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奥匈帝国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共和国吧，这对想要一统天下的俄国君主来说是多好的基石啊。

——弗朗蒂塞克·帕拉斯基，1848年4月

南斯拉夫人想要希腊的马其顿。他们还想要阿尔巴尼亚，甚至还想要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土地。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约瑟夫·斯大林，1945年

红军若是想抵达北海，他们所需配备的只是靴子而已。

——丹尼斯·赫利

关于建立欧洲秩序这一想法，不是说要人为地创建一个德国，而是势在必行。

——鲍尔·亨利·斯巴克，1942年4月

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安东尼·艾登，1952年1月

“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米洛万·德热拉斯在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中所述说的约瑟夫·斯大林的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场以军事结果来决定社会制度的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1555年签订的《奥格斯堡和约》宣告结束，制定了“教由国定”的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择其所辖区的宗教信仰；在拿破仑征服的早期阶段，即19世纪初的欧洲，军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当地演变成法国式的社会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然而，斯大林的观点也很清晰——早在共产党占领东欧以前，他就告诉过德热拉斯。苏联参战的目的是击败德国，重振雄风，确保苏联在西部边防的安全。无论将来德国会变成什么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地区不应该悬而未决。从芬兰到南斯拉夫之间这块南北纵向的地区上，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小国政府虽然不值一提，但对苏联是一致敌对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直对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苏联会对他们入侵。在斯大林看来，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就是，在那些事先还未并入苏联范围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可以信赖并且不会威胁苏联安全的政府。

但要保证这一结局的实现，就必须使东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苏联一样，这从一开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图。他的目标看来非常直截了当：像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这些国家里的旧贵族早已名誉扫地，若想将他们清除掉，除旧布新，这并不太难。在许多地方，苏联占领者起初是作为解放者、作为变革和改革的先锋而受到欢迎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外，苏联对西方邻国的内部事务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共产党人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动。即使在那些共产党占有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他们对苏联的认可以及1927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执的影响，将他们自身推到了东欧政治的边缘。苏联后来的一些做法，他们对在莫斯科避难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监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们的弱势——对波兰领导人事件的处理，差点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产党的灭亡。

1945年2月，当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马迪亚斯·拉科西从莫斯科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尚可以依赖大约4 000名匈牙利共产党人。在罗马尼亚，根据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的自述，近2 000万民众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产党员。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见好：1944年9月只有大约8 000名共产党。只有在波希米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业区，在那里共产党作为胜利的游击队抵抗组织保存了下来，共产主义这才得以代表了基层大众。

一方面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另一方面是无论如何还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斯大林从30年代人们熟悉的“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实际经验中想出了最初的战略：赞成他们成立“阵线”政府，结成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团体的联合阵线，排除和惩罚旧政权及其支持者，谨慎地、“民主”地实行改革，而非实施革命。到战争结束或刚结束后不久，东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合政府。

欧洲分裂该由谁负责这一问题引起了不断的学术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们肯定早已确定了他们的长远目标。联合政府是使那些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各国共产党走上通向权力的途径；它们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国共产党领导沃尔特·乌布利希对他的追随者们私下解释的一样，当他们对党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时，他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事实上，控制比政策来得更重要。在东欧的每一个联合政府——“祖国战线”、“联合统一政府”、“反法西斯团体联盟”——里，共产党都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断、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权力，由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百万农民的忠心。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机遇巧合。共产党还进入了重要的“去纳粹化”委员会、地区行政委员会和工会组织中。

相反，东欧的共产党并不急于要求获得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的职务，而通常把这些职务让给同他们联合的党派，例如社会党、农业党或自由党。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政府性质——共产党只在其中占有少数地位——有助于安抚西方观察者。当地百姓可并没有被愚弄，他们预先小心防范——1945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人数上升到了80万——但在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策略还是相当令人心安地温和的。除了土地集体化外，共产党一直在敦促给无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将“法西斯分子”的财产充公外，共产党并没有强制实行资产公有制或国有化——它要求得并不多，甚至比同它联合的党派要求的还少。也几乎没有将“社会主义”说成是目标。

共产党在1945年和1946年宣传的目标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那些严重缺失财产、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财产、保障平等并加强民主权利。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可实现的目标，吸引了该地区以及西欧国家的许多人，他们愿意从善意的一面去考虑斯大林及其意图。然而，发生在民主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国家选举，一下子就降低了共产党本身的魅力。非常明显（以匈牙利为例，在1945年11月布达佩斯市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如何积极成功地置身当地影响势力中，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获得公众势力。除却军事占领和经济庇护方面的优势外，共产党候选人总是不断地被那些旧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农业党或小土地拥有者党派的代表所击败。

结果，共产党转向采用施加压力的措施，伴随着公开的恐怖和压迫行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选举中，那些竞争对手遭到了诬蔑、威胁、殴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针对“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样的对待，被监禁甚至枪杀。“人民”民兵助长了一种恐惧和不安的氛围，共产党发言人将此归咎于政治批评家们。那些弱小或不受欢迎的非共产党候选人成了公众辱骂的目标，为了避免同样的厄运，他们的同伴忍受着这种辱骂。因此，在保加利亚，早在1946年夏，农业联盟党的22名常务委员中就有7人、80名委员中有35人被监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农业党记者库内夫，控诉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种真正的罪犯的姿态称保加利亚政府是政治和经济的梦想狂”。

农业党、自由党和其他主流党派轻而易举地成了众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情绪之名，最后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大、最复杂的一项障碍是当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一直参与了共产党的改革。在中欧和东欧，很难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或其同谋——他们也曾经和共产党一样遭到了压迫。在农村占绝对优势的东欧，只要存在着工人阶级，他们就在传统上忠于社会党而非共产党。因而，当共产党无法轻易打败社会党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加入他们的方式。

或者毋宁说，这是在让社会党加入共产党。这是共产党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项策略。1918-1921年间，列宁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欧洲的社会党，将激进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进新成立的共产党，并谴责社会党的残余部分为反革命，让他们遭到历史的淘汰。但当各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处于少数派地位时，莫斯科改变了策略，转向了同（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党组成左翼“联盟”的计划——当然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管下。在当时东欧已经获得解放的氛围下，这种建议在许多社会党人眼里看起来比较敏感。

甚至在西欧，一些有左倾思想的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成员也被共产党吸引，受邀请合并成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股压力难以抵抗。在苏占德国区首先开始了这一进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会议上）共产党决定联合比他们大得多的社会党“同盟者”。这次合并以两个月后“社会统一党”的诞生而初战告捷（在这些新成立的联合党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产党”的名字，这是这些合并的特征之一）。事实证明，在苏占德国区，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领导人对这次合并采取了顺从的态度，在新党派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德国新政府中，他们被授予了极高的权位。那些抗议或反对成立新党的社会党成员遭到了谴责、驱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在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里，这些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结构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罗马尼亚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亚在8月份，波兰在12月份。那时，社会党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们消失之前，已经早就不是在本国政治领域内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国一样，那些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原社会党人获得了一些空头衔。原来的社会党人阿尔帕德·萨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为匈牙利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

东欧的社会民主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西方的社会党经常鼓励它们与共产党合并，这要么是天真地认为，只要那样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么寄希望于缓冲共产党的行动。直到1947年，东欧那些独立的社会党（即拒绝和共产党同志们合作的社会党）才被阻止加入国际社会党组织，因为它们对“进步”力量联盟来说是一种障碍。同时，它们在国内又遭受着屈辱和暴力。即使他们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境况也未见好转——1948年2月在罗马尼亚两个党派“联合”的议会上，共产党领导人安娜·鲍克谴责她的前社会党同事，说他们蓄意破坏体制，对反动政府奴颜婢膝，“恶意中伤”苏维埃。

