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亲自阻止这件事，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让愈加强大的德国站在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11月28日

事情起初之时，我们并不清楚面临的问题之难度。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0年

我们的国家一直饱受诘难。施行马克思主义实验的任务落在我们头上。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无立足之地——这一理论使我们偏离了成为世界文明国家的道路。

——鲍里斯·叶利钦，1991年

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这一偶然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米兰·昆德拉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几个独立的国家。

这种分裂与统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影响，并且更具悲剧性。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在凡尔赛签约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达到了顶峰，而其根源却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这个顶峰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任何的惊心动魄，但类似现象发生在20世纪末期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当然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的3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1917年成立的苏联。

然而，这一地区的几个多民族联邦能维持到最后也绝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分裂是从最后四个欧洲内陆帝国之一的苏联解体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解体是继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奥地利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之后的一系列帝国分裂后又一迟来的尾声。帝国分裂的逻辑本身并不会引发东欧国家的重组，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这一地区的命运受到德国事件的左右。

对赫尔穆特·科尔来说，坚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是经历了10年的分裂之后的特殊使命。联邦德国总理最初也像其他人一样，对统一犹豫不决。1989年11月，他向联邦议院发布了使德国迈向统一的五年方案。但科尔倾听了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声（并相信以后会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支持）之后，他预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仅是可能出现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联邦德国领导人很清楚，阻止民主德国人口涌入的唯一办法就是与民主德国合并。

20世纪德国的统一，首先是由货币的统一引发的，然后才是政治统一。“联邦”这个当初联邦德国赞成、汉斯·莫德罗的民主德国内阁热切拥护的话题被“冷藏”起来。1990年3月，在匆忙中举行的民主德国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统一的主张，他们打出“德国联盟”的口号，使自己获得了48%的选票，而社会民主人士则表现出对“统一”的犹豫和矛盾，他们获得了22%的支持；前共产主义者即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巩固了原有的16%的选票；“联盟90”即前联盟中的不满分子，包括巴贝尔·保利的“中立论坛”在内，只获得了2.8%的选票。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民主德国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民主德国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民主德国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民主德国的就业和联邦德国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8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民主德国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国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联邦德国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国家——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欧人甚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欧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之后，最初无法实现的统一，最后也能实现。道格拉斯·赫德（英国的外交大臣）对冷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体系。我们已经在这个体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隐瞒自己的忧虑。她回忆了一次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简单会晤：“我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标明德国过去地形的地图，显示了对未来的担忧……（密特朗）说，过去法国处于危机四伏之时总会与英国联谊。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又来了……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但至少我们两个国家有验证一下德国的主宰世界的愿望。这便是一个开端。”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此担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不无忧虑，德国的统一会导致苏联的衰落（类似赫鲁晓夫的古巴之辱）。但英国在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之前，对德国问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认。而密特朗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相比他国而言，法国人对他们熟悉的曾经非常稳定的德国以及欧洲共产党国家集团的解体表现出了更多的惊讶。

巴黎的第一反应就是阻止其统一。密特朗甚至在1989年12月远赴民主德国，以表示对他们主权的支持。他拒绝了科尔庆祝勃兰登堡门重新开放仪式的邀请，并且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作为其传统盟友，与法国有着相同的兴趣的苏联领导人阻止德国的野心。实际上，法国人正指望戈尔巴乔夫去阻止德国的统一。1989年11月28日，密特朗向他的智囊团解释道：我不需要亲自去阻止这件事情，苏联人会替我做到的，他们不会允许更强大的德国站在与自己对立的阵营里。

但是，人们一旦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科尔执掌的民主德国竞选成功了，法国总统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德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统一，但需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德国完全可以走上独立之路，而不是恢复它在昔日中欧的特权。科尔必须致力于追求德法共管的欧洲模式，并且德国将会加入一个“比以往更紧密”的联盟。这是一桩普通的欧洲式交易。其加入的期限将庄严地载入一个新的条约（待次年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市的谈判）。

根据早期的回顾，德国人同意随时满足法国人的要求（虽然法国人不灵活的外交手腕曾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波恩同意1955年之后，把“欧洲”的范围限制在最初的6个国家之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顾及法国在德国获得完全主权这个问题上紧绷着的神经。科尔甚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了一系列微小的让步，旨在回报法国的忍耐。德国的统一很好地安抚了其邻邦紧张的神经。科尔出生于路德维希港，同他的莱茵兰同乡阿登纳一样本能地向西关注——对德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欧洲共同体之内并无反感。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总理有着强大的后援。任何一张当时的照片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德国的统一依仗着美国的支持。最初，老布什总统像其他人一样认同其盟国的想法：德国的统一只能发生在苏联和东欧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革之后，最后还得征得苏联的同意。但华盛顿更快地捕捉到了德国的民意，特别是1990年2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8%的联邦德国人更青睐于一个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结果让美国（以及许多联邦德国政治家）极其不安。他们惧怕德国疆域的扩大会使其中立并脱离中欧，从而导致其两边的邻国动荡不安。

于是，美国便不遗余力地支持科尔的计划，以确保德国不需要在自身统一和同西方联盟之间做出选择。迫于华盛顿的压力，法、英双方同意坐下来，与苏联代表就两德问题深入地探讨了新德国诞生所需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4+2”会谈，即1990年2月至9月外长会晤。最后本着对德国的尊重，他们于9月12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条约。

这一条约正式承认了未来德国的边界，即现在的两德边界。四国对柏林的牵制终于在1990年10月2日的午夜宣告结束。苏联同意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并达成了撤出在德红军的协议。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柏林（预期4年，其后将只有一小股北约部队保留在德国境内）。

为什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这么轻易让德国的统一向前迈进呢？几十年以来，苏联的主要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持中欧的现状。莫斯科就像伦敦、巴黎、华盛顿一样已习惯于德国长久的分裂。他们早已放弃了斯大林的战后目标：把柏林从西方联盟中疏离出来。但不同于英、法两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仍固执地企想阻止统一的进程，并且原则上也是这样一直坚持着。

