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查理曼曾与伊斯兰教的哈里发有过书信来往，哈里发即《天方夜谭》里的哈伦·阿尔·拉希德。据记载，哈伦·阿尔·拉希德从巴格达（已代替大马士革成为穆斯林的都城）派出使节奔赴罗马，并给查理曼送去了这几样东西：一座水钟、一头大象、一顶华丽的帐篷以及圣城的几把钥匙。其中，钥匙这份礼物是极富深意的，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挑拨拜占庭帝国和新兴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让它们为争做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真正保护者而相互厮杀。

通过这些礼物，我们可以知道：公元9世纪，正当欧洲各国战火连天之际，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出现了一个繁荣富足的阿拉伯帝国，其文明程度已远超欧洲各国。在这个帝国里，科学和文学领域高度繁荣，艺术水平得到飞速提升，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它们都不曾受到迷信和恐惧的污染。即使在西班牙和北非在撒拉逊人的统治之下而陷入混乱，但是学术活动在这些地区仍得到了广泛开展。就在欧洲最黑暗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却一直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顽强地守护着这些被别人抛弃的科学和哲学的种子。

在哈里发统治区的东北部，生活着许多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此时已大多是伊斯兰教信徒了。和那些热衷学问的阿拉伯人及波斯人相比起来，突厥人的信仰更加狂热也更加淳朴。到10世纪时，阿拉伯人的势力急剧下降，面临崩溃的威胁，而突厥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此时突厥人与哈里发帝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于14个世纪之前的米堤亚人与末代巴比伦帝国之间的关系。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他们表面上拥戴哈里发为他们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却是将其当成俘虏和傀儡。接着，他们占领了亚美尼亚，击败了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残余势力。公元1071年，墨拉斯格德战役爆发，最终突厥人彻底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结束了其在亚洲的统治。他们还占据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尼西亚要塞，并为攻打君士坦丁堡做着各种准备。

面对凶悍强劲的突厥人，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迈克尔七世被吓得手足无措。因为他才刚刚在与诺曼人的交锋中失去了拉索，又和渡过多瑙河的侵略者佩彻涅格人发生了激战，实在是无力再抵抗突厥人的入侵了。被逼到绝境的迈克尔七世只好四处求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向拉丁基督教的首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写了一封求援信，却独独没有向西方的皇帝求助。后来，他的继位者阿历克修斯·科穆宁也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写过求援信，而且请求更为急迫。

此事发生时，距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彻底决裂还不足25年，人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仍记忆犹新。而对罗马教皇而言，拜占庭的危机却恰好是证明拉丁教会比希腊教会更有权威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拜占庭皇帝的求助也给教皇带来了一个机会，即解决另外两个让西方基督教世界极为头痛的问题的机会。这两个问题分别是：当时“私斗”风气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教化的北方人，尤其是诺曼人和法兰克人有着过剩的战斗力，必须为其找到一个发泄出口。

于是，一场针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者突厥人的宗教战争——十字军远征便开始了。与此同时，罗马教会还号召基督教徒结束基督教内部的所有纷争。战争发动者们公开表示，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城耶路撒冷。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作彼得的隐士走遍法国和德国，以民主游说的方式广泛宣传十字军远征的“意义”。彼得身穿粗布衣服，光着脚丫，骑着毛驴，扛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教堂、街头等各个角落对人们进行游说。他告诉人们说突厥人大肆迫害基督教朝拜者，声称圣城应该由基督教徒来掌管，否则就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教化的结果，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反应，整个基督教世界突然遭到了一股强大的狂热浪潮的席卷。

这种仅靠一个单纯的想法就在民众间产生强烈反响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在印度或中国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这种现象。不过，规模较小的类似的运动在一些地区倒是出现过，如被俘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在获释之后的行为，伊斯兰教徒的团结行为。毫无疑问，这类运动的产生，与宗教传播的发展导致新精神的萌发息息相关。耶稣与他的使徒、希伯来的先知们、摩尼、穆罕默德等，都是人们灵魂的劝慰者，他们让人们的良心直接受到“神”的照顾。而在此前，宗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伪科学，一种迷信，并不涉及人的“良心”。古代的宗教大多对神庙、祭司、各种神秘的祭祀活动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利用恐怖控制着人——就像是奴隶主控制奴隶一样。而新宗教则完全不同，新宗教更强调个人的思想，让人成为自己。

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平民暴动便是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或许，称此次暴动为近代民主的发端并不恰当，但是近代民主的确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在那之后不久，民主的意识再次燃起，并对社会性的和宗教性的各种问题产生强烈的冲击。

