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斯芬克斯，一旦它的谜被揭开，就坠入了深渊。

——海因利希·海涅

情势（某些先生居然对此无动于衷！）在现实中给每一条政治原理涂上明显的色彩，并且带来不同的结果。

——埃德蒙·伯克

重大事件，亲爱的小伙子，注意重大事件。

——哈罗德·麦克米伦

世界历史不是一片生长出快乐的土壤。各个快乐的时期在里面都是空白页。

——盖奥尔格·威廉·弗里德利希·黑格尔

我最初决定写这本书，是在维也纳主要的火车站——西站——换车时。那是在1989年12月，恰逢时机。当时我正从布拉格回来，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公民论坛”的剧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正在强行去除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将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筒。几个星期前，“柏林墙”出人意料地被拆毁了。在匈牙利同在波兰一样，每一个人都直面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挑战：旧政权——几个月前它还执掌着一切权力——退出后的断裂。立陶宛共产党刚刚宣布从苏联独立出来。在去火车站的出租车里，收音机播送着罗马尼亚反对齐奥塞斯库家族独裁的暴动的最初报道。一场政治地震动摇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冻结的地缘政治结构。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这显而易见。但是随着旧秩序的逝去，许多由来以久的假设就发生问题了。曾经看来是永久性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却转瞬即逝。冷战对峙；东欧、西欧分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繁荣的西欧同它东面的苏联卫星国集团的故事是各自分离、互不传播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再被理解为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或政治的铁定逻辑。它们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而历史却正在将它们推开到一边。

欧洲的未来看起来会非常不同——它的过去也是如此。回顾1945年至1989年的岁月，从现在来看，它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战后的间歇，1945年结束了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它的尾声又持续了半个世纪。对欧洲的塑造有赖于未来岁月，以往经历过的熟悉的、有条有理的故事难以重演。我觉得很明显，在那个冰冷的中欧12月份，战后欧洲的历史是需要重写了。

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1989年的维也纳是一幅覆盖画，将欧洲原先复杂层叠的昔日画面覆盖了。在20世纪初，维也纳就是欧洲：它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文明在大灾变门槛上的多事之都、边缘状态、自我欺骗的中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从辉煌的帝国大都市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的贫困干瘪首都，渐渐地褪失了荣耀，最终成为纳粹帝国的边疆省份，它的大多数公民热情地向纳粹宣誓效忠。

德国战败后，奥地利落入西方阵营，被认定是希特勒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两次受之有愧的好运气使维也纳得以祓除旧日的耻辱。它作为纳粹同盟者的事实被轻轻遗忘了。奥地利的首都——被苏联的“东”欧包围的一座“西”方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它是自由世界的前哨和榜样。对于它先前的臣民、如今陷落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人而言，维也纳代表着“欧洲中心”：一个在世纪的进程中似乎被抛弃的欧洲人的想象中具有世界性文明教化的地区。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那些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倾听自由的地方，一个重新充满活力的地方，一个为东欧人逃向西方、西方人建起通向东方的桥梁而相遇和启程的地方。

于是，1989年的维也纳成为一个“思考”欧洲的好地方。奥地利体现着战后西欧颇为自得的一切特性：一个充满福利的国家所标志的资本主义繁荣；通过一切主要的社会团体和政党自由地致力于创造工作机会和薪酬待遇而实现的社会安定；由西方核保护伞明显庇护下获得保障的外部安全——而奥地利自身保持着沾沾自喜的“中立”。与此同时，跨过利塔河和多瑙河仅仅几公里的东面，是“另一个”荒凉穷困和秘密警察的欧洲。将两者分隔开的距离可以用维也纳的两个火车站的对比来做恰如其分的概括。西站繁华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登上光洁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却阴森而毫无吸引力，是从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来的肮脏旧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出没的破旧、脏臭、还有点险恶气氛的地方。

正如维也纳的两个主要火车站无意中承认了欧洲的地缘分裂——西站面对积极乐观的、遍地黄金的西方，南站粗心大意而很不情愿地承认着维也纳属于东欧一面的素质——这座奥地利首都城市的街道也见证了一种无声的分裂，将欧洲平静的现实同它不安定的历史隔离开来。咄咄气势、充满自信的楼宇沿宽阔的环城路而立，诉说着维也纳一度有过的帝国性质——尽管对于一个欧洲中型首都来说，这环城路本身似乎有点太大、太辉煌，因为它只不过用作日常通勤要道——而这座城市却无可非议地为它的公共建筑物和城市空间感到自豪。的确，维也纳颇为沉醉于唤起对昔日荣耀的思念，但是一涉及不久前的历史，它却注定要缄默。