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茫然中，就像当时所有人一样。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一个国家对民主德国解体有所准备，德国的统一也没有蓝本可循。但是和西方同僚不同，苏联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戈尔巴乔夫不能幻想阻止德国的统一，除非放弃多年来树立的温和的形象，并不惜损害自己的公众信誉。他最初反对吸纳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即使后来做出了让步，在原则上他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北约部队不得向东挪动到300公里以外的波兰边境——这其实是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0年2月对苏联的承诺。但是后来美国不遵守诺言，戈尔巴乔夫也束手无策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次让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联邦德国总理先前预见的那样，苏联对财政问题从不对外遮掩。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统一问题谈判的担保金为200亿美元。最后商定为大约80亿美元，另外附加20亿美元的无息信用贷款。总之，从1990年至1994年由波恩转账到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达到将近710亿美元（另外还有360亿美元给了前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科尔还兑现了缓和苏联（和波兰）紧张关系的承诺。正如人们所见，他接受了国内的东部边界线，并将其载入第二年与波兰之间签署的条约之中。

获得了对其有利的条款后，莫斯科同意了民主德国的解体。在讨好华盛顿方面，演技低劣的苏联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其愤愤的民主德国伙伴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但没有流露出任何的遗憾之意。苏联明白：同友好而蓬勃发展的新德国建立良好的战略关系，和与他为敌相比更有利可图。而且从苏联方面看来，统一的德国会更紧密地投入西方的怀抱并受到控制。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

没有多少人喜欢民主德国，但它的消失还是让一些人心生遗憾。除了君特·格拉斯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这样的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为重新统一的“大”德国的灵魂感到担忧外，那些民主德国人也意识到，他们已丧失家园，“德国”已经消失了。由此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两代德国人生长在民主德国，他们既不愿面对愈来愈强烈的迷失感，也不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装聋作哑。在1989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民主德国读书的孩子们仍然坚信：是民主德国的军队和苏联的援助才把他们的国家从希特勒手里解放出来。

这种通过反复灌输而产生的错误认识是民主德国的核心身份，它对缓解前公民“回归”德国时产生的迷茫感毫无帮助。特别是他们的“德国体系”已从政府的记载中删除，这包括城镇、街道、大型建筑物以及国家名称。这些都变成了1933年以前的称谓。一些古老的仪式和纪念活动又恢复了原貌。这些做法并不是在弥补历史，却更像是在抹去民主德国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恩利希·米尔克作为政治谋杀犯而非“斯塔西”（Stasi，即安全部门）的头目受到指控，指控他所采用的证据，居然是30年代纳粹的审讯记录。

与其说是人们不愿提及民主德国混乱的历史，还不如说是政府驱使人们忘却那段过去。这真是一幕再现联邦德国50年代试图遗忘历史的讽刺剧！1989年之后，联邦共和国却用最初的繁荣回答了过去的一切疑惑。德国人用钱买断了历史。其后民主德国人民决定接受适当的调整，因为不仅他们的国家机关瘫痪了，而且大多数的基础设施也破旧不堪。2/5的建筑物建于1914年以前（而在联邦德国这种情况还不到1/5），1/4的房屋缺乏浴室，1/3的房屋只有室外卫生间，超过60%的房屋缺少中央供暖系统。

正如在与莫斯科的交易中，波恩花大笔的钱来解决问题一样，在接下来的3年里，“统一”让联邦德国把相当于1.2万亿欧元的资金调入了民主德国。截至2003年年底，合并民主德国的总成本达到了1.2万亿欧元。民主德国人的工作、退休金、交通、教育、住房这些庞大的开销都由政府来买单。在短期内，这种做法的确有效，民主德国人更信赖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联邦德国财政部无穷无尽的资源。但随着统一带来的最初的兴奋劲头过去，“东德佬”开始对西德兄弟们傲慢的胜利者态度感到失望，这种情绪将帮助从前的共产党人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一些成功。

同时，为了避免使联邦德国的选民们惊惶失措，为了使他们对统一抱有热情，科尔没有提高税收。反之，为了兑现巨额的承诺，此前一直保持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联邦政府不得不陷入赤字。联邦银行对这种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从1991年起相应地逐步提高利率。但与此同时，德国马克开始永久性地被欧洲货币计划捆住了手脚。高利率导致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速放缓，这些连带效应不仅影响了德国，也波及了整个欧洲货币体系。实际上，科尔将德国统一的成本转嫁到了国外，让欧洲的合作伙伴们一起背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使他在国内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实上他曾警告詹姆斯·贝克：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到北约，可能就是“体制改革的结束”。丧失对东欧一些国家的支配权是不幸的，放弃德国更似一种粗心大意的做法。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阿赫洛梅耶夫坚信，如果戈尔巴乔夫及时重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可以从西方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但这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注意力一直被来自国内的问题羁绊，以至于他对苏联的“近西near-West”问题的反应就是顺其自然。

但苏联国内的挑战无法仅仅靠视而不见来解决。俄罗斯帝国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侵略和扩张，愈来愈强大，大部分先前属于外国的疆土已经紧密地融合在自己家园的土地上。它们似乎不可能像波兰或匈牙利那样再被“吐出去”。但苏联新近吞并的土地只被消化了一半，而且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仍然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比如中亚和高加索，帝国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尤为如此。

波罗的海沿岸联盟共和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有着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它们比苏联任何地区都更接近西方。特别是爱沙尼亚人，一直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在观看芬兰的电视节目。自然他们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富足的邻国做比较。而立陶宛人的早期历史和他们的居住地都与近邻波兰密不可分。他们无法回避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波兰人比他们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这一事实。

第二，虽然与邻国相比不容乐观，然而若以苏联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无疑也很繁荣。他们为苏联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其中包括有轨电车、收音机、纸张，还有鱼、乳制品和棉花等农副产品。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爱沙尼亚的港口实现。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是其他苏联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点也尤为显著：他们拥有过真正独立的近代史。1919年随着沙俄的垮台，他们赢得了最初的自由。而20年后根据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些国家受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现代继承人苏联的再次强占。对于1940年的侵略，他们仍然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其他地区也急需解决民生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这些需求促进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再度公开地追求独立。这一地区的地下文学也一直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基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语”问题。1945年同属于波罗的海沿岸联盟共和国的3个国家的多数居民，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他们仍操当地的母语。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强制驱逐，以及在战后一年内，苏联军队、管理人员、工人的不断涌入，造成当地人口十分混杂。尤其在共和国的北部，情况更为严重。在立陶宛共和国，80%的居民仍是立陶宛人。但在爱沙尼亚，本族人估计只占人口的64%，他们讲爱沙尼亚语；在拉脱维亚，198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人口总数虽然达到了250万，而当地人只占135万，占人口总数的54%。而且乡村人口主要以波罗的海沿岸居民为主，城市的俄国化程度却不断加剧：这是一次充满着怨恨的变革。