共产党在1947年及以后的大选中确实成绩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后来的政府构成中，共产党，或者说新组成的“工人”或“联合”党显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还有合作伙伴的话，也被降到了徒有虚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这一从统一阵线到共产党独揽大权的转变过程中，苏联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加强国家控制和集体化，摧毁中产阶级，清洗并惩罚真正的和假想的对手。

这些对苏联最初接管东欧之情况的描述，展现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普遍进程。斯大林的策略并没有将民族差异性考虑在内。共产党想要通过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来确保安全，这看起来是斯大林的意愿，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点却是在权力而非合法性上。这就是共产党的策略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对司法和政治的顾虑却越来越少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选举的胜利会为其开脱后，它甚至不惜牺牲外部的同情。

此外，各国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苏联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曾经是苏联的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地共产党势力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和苏联在地理位置上关系明显，正好处于苏联版图的外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前第三国际的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谁要是在选举中不投共产党的票，谁就被认作是叛徒。即使这样，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议会465个席位中，共产党的对手们还是赢得了101席。但反对派早已注定要失败——占领区的红军及其当地同盟者公开消灭反对势力的唯一障碍是，他们需要和西方同盟国合作签订关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来确保英美认可共产党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在保加利亚的合法权威。

一旦签署了和约，共产党就意识到等待不会有结果，各种事件该发生的还是会按时间顺序陆续发生。1947年6月5日，美国参议院不顾驻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国外交官们的担心，正式认可了《巴黎和约》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芬兰和意大利的条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亚反共产党的政客、农业党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于不愿意跟随绝大多数识时务的农业党人，他拒绝加入共产党的祖国阵线）。对他的审判从8月5日持续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亚和平条约》正式生效，4天后，美国对索非亚政府给予外交认可。96小时后执行了对佩特科夫的处决，对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国官方表态后才公布。通过司法程序杀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再也不惧怕任何绊脚石了。苏联将军比留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红军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政党时说道：“我们没有权利不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努力消灭这个可怜虫。”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亚还要低微。在保加利亚历史上还曾有过亲俄罗斯情结，使共产党可以利用。虽然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保证过会归还其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1940年在胁迫下割让给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归还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这两块地方早就并入了苏联，他也不愿意归还与保加利亚接壤的罗马尼亚东南地区的南多布罗加。结果，在两次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迫放弃了这一重要地区，完全受束缚于苏联提出的对当时还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土地要求。

更糟糕的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经常表现得不像罗马尼亚人，至少不符合罗马尼亚的传统标准。安娜·鲍克是犹太人，埃米尔·鲍德纳拉斯是乌克兰人，瓦西尔·卢卡有着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领导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亚人。由于老是被看作外来人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完全得仰仗苏联军队。他们得以在本国内生存，不是依靠大选获胜——这从来不是他们的实际目标——而是依靠他们神速地、高效地占领这个国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并消灭“历史上的”敌对党派。对这一任务，他们执行起来得心应手：早在1948年3月，他们的政府就在全国大选中赢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罗马尼亚的情况和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的装甲部队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盖格区的种族压迫的动乱）一样，颠覆和暴力并不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方式——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因为在地理上他们位于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经之途；在历史上，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是俄罗斯帝国向西面实现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兰，亲苏的当地政府通过公众选择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与巴尔干半岛各国不同的是，波兰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轴心国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曾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在东、西战线；波兰人对战后前途充满了希望。

正如后来所示，那些期望其实也不算太糟糕。波兰共产党的“卢布林委员会”经苏联授权成立于1944年7月，这样苏联就可以在抵达华沙时就拥有一个一切准备就绪的政府来掌控大权。但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没什么群众基础，只得到了当地尤其是年轻人的些许支持，他们强调和苏联“友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范德国重新占领他们的领土（在当时确实存在这种忧虑），可以实现民族交换政策，例如波兰可以清除剩余的乌克兰少数民族，而东欧各地的波兰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边界内重新定居下来。这些想法有助于处于民族边缘化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犹太裔的）获得机会，融入波兰民族甚至它的政治传统中去。

然而，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始终处于毫不起眼的少数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波兰农业党在1945年12月统计的党员人数为60万，是共产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1948年12月波兰联合工人党、吸收社会党人后组建的）积极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最终被他的政党既反纳粹又反苏联这一典型的波兰人的固执态度而葬送了前程。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多少有些漠然，后来发生的事件都能揭示这一点。但他对波兰政策的总体思路十分关注，尤其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随着德国的退出，波兰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在欧洲问题上是如此。相应地，农民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边缘：它的支持者们遭到了威胁，它的领导者们遭到了攻击，它的信誉也遭到了怀疑和抨击。在1947年1月，波兰的议会选举完全被操纵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派集团”获得了80%的选票，农民党只得到10%的选票。9个月后，米科拉伊奇克为保性命，逃离了波兰。以后的几年里，战时的“内卫军”（Home Army）剩余力量仍以游击队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党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已经于事无补，毫无希望。

苏联对于波兰的政治斗争如此感兴趣，导致波兰人在战时——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幻想看来更加虚幻而不切实际。而匈牙利关于“走匈牙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信念倒并不完全是幻想。战后莫斯科对匈牙利的主要兴趣在于构建一条将来红军可以通向西方、进入奥地利（或者是后来意图向南进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当地共产党人需要广泛支持，他们的苏联顾问们就会很乐意上演“民主”策略，并且乐此不疲。

但是事实证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达佩斯，共产党也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农党”（在匈牙利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农业党）尽管被看作是反动派甚至是法西斯党，却稳稳占据了1945年11月全国大选的绝对优势。后来在社会党的支持下（其领导人安娜·凯斯里拒不相信共产党会在选举上弄虚作假），共产党成功驱逐了议会里小农党的一些议员，并在1947年2月起诉他们阴谋造反，指控他们的领导人贝拉·科瓦茨是反对红军的间谍（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1956年得以回国）。在1947年8月新一轮的选举中，虽然共产党人、内务部长拉兹罗·拉吉克厚颜无耻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产党还是只保住了22%的选票，尽管小农党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选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和它的东欧邻国汇聚到了一起。在接下来的1949年5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了95.6%的选票。

回顾往事，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后要实现东欧民主的希望是比较渺茫的。中欧和东欧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民主或自由传统。在欧洲的这些地区，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各国政府一直充斥着腐败、威权主义，甚至嗜好谋杀。旧的统治阶层充满腐朽气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时期的当权阶级极其官僚，正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人又将被招募为共产党国家的行政干部。借着“社会主义”的调子，从落后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向共产党的“大众民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轻而易举。因此，历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或匈牙利转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极大地削弱了反共产党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后他们才对苏联的恐怖势力感到害怕。毕竟，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雅克·杜格劳斯在共产党日报《人道报》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苏联的保护难道不是既防止了这些国家回到原来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碍了他们真正的民族独立吗？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丘吉尔注意到：“总有一天，德国人会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而波兰人将无法阻止他们。”现在苏联自命为罗马尼亚和波兰新边界的捍卫者，更不用说那些驱逐了德国人之后重新分配到这一整个地区的其他土地了。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也表明了苏联红军势力的无所不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第37军系由1944年9月占领罗马尼亚的红军派遣，一直驻守在保加利亚，直到1947年《和平条约》的签订为止。苏联军队在匈牙利驻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后又再次驻守），在罗马尼亚驻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整整40年的统治一直是在苏联军队的占领下，苏联军队还经常在波兰境内通行自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苏联并不想离开这片欧洲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上的国家也因此把它们的前途和苏联这一强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明显的例外。许多捷克人欢迎苏联人来做解放者。由于慕尼黑条约，他们对西方势力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依赖伦敦的爱德华·贝内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个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确表态的政府。1943年12月，贝内斯对莫洛托夫如此解释他的处境：“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会在言行上都配合苏联政府代表。”虽然贝内斯不一定像他的导师、已故的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那么警惕投入俄罗斯人或者说是苏联人怀抱的危险性，但他也不是一个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1938年前它寻求和巴黎关系亲近一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身处中欧、易受攻击的弱小国家，它需要保护者。

