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督徒的鲜血而深感悲痛。

在他们与日耳曼和法兰西国君的交谈中，希腊人的自负成为一切烦恼的根源。他们可以吹嘘在第一次会面时，路易的座位是一个很矮的板凳，放在曼纽尔宝座的旁边。但等到法兰西国王将军队运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他马上拒绝参加第二次会议，除非他的兄弟愿意用同等的条件与他见面，无论在船上还是陆地上，他都没有意见。要是与康拉德和腓特烈晤面，礼仪的安排更为讲究，产生更多的困难，就像君士坦丁的继承人一样，他们自称罗马皇帝，用坚定的态度维持头衔和地位的纯正。康拉德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只愿在开阔的原野上，与曼纽尔骑在马背上交谈。腓特烈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婉拒在君士坦丁堡拜访它的统治者。对于一位在罗马加冕的皇帝，希腊人在信函中竟然用“国王”这个贬低身份的称呼，或者径称为“阿勒曼尼人的君主”。虚荣而又弱势的安吉拉斯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及君主，装出一副忘记名字的神色。就在他们用痛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拉丁朝圣者时，希腊皇帝与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维持坚实而又机密的同盟关系。艾萨克·安吉拉斯一直在抱怨，说是他与伟大的萨拉丁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才惹起法兰克人的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座清真寺，供伊斯兰教徒礼拜之用。

跟随第一次十字军前进的大群乌合之众，在安纳托利亚被饥馑、瘟疫和土耳其人的箭雨歼灭。君王带着几个骑兵队逃过一劫，完成悲惨的朝圣之旅。我们应该对他们“常识”和“仁慈”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他们不知从哪里听到，说是前往耶路撒冷之路，先要完成对波斯和呼罗珊的征服，事实上毫不相干；谈到他们的仁慈，是对一座友善的基督徒城市，民众拿着棕榈叶和十字架出来迎接时，他们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康拉德和路易的军队没有那样残酷和莽撞，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仍然对基督徒世界带来毁灭的后果。希腊人曼纽尔受到自己臣民的指控，说他及时送给苏丹有关的情报，同时将背叛的向导交给拉丁君王。原来是要采取双钳攻击，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方向粉碎共同的敌人，结果日耳曼人被激起竞争之心迅速前进，而法兰西人则产生猜忌而延误，因而无法达成预想的成效。康拉德在米安得河两岸极其光荣的作战行动中，没有获得胜利，反而损失了大部分的军队，当归来的皇帝要求与路易会面时，他根本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康拉德见到土耳其人盛大和堂皇的阵营，对比之下只有赶紧撤退，抛弃那些有独立地位的诸侯，就他继承的世袭部队看来，等于是有辱自己的身份。他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船只，经由海路去完成巴勒斯坦的朝圣行程。

法兰西国王没有考量他人痛苦经验的教训，也不研究这个地区的作战特性，向着同样的国土前进，当然会遭到完全雷同的下场。前锋部队打着皇家的旗帜和圣丹尼斯的标志，用不考虑后果的速度急行军，加重了行军的辛劳。后卫由国王亲自指挥，夜间的营地中，士兵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在黑暗和骚乱之中被不计其数的土耳其人包围，受到攻击而全军覆灭。须知在12世纪时，土耳其人的兵法和战术都优于基督徒。路易在毫无希望之下爬上一棵大树，靠着自己过人的英勇和敌军不明白当前状况的契机，保住了性命也没有被俘，等到天亮后他赶紧逃走，几乎是单独一人到达前锋的营地。他现在不再要求继续陆上的远征行动，而是带着残余的军队，很高兴在友善的港口萨塔利亚找到避难所。从此地他乘船前往安条克，但是供应的希腊船只数量极为有限，所有的空间只能用来装载骑士和贵族，留下平民组成的步兵部队，葬身在潘菲利亚山区的山麓地带。皇帝和国王在耶路撒冷相遇，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的辎重行列以及一支大军的残部，全部加入叙利亚的基督徒队伍，对大马士革的围城无功而退，成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最后的结局。

康拉德和路易带着虔诚和英勇的名声乘船返回欧洲，但东方人竟敢抗拒法兰克人实力强大的国君，过去对他们的作战名声和军事力量一直感到芒刺在背，或许他们对腓特烈一世的久经战阵更为忌惮，年轻时他在叔父康拉德的指挥下曾到亚洲服役。巴巴罗萨从日耳曼和意大利的40场战役中习得用兵之道，他的士兵甚至是帝国的诸侯在他的统治之下，习惯于服从命令。他走出菲拉德尔菲亚和拉奥狄凯亚这两座位于希腊边界的城市的视线，陷入满是盐渍地和不毛之地的沙漠。这是一片恐怖和苦难的土地（历史学家这么说），20天的行军使人昏厥有如患病，每一步都在大群土库曼人的包围攻击之下，他们的数量在每次败北以后都会增加，愤怒的情绪变得越发狂暴。皇帝继续奋战不息，忍受各种痛苦，当他抵达伊康的城门时，只有1000名武士还能骑在马背上执行勤务，从而可知他们遭受了多大的灾难。

他发起突然和果敢的攻击，打败卫队攻入苏丹的都城，敌人只有乞求宽恕与和平。现在所有的道路已经开放，腓特烈在获胜的状况下向前进军，竟然在西利西亚渡过一条不起眼的急流时惨遭淹毙。剩余的日耳曼人在疾病和逃亡中损耗殆尽，皇帝的儿子连同大部分土瓦本的家臣，在亚克的围攻作战中丧生。拉丁人的英雄豪杰当中，只有布永的戈弗雷和腓特烈·巴巴罗萨能够顺利通过小亚细亚，甚至他们的成就也是一种警告。等到后来的十字军获得更多的经验，每个国家宁可越过海洋，也不愿再进行劳累而又危险的经由内陆的远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