这个地区愤愤不平的人们提出的第一场抗议是语言和国籍的问题，他们更难以忘怀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当地“移民”。1987年8月23日在维尔纽斯、塔林和里加同时举行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纪念活动，而里加人在纪念拉脱维亚1918独立周年的仪式上公开宣布独立。由于受到里加人成功的启示，更准确地说，这是受当局对公开反对意见的容忍态度的激励，各地的独立组织和聚会开始不断涌现。

1988年3月25日，里加举行了几百人参加的聚会，追忆1949年拉脱维亚人遭到的驱逐。紧接着6月又举行了游行活动，以纪念1940年遭到的驱逐。素来安静的拉脱维亚作家联盟还发表了题为“拉脱维亚人民战线”的讲话。几个星期后，一个以“环境保护俱乐部”为掩护的拉脱维亚独立运动组织诞生了。爱沙尼亚整个事态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1987年的纪念活动和一系列环境保护者的抗议，诞生出了第一个“爱沙尼亚语保护协会”组织。他们致力于保护和恢复当地的文化遗产。1988年4月“爱沙尼亚人民战线”产生，9月爆发了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发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政治运动本身与富有颠覆作用的名称都颇具戏剧性。但是立陶宛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该地区地处中央政府无法顾及的偏远地区，他们与苏联政权的斗争趋于明朗化。1988年7月9日维尔纽斯爆发了一次示威游行，人们要求保护环境。尔后争取民主和更大的自主权的斗争，则吸引了10万人参加支持改革运动的组织。1989年发起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公开批判了立陶宛共产党对莫斯科的“屈从”。人们在横幅上公开写上了“红军回家去”的字样。到1989年2月，改革运动组织已经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政党，在3月的苏维埃国会中，他们赢得了立陶宛42个席位中的36个席位。

这3个共和国竞选成功的标志是：拥有了独立的候选人，同时也激发了大众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关心。1989年8月23日，人们手拉着手，制造一条人链（“手拉手横跨波罗的海”），全程达650公里，从维尔纽斯出发经过里加到达塔林，纪念《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署50周年，这是对蒙受外国奴役的历史的追忆。大约有180万人参加了此项活动，占整个地区人口总量的1/4。随着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独立运动的不断涌现，立陶宛公开宣布国家独立是自己的目标。他们与莫斯科的对抗势不可挡。

来势虽然缓慢，但终究还是来了。1989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运动开始于反抗边境的开放。立陶宛的最高苏维埃首先产生了独立的想法，之后拉脱维亚试图效仿爱沙尼亚。1988年11月，他们颁布了一条法律：准许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莫斯科却否认了这条法令，在这之前，他们还否认了爱沙尼亚的自主权。另外，政府还制止了所有类似的行动。在1989年10月8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公开警告东柏林“生活惩罚迟疑的人”之后的一天）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宣告采取行动，争取完全独立。由于苏维埃当局对不断升级的危机过于疏忽，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12月18日，立陶宛共产党分裂，绝大多数人宣布立刻独立。当时戈尔巴乔夫不能继续保持缄默了。在1990年1月11日出访维尔纽斯时，他提出劝告，反对脱离联邦，并敦促“缓和”。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自食其果了。立陶宛人受到改革运动组织在选举中获胜的激励，由苏联总统本人通过“4+2”谈判，成功地使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角色”。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于3月11日投票，以124票赞成，0票反对，恢复了立陶宛的独立。他们象征性地恢复了1938年的“立陶宛国立宪法”，并且认定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无效。

据说1990年的局势很不明确，发生了许多骚动，当时甚至连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都在宣布自己的“主权”，并且声称其法律高于“全苏联”。苏维埃的统治者向维尔纽斯人表示，要对其施行最具威慑性的经济制裁，但这样的举措也无法阻止立陶宛的独立。尽管制裁行动在当年6月已经停止，而且立陶宛同意“暂停”独立宣言的全面实施，但当时戈尔巴乔夫仍有能力阻止他那些强硬派的同事们提出的用武力干涉的要求。

在这个忙碌的6月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其余各共和国纷纷宣布它们的“主权”，使得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变得更加摇摇欲坠。他企图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自主、主权与独立，但是，失败的结果使他的同事们纷纷埋怨，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更糟糕的是来自军队和安全部队的骚动。1990年12月20日，他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辞职，并且警告他说，危机已迫在眉睫。

1991年1月10日，由于海湾战争的爆发，美国和它的盟国完全分心于伊拉克时，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人发出了最后通牒，凭着他的总统权力，要求对方遵守苏联的宪法。第二天，来自克格勃精锐部队的士兵和苏联内务部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的公务大楼，并成立了“国家救援委员会”。24小时以后，他们攻陷了城市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向聚集在那里的示威人群开枪，导致14个平民死亡，700人受伤。一周之后，他们又以同样暴力的方式进入了拉脱维亚在里加的内务部，并杀了4个人。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拉开了苏联走向解体的序幕。仅一周之内，莫斯科就有15万人聚会，对枪击事件表示抗议。这时鲍里斯·叶利钦已从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了苏维埃主席。他在1990年5月到塔林访问时，在不受苏联当局制约下，签署了相互承认“主权”的协议。1991年3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民投票表决，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完全独立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却不能全身心地平息不服从的加盟共和国，于是他又恢复了先前的态度。他试图寻找权宜之计来解决眼前的危机。

但此时的苏联总统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不愿控制波罗的海人的行动，使得他的军方盟友疏远了他（两位在维尔纽斯和里加发动袭击的将军计划在莫斯科发起突然袭击），而且他的朋友和先前的支持者们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叶利钦于1991年3月公开谴责了戈尔巴乔夫的“谎言和欺骗”，并要求他辞职。戈尔巴乔夫以沉默来抵抗来自官方的压力和弹劾。这一事件同时也使得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成了其他共和国效仿的对象。

只要苏联权力的总体结构保持稳固，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就会把自己的“改革”局限于对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的模仿上。但波罗的海的惨败让这些人敏锐地感觉到，自由化让苏联即将走向末日。无论如何，他们全都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某些圈子里已经是众矢之的。因此，尽管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政治新动向反映了真正和广泛的民族复兴，但其他共和国的“主权”要求的动机要复杂得多，混合了民族情感和各种自保意图。这中间还包含了与日俱增的恐惧感：如果稳定和权力从顶部开始崩塌，或者出现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掌握政权这样更坏的结果，那么最好还是把必要的权力抓在地方的手中。此外，苏联的管理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央崩溃了，大量有价值的公共财产将成为争夺的对象，党的资产、开矿权、农场、工厂，还有税收，等等。