因此，虽然身处“东”欧国家，但它在许多方面却最具有西欧特点——它在历史上就具备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战后则实行西方倾向的社会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一地区在1945年以后苏联的最亲密同盟，虽然由于苏联的土地“调整”使它丧失了最东部的下喀尔巴阡山区的鲁塞尼亚。那也是贝内斯在东欧和东南欧众多的战时流亡政府总理中唯一得以班师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年4月，他重组班子，联合了7名共产党人和其他4个党派的11位部长。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的捷克共产党真心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那次选举中，他们赢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爱戴，获得了84.9万张选票（占总数的10%）。他们并没有依靠红军，1945年11月红军就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虽然苏联以外交机构的形式在布拉格还是保留了一些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选在一种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满忧虑的气氛中举行了，共产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区赢得了40.2%的选票，在大部分农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区获得了31%的选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党表现更佳，它获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1/3的民众的欢迎。

捷克共产党预计能继续获胜，因而他们一开始就对马歇尔援助计划表示欢迎，并招募新人为未来投票做准备——党员人数从1945年5月的5万人左右上升到1946年4月的122万人，到1948年1月达到131万人（全国人口只有1 200万）。当然，不排除共产党利用恩惠和压力等手段来确保选票的可能性。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门，并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门的重要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预测到1948年的选举结果后，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通过“捷克式的道路”上台执政，这一点与东欧其他国家相当不同。

哥特瓦尔德确信不需要苏联帮助，就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胜，这一点不知道苏联领导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1947年秋，斯大林都没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驱逐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这引起了德国人对他们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赖苏联），战后，贝内斯政府把重点放在了经济规划、国有化和努力工作上，这使得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国记者将这种精神和苏联早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联想起来。早在共产党组建自己的政府和独揽大权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栏里就一直张贴着斯大林的画像，把他的画像和贝内斯总统的画像挂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苏联的要求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和他的同事们就断然拒绝了马歇尔的援助计划。总之，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此外，1948年2月，共产党在布拉格策动了一场政变，利用非共产党部长们（就共产党渗透进入警察机构这一虽小却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辞职，获得了国家大权。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但这一事件却很有可能救了芬兰人：由于捷克政变给德国和其他一些地区惹了麻烦，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尔辛基妥协，签订了《友好条约》（最初是想以东欧方式解决芬兰问题，先分裂其社会民主党，再迫使他们和共产党合并成立“芬兰人民防卫同盟”，最后再让后者执政）。

布拉格政变唤醒了西欧社会党人对东欧政治生活现实的认识。1948年2月29日，年迈的莱昂·布鲁姆在法国社会党报纸《大众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批评西欧社会党未能站出来对东欧同志们的遭遇大胆说话。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如果说斯大林在策动布拉格政变时未曾料想到这些后果的话，那么错误并不在于他老是通过苏联集团来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举足轻重。布拉格所发生的一切——同一时期的德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苏联的政策由原来的阻碍与反对迅速地转向了同它的前盟友之间的公开对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个时代的风格，转变了策略。这一转变，总的来说是表现了斯大林因无法如其所愿地控制欧洲和德国而产生的焦虑，同时最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对南斯拉夫与日俱增的恼怒。

1947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地位很独特。和欧洲其他各国共产党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力量上台执政，既没有依靠当地同盟，也没有借助外来支援。当然，英国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对契特尼游击队的资助，而转向支持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于南斯拉夫的金钱资助（4.15亿美元）已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72%的资金来自于美国。但对当时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抵抗了德国和意大利侵略者的党派。

1944年8月，美军解放拉瓦尔镇的几小时后，一名法国妇女因被指控犯有与德国占领军“卧式合作”而被剪掉头发，游街示众。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成千上万名妇女因同样原因遭此羞辱。

1946年在基辅，德国士兵以战犯罪名被公开处以绞刑。对于战后实行的审判和处决，无论当时苏联的动机有多复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却铁证如山。

1945年德国战败后不久，一个小男孩路过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营外的乡间路边堆放着成百上千被关押者的尸体。和战后许多德国成年人一样，小男孩扭头不看。

1946年6月，南斯拉夫契特尼（民族主义）战时抵抗运动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军事法庭上。对共产党游击队来说，契特尼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和外国侵略者一样严重。战后，铁托对他们实行了无情镇压。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8日被枪毙。

1947年2月的严冬，伦敦妇女排长队等候购煤。燃料供应十分紧缺，大多数妇女不得不等候整天以获得每周的配额。那些婴儿手推车为运煤所需。

1946年8月6日救济金首发日，一位母亲携带孩子们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德领取家庭救济金。战后欧洲的福利机制促进了正式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改善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

马歇尔援助（1）：1949年2月3日，马歇尔计划援助的首批食糖从加勒比海地区运抵伦敦码头。工党的大臣约翰·斯特雷奇（左）、马歇尔计划代表埃尔默·霍尔姆格林（中）到场迎接。

马歇尔援助（2）：1949年圣诞节的雅典，希腊孤儿们领取用“马歇尔计划面粉”制作的面包。即便在贫困的希腊，马歇尔计划振奋人心的作用和物质捐助一样，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意义。

马歇尔援助（3）：“世界人民不想再受战争之苦。”——约瑟夫·斯大林（和鸡蛋一起递送的步枪上裹着的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请注意：苏联在西方的支持者们正在一面法文旗帜下行进。

1948年2月25日，捷克民众在布拉格的文切斯拉斯广场集会，倾听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宣布成立新政府。请注意观众的不同表情流露——共产党政变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而是受到了欢迎。

1948年7月，铁托的画像装点在布拉格的一座大楼外墙。1948年春，斯大林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决裂，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的政策，而是恼恨铁托不听话：他搞个人崇拜，并且越来越加强了对莫斯科的独裁权威的挑战。

1948年6月，一架美国飞机在柏林的藤珀尔霍夫机场着陆。对柏林长达11个月的封锁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失误：它驱散了德国人的中立幻想，促使西方联盟进驻柏林，加速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

“约瑟夫大叔”在莫斯科的一个接待站，1949年。“（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暴君们——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言词朴实——要么说‘是’，要么说‘不’，然而只有当他在说‘不’的时候，你才能相信他。”——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出席成立大会。从左至右：迪恩·艾奇逊，美国国务卿，“遏制”政策的主要幕后人；厄内斯特·贝文，战后英国外交大臣，首倡建立大西洋联盟者；罗伯特·舒曼，法国国务活动家，他建议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1953年6月17日的民主德国动乱，首次标志着在苏联集团内部，人们可能会“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布莱希特荒唐地提出）“感动大众，另选一个”的建议还未一试，就已落空。

1949年9月23日，拉兹洛·拉吉克（中）在受审判的最后一天。身为内政部长，拉吉克对许多无辜者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对他本人的审判和处决使他成为后几代人心中的烈士。

大约在1952年，苏联的古拉格岛上的劳改犯。那一年是斯大林的恐怖政策达到第二个巅峰期的年头，170万犯人被关押在苏联的劳改营，另有80万人在移居地服劳役，275.3万人遭到“特别安置”。“一般的”苦刑期长达25年。