然而，这第一次民主运动的结局却是十分可悲可叹的。实际上，十字军中大部分人都不是军人，而是平民。这些普通民众为了让圣城早日脱离困境，不等统帅和武器到来，自己便从法国、莱茵兰、中欧等地向东开进了。所以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简直就是“平民十字军东征”。很快，两支十字军队伍涌进了匈牙利，误将不久前刚皈依基督教的马扎尔人当成异教徒，残忍地杀害了他们。他们由此犯了一个天大的错，最后自己也遭到屠杀。同样，第三支队伍也在莱茵兰干了一样的事情，在没弄清情况时就杀害了犹太人，然后继续东进，结果在匈牙利也被消灭了。由隐士彼得所带领的两支队伍，则先抵达君士坦丁堡，然后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不过最终却被塞尔柱突厥人屠杀殆尽。就这样，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运动——十字军远征，结束了。

第二年（1097年），东征队伍中的真正战斗部队，终于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实际上，这是一支诺曼人的军队，不仅队伍的主力是诺曼人，而且领导权也掌握在诺曼人手中，他们攻占了尼西亚。然后，他们沿着1400多年前亚历山大曾走过的路线，进军安提俄克。他们对安提俄克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围攻，才终于攻克该城。1099年6月，他们终于抵达并包围了耶路撒冷。一个月以后，他们发起猛攻，战斗场面极为惨烈，鲜血四处飞溅，就连骑马路过的人都会被溅得浑身是血。7月15日黄昏，气势汹汹的十字军攻入圣城教堂，消灭了所有的反抗力量。这一群人个个浑身是血，已疲惫至极，他们高兴得哭了起来，跪下来虔诚地祈祷着。

不久，拉丁人与希腊人的矛盾冲突再次升级。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力量，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大主教认为，与其让骄奢的拉丁人统治耶路撒冷，还不如继续由突厥人来统治。如此一来，十字军其实面对的是两个敌人，其一是突厥人，另一个则是拜占庭帝国，与这两股势力共同作战。结果，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都被拜占庭帝国夺回了，只给拉丁诸侯留下了耶路撒冷及叙利亚的一些小国，以此作为希腊人与突厥人之间的缓冲带。其中，叙利亚的埃德萨是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尽管领土不多，但是拉丁人还是没能守住它们，埃德萨在公元1144年时落入穆斯林手中。为此，他们紧接着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只不过这第二次东征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并没能夺回已经失去的领土，只是守住了安提俄克而已。

公元1169年，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掌握了古埃及的统治权柄。他重新召集伊斯兰士兵，发动了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战争。公元1187年，萨拉丁夺回了耶路撒冷，并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远征。不过，十字军的这次远征却没能重获耶路撒冷。

公元1202年至1204年间，拉丁教会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次，拉丁教会不再寻找任何借口对突厥人宣战，转而公然挑衅希腊帝国。十字军从威尼斯开拔，并于1204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在十字军的此次东征中，新兴的贸易城市威尼斯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海岸和岛屿都被纳入威尼斯的版图内。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拥立了一位“拉丁人”（佛朗德勒的鲍德温）为新皇帝，同时宣布，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又重新统一了。就这样，君士坦丁堡自1204年开始由拉丁裔皇帝来统治了，直到1261年希腊人重新夺回它为止。

如果说公元10世纪是北欧人称霸的时代，公元11世纪是塞尔柱突厥人的霸权时代，那么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初期便是教皇的权力到达顶峰的时代。这一时期，在教皇的统治下，基督教教会得到了统一，其实际工作效率比任何时候都高。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种朴素的基督教信仰广泛地传播至欧洲这一广阔地区的每一个地方。但是，罗马自身却经历了长时间的黑暗，饱受耻辱。对于10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与约翰十二世，应该不会有作家愿意为其辩解，因为他们的确令人恨之入骨。不过，拉丁基督教教徒们不管是在肉身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还保持着忠贞和淳朴，大多数的牧师和修女都过着规范而虔诚的生活。正是因为对这样一种生活充满无限的信心，所以基督教会才会拥有无限的力量。

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伟大的教皇。如格列高利大教皇，他也被称为格列高利一世（590年—604年）。又如利奥三世，即出其不意为查理曼加冕的那一位。到11世纪的末期，又有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年—1085年），他也被称作圣职者希尔德布兰德，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接着，又有乌尔班二世（1087年—1099年），其任职于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期。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开创了教皇控制皇帝的权威极盛期。这一时期，从挪威到西西里再到耶路撒冷，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最富权威的人都是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逼迫亨利四世皇帝亲自到卡诺萨请罪，当时在乡间城堡庭院的雪地里，亨利四世穿着麻布衣服光着脚丫整整恭候了三天，才乞得原谅。公元1176年，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弗里德里希）皇帝来到威尼斯，然后跪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身前，宣誓永远效忠教皇。