到此，宣称了明确主张并将成为“主权”共和国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同样拥有过争取“独立”的历史（尽管饱经沧桑），这些努力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宣告失败。这与俄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眼里，基辅“罗斯”——13世纪的王国——是以乌克兰首都为中心，由喀尔巴阡山脉到伏尔加河，构成了帝国的核心地带。但更现实的问题则是这一地区的物质资源。

乌克兰地处俄罗斯通往黑海（和地中海）和中欧的通道上，它是苏联经济的支柱。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只占全苏联的2.7%，却拥有全国18%的人口。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苏联的17%，仅次于俄罗斯。苏联60%的煤炭储藏在这里，钛的储量也很丰富（对现代的钢铁生产至关重要），异常丰饶的土壤使它的农业产量占苏联农业产量的40%。

在俄国和苏联的历史上，乌克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领导层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来自乌克兰东部——赫鲁晓夫在20世纪30年代曾回到家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富农”之子，而尤里·安德罗波夫之所以能升到权力顶层要归功于他曾担任乌克兰克格勃领导这一战略性的核心职务。但乌克兰共和国与苏联领导者如此密切的关系，并没有给它的人民带来任何益处。

情况恰恰相反。乌克兰作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它在很长一段历史上被当作内部的殖民地：它的自然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人民遭受到严密的监控（在20世纪30年代，对它的迫害几乎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乌克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食品和有色金属，赔上很大的补贴价后运到苏联的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了最后一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和西部的沃里尼亚的兼并，使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面积大大地扩展了。众所周知，当地的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迁，与乌克兰人进行人口交换。

这些人口的互换（包括战时大部分犹太人的灭绝）使得该地区人口标准与苏联的标准相符合。因此，虽然到1990年时，俄罗斯的100多个少数民族中有31个民族居住在自治区，但是在乌克兰，84%人口仍是乌克兰人，其余占大多数的是俄罗斯人（占11%），还包括少量的摩尔多瓦人、波兰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在这个国家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也许需要提醒的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主要集中在东部工业区和首都基辅。

在乌克兰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它的第二大城市利沃夫一带，人们所操的语言主要是乌克兰语，主要的宗教派别是东正教或希腊天主教。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宽容，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幸运地保存了自己的母语。但是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4年，78%——91%的当地居民讲乌克兰语，而在曾受沙皇统治过的地区里，居民虽自称为乌克兰人，却更倾向于讲俄语。

正如人们所见，苏联宪法把各个共和国按民族来界定它的公民种族类别。与其他地区一样，乌克兰人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尤其是遭兼并的乌克兰西部，情况更为突出。早些时候，乌克兰语主要局限在偏远地区使用，城市居民则以讲俄语为主，并受苏联当局管辖。理论上的“去中心化”和苏联的性质只是学者们和为苏联辩护的人的事情。但随着讲乌克兰语的城市居民和乌克兰语媒体数量的增长，一个具有“乌克兰人”利益的自我意识的政治精英团体的形成，乌克兰民族主义也预示了苏联的分裂。

1988年11月，一个非党派的运动组织——“鲁克”（“人民改革运动”）——在基辅成立了，这是许多年来乌克兰第一个自主的政治组织，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以生活在大城市里的60年代改革派共产党人居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与乌克兰明显不同，他们以“独立运动”为主线，既没有强大的后盾，也没有基础良好的民族情感的支持。1990年3月，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共产党以明显的优势获得了多数席位，而改革派只赢得了不到1/4的席位。

由此看来，掌握主动权的并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是共产党人。乌克兰苏维埃的共产党人于1990年7月16日投票通过了乌克兰的“主权”独立。他们声称共和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制定法律。正是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他是改革派，在乌克兰共产党中曾任“分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的领导下，乌克兰人于1991年3月参加了全苏联的公投并表示将继续支持联盟制度，尽管该制度（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经过了“革新”。只有在乌克兰西部，当投票者们被问及是否更希望得到完全的独立而非只享受联盟内部的主权时，寻求与莫斯科决裂的力量才胜过了乌克兰共产党：88%的投票者选择了“是”。克拉夫丘克及其追随者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在静观其他地方事态的发展状况。

这种模式也在苏联西部一些较小的共和国里出现，但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也有所不同。位于乌克兰北面的白俄罗斯就没有类似的关于民族身份和传统的争执。虽然“白俄罗斯共和国”经历过1918年的短暂的独立，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认可。而且它的多数居民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相比，更乐于亲近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同波兰东部的区域合并之后，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多了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这些重要的少数民族。白俄罗斯共和国内部虽然有最大的母语人群，却没有要求和期盼任何主权的迹象。由于过多地依赖俄罗斯，所以白俄罗斯也无法期盼维持真正的独立。

战争摧毁了土地贫瘠、四处沼泽的白俄罗斯，这一地区仅适合家畜饲养，而不适宜大规模农业生产。它对战后苏联经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化学制品和亚麻的生产，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白俄罗斯是莫斯科通往波罗的海的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线路主干的必经之路。1989年发生了一次以首都明斯克为中心、以“再生”为名的独立运动。这次运动简直就是乌克兰“鲁克”运动的翻版，这使得白俄罗斯的情形同乌克兰的情形如出一辙。人们看到共产党人在1990年的苏维埃选举中恢复了明显的多数席位。就在乌克兰苏维埃在1990年7月宣称“主权”的两周之后，它的北邻也紧随其后。明斯克和基辅一样，当地的“改革派”谨慎行事，观望莫斯科事态的发展。

苏维埃摩尔达维亚被挤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且相当有意思的案例。这片有争议的土地在沙皇统治时代曾被称为“比萨拉比亚”，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俄国和罗马尼亚交替占领这片土地。它的450万居民中包括摩尔达维亚人、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大量的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加告兹人（住在黑海附近的讲土耳其语的正教徒）。在这片典型的多民族混杂的土地上，讲罗马尼亚语的居民占了人口的多数。但是在苏维埃的统治下，他们最好还是同邻国罗马尼亚人分开为妙。摩尔达维亚的居民曾被迫只能用西里尔语书写，并且也不能称自己为罗马尼亚人，而只能说自己是摩尔多瓦人。