1954年6月23日，让-保罗·萨特在列宁格勒国家图书馆欣赏善本图书。这些年里萨特对共产主义的沉迷主要来自他的浪漫主义幻想（和反美主义），而并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信仰。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玷污了他的国际声誉，并有损其战后光彩。

1952年雷蒙·阿隆（左）参观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在没有自由的时代，阿隆是一位自由派人士。他的政见往往不被同时代知识分子所理解：“在政治上没有善恶之选，只有好恶之争。”

在胜利的鼓舞下，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走东欧其他被解放国家的那种联合政府之路，他们立刻消灭了所有的敌人。1945年11月，在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选举者们明确无疑地面对着一种选择：或者是铁托的“人民阵线”……或者是一只公然贴着“反对派”标记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引进了一套直接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铁托推行这套制度时变本加厉，他大肆逮捕、监禁和处死他的反对者，同时强制实行土地的集体化。而同时代的邻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产党还在小心翼翼地树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来南斯拉夫正处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强硬前沿。

从表面上看来，南斯拉夫的激进主义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对苏联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还很热络。苏联毫不吝惜对铁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的溢美之词，并且怀着极大的热情，将南斯拉夫树立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作为回报，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一切场合表达他们对苏联的敬重，他们自认为是把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进巴尔干半岛的典范。米洛万·德热拉斯回忆说：“我们人人都在精神上倾向于苏联。要不是由于它那种傲慢大国式的忠诚标准，每个人都会继续忠于它。”

但在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投入总是太过热情了。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斯大林对权力的兴趣比对革命的兴趣更大：应该由莫斯科来决定共产党的战略，由莫斯科来决定何时采取稳健路线、何时采取激进方式。作为世界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不应当只是一种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国共产党会效仿苏联，但他们想要跳出苏联的掌心，就会遭到批评。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铁托根深蒂固的弱点。在他树立东南欧共产党标准的雄心方面，这位前游击队将军跑到了苏联战略的前面。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革命的胜利：他正变得比国王还像国王。

斯大林虽然早在1945年1月就对“缺乏经验的”铁托很恼怒，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铁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还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树立为与苏联革命相抗争的模式，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不和随着地区政策的实际问题而开始显现上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开始孕育野心，其实这早就根植于巴尔干的历史中，想要吞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部分地区，将南斯拉夫扩大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邦”。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颇有吸引力——在索非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特莱科·科斯托夫眼里，这对保加利亚的经济很有意义，并觉得这将进一步摆脱小国的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民族主义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斯大林自己一开始也并不反对谈论巴尔干联邦。斯大林在第三国际的心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号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还在公开谈论这一前景。但是这项在共产党领导下把东南欧纳入共同联邦的诱人计划还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斯大林对此早就心存怀疑，当地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共同合作的基础刚有眉目，马上就显现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区霸权。斯大林很可能马上会给铁托扣上一顶帽子，说他有野心。其二，显得非常严重的是，在西方，铁托正在给斯大林制造麻烦。

南斯拉夫公开支持和鼓励希腊的叛乱，一次是在1944年，还有一次比较严重，是在三年后希腊内战的战火重燃之时。这次援助主要和铁托的自恋情结有关，帮助希腊共产党是为了褒扬他自己的胜利，当然也和南斯拉夫对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的“斯拉夫”区感兴趣有关。但希腊是在西方势力的兴趣范围内，丘吉尔以及后来的杜鲁门都曾对此明确表态过。斯大林不想在希腊问题上和西方挑起争执，希腊对他来说只是次要问题。希腊共产党天真地以为他们的起义会得到苏联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让苏联军队介入其中，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认为他们是一批毫无纪律的冒险家，在寻求一场失败的革命，有可能会引起美国的干涉。

因此，铁托煽动和鼓励希腊的叛乱，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断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南斯拉夫的介入，希腊错综复杂的局面早就会自己得到和平解决——而且铁托本人也会由于受到排斥，而进一步被踢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圈子。但是铁托不光在南巴尔干半岛上使斯大林尴尬，他同时也激起了英美两国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半岛，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国签订《意大利和约》的障碍：1947年9月《和约》最后签署时，的里雅斯特地区一直悬而未定，同盟国军队仍然驻防在该地区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紧邻的卡林西亚，奥地利最南端，铁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愿分得这一地区，但斯大林宁愿维持这一地区的未定现状（这样苏联就可以享有明显有利条件，得以在奥地利东部屯兵，当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驻军）。

铁托将南斯拉夫的民族统一主张和游击革命的狂热相结合，这越来越使斯大林觉得尴尬。根据《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史》所说，1945年5月之后，在西方军事圈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就是发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区。但斯大林并没有兴趣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根本瞧不上意大利东北端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乐意看到意大利共产党被他们的共产党邻国不讨人喜欢的区域野心所为难。

由于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对南斯拉夫的恼怒就激化了。虽然保加利亚首都火车站上贴满了铁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匈牙利共产党也开始诟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治国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会议上，奴颜婢膝、满腔忠诚的拉科西还向斯大林汇报了铁托对他的私人的赞扬之辞，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满意。铁托已经不仅仅是给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外交尴尬，他还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惹麻烦。

在外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整体”，成形于苏联，并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挥。但在斯大林眼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了。从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除了在中国以外，莫斯科确实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在与德国人的对抗中，苏联被迫求助于爱国、自由、民主和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失去了它的革命狭隘性，小心翼翼地变成了反法西斯广泛联盟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战前“人民阵线”的战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经能够牢牢掌控住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了——通过经济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然而在战争期间，它失去了这种控制权——以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散为标志。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在欧洲，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苏联扶植就上台执政的党派，但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虽然表示继续对莫斯科效忠，却是一天一天靠着自己逐步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建议和指令。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意图并不知情。就像捷克共产党，他们从苏联得到的指导更少，他们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国或意大利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采取联合执政方式，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党内目标时，并不觉得那是不可调和的问题。

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变了。1947年5月，担任部长职务的一批共产党人被逐出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这对他们来说多少有点突然，法国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寄希望于他领导的共产党能重新加入联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还称那些提倡反对派全部出局的人为“冒险家”。西欧的共产党人不知道该对马歇尔计划采取何种态度，只好拖延时日，最后从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线索。总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国共产党之间沟通不够。在法国共产党脱离政府后，安德列依·日丹诺夫发给多列士一封密函（相当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给捷克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的行动和我们一致。你知道事实不是如此。你们所采取的行动使苏共中央委员会大吃一惊。”

很显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已经跟不上形势了。在日丹诺夫发信给多列士的几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东欧邻国及其卫星国签订了商务协议，以此作为一致对抗马歇尔计划的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打击在该地区的对苏联影响力的威胁。布拉格、巴黎、罗马所追求的并且此时被斯大林默认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诺夫所宣布的两大“阵营”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理论所代替，转而退向对抗战略。