11世纪初，教会的伟大力量来源于教徒的意志和良知，可是教会却没能提供维持力量的基础——道德威望。所以，当基督教发展到14世纪初期时，教皇就已没什么权威了。那么，基督教世界的普通百姓为何会对基督教失去信任，不再听从教会的召唤，也不再为教会服务呢？

关于这一问题，原因很多，而其中第一个原因便是：教会贪敛财富。教会是永存的，而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所以，一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便将自己的土地作为遗产赠给教会；一些身怀罪过的人为了忏悔，也常常捐出自己的土地和家产。结果，欧洲的四分之一土地都被纳入教会的私囊。但教会对积累财富却没有罢手之意，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所以13世纪的欧洲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神父和牧师都是贪图遗产、金钱的小人。

对于这种形式的财产转让，各国的国王及王侯们都是极为反对的，因为他们发现用于维持军事力量的封建领土并没有起到其该有的作用，而是去为教士和修女们服务了。而且，这些土地的支配权还握在外国人手中。另外，“圣职任命权”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的国王。所谓圣职任命权，即任命主教的权力，早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前，国王与教皇就曾因为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执。对于国王而言，如果继续让教皇掌控任命权，那么其不仅无法在臣民面前立威，而且还会丧失对大部分领土的支配权。此外，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一直要求享有免税权，以便他们对罗马纳税。不仅如此，教会还拥有对平民征纳十分之一税收的权力，这是平民在向王侯交完税后另外缴纳的税收。

到了公元11世纪时，似乎所有的拉丁基督教国家都上演了这样一段历史：国君和教皇为争夺圣职任命权往往大动干戈，但每次败下阵来的总是国君。教皇还宣布，自己拥有承认王位继承人的权力，解除臣民对王室的义务的权力，驱逐王侯出教会的权力，开除某国教籍的权力。一旦被开除教籍，那这个国家就必须停止除洗礼、坚信礼和忏悔外所有的宗教职能；该国牧师不能继续主持日常宗教仪式、不能主持婚礼也不能主持丧礼。凭借以上这两件武器，12世纪的教皇们才能控制得住多数对其心怀不满的王侯，才能威慑那些难以驯服的百姓。事实上，这些都是非比寻常的权力，按惯例只有在非常时刻才能使用。然而，教皇们却无视传统，滥用这些权力，最终导致权力失效。在12世纪的最后30年里，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法国都被逐出教会。而教皇们甚至还利用十字军来对付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王侯，最终导致十字军精神灭亡。

假如罗马教会只与冒犯他们的王侯作对，而去笼络其他人，或许它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时间还会久一点。但教皇的这些权力，却使教士们的行为极其猖獗和傲慢。公元11世纪以前，罗马的教士可以结婚，因此他们可以与四周的人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实际上就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但到了格列高利七世时期，教皇要求教士们保持单身，以便教士更亲近罗马，但却切断了教士与世俗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使得教会与平民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

当时，教会已拥有自己的法庭，只要涉及神父、教士、十字军、学生、寡妇、孤儿和无助之人的案子，都应交由教会法庭进行审理判决。另外，有关异教、巫术、亵渎、誓约、遗嘱、婚姻的案子，也是由教会法庭来处理的。如果一个俗世的平民与教士发生了争执，那么他必须遵从教会法庭的判决。总之，在基督教社会里，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承担各种义务的总是普通百姓，而教士却从来不用担负任何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对教士们产生仇视情绪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然而，罗马教会却似乎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教会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来自普通人的信仰。教会始终没弄明白这一点，所以它不断对民众施压；当民众对某些问题表示不满或提出质疑时，它还用教条式的正统教义来压制民众的思想。当教会干预道德问题时，民众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边，但当它干预教义时，民众便不再与其站在同一阵线了。

在法国南部，沃尔多教派号召人们恢复质朴的信仰和生活，结果却招致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讨伐，他的十字军对沃尔多教派进行凌辱、烧杀抢掠，镇压手段极为残酷。阿西尼的圣方济各（1181年—1226年），曾教导人们应该向耶稣学习，过一种俭朴和为别人服务的生活，但是由他的信徒所组成的“方济各会”，却遭到了教会的各种迫害，有的被罚鞭笞之刑，有的被关入牢狱，有的被驱逐出境。在马赛，四位方济各会的成员在1318年被判处火刑，即被烈火活活烧死。另一方面，由圣多明我（1170年—1221年）所创办的残忍的正统教派“多明我会”，却得到了英诺森三世的极大支持。而多明我会也帮助英诺森三世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一个迫害异教徒、禁锢自由思想的宗教机构。

后来，教会无限扩张的权力欲望、神职人员的日渐腐败、令人无法容忍的迫害，摧毁了普通民众的自由信仰，而这种自由信仰又正是教会全部力量的源泉。从教会衰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种势力，即使没有外部敌人的破坏，其内部的腐朽也能令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