因此，这里的民族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说来，在摩尔达维亚，特别是首都基什尼奥夫的居民都能讲流利的俄语。他们也认同自己是苏联公民；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的关系（在历史上和语言上）搭建了一座通往欧洲的桥梁，也提供了一种越来越要求自治权的基础。1989年出现的“人民战线”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罗马尼亚语成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同一年，当地的共产党当局做出了让步。此外还出现了煽动性很强的言论，大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处心积虑地、积极地劝阻摩尔达维亚“重归”罗马尼亚。

在接下来的1990年选举中，“人民战线”赢得了大多数的选票。新政府首先把“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简称为摩尔多瓦共和国），并在6月宣布了主权的独立。这些大多属于象征性的举动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焦虑，在说俄语的人中间和小小的加告兹地区引起关于抢先分离的话题。1990年的秋天，在关于自治的全民投票之后，蒂拉斯波——摩尔多瓦东部德涅斯特河对岸的一个大城市，人口以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多——的共产党领导层宣布成立外尼斯特里安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与东南面一样“自治”的加告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互呼应。

加告兹人口最多只有16万，外尼斯特里安人口不到50万，地形像一块香蕉，面积也只有4 000平方公里，出现了这样的自治共和国似乎很荒唐，俨然是“发明传统”和“想象民族”的归谬。但是加告兹共和国只不过是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未来的摩尔多瓦可以和平兼并该国，但如果摩尔多瓦选择“回归”罗马尼亚，该国有权分裂出去），而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却是在苏联（后来的俄罗斯）第14军的支持下实现的，这支军队的出现阻止了摩尔多瓦最初吞并该地区的企图。

随着时局越来越不安稳，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当局并非不愿意庇护一个必然忠诚于莫斯科的微型国家，它的生存全仗着苏联的支持，它的统治者是当地的共产党“总督”，他们控制了这片土地，想立即把它变成走私和洗钱的天堂。外尼斯特里安为摩尔多瓦提供90%的电力资源，它的新统治者们甚至有各种合法的经济资源，如果基希讷乌拒绝合作，他们就可以用它们来威胁并实施控制。

外尼斯特里安的独立没有得到摩尔多瓦和其他任何人的承认，甚至连莫斯科也不可能允许赋予脱离的地区以正式的合法性。弹丸之地摩尔多瓦发生的分裂事件却预示了东面几百公里以外的高加索地区更加棘手的麻烦：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持久的对抗。亚美尼亚地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尤为复杂，1988年，两边的冲突以及他们和苏联军队之间的冲突已导致上百人伤亡。1989年1月，发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1989年4月，在它的邻国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爆发的民族主义者和军队的冲突中，有20名示威者遭到枪击。随着事态的发展，人民要求脱离苏联，但是政府却决定维持现状。在地理位置上，苏维埃格鲁吉亚和它的邻国苏维埃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共和国一样，它们地形上很难防御，民族问题过于复杂，极易受到攻击，而这些都预示着它必将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当地政府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而相应地加快了动作。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层都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是“民族独立运动”，而各地区的党的领袖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有机会夺取权力时，紧紧把它握在手中。

1991年的春天，周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拭目以待中心的风云变化。当然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苏联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拥有全国一半的人口总量，五分之三的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三的领土面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愿望，它作为一个帝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地域横跨十一个时区，囊括了几十个不同的民族。“俄罗斯”太大了，所以无法归结单一的身份或者一致的目的。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岁月里，苏联当局确实打出了俄罗斯民族这张牌——表现民族自豪感，并宣扬“俄罗斯人的胜利”。但是俄罗斯人从来不曾标志自己的“民族性”，因为按照苏联的说法，哈萨克人、乌克兰人或亚美尼亚人都是正式的“民族”，甚至也没有独自的“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人就是苏联人，这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后帝国时代，苏联掩盖着俄罗斯帝国，而“俄罗斯”也使苏联的出现在历史上和领土上合法化。“俄罗斯”和“苏联”之间的界限就这样被（故意地）混淆了。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越来越强调“俄罗斯性”。基于相同原因，民主德国公然赞扬腓特烈大帝的伟大，并适时地宣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耳曼精神。在人民共和国衰落的岁月里，爱国主义被再次用来替代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爱国主义又成了最便当、最没有威胁性的政治对抗形式。在俄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像在匈牙利一样，知识分子中的批评者往往会遭到迫害，而默然表现的民族主义却不会受到压制或阻挠——他们可能对当局有利。于是，在苏联的出版物和媒体里出现“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复兴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焦虑，这就是他们那些不起眼的少数民族。

这就是鲍里斯·叶利钦出人意料地崛起的背景。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名传统官员，负责工业建筑。叶利钦在党内的职位一步步地上升——直到1987年曾因为超越权限批评上级而遭到降级。在这个紧要关头，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党和国家官僚体制是如何阻止真正的变革的。他凭着自己的政治本能，把自身重新设计成为一个特殊的“俄罗斯”政治家。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他先是以俄罗斯联邦的一名代表的身份浮出水面，然后便坐上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即俄罗斯议会）主席的位置。

从登上这个明显有影响力的宝座的那一刻开始，鲍里斯·叶利钦就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的领袖，并于1990年7月宣布退党。他以“俄罗斯的莫斯科”为权力基础，把目标瞄准了“苏联的莫斯科”的同志们。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尽管在事实上，叶利钦曾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坚强后盾，他在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他的声望在迅速下降，这一点叶利钦早就注意到了。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国内政务上出现的策略性失误，促成了一个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真正的权利、高度独立的国家立法机关的产生。叶利钦和他的俄罗斯支持者们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懂得，这个公开选举的新苏维埃很自然地变成了人们表达各种不满的论坛，而叶利钦尤其善于巧妙地把俄罗斯的利益同各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机警地发现这种结盟对苏联本身的威胁。但是此刻的情况对他而言，一切为时晚矣。现在的戈尔巴乔夫唯有艰难地、不太容易令人信服地调整自己，联合那些怀念旧的共产党专政时期的岁月的苏维埃各部门官员——而这种专政也是他一向努力要打破的。

当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渴望”和“可能”之间为一个“控制下的联邦”（具有戈尔巴乔夫特色的折中方案）而摇摆不定时，叶利钦却公开而热情地为保卫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奋斗着。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勉强地在一部新的苏联宪法中承认了分离的权利，而这样做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权力，使那些保守的政敌相信，如果恢复秩序，戈尔巴乔夫就将面临免职。与此同时，在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在全国的民意测验中威信已超过了戈尔巴乔夫，并且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民选的总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投票赞成新联盟：它是“非中央集权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公然反对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赢得大选，最终倾斜了天平。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日趋绝望，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可夫——开始准备政变。于是在莫斯科酝酿的政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在6月20日，美国大使就警告戈尔巴乔夫说有这样的阴谋，但已经没用了。