为了执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兰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会议。除苏联外，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接替共产国际负责“协调”国际间共产党的活动，加强莫斯科和它的各卫星国共产党之间的沟通。但这次会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际上只开过3次会，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标是重新建立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处事方式，开始着手处罚和诽谤“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国和意大利代表不得不听从教训，批评南斯拉夫代表爱德华·卡德里奇和米洛万·德热拉斯的革命战略，他们作为“左派”的代表被挑选出来，并受到了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表扬。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代表（由于会议的批评矛头同样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党代表）对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处政策走到了尽头。“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援引日丹诺夫的话）形成了，以后将按新的路线行事。从此，莫斯科希望各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苏联利益，并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后，各地的共产党都迅速转向对抗战术：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马歇尔计划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各种活动——在东欧还上升到夺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开会，宣告正式开始针对他们先前的同盟者社会党的诋毁运动。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向稍微晚了点，但在1948年1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也采用了“新路线”，它的焦点是“为和平而战”。结果西欧共产党遭遇了重重灾难——他们被推到了国内事务的边缘。在意大利，损失更重。由于梵蒂冈和美国大使馆站在反共这一方，大肆干预，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遭到失败。但是没有关系。在日丹诺夫的“两大阵营”理论中，西方阵营里的共产党人只是处于次要的、搞破坏者的地位。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论在当时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绊脚石，现在看来也许是一种财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树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会议上表现出的纡尊降贵的姿态，令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对此耿耿于怀：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各地共产党无不拍手称快，谴责“铁托党的叛变”，无需苏联的任何鼓励，他们就大肆辱骂和嘲讽那些失宠的巴尔干同志们。

其实，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裂痕最早公开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谴责巴尔干联邦这一想法引起，苏联由此取消了贸易谈判，接着又在下一个月召回了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顾问和民事顾问。虽然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沟通和指责，双方都宣称是出于最良好的意愿，但是铁托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导致矛盾激化到顶点。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会议上，正式出现了分裂。会上做出正式决议，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理由是它不承认红军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体制转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贝尔格莱德被正式指责为实行了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不正确的国内政策。事实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国际上堪与斯大林独裁势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对派”力量，因而难免造成冲突：斯大林需要通过制服铁托来向铁托的共产党同伴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对。

当然，铁托没有被制服。但当时他和他的国家实际上比表象看起来还要弱。若没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支持，铁托很有可能难以逃脱苏联对他的经济制裁和苏联干预所构成的颇有实效性的威胁——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贸易都是和苏联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年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它的攻击步步紧逼。在善于使用修饰词的列宁式的辱骂语汇里，铁托成了“犹大铁托及其煽动者”、“泛塞尔维亚和整个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新沙皇”。他的追随者们被骂为“无耻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狗腿子”，“战争与死亡营里的害人的先驱、阴险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孝子贤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贬为“一帮间谍、煽动者和刽子手”，“一群啃着帝国主义的骨头、为美国的资本而吠叫、受美国牵制的狗”。

铁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击时，正好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巅峰状态的那几年。接下来就发生了大清洗和公开审判，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确实看出了铁托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害怕他可能会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或他们的政权产生腐蚀作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坚持强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正面临危险，并且提醒人们，这些正是1945年以后南斯拉夫共产党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须强调要对苏联和斯大林效忠，反对一切“民族主义”或“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义的第二轮冰河时代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不辞辛劳地想在东欧渗入或再次渗入他的权力的话，那他将要付出相当代价，因为他正在失去在德国获得的先机。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国在伦敦开会，宣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6月18日宣布发行一种新货币：德国马克，三天后就开始流通（这些纸币是在美国秘密印制后，再由美国军队护送运回法兰克福）。同时开始回收旧的帝国马克，允许居民按1∶1的比率兑换手里40%的旧马克，其余的旧币换新币则要按10∶1的比率兑换。虽然新货币一开始不受欢迎（因为导致了储蓄受损、物价上涨，这让许多居民无法购买东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因为商店里摆满了货物，农民和商人愿意按照一种可靠的兑换率，以固定价格售货。

6月23日，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也发行了新货币——民主德国马克，并切断了连接柏林和联邦德国的铁路线（三周后又关闭了运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军事政府阻止了苏联向西柏林输送民主德国新货币的企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柏林城是处在四国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从此就一直没有落入苏联控制的民主德国范围。随着苏联军队对进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的加强，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利用空运为它们自己的占领区保障供给。6月26日，第一架运输机降落在西柏林的藤珀尔霍夫空军基地。

对柏林的空运一直延续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共空运了约230万吨食物，一共起飞了27.75万架次飞机，牺牲了73名盟军飞行员。斯大林封锁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弃该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无任何文字保证西方同盟国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弃建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国家的计划。这正是斯大林的真实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来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他的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西方盟国不仅继续紧紧抓住柏林不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而西柏林人在无限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而且由于苏联的阻挠，接着是布拉格政变，反而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继续实施他们关于联邦德国的计划，他们使得分别设立德国的设想越来越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认同。1949年4月，法国加入了“双占区”，创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德国经济体，拥有4 900万居民（而苏占区只有1 700万人口）。

和斯大林的大多数外交政策一样，封锁柏林也只是一项临时决定，而根本没有经过如何进逼的深思熟虑（虽然当时西方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无可指摘）。斯大林并不想为了柏林而发动战争。相应地，由于封锁失败，苏联领导人改变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开表示要解除封锁，以换取延缓建立联邦德国的计划。西方盟国根本就无意让步，但同意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因此5月12日，苏联取消了封锁政策，但仅仅换来了一次定于5月23日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

这次会议如期召开并持续了一个月，但如前所料，却并未达成任何共同意见。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恰恰是在联邦德国议会刚在波恩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联邦德国政府的《基本法》之后；一周后，作为回应，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民主德国政府的计划，正式成立时间是10月7日。6月20日，会议中断了，联邦德国的军政府转由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的高级专员组成。虽然西方盟国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权，并在必要时可以恢复直接行使权力，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紧随着基督民主党在8月份大选中的胜利，康拉德·阿登纳成了联邦德国的第一位总理。

柏林危机导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结果。第一，它直接导致成立了两个德国，4年前没有一个同盟国会料到是这一结局。对西方各大国来说，这成了一项吸引人而又很现实的目标；实际上，鉴于德国统一后可能产生的口惠而实不至，没有人会急吼吼地盼望它发生。正如9年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答复夏尔·戴高乐总统关于德国统一问题有何想法时所说的：“只是理论上说说罢了。从理论上说，我们必须一贯支持重新统一。那样说，就不会有任何风险。”对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认识到既无法在德国人的效忠问题上和西方同盟国竞争，又没法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国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第二，柏林危机使美国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欧洲展示了它的强大军事实力。这是英国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的成就——正是贝文成功地敦促美国对柏林的空投。当时杜鲁门被马歇尔和克雷将军（美军驻柏林司令官）说动了，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法国是所有卷入柏林危机的国家中最不积极的一个，因为从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间，它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危机，在国民议会中各党派的统治优势均不明显。

第三，基于上述两点，柏林危机直接使西方的军事预算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西方想保护德国不受苏联侵犯，那么它本身就必须有一定实力才行。柏林危机刚出现时，美国曾经在英国部署了携带原子弹的战略轰炸机群，当时美国拥有56颗原子弹。但华盛顿政府对如何使用这些原子弹并没有明确政策（杜鲁门本人尤其不愿意使用它们），而且万一苏联领先的话，美国在欧洲战略上仍然考虑从欧洲大陆撤兵。

军事上的重新考虑是由捷克的政变引起的。捷克政变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高度危险期，关于战争的议论很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甚至连克雷将军都感受到了这种到处蔓延的恐惧：“几个月来，根据逻辑分析，我原以为并且认定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发生战争。但最近几周里，我感觉到苏联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一时之间无法描述，但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剧烈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立法，欧洲各盟国之间也于1948年3月17日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捆绑在一起达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国再度发动侵略”，因为当时欧洲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了无法面对苏联的压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以前一样易受侵略：正如荷兰外交部长德克·斯迪克在回忆时说的，“对于美国的支持，我们欧洲只是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口头承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欧与东欧