犹太人曾经占据了内城的许多楼厦，对绘画、音乐、戏剧、新闻和思想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曾经是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一点，维也纳却缄口不言。维也纳的犹太人被暴力驱赶出他们的家，从维也纳漂泊向东，关于他们的记忆也被抹去，这解释了今日维也纳带有负罪感的缄默。与战后的西欧一样，战后的维也纳是一座建筑在不可言说的过去之上的宏伟大厦。那段过去中最可怕的部分大多发生在后来被苏联控制的地区的时候，这就是它很容易被忘却（在西欧）或很容易被掩蔽（在东欧）的原因。随着东欧回归，以往的历史将不再难以言说：但现在是不可避免地不得不说了。1989年后，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将来，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是可以难为情的。

虽说我正是在1989年12月决定撰写一部战后欧洲史，但在此后多年，我一直未动笔。这是因为客观情势复杂交织。回顾往事，有一点是很幸运的：许多事情在当时还朦胧模糊，到今天却变得有些明朗了。档案馆的大门敞开了。革命性的转型造成不可避免的混乱，却使自身厘清了从1989年动乱以来的某些长期后果，使之现在触手可及。而1989年的余震并非很快消除。等到我下一次去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在想方设法容纳成千上万名从邻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来的难民。

奥地利放弃精心培育的战后自治、加入欧盟的三年之后，它自己浮现为欧洲事务中的一股力量，这是东欧剧变的直接结果。我于1999年10月重访维也纳时，发现西站贴满了尤尔格·海德尔的自由党的海报。虽然海德尔公开吹捧说，纳粹军队“可尊敬的人们”在东部战线“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仍然赢得了那一年27%的选票，其手腕是煽动奥地利同胞们对过去10年里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产生的焦虑和不解。在几近半个世纪的静默之后，维也纳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重返历史。

本书讲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故事，所以从1945年开始说起：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从零点开始。但是，正如20世纪的一切事情一样，它的故事被从1914年开始的30年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大陆从那一年起就开始遭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切参与者难忘的屠场——塞尔维亚18岁至55岁的男性人口的一半死于战争——但是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德国（与当时普遍认为的相反）在战争中、在战后解决方案中未被摧毁：很难解释它只过了25年就又崛起，而且统治了几乎整个欧洲。确实，由于协约国的胜利代价超过了德国战败的代价，而德国并未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赔偿，因此在重新崛起时，比在1913年更强大。随着一个世代以前普鲁士崛起而在欧洲浮现的“日耳曼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1918年旧式土地帝国垮台后出现的一些小国家都是贫穷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而且怨恨邻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多的是“历史修正派”的国家：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在大战中被打败，它们等待时机要收复领土。1918年后，国际局势并未恢复稳定，大国之间也未恢复平静：只不过由于筋疲力尽而产生了一段幕间休息而已。暴力战争并未减弱。它转向了国内事务——转变为民族主义争端、种族歧视和内战。欧洲在20年代，尤其是在30年代，步入了一场战争的余烬和另一场隐约可见的战争之间的薄雾之中。

随着欧洲经济的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内部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形势更加恶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济萧条引发了恶化的形势。在那些年里，欧洲的经济生活事实上遭到三重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扭曲了国内就业，摧毁了贸易，蹂躏了整个地区，甚至还造成了破产国家。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中欧——始终未能从这些后果中恢复元气。那些恢复元气的国家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重又走低，而银根紧缩、商业失败、竭力保护关税以遏制外国竞争等等，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失业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业生产能力荒废，而且使国际贸易崩溃（1929-1936年法德贸易下跌83%），由此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怨恨加剧。接着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受影响的国家中平民人口和国内经济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将在本书第一部分里叙说。

