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的执政官还是共和国最早一批行政官员时，其权力便来自于人民的抉择。帝国时代早期的罗马皇帝对奴役臣民的作为，还想加以掩饰，等到戴克里先即位，执政官改由元老院选出，人民仅有的一点自由权利的痕迹也被彻底消灭。那些一年一度获胜后被授予执政官荣誉的候选人，装出一副哀伤的神色，叹息他们的前辈可耻的遭遇。几代的西庇阿和加图家族，不得不冒受到拒绝带来屈辱的风险，通过一项无意义又劳民伤财的公众选举的形式，恳求民众将票投给自己；现在完全不一样，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必能得到一位贤明皇帝的肯定，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赐予正当报偿的时代，真是他们难得的幸福。皇帝在写给两位当选的执政官的信中声明，他们获得这份崇高的职位，全是由他亲自决定。当年执政官的名字及肖像雕刻在镶金的象牙板上，当作向各行省、各市镇、各级官员、元老院及人民赠送的礼品，在帝国境内到处散发。执政官庄严的就职仪式，一般在宫殿进行，在长达120年的时间里，罗马实际上已不存在这种阶级的古老行政官员。

每年元旦的早晨，执政官全都佩戴上高贵的标志，穿着紫色的服装，用丝绒和金丝绣成的袍子上有的还缀有珍贵宝石。在这庄严的场合，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官员着议员的服装前来陪伴。走在前面的扈从校尉过去手里擎着明亮的斧头，现在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束棒。游行队伍从皇宫走向大竞技场或城市中心的市政广场，执政官登上高坛，坐在专为他们制作的仿古座椅上，立即开始行使一项司法权力，宣布解放一个专为此一目的而被带到面前来的奴隶。这一仪式的真正用意，是再现创立自由权利和执政官的布鲁图斯那闻名于世的行为，即他正式接受了告发塔昆文阴谋的忠实的温德克斯为自己的同胞。

接连几天，公开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所有主要城市进行。罗马是出于传统习惯；君士坦丁堡则是有样学样；迦太基、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是因为喜欢热闹和富足的生活。在帝国的两个都城里，每年在剧院、赛车和竞技活动等方面的花费足有4000磅黄金（约合16万英镑）。巨大的开销若超出行政官员的财力和意愿，亏空部分将由帝国的国库予以补助。执政官在完成这些传统活动后，便可随意退到幕后去过自己的生活，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沉思回味自己伟大的一生。他们不能主持国家的政务会议，也无法参与和平或战争的决定，这些人即使无才能（除非真正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也无关紧要，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作为记录之用，注明在一年的某一天曾经坐过马略和西塞罗的宝座。然而，在罗马帝国奴性意识超越一切的末期，人们仍感虚名不亚于拥有实权，甚至比掌握实权更为有利。执政官头衔还是野心分子一心追求的辉煌目标，是对高尚品德和忠诚服务的最高奖励。甚至那些连共和制影子都厌恶的皇帝也知道，每年接受一次执政官的地位和荣誉，可以增加尊严和威风。

纵观历史，贵族和民众的划分最为泾渭分明的，莫过于罗马共和国的初期，那时便已确立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界。财富、荣誉、国家机关职位和各宗教仪式，几乎全归于贵族，他们运用令人难堪的手段保护纯洁的血统，把依附于他们的部从完全置于奴仆之列。这种区分和追求自由权利的民族在精神上完全无法兼容，其间经过许多保民官的不懈努力和长期斗争，终于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界线。平民中最活跃和最有出息的人士，积累了大量财富，追求名声荣誉，获得战争胜利，结交有利联盟，这样经过几代之后，他们也以古代贵族的后裔自居。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贵族家庭，经历自然的淘汰、频繁的对外和国内战争的消耗，等到无能而又无钱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混入平民群众当中，他们的数目直到共和国末期都有减无增。现在还能肯定自己纯正的出身，追溯到罗马这座城市或共和国始建初期的贵族家庭，为数已是屈指可数。想当年，恺撒、奥古斯都、克劳狄和韦斯巴芗等人，为使高贵和神圣的家族能永远延续下去，从元老院中选拔出一些能人，让他们成为新贵族。这些人为的补充（其中总永远包括一些最主要的家族）却很快又被暴君的愤怒、频繁的变革、习惯的改变或民族的混合所消除殆尽。

因此，到君士坦丁登上王位时，他们已所剩无几，只不过让人模模糊糊地记起，在古老的传统中，曾经有一个贵族阶层在罗马人中间居于首位而已。组织一个贵族阶级的集团，可以保证王权得以行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王权的作用，这可是与君士坦丁的性格和政策完全违背。但是，如果他真曾经想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要想随便发一个文告，就确立一种需要时间和舆论的认可才能建立的体制，恐怕也已超出他的能力和权限了。他的确重新恢复了罗马贵族的头衔，但只是把它作为加之于某一个人的荣誉，并不是世袭的称号。这些新贵族为了表示礼貌，仅仅屈就于一年一度具有临时权限的执政官。但他们却享受高于国家所有重要官员的地位，可以轻易接近皇帝本人。这特殊身份的授予是及身而止，而且，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皇宫中生活到老的宠臣和大臣，这个名词的根本含意，由于无知或逢迎等原因已被曲解。君士坦丁时代的贵族被尊为皇帝和国家的“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