英国首先向华盛顿提出新的方案。在1948年1月22日的议会发言中，贝文提出让英国和它的大陆邻国之间组成共同防御战略，成立一个“西欧联盟”，这样一来，英国的安全问题就不再脱离欧洲大陆国家了——这与英国原来的思路大相径庭，意义重大。这一西欧联盟根据《布鲁塞尔条约》正式宣告成立，但贝文在3月11日给马歇尔的口信中解释说：只有把安全范围扩大到将北大西洋作为整体统一考虑，这样的组织才会确有实效——关于这一点，马歇尔深表同意，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对挪威大力施压，要求它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贝文的敦促下，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卫条约。1948年7月6日，也就是开始柏林空运后的第十天，时值南斯拉夫刚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些会谈内容对其他签订《布鲁塞尔条约》的国家做了公开。其中，法国又一次对英美背着它私下里安排世界局势非常不满。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加拿大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都签名加入了该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还鲜有人预测到美国会加入欧洲的军事同盟。实际上，在美国国会内部，也有许多人十分不情愿认同这项公约的第五条（规定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一成员国遭袭击时，其他成员国须提供援助）。而且，由于它只是一个有关大西洋的公约，而非欧美之间的联盟，因此经过长达3个月的讨论后，这一公约仅得到了国会层面的通过。事实上，迪恩·艾奇逊在参议院代表政府发表意见时，小心翼翼地坚持认为，美国实质上不会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

这也正是美国的意图。如果说美国现在已经第一次卷入欧洲联盟的话，那也是因为华盛顿的很多美国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认识和对马歇尔计划的认识一样：它有助于欧洲人对自己感觉好一些，并能料理自己的事务——这里意味着他们的自我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军事平衡：在驻扎西欧的14个师里，美国只有两个师。西欧盟国仍以12∶2的优势遥遥领先。1949年，美国三军参谋长预测，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莱茵河地区的有效防卫体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华盛顿宪政厅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约仪式时，乐队奏响一曲《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倒并非不对头。

但在欧洲人眼里，情况完全两样。美国人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军事同盟上，但欧洲人却认为“比起以前只是纸上承诺的一鳞半爪，这次确实更重要”，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对国务院政策规划处的同事如是说。或许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话好说。至少，英国还是一个岛国。但法国却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堪一击：既抵抗不了原来的德国人，又抵抗不了现在的苏联人。

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举双手欢迎：这将有助于把抵抗苏联的防御线比目前更进一步向东推进——正如查尔斯·波伦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前的好几个月里就说过的，“（法国人）的微薄信心只在于一个事实，即不管美国军队的数量是多少，他们毕竟挡在了法国和红军中间”。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在防止德国的复仇方面增强安全感。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承诺保护，使内心深处还牢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果的法国也同意联邦德国建立国家。

法国因此欢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出承诺，保护它不受德国复苏之害，这是它在前三年里一直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问题。荷兰和比利时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看到了对未来德国复仇主义的阻碍。意大利的加入是为了获得对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从而抵制共产党的批评。英国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订的公约看成是把美国拉入欧洲防御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而杜鲁门政府则对国会和美国人民宣称，这是为了建立起防止苏联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英国后来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除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能阻止另一场战争的爆发，否则它将毫无意义。他们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公约的初衷并不在于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于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和马歇尔计划（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布鲁塞尔条约》）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了战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一种分享信息并在国防、安全、贸易和货币制度及其他许多领域里合作的意愿。毕竟，要在和平时期实现一个完全联盟化的统治，在实践中肯定是闻所未闻而脱离实际的。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国人和西欧人立刻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朝鲜的事情要么能扭转局面，要么就是一个序幕，下一步可能就会是德国了——这种推论又由于乌布利希的话而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因为沃尔特·乌布利希不负责任地吹嘘说，接下来联邦德国就要垮台了。8个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导致美国军事专家夸大事实地认为苏联正在准备战争；但即便如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没有通过第68号文件（提交于1950年4月7日）关于增加预算的请求，只是同意对朝鲜宣战。

关于欧洲战争要爆发的危险被极度地夸大了，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斯大林正在考虑有可能的话进攻南斯拉夫，而非联邦德国——但由于面对西方的军备重整而放弃了这一打算。和西方国家误解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目的一样，斯大林也错误估计了美国，他的情报部门准确提供了美国军事装备迅速升级的信息，以为他们对他的东欧地盘有进攻计划。但当时对这些假设和错误估计并不清楚，所以政客们和将军们只好尽可能地依赖有限的情报和先例来做出判断。

西欧的军事重整确实规模较大。在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后，美国的国防预算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亿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国国防开支已经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占4.7%。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美国盟友们响应华盛顿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们的国防开支：自从1946年稳步削减以来，到了1951-1952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增长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的重整军备时期还要快。法国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防开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防开支都上升到了战后最高峰。

由于军备投入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同样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机械、工具和汽车订单涌入德国。此外，德国人还得生产大批只有联邦德国才能精加工的其他产品，因为当时联邦德国被禁止生产武器，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集中精力生产好其他一切产品。仅钢产量这一项，联邦德国从1946年的250万吨增长到了1949年的900万吨，1953年则接近1500万吨。由于美国在海外花费巨资用于军队装备、武器储备、军事布署和部队供给，联邦德国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负债在短短一年内就减少了65%。都灵的菲亚特集团拿到了美国的第一批合同，生产支持地面部队的喷气式飞机（出于政治原因，这批合同由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出面敦促华盛顿政府而得以完成）。

但是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英国政府不得不动用福利等公共事业的开支来弥补国防需求，这一选择使得执政的工党内部分裂，导致它在1951年大选中的失败。在西欧，由于政府部门开支过大激发了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法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消费品物价上涨了40%。刚刚开始享受到马歇尔援助而获益的西欧人，肯定不愿意长期支持战争经济。1951年美国颁布的《共同安全法》认识到了这一点，它立即废除了马歇尔计划，而开始转向军事援助计划。到1951年末，美国总计向西欧提供军事援助近50亿美元。

为了从心理上提高欧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充当了军事援助的角色，凭借看起来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国经济资源，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建设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欧洲，在比利时和法国建立了盟军司令部和行政机构。此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毫不含糊地成了一个联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军事策划者们所说的“继续捍卫”欧洲安全：也就是说，在德国中部同苏联红军对峙。为执行这一任务，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在里斯本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决定在此后的两年内，至少要新编96个师的兵力。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德国人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滋长中立情绪。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联邦德国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欧洲联盟，这一概念并不新颖。19世纪时，曾在中欧和西欧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关税联盟，它们当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偶尔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讨论，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各不同地区的统一联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又加强了这种想法，而不是消弭这种乐观的展望。正如法国国务活动家、欧洲条约及其蓝图的积极规划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坚持认为的：克服宿怨，想欧洲人所想、说欧洲人所说、感欧洲人所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1924年，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勒·纪德联合欧洲其他签约者，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国际委员会。3年后，英国外交次大臣承认，蔓延整个大陆的“泛欧”观念令他“大吃一惊”。

老实说，令人奇怪的是，大战反而使得法国和德国相互间更加依赖。随着战后分裂的瓦解，巴黎放弃了强制德国赔偿的努力，在1926年9月，法国、德国、卢森堡、比利时和萨尔区（当时仍是自治区）签署了国际《钢铁条约》，用来规范钢铁生产，防止生产能力过剩。虽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钢铁条约》，但它只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卡特尔。但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当然从中看到了未来跨国联动的雏形。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样，《钢铁条约》也没能躲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作为其结果的大萧条。但它进一步证实了1919年法国钢铁大王们所看到的事实：法国的钢铁业，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区的回归而规模翻了一番，现在却得完全依赖从德国进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寻求长期合作的基础。这一状况在德国人眼里也很明显，1940年纳粹占领法国，和贝当就支付和运输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很少有人料到，当时德国以战争形式迫使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的这一法德“合作”体制，会成为新的“欧洲”经济秩序的萌芽。