这些打击所积累的冲击，毁坏了一种文明。欧洲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其范围之广，即便在战争刚发生时，也使当时的人们明显感觉到了。有些人（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将资产阶级欧洲的自杀当作一次为改善境遇而战的机会。奥登称30年代为“低劣、卑鄙的年代”，但它也是承担道义和树立政治信念的时代，在西班牙内战的幻灭和牺牲中达到高潮。这是19世纪激进观点的印第安之夏，此时却投入了一个更险恶时代的意识形态激烈战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多么渴望一种人类新秩序，然而不得不经受悲惨的失败。”（阿瑟·凯斯特勒语）

欧洲绝望了，有些人逃避了：起先逃向仍然是自由民主的西欧更远的地方，然后——倘若他们能及时逃出去——逃向美洲。还有一些人，例如斯蒂芬·茨威格和瓦尔特·本雅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欧洲大陆最终跌进地狱的前夕，它的前景显得毫无希望。在欧洲文明自我爆炸的过程中，无论失去的是什么——茨威格的心目中维也纳失去的东西，其迹象早已由卡尔·克劳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凭直觉而知觉到了——都再也无法重新获得。在让·雷诺阿于1937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成名作《大幻觉》里，那个时代的“大幻觉”是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关于荣誉、等级和阶级的神话。但到了1940年，有见地的欧洲人发现，整个欧洲最大的幻觉恰恰是“欧洲文明”本身，它已经声名狼藉，再无法复原了。

鉴于之前的遭遇，在叙述欧洲出人意料复原的故事时倾向于采用庆幸甚至抒情诗般的口吻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战后欧洲史书的内在主题，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写成的史书——就像欧洲政治家们在回顾自己这些年里的成就时所采用的主调一样。在总体战的大灾难之后，欧洲大陆各国复苏和重新崛起；国家之间不再起冲突，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步扩大欧洲内部的合作；30年经济熔毁过后的持续性经济复苏，以及繁荣、乐观、和平的“正常化”——这一切都引起了夸张的反响。欧洲的复苏是一个奇迹。“后民族的”（post-national）欧洲接受了晚近历史的教训。一个和解的、和平的欧洲站起来了，“像凤凰一般”从它的谋杀——甚至是自杀——的历史灰烬中再生了。

就像许多神话一样，这种使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对20世纪下半期欧洲历史的叙述，包含着一点事实真相。但它也留下了许多空白。东欧——从奥地利边界到乌拉尔山脉，从塔林到地拉那——都被排除在神话之外。它的战后几十年同以前发生的一切相比，当然是和平的，但仅仅是由于苏联红军未经邀请的驻扎：这是坦克监视下监狱院子里的和平。而如果说苏联集团的卫星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表面上可以同西方的发展相比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莫斯科靠武力强迫它们接受“兄弟”的制度和交流。

战后欧洲两个部分的历史不能相互孤立来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和先前战争的后果，迫使东欧和西欧的政府和人民做出同样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建立国内事务的秩序，以杜绝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欧洲两个部分最初的普遍选择是寻求20世纪30年代那种激进方案的人民阵线运动（这一点提醒人们，有时看来1945年绝对不是新开端）。东欧的某种激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回到声名狼藉的过去，已经没有可能性。那么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共产主义也许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一种两难，而对此要做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实在的。

西欧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业已消失，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和压力）。对人民阵线方案和共产主义的吁求减退了：这两者都是西欧在艰难时代开出的药方，但至少从1952年起，时世已不再那么艰难。因此在其后几十年里，战后初期的艰难困苦已被遗忘。但是在1945年时，看来非常现实的是，事情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确会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正因为有可能回到旧日的噩梦（失业、法西斯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战争、革命），所以西欧走上了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新道路。后民族主义、福利国家、合作、和平的欧洲，这些都并非出自今日欧洲理想主义者们在深情回顾中想象的那种乐观主义的、雄心勃勃的前瞻计划。它是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在历史的阴影下，它的领导者们实施社会改革，建立新的制度，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来避免过去的历史重演。