政变的时间就定在了戈尔巴乔夫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的假期之行——和当年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时的情形一样，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南方疗养，他的同事们在莫斯科搞突然袭击，赶他出局。发生在1991年的政变的策划者们试图恢复苏联的统治。“8月17日，紧急委员会”要求戈尔巴乔夫交出总统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拒绝之后，“紧急委员会”于8月19日声明，总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行使权力，由“紧急委员会”代为执行。苏联副总统根纳迪·雅纳耶夫签署了旨在弹劾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并声明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

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无能为力，实际上成为了克里米亚南部海角那座黑海别墅中的囚徒，但政变策划者们也好不了多少。首先，为了让另一名共产党领导人取代现有领导，他们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和事实上的戒严令，这显示了苏联的传统结构已经被破坏得多么严重。而策划者们也缺少一致认可的领导者——关键是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不支持克留奇可夫。对于政变策划者反对的是什么，这毋庸置疑，他们却没有能够清楚地表明支持谁。

另外，策划者们的所为，无意间为苏联以往所犯的错误勾勒出一幅讽刺画：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人们言辞缓慢、木讷，无法与时俱进，他们的时钟俨然定格在了30年前。这些人过去就隐藏在克里姆林宫里，避开了公众的视野，他们只远远地出现在公开的仪式上。现在他们被迫出现在电视上，对记者们解释，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而公众也有了充足的机会来观察官方社会主义的昏聩面容。

就在此时，鲍里斯·叶利钦抓住了机会。他利用3周之前美国总统出访苏联之机，和乔治·布什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这使他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8月19日，他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的接管只是非法的军事政变，并且冲到了抵抗的最前沿，在俄罗斯的总部指挥着人们包围克里姆林宫，捍卫民主，抵挡坦克。与此同时，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下，叶利钦参加了各国首脑的会谈，其中一位首脑公开表示全力支持他，使他从孤立的阴谋家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抵抗不仅是形式上的：在8月20日晚上到8月21日的凌晨，与军队的冲突导致了3名示威者的死亡。政变的领导者失去了主动权——此刻也丧失了勇气。他们没有军队的广泛支援，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他们时时刻刻在失去关键的法宝：恐惧。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被克里姆林宫事态的发展吓倒，反而更加大胆了。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时候，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第二天，拉脱维亚紧跟着宣布独立。8月21日，政变的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普戈（内务部部长，前拉脱维亚克格勃首脑）自杀，叶利钦下令拘捕普戈的同事。同一天，疲惫不堪的戈尔巴乔夫心急如焚地飞回莫斯科。

从形式上看，戈尔巴乔夫恢复了权力；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不同了。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直到8月21日，共产党的发言人才公开谴责他们同事的叛变行为，而这时政变的策划者已经被捕入狱。叶利钦就是利用了共产党致命的犹豫，在俄罗斯联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在公开露面时看上去晕头转向，很明显在把握事态发展方面行动迟缓。他不愿意称赞叶利钦、俄罗斯议会、俄罗斯人的胜利，他向公众谈论改革，并且强调共产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会继续革新和推动改革，等等。

这种方法在西方仍然很有效，人们普遍假设（而且希望）在政变流产之后，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下去。但是在苏联却揭示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的目标是在重复时代的错误，而且对拯救了他的人也不知感恩。他跟不上历史的步伐，却又懵懂无知。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8月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受欢迎的起义——并非支持改革者和共产党，而是反对他们。俄罗斯议会上，示威者们向姗姗来迟的戈尔巴乔夫大喊说，苏联共产党是一个“犯罪企业”。他们制定的宪法，甚至连自己的政府部长们都企图推翻掉。戈尔巴乔夫明白了这一点，他毁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自己也在8月24日辞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这已经太晚了。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戈尔巴乔夫也一样。

当然，前总书记仍然还是苏联的总统，然而联盟的问题却直接成了问题，失败的政变成了苏联解体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在8月24日至9月21日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继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之后相继宣布独立。它们多数是在戈尔巴乔夫归来后陷入迷惘和疑惑的时候宣布独立的。紧随着克拉夫丘克担任了乌克兰总统，各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阿塞拜疆的盖达尔·阿利夫、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斯凯维奇等等，都狡猾地脱离了他们长期从属的共产党，他们在新国家中为自己重新谋得首脑地位，使当地共产党的资产迅速地国有化。

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只能面对现实，承认新诞生的国家，并提出了另一部旨在用某种联合体的形式来归拢各个独立共和国的“新宪法”。与此同时，就在几百米以外，鲍里斯·叶利钦和俄罗斯议会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到了11月，叶利钦已经在俄罗斯的疆土上控制了全俄罗斯的财政及经济活动。苏联现在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了权力，也没有了资源。

至此，苏联的核心机构或者落到了独立国家的手中，或者已经不复存在。10月24日，克格勃本身也被正式废除。而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的《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时，多数独立共和国都拒绝签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0月举行的会议中，西部各共和国缺席了。最后，在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统和总理们——苏维埃帝国的核心斯拉夫国家——在明斯克附近会晤，并谴责1922年的联盟条约，解散苏联。为了取代苏联，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听到这些消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愤怒地谴责道，这是“非法的”、“危险的”。但是人们不再关心苏联总统的意见了。戈尔巴乔夫终于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什么也管不了了。9天之后的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他们同意（或者毋宁说是戈尔巴乔夫让步了）正式解散苏联：苏联的各个部门、使馆、军队都交由俄罗斯控制，其领土根据国际法由俄罗斯共和国继承。

24个小时之后，戈尔巴乔夫声明他将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1991年圣诞节那天，飘荡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的苏联国旗变成了俄罗斯国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卸下了他的职务。48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搬出了他的办公室，叶利钦搬入。1991年12月31日子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的消失在现代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空前事件。这里既没有发生外国的侵略，没有血淋淋的革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一个工业大国——军事超级大国——就这样垮台了：它的权威消失了，它的机构都蒸发了。苏联的解体并未完全免除了暴力，我们在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区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发生了更多的战事。但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在离开舞台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抗议。更准确地说，苏联的解体是帝国不流血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出人意料地显得很容易。