因此，维希政府的高级官员、后被“自由法兰西”组织处死的皮埃尔·普谢构想出一个战后欧洲秩序，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整个大陆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统一货币。普谢的想法得到了艾尔伯特·斯皮尔等人的认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种拿破仑式的大陆体制的升级，从而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大陆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他们曾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困苦。

真正使得这些计划具有魅力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以共享泛欧洲利益的形式提出来的，而不是出于某一国家的私利考虑。他们是“欧洲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在战争时期，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绝望中认为可以从纳粹统治下获得好处的国家的高度重视。实际上，纳粹们也显然对欧洲进行了技术层面的综合处理——拆除边界、没收财产、整合交通网络，等等——使得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欧洲从它的过去和敌意中解放出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击败纳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乔治·凯南对迪恩·艾奇逊坦白说，他能够理解人们对于德国在西欧事务中影响力上升所产生的忧虑，“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只在于那是希特勒个人的。”

凯南只是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观点。在公开场合，1945年以后，很少有人愿意对战时的“新秩序”说一句好话，凯南完全低估了它所产生的低效率和不诚信。欧洲内部的经济合作当然还在继续——比如，和1943年一样，战后的让·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荣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必须形成……一个‘欧洲实体’，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许多热心“欧洲统一体运动”的人们在丘吉尔的怂恿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

温斯顿·丘吉尔曾是早期很有影响力的倡导某种形式的欧洲合并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写信给安东尼·艾登：“我必须承认，我的主要考虑都放在欧洲方面，在恢复欧洲的荣耀上……如果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使得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都蒙暗的话，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但我相信欧洲国家会在‘欧洲委员会’的名义下，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联合起来。”但战后的政治环境对实现这样的理想来说并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欧洲对话的论坛，这一建议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统一体运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由这一建议而产生的“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并于当年8月召开首次会议，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在它们北面的几个小邻国却行动积极。早在大战结束前，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流亡政府就签署了《比荷卢协定》，取消关税壁垒，寻求三国之间劳力、资本和服务的最终自由流动。1948年1月1日实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关税同盟，接着又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法国、意大利之间进行了多次漫谈，商讨扩大合作范围的计划。但很可惜，这些“小欧洲”制订了一半的计划一碰到德国问题就被搁浅了。

1947年7月巴黎召开的马歇尔计划谈判结束时，人人都同意“德国经济应当纳入欧洲经济整体，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总体生活水平”。问题是如何纳入呢？联邦德国即使在1949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它和欧洲大陆其他部分并无任何有机联系，除了马歇尔计划要求提供的机械生产和被盟军占领外——而这两点也都是临时性的——大多数西欧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而非合作伙伴。荷兰一直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1939年以前，荷兰48%的“看不见的”收入都来自德国通过荷兰港口和水路的贸易——德国的经济复兴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兰人对德国人态度“友善”，荷兰希望经济复苏后的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处于弱势，这点对荷兰很重要。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时人赞同。除非德国势力受到大不列颠的介入而实行抗衡，否则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与德国合作。

1948-1949年的国际事件打开了这一死结。随着布拉格政变、同意成立联邦德国、柏林遭封锁、计划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乔治·比铎和罗贝尔·舒曼等法国国务活动家们都清晰地意识到，法国必须重新调整对德路线。应当成立一个把鲁尔和莱茵地区包括在内的联邦德国政治实体——只是把弱小的萨尔州暂时排斥在德国主体之外了，因为萨尔州出产的煤不适合炼焦炭。如何才能使得这一新成立的联邦德国的资源既能纳入、又能促进法国的利益呢？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联邦德国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联邦德国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卷一第3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一个联合的高管机构管理，这一机构具备组织的基本框架，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开放，允许它们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议远远不止是一个钢和煤的卡特尔，它已差不多是欧洲一体化的蓝图，代表了一种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问题从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扰着法国。在舒曼的计划中，高管机构有权鼓励竞争、制定价格政策、引导投资、代表成员国操作买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从纯粹的德国土地上掌控鲁尔和德国的其他重要资源。它以欧洲方式解决了一个——这一个——法国问题。

罗贝尔·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这一“计划”，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逊。英国事先并不知情。法国外交部对此满心喜悦：这是首次对英美抛开巴黎制定决策的小小报复之一。这些决策中最近发生的一件是：就在8个月前，英国单方面将英镑贬值30%，事先只通知了美国，而使得欧洲国家被迫跟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重新开始的经济私利和欧洲各国之间缺少沟通带来的风险，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德国政府立即对莫奈的计划表示欢迎，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康拉德·阿登纳高兴地对舒曼说，“法国政府的这一计划考虑到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曾经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于瘫痪，现在的计划对建设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动。”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对助手们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突破点！”这是联邦德国第一次在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和其他独立国家平起平坐——并且，如阿登纳所愿，从现在起就和西方联盟绑在一起。

德国人最先认可舒曼计划。接着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虽然荷兰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英国而加入。但英国拒绝了舒曼计划的邀请，而英国若不加入的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加入就成了问题。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签订《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只有6个西欧国家签署。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对当时颇受关注的这一共同体的前途作一评论。1951年在条约上签字的所有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主要成员国的三位主要的国务活动家——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纳、罗贝尔·舒曼——均来自于他们国家的边缘地区：德·加斯佩利来自意大利东北部的特兰提诺，阿登纳来自莱茵区，舒曼来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特兰提诺属于奥匈帝国，他本人在维也纳接受教育。舒曼成长的洛林区曾并入德意志帝国。和阿登纳一样，他在年轻时加入了天主教社团——事实上10年前莱茵地区的人们仍还属于这些同样的社群。当他们碰头的时候，三个人都用德语交谈，那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对于他们三人，同样地对于来自讲双语的卢森堡的同事、来自双语和二元文化并存的比利时的同事、还有荷兰人来说，欧洲合作计划具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意义：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对克服文明危机做出了一大贡献，这种危机在他们青年时代曾将欧洲世界搞得摇摇欲坠。由于均来自本国的边缘区域，他们在那里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国界也一直在变换，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们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权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直到此时才发现，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它们的主权就遭到了轻视和践踏，它们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主权好丢失的。作为基督教民主党，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社会团结和集体责任，这使他们对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国“高管机构”来行使权力这一理念感觉贴心。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有效的经济杠杆，因为高管机构从未真正行使过莫奈所设想的权力。相反，和那几年里的其他许许多多国际机构改革一样，欧洲煤钢共同体只是在心理空间上为欧洲的发展提供恢复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纳在10年后对麦克米伦解释时所言，欧洲煤钢共同体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组织（因而，在他眼里，英国置身事外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欧洲一体化的计划，尽管这是莫奈的梦想，但它在签署的时候却体现了西欧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这是一辆在经济伪装下的政治大车，一项克服法德之间敌意的手段。

与此同时，欧洲煤钢共同体提出的那些问题开始得到了自我解决。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产量重新达到了1936年的水准；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长。1949年联邦德国和欧洲的贸易平衡基于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后，即1950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因为联邦德国国内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来促进当地的工业生产。到了1951年又出现了贸易顺差，并在后来保持了好多年，这得感谢联邦德国成批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951年末，联邦德国的出口水平增长达到了1948年的6倍，联邦德国的煤、成品和贸易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实际上，到了50年代末，西欧已经饱受煤供应过剩之苦。在这当中，欧洲煤钢共同体起了多大作用，这有点令人怀疑——使得联邦德国工业机器高速运转的是朝鲜，而非舒曼。但是说到底，这一点并不重要。