当我们回忆起苏联集团当局实质上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计划时，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握了。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设立防线来阻止历史倒退——尽管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不是靠社会进步，而是靠使用实体力量来保障实现目标。晚近历史的重写——而且鼓励民众去遗忘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说法，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无疑消灭的不仅是以往历史的弊端，而且还消灭了使它们可能出现的条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一种迷思；它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然而共产主义的迷思在无意中证实了，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继承历史的负担，这项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个新欧洲创造了条件。但是整个欧洲在1945年之后的许多年里长期生活在刚刚过去的历史上由独裁者们和历次战争投下的阴影。这是战后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体验之一，他们与美国人有所不同，对于美国人来说，20世纪教给他们的是相当不同的、完全乐观主义的课程。任何人只要是在寻求对1989年欧洲历史的理解——以及欣赏在此之后有多大的改变，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要的起点。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阐述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时，所说的两种“智性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间的风格区别颇有影响，他引用希腊诗人阿尔喀洛科斯（Archilochus）的一句名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情。”按照伯林的话来说，本书绝不是一只“刺猬”。我在书里提不出关于欧洲当代历史的重大理论，不阐释任何支配一切的主题，不讲述一以概全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没有主题形式。相反，它的主题还不止一个。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

首先，这是一段欧洲地位下降的历史。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在1945年以后再也不能渴望国际的或帝国的地位。这条规则有两个例外——苏联算一个，大不列颠部分地算一个——直到本书叙述的历史时段之末，它们在自己眼里、在任何问题上都只能说是半欧洲性质，而它们的地位也都大大下降。欧洲大陆的其余大多数国家都曾经蒙受战败或被占领的耻辱。它未能靠自己的努力从法西斯主义手下解放自己；它也未能不依赖援助就控制住共产主义。战后欧洲靠外人来得到解放——或者说是得到豁免。欧洲人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控制自己的命运。从前的欧洲海上帝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失去了海外领土，在这些年里全都沦落，回到欧洲本土，它们的注意力全都重新指向欧洲自身。

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历史上，“元叙事”（master narratives）渐渐消失：19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关于进步与变化、革命与转型的宏大的理论模式，曾经武装了政治计划和社会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分裂了欧洲。这也是一个在泛欧画面上才有意义的故事：西欧政治热情的衰落（除了少数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其原因各不相同——东欧失去政治信念和不信任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可以肯定的是，看来似乎知识界的右翼可能上演一场复兴。他们提出了一个同样具有19世纪特色的计划，试图废除“社会”，将公共事务交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和最小化的政府打理。然而这阵发作总算过去了。1989年后，不再有左派或右派向欧洲提出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计划——只有自由的前景，这是大多数欧洲人的希望，现在已经实现了。

再次，作为对欧洲意识形态史上的过时野心的最温和替代，姗姗来迟地出现了——而且大多是出于偶然——“欧洲模式”。产生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折中混合的立法，以及“欧洲共同体”和它的后身“欧盟”似蟹行般的制度延伸，这是规范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特征明显的“欧洲式”道路。这种欧洲方式囊括一切，从儿童保健到国际法律规范，代表的不仅仅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僚实务；到21世纪初，它已变成渴望加入欧盟的国家的一座灯塔、一种范例，是对美国、对富有竞争性魅力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全球性挑战。

欧洲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地理概念变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模板与向往之所，这种出人意料的决定性转变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亚历山大·沃特（Alexander Wat）对两次大战之间波兰政治家们的错觉的讽刺说法，欧洲不是“命定走向伟大”。它出现的这种能力，从1945年甚至1975年的情况出发都肯定是无法预见的。新欧洲不是预先构想的共同计划：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计划。但它在1992年后一旦变得明晰，欧洲的确占据了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尤其是它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对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一样。

交织在战后欧洲叙事中的第四个主题是：它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常常被误解。1945年后，西欧人要美国介入欧洲事务——但他们也厌恶这种介入，因为那意味着欧洲的衰落。再者，尽管美国在欧洲存在，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两部分依然十分不同。在西欧，冷战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引起相当警觉性的反应，而随之而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美国化”则往往是被夸大的，这在下文行将叙述。

东欧以相当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及其特性。但其中也会在误导下过分地夸大1989年之前和之后美国对东欧的影响。东欧和西欧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们——例如法国的雷蒙·阿隆，或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都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成为他们国家的任何一类社会楷模。虽说年轻一代的1989年后东欧人一度激奋地要按照美国的模式来使自己的国家自由化，即有限的公共服务、低税收、自由市场，但是并未达到那种样式。欧洲的“美国时刻”只存在于过去。未来东欧的“小美国”们完全坐落于欧洲。