那么，为什么它会全然没有痛苦？为什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和外国侵略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经过丝毫的挣扎就消失了？一种答案当然就是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引用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是苏联把它建立起来的”。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在卫星国的共产党执政者身上，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依靠了红军的庇护，但是这也无法解释在帝国本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共产主义宣称要建立的社会不真实，可是列宁的国家毕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产物。

一部分答案在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意中成功地使苏维埃国家所依靠的行政机构和国家机器丧失了元气。一旦共产党失去了控制权，一旦军队和国家安全局明显地不愿意被利用来冷酷地粉碎反对派和惩罚不同政见者——这种情况到1991年才显露——于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庞大帝国就自然地产生了离心倾向。直到这时事情才变得明显——70年来积极宣扬的主张到最后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存在共产主义：存在的只是一个衰退的国家和焦虑的公民。

但是——而这就是第二方面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事实上并没有消失。与其说苏联解体，不如说它只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后继小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仍掌握在老练的共产党官员手中，他们的第一本能就是复制和实施他们迄今作为苏维埃管理者而铸就的制度和权威。在后继的各个共和国里大多数并没有“向民主过渡”，那种过渡——即使真的来了——也为时晚矣。苏联国内大多数公民唯一熟悉的一种专制国家政权并没有完全废黜，也没有萎缩。从外部看来貌似一场剧烈的变革，其实内部却并非如此。

再者，那些顺利蜕变为民族国家总统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们有理由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领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没有领地需要保护，他们只能回到破旧的机关里，而那些地方曾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裁减的。他们缺乏继续战斗的意志，这一点毫不奇怪。在莫斯科，具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只剩下鲍里斯·叶利钦一人了。正如上文所述，他倒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代表的却是新生的“俄罗斯”。

我们也不能用那些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繁荣来解释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解体是各个加盟共和国里的民族主义复苏造成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个特例，它们的发展轨迹更像它们西面的邻居。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自己设计的产物——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复合体。在新成立的独立国家里，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前苏联公民有理由懊悔，因为他们失去了“帝国”的保护，从而在新环境中显得很矛盾。

它们也不是孤独军奋战，布什总统在1991年8月1日访问基辅时，曾公开向乌克兰人建议让乌克兰留在苏联里面。他说“有一些人敦促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总统或支持那些有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无谓的选择。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做出了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我们将维护与戈尔巴乔夫总统领导下的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在苏联总统处于岌岌可危之时的支持，并不等于是对苏联制度的认可，这个国家气数已尽。

美国总统的公开表态进一步提醒人们美国在这些事态发展中的局限性。忘掉美国那些载入历史的沾沾自喜的记载吧！华盛顿并没有“推倒”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它是自己将自己搞垮的。与此同时，如果说乌克兰的听众们无视布什的忠告，而在几个月以后以压倒性多数票的结果永远退出苏联，那并不是突发的爱国热情所致。乌克兰或摩尔多瓦，甚至格鲁吉亚，它们的独立也不完全是为了民族自决和自我保存——那是建国的坚实基础，却是一种脆弱的民生基础。

苏联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同样如此真实发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平静离婚”波澜不兴。初看起来，这将是教科书上出现的由于共产主义留下的空隙而让种族情感得以自然宣泄的例子，是以民族复兴形式出现的“历史回归”。当地的许多主角也是这么宣传的。但若仔细观察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这一事实再次说明，这样的解释对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小国来说还存在着局限性。

这里当然不缺少可供回忆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区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各自拥有明显不同的历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构成捷克国土的历史疆域——不仅明显地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历史，而且在中欧的工业化时期也有重要的地位。在哈布斯堡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捷克人享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而且相当繁荣。重要的城市布拉格是欧洲大陆辉煌的美学胜地之一，在1914年的时候，那里是视觉艺术和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

相比之下，斯洛伐克人可以用来炫耀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由于布达佩斯对它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使它缺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历史——在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里，他们不是被看作“斯洛伐克人”，而只是匈牙利北部农村的讲斯拉夫语的农民。而斯洛伐克地区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或者犹太人。说起来不是偶然现象——这座本地区里的最大城市，沿多瑙河离维也纳东面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一直不被世人关注，而且人们对这里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称它为“普莱斯堡”，匈牙利人称它为“坡佐尼”。一直到了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时，斯洛伐克人或多或少地带着勉强态度附着其内，它才以布拉迪斯拉法的名称成为新国家的第二大城市。

以一般的区域性标准来衡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民主的、自由的。但是它的中央机构强烈偏向捷克人，捷克人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权力和有影响的要职。斯洛伐克只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贫穷省份。这个国家里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听从拥护纳粹的分离主义分子，而相同的冲动也使捷克斯洛伐克的250万斯洛伐克人同情斯洛伐克民粹党的自治甚至是独立的要求。1939年3月，希特勒把捷克地区纳入“受保护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建立起一个由约瑟夫·蒂索神甫领导的独裁的、教权主义的斯洛伐克傀儡政权。这样，有史以来第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在希特勒的羽翼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尸身”中诞生了。

根据这样的事实，你要了解曾经如此有名的斯洛伐克战时“独立”史却不容易。战后，斯洛伐克记载的那段历史使自己名誉扫地，包括斯洛伐克将战前人口为14万的犹太人全部驱逐进死亡集中营，以及它对纳粹恩主的直接依赖关系。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对此深表不满。的确，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人们当时准备的公审中对那些清洗对象的指控之一，因此古斯塔夫·胡萨克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看到了鼓励温和的民族情绪所带来的好处。1986年的改革派身上反映出越来越滋长的布拉迪斯拉法情绪（他们中间有许多是斯洛伐克人），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联邦体制，包含两个明确区分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之春”谈论和实施的一切重大创新中，这是在接下来的“正常化”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名堂。此前一直将斯洛伐克当作天主教农村性质的敌对地区来对待的共产党当局，现在对斯洛伐克有点偏爱了。（参见本书卷二第6章）

斯洛伐克的落后状态——或者毋宁说，那里缺少大量集中的、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有了它的优势。同先进的西部省份相比，此地汽车和电视机比较少，通信设施也更差。斯洛伐克人比那些有外国媒体支持的、以布拉格为根基的激进分子和反对派更顺从地接受了外族的压迫。相应地，他们在70年代的压迫和清洗中也较少受难。现在该轮到捷克人面对官方不喜欢的结果了。

记住了这段历史，就可以想见1989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至少也是因他们之间已存在几十年的相互的不适感造成的逻辑结果：人们无法忘却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压制和剥削。但是事情并非如此。从他们历时3年的分裂直到最后共产主义的结束，每一次的民意测试都显示，大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喜欢某种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形式。这并非说明政治等级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从一开始起，广泛一致的意见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是一个联邦，分开的各方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就坚定地、非常公开地表明应该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留在同一个国家里。