如果欧洲煤钢共同体确实比它所宣称的作用小——如果说法国组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只是为了控制一个他们继续怀疑的联邦德国，如果说欧洲经济繁荣和高管机构的行为之间关系不大，而它们对竞争、就业和价格的影响甚微——那么，为什么英国要拒绝加入呢？既然它很重视，为什么又离得远远的？

英国并不反对建立欧洲关税同盟——至少他们很赞成让其他各国的欧洲人建立这种形式。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机构这一组织要被赋予超国家的执行权，哪怕只是指导产品生产和两种商品间的价格而已。伦敦政府对此早有体会——1948年，贝文和工党内阁商讨美国提出的在将来成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议，他主要考虑的是“各国代表团必须拥有有效控制权……以防秘书长（或‘独立的’主席）自作主张采取行动……各成员国必须服从组织下达的指示，这应该不成问题”。

英国不愿交出任何国家权力，这与莫奈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目的明显地格格不入。英国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大陆想楔入英国事务的苗头，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险性。贝文对艾奇逊解释英国拒绝加入的理由时说：“这样重大的事情，风险也大，我们可不能盲目赞同。我确信换了美国处在这样的境况，也会这样考虑的。”或者，他用丰富多彩的语言跟他的助手们如此解释对欧洲委员会的担忧：“如果你打开那只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会跳出什么样的特洛伊木马来。”

英国的理由还有一部分涉及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尤其是涉及贸易方面，看起来比它的欧洲大陆邻国健康多了。1947年英国出口总值相当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额。当时西欧各国的贸易主要在其内部进行，而英国则在全世界进行商品贸易——实际上，到了1950年英国对欧洲的贸易比1913年的还要少很多。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还有英联邦国家。1950年，英联邦范围扩大到了非洲、南亚和美洲的大片地区，它们大多数仍然掌控在英国手里。从马来半岛到黄金海岸（加纳）的殖民地是摇钱树，提供了大量金钱以维持伦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镑平衡”。英联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粮食来源，英联邦（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称其为帝国）都认同英国的民族身份，或者说在当时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大多数决策者看来，让英国成为欧洲大陆体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从现存状态的其他发展方向中剥离开来，这明显太过无耻了——也太不切合实际了。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美国特有的优越感，后者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分裂出去的。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遭灾、忍受并最终战胜苦难的无言的优越感，使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同时也塑造了战后英国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在其历史上首次以明显优势赢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并且，如前所述，通过大范围的国有化进程和社会改革，在宪法里明确英国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福利国家。政府的大多数改革受到了欢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和喜好上改进极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B·普里斯特利说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君主国，这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最后一座纪念碑。”

战后英国的国内政策主要考虑社会正义问题和必要的机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以前各届政府逐步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围绕着急需解决的公共事业开支再度展开辩论——健康、教育、交通、住房、养老金，等等。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人们为国家近年来所做牺牲的最好补偿，但它也表明英国大多数选民（还有许多英国议员）对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及为赢得对德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一无所知。

1945年的英国濒临破产边缘。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动员兵力最多、历时最久的一个：1945年，在2 150万名能就业的成人中，有1 000万名男女在编或服役，差点就耗尽了国家的有限资源。温斯顿·丘吉尔又竭尽所能，向美国借债，并拍卖英国的海外资产，以维持货币和物资流通。战时的财政大臣曾说，这些年眼看着“英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倍，它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

这引起了战后英国周期性的货币危机，因为必须努力偿付以美元为主的巨额债务，而国内收入又在锐减。那也是马歇尔计划在英国未对工业投资和现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对等资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来偿还国家巨债了。换作任何一个欧洲其他的中等国家，处在战后英国这种困境下，都将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由于英国还负有全球范围内的帝国责任，因而问题就更显严重了。

自从1939年以来，英国为维持大国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就在剧烈上升中。1934-1938年间，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开支是每年600万英镑。而在1947年，仅军费开支一项，政府预算就达2.09亿英镑。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后各国相应地提高国防开支之前——英国海军舰队就遍布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舰队，同时还在“中国基地”拥有常驻军。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拥有常备的120支皇家空军中队，在香港、马来半岛、波斯湾、北非、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联邦德国和英国国内，都拥有部队或供养着部分常驻军。此外，英国的巨资还耗费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领事和情报机构以及殖民地的公务开支上，这本身就是一副官僚、行政的重担，尽管新近印度的独立已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下，英国唯一的解困办法是自我节制，面对这前所未有的自愿拮据生活——这种贫穷催生了这些年来广为赞誉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胜不败的大不列颠看起来比整个欧洲以往任何战败的、被侵略或掠夺过的国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阴沉而又坚定。一切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编辑、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证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一半空置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酸……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闲逛度日，百无聊赖。

这是一个节衣缩食的年代。为了增加出口（由此获得大量外汇收入），几乎所有的东西要么按配给供应，要么根本就买不到：肉、糖、衣服、汽车、汽油、出国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时，连面包也实行了配给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这在战争期间都未发生过。1949年11月5日，英国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庆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鲜战争时期，不得不重新实施许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紧了腰带，直到1954年，英国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给制——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了许多。英国战后的街景倒是让苏联集团各国的人民比较熟悉——一位英国主妇回忆说，那些年里，“买什么都要排队，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卖什么……你就加入了排队队伍，因为你知道那里肯定是有东西在卖”。

事实证明，英国人虽然被剥夺了权利，但他们特别能忍耐——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相信，至少，这对社区里每个人都很公平——虽然对配给和管制的恼怒在加剧，一些工党的大臣们产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长制情绪（主要是财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这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保守党在大选中重新上台。这种“别无选择，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态度，使得英国战后那一代人变得“谨慎、谦逊，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生活时这样描述，这和他们后来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实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矿区退休的工会领导人山姆·华生在回忆1950年的工党年会时说：“消除了贫穷，解决了温饱，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在一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英国仍然是一个差异很大、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但也是一个福利社会，我们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会”。作为战后立法的结果，对收入和财富确实进行了重新分配——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者对国有财富的占有率从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业的做法与战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来，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乐观前景。1946-1948年，15万英国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随其后。但从1951年开始，似乎这种紧缩的年代快要结束了，国家正在乐观地筹备“不列颠的节日”庆典，纪念阿尔伯特亲王1851年胜利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世博会”的前身）100周年。

这些感想在汉弗莱·詹宁斯1951年拍摄的英国纪录片《家庭写照》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片名本身也揭示了这一国家的显著特征——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的记录片制片人根本不会想到起这样的名字。这部片子是对英国特性的礼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在近年的战争中再度的苦难与辉煌，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弥漫着的一种淡淡的孤芳自赏的骄傲。该片主要侧重科技与进步、构想与工作，并不涉及英国的邻国和盟友。它所展现的1951年的英国和1940年的英国实际上如出一辙：形单影只。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这还不算是最后决定，但是一旦做出决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国（以及在英国人看来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势力的加盟，西欧这个“小欧洲”最后错误地落到了法国手里。法国人确实承担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英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树立起“欧洲”自己的形象，并最终仿照法国惯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机构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进展过程中，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未能加盟深表遗憾，但英国却不觉得遗憾。欧洲许多政要都从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英国能够加盟。比利时的欧洲政治家保尔-昂利·斯帕克不无遗憾地回忆说：“这道义上的领袖地位——是你们的，只要你们开口。”莫奈后来回顾旧事时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国的权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战时，如果它选择加入的话，那么情况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10年之后，英国确实会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战后的欧洲，10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届时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