最后，战后欧洲的历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里和不在场的故事。欧洲大陆曾经是一幅复杂交叉的多彩画面，其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社会和民族是互相叠合的。它的许多城市——尤其是新老帝国边界结合部的一些较小城市。例如，的里雅斯特、萨拉热窝、萨洛尼卡、切尔诺维茨、敖德萨或维尔纳——实际上都是多元化社会的原型，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等等都相互熟悉地生活在一处。我们不会将这种旧欧洲理想化。波兰作家塔德兹·波洛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几近喜剧般的各民族熔炉在欧洲心脏地带冒着危险的火花”周期性地爆发动乱、屠杀和迫害——然而这是真实的，它在鲜活的记忆中仍然存在。

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个欧洲却被摧毁成灰。20世纪下半叶诞生的那个熠熠生辉的欧洲更加有序，没有那么多杂乱的元素。由于战争、占领、边界调整、驱逐、种族灭绝，每一个人现在几乎都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中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里，东欧人和西欧人都生活在封闭的民族聚居地，生存下来的属于同一宗教或同一种族的少数人群体——例如法国犹太人——至多只代表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而且完全融合进它所在的文化和政治的主流社会。只有南斯拉夫和苏联——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但只是欧洲的一部分——站在这个新的、先后趋向同质的欧洲之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从苏联解体和欧盟扩展以来，欧洲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局面。难民、客籍工人和欧洲的前殖民地的居民都回到了帝国都市，期待着就业和自由的前景；自愿的或不自愿的移民来自那些随着欧洲扩张疆域而失败或倒退的国家，将伦敦、巴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柏林、米兰等十几座城市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无论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欧洲出现了新的活生生的“异类”——例如，大约1 500万穆斯林已经进入了欧盟，而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还有8 000万等待进入——他们不仅凸显了今日欧洲对日益多样化前景的不满，也使得人们无法继续泰然地将欧洲历史上已经死去的“异类”抛诸脑外。自从1989年以后，比过去更清楚的是，战后欧洲的稳定局面有多少是依赖了约瑟夫·斯大林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就。在他们合力，由于战时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的协助，独裁者们炸平了人口中心，在那时就奠定了新的、不那么复杂的欧洲大陆基础。

对于这一令人窘迫的扭结（kink），在对欧洲历史朝向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阳光普照的辽阔高地”平缓前进的叙事中，大多只字不提战后东欧和西欧——至少直到60年代一直如此。自此之后，通常只提及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除了偶尔的争论外，对另外一些犯罪者——以及牺牲者——的记录都封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回忆典型地局限在一套人们所熟悉的道德规范方面：善对抗恶，反法西斯主义者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运动战士对抗通敌分子，等等。

1989年以后，由于克服了长期以来固定的禁忌，就有可能认识到（有时需要战胜强大的反对和否认倾向）为欧洲再生付出的道德代价。波兰人、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希望知道的话——他们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前真实地发生的是什么。即使德国人也重温他们国家的公认历史——结论却自相矛盾。几十年来第一次，德国人认为，是德国人遭受了苦难，德国才是牺牲品，无论是在英国轰炸机、俄国士兵或捷克驱逐者手里——这些都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人们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重新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犹太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

这些说法无论是好是坏，都值得商榷。这种公共记忆是否全部属于一种政治健康的迹象？或者像戴高乐等人心知肚明的那样，忘记它们有时是否更加稳妥呢？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的“跋”中被再次提及。在这里我只是想指出，我们不必将上述令人不安的最新回忆看作欧洲原罪的可怕证据——当被和今日爆发的民族或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有时会这样看待它们（特别是在美国）。它没有从以往罪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它带着记忆缺失的怀旧，它随时倾向于回到1938年。按照约基·贝拉（Yogi Berra）的话说，这不是“又一次似曾经历的错觉”。

欧洲不会回到战时的动乱历史——相反，它正在远离那段历史。今日的德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意识到的是自己的20世纪历史，而不是以往50年里的任何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正在回到过去。本书尝试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长期阴影沉重地压在战后欧洲的身上。然而，它不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根据几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痛苦的公开辩论——看来比较合适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德国人也应该至少能够公开质疑完全有意所为的官方记忆的准则。我们也许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这也许并不是一种好兆头。但这是一次闭幕。希特勒死后已经60年了，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欧洲的战后时代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它也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