入侵的部队决一死战。虽然有很多帕夫拉戈尼亚人被杀，但罗马的军团竟被一群乌合之众击败，他们仅有的武器是斧头和镰刀。除了少数人员很不光荣地逃走，大约有4000士兵在战场丧生。君士坦提乌斯的继承人用简短而生动的文体陈述了帝国遭受的神学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在东方，这位君主的统治使他自己成为宗教和宦官的奴隶：“很多人被捕下狱，受尽迫害或是被强制放逐，成群的人被指为异端遭到屠杀，特别是在库济库斯和萨摩萨塔这些城市。在帕夫拉戈尼亚、比提尼亚、加拉太和很多其他的行省，城镇和村庄不是荒废就是完全受到摧毁。”

阿里乌斯争论的火焰正在焚毁帝国的生机，这时阿非利加的各行省受到外敌的蹂躏。这些具有超凡的宗教狂热的野蛮人被称为切尔库姆塞隆人，形成实力强大而且骇人听闻的多纳图斯派系（345 A.D.）。君士坦丁用严酷的手段执行法律，激起不满和反抗的精神。他的儿子君士坦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统一教会，结果却使得相互憎恨的情绪更为变本加厉，就是这样才造成教会的第一次分裂。两位皇室委员保罗和马卡里乌斯压迫当地民众并贪污腐败，虽然使徒有宝贵的训诫，但是伪善教会继承者的行为与之形成完全背离的对比。居住在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村庄的农民，都是生性粗暴狂野的种族，并不完全信服罗马法律的权威，也没有真正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在多纳图斯派导师的指引下，会被激起盲目而狂暴的宗教热诚。他们为主教遭到放逐、教堂遭到破坏、秘密的聚会遭到禁止，而一致感到愤愤不平。执法官员在军队的保护下对传教士施加的暴行，有时会被同样的暴力所击退。那些颇得民心的传教士在争执中丧失性命，粗野的信徒内心燃起熊熊怒火，要为他们神圣的殉教者采取报复行动。但由于他们既残酷而又轻忽，负责宗教迫害的大臣有时会让他们遭到毁灭的命运。然而突发的动乱所引发的罪行，让这些罪犯加速陷入绝望及民众的叛变中。

多纳图斯派的农民被驱离土生土长的村庄，很快改变勤劳工作的习惯，过着不事生产和剽掠抢劫的生活，就在杰图勒安沙漠的边缘结成剿不胜剿的匪帮。他们以奉献宗教的名义，不受教派里饱学之士的谴责。切尔库姆塞隆人的首领僭用的头衔是“圣徒队长”，因不易获得刀剑和枪矛，主要武器是巨大沉重的棍棒——他们称为“以色列人”，以及“赞美神”的著名口号。他们在作战中常这样大声喊叫，将恐怖传遍阿非利加毫无武备的行省。最初，他们抢劫很显然是基于生存的需要，但很快就超过这种限度，毫无节制地纵情于酗酒和贪婪的恶行之中。他们把剽掠一空的村庄放火全烧掉，用肆意妄为的暴虐手段统治毫无防守能力的国土，农业的耕种工作和商业的贸易行为全部中断。切尔库姆塞隆人还借口说是要恢复人类最早的平等，改进文明社会的恶习，为奴隶和债务人设置安全的庇护所，这些人就蜂拥而来参加他们神圣的阵营。他们要是没有遇到抵抗，仅是抢劫也就了事，但即使是最轻微的抗拒也会激起他们的暴行和谋杀。有些罗马正统教会的教士非常不谨慎，想要表现出虔诚的信仰，这些宗教狂热的野蛮人就用精细无比的手法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技术，对这些教士施加最痛苦的酷刑。切尔库姆塞隆人的勇气并不是完全用来对付无抵抗能力的敌人，他们与行省军队交战，有时也会获胜。在巴该的一次血战中，他们在开阔地区攻击皇家骑兵部队的前卫。多纳图斯派的信徒被捉后，遭受了同样的待遇，切尔库姆塞隆人的行为可以拿来和沙漠里的野兽相媲美。俘虏毫无怨言地丧生在刀斧下，或被火活活烧死。报复的手段很快就加倍奉还，对叛变的恐惧更为剧烈，相互之间的宽恕毫无希望。18世纪初，卡米萨德的迫害行动、无畏作风、犯罪程度和信仰激情，等于是切尔库姆塞隆案例的翻版。如果朗格多克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军事成就方面凌驾于努米底亚这些家伙之上，那么阿非利加人要更加决断和坚忍，才能维持强势的独立局面。

宗教的暴虐行为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但是多纳图斯派信徒的狠毒，是被一种很特别的狂乱所激发，他们的行为真正达到人神共愤的程度，在任何国家和时代，都找不到与之相匹敌的例子。很多像这样的宗教狂热分子都恐惧活着，所以期望成为殉教者。只要自己的行为很神圣，那么他们就能为真正信仰的荣誉和永恒欢愉的希望而献身，至于死亡用何种方式或出于何人之手，这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有时会粗暴地扰乱节日祭典，亵渎异教庙宇，故意激起偶像崇拜者更强烈的仇恨，来给他们受到侮辱的神明报仇。他们有时强行闯进法庭，迫使受到威胁的法官立即下令将他们处决。他们经常在道路上拦住旅客，要求用棒棍把自己打死以成为殉教者，如果旅客答应就会给他报酬，如果不愿给予他们这份恩赐，他们就威胁要将旅客立即处死。当他们从别的方式中感到失望，无法达到求死的目的时，就会宣布一个日期，请他们的朋友和兄弟都来参加。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就在高耸的断岩上，自己头朝下纵身跳下去，有几处悬岩因宗教自杀的人数众多而闻名于当时。对于这些绝望的宗教狂热所产生的行动，有些人视之为神的殉教者而加以表扬，另外一部分人则产生憎恶，认为是撒旦的牺牲者。然而公正的哲学家会发现，这种不认输的倔强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趋于极端的决裂作风，完全是源于犹太民族的性格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