从1990年6月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结果中，就可以看出最初的“民族”问题并不突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哈维尔的“公民论坛”党保证了一半的选票，剩下的选票在共产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之间瓜分。斯洛伐克的局面比较复杂：“公民论坛”的姐妹组织——“公众反暴力”虽然以最大组织的面目出现，但是可以抓得住的选票都在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匈牙利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手中。新出现的“斯洛伐克民族党”在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3.9%的选票，在联邦大会议会的议员选举中只获得11%的选票。只有不到1/7的选民选择了唯一的一个主张按种族分割国家的政党。

在1991年间，“公民论坛”开始瓦解。一个建立在以共产主义为共同敌人的基础之上的、在颇受欢迎的领导人哈维尔带领下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共产主义消失了；哈维尔去做了共和国的总统，明显地超越了政治冲突。同僚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也凸显出来，由财政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他自称撒切尔信徒）带领下的自由市场派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1991年4月，随着国会批准了一项开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法律，“公民论坛”分裂了，而克劳斯领导的（主导性的）一派演变成了“公民民主党”。

克劳斯决心使国家快速走向“资本主义”。在捷克确实有一批拥护这一目标的支持者，但是在斯洛伐克，情况却大不相同。大多数斯洛伐克人对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削减国有部门几乎没有兴趣。和捷克人相比，他们更需要依靠那些效益低下的落后的国有工厂和矿山来谋生——这些“企业”的产品不再受市场的保护，也不可能吸引外资或私人来投资。在布拉格某些商界与政界人士的眼里，斯洛伐克是一个继承来的沉重负担。

同时，由于相似的原因，“公众反暴力”组织也分裂了。这个派别中此时最有实权的公众人物是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他曾是一名拳击手，在1989年的事件中虽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但是自此之后他却比别人更适应地度过了民主政治面对的险境。在6月份的竞选之后，他在斯洛伐克全国议会中组阁，但他那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却导致了他的阵营的分裂。麦恰尔被一个天主教的政治家扬·恰尔诺古尔斯基取代。麦恰尔离开了公众反暴力组织，组织了自己的“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党”。

从1991年的秋天开始到1992年的夏天，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政府机构的代表们举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希望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部非中央集中化的联邦宪法——这是双方大多数政治家们和选民们的选择。但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与其政党的选区，麦恰尔诉诸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而他在此之前对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从未表现过如此大的兴趣。他对听众们说：斯洛伐克人受到了全面威胁——从捷克的私有化计划、匈牙利的分离主义到进入欧洲的前景。他们的民族生存（更不用说他们的生计）正处于危难关头。

由于麦恰尔的这些言论，也由于他虽然媚俗却颇具公众领袖气质的风格，他领导的新党在1992年6月的联邦选举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获得了斯洛伐克将近40%的选票。与此同时，在捷克地区，瓦茨拉夫·克劳斯的新“公民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克劳斯现在出任捷克地区的总理，联邦共和国的两个自治地区掌握在那些目的不同却可以互相利用的人之手，而他们看到国家分裂并不会悲伤难过。现在只有联邦总统一个人坚持宪法规定的形式，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理想。

但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不再如从前那般受拥戴了——所以也不像两年前那样有影响力了。第一次作为总统正式出访时，他没有去布拉迪斯拉法，而是去了德国。从化解两国之间长久的积怨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他的国家需要和西欧交朋友。但是从斯洛伐克人的感受来看，这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哈维尔的部下对他也并非忠心耿耿，1991年3月，他的发言人米哈伊尔·赞托夫斯基宣称：斯洛伐克的政治正逐步回到前共产主义者和“那些怀念斯洛伐克国家的民族黄金时代的人们”手中。

赞托夫斯基的说法并非全错，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愿望。哈维尔及他的同仁们就像其他的前捷克不同政见者一样，往往并不是为斯洛伐克的前途着想。他们宁可将自己看作爱国的沙文主义者：说得好听点是追求至高无上的民族主权，说得难听点是怀念战时的傀儡政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劳斯既没有表现出对自由的偏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关心斯洛伐克的历史。他像麦恰尔一样，是个实利主义者。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在各自地区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确实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国家条约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然而，他们是否能达成一致却是另外一回事。麦恰尔要求真正拥有主权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应该有发行货币和借贷的权力，推迟私有化，恢复共产主义时代的补贴制，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措施——所有这些都令克劳斯感到厌烦。他正竭力完成强行开放自由市场的计划。因此，在1992年6月到7月间举行的会议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克劳斯对麦恰尔的要求感到惊讶和苦恼，但这些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麦恰尔就这个问题做过许多演讲。实际上，正是克劳斯操纵着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而并非其他道路。

结果，即使斯洛伐克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大多数代表们满足于批准一部国家条约，给这个国家的每一半完全的自主权和在联邦里的平等地位，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随着谈判的拖延，克劳斯事实上在告诉斯洛伐克的会谈者们：既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最好停止这些无谓的努力，而各走各的路。斯洛伐克人一方面心满意足，但在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困境——许多情况不符合他们的判断。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全国议会投票，相应地产生了一面新的国旗、一部新宪法和一个新国名——斯洛伐克共和国。一周过后，克劳斯和麦恰尔同意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解他们的国家，后者仍然有点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就在那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它的两个共和国以分立的形式再现，由克劳斯和麦恰尔分别担任各自的总理。瓦茨拉夫·哈维尔努力想把国家合在一起的做法越来越孤立无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完全无人理睬——他不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却在短期内做了更名后的捷克共和国的总统。

这两个伙伴的分离是好事还是坏事，暂时还不能妄下定论。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在后共产主义初期的10年里都没有繁荣起来。克劳斯的“休克疗法”和麦恰尔的“民族共产主义”的方法都失败了，尽管他们方法不同。斯洛伐克人尽管开始后悔他们与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之间的调情关系，但由于人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怀念明显也淡薄了，所以克劳斯的星光在布拉格也黯淡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是一种操纵过程，捷克右翼带来的是它宣布不会追求的东西，而斯洛伐克的民粹党人捞到了比他们期望中更多的好处；没有多少人会喜欢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悔意也未持续多久。如同苏联的解体一样，因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生出的国家权力和政治机器并没有受到威胁：它们只不过是复制了一遍。

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是机缘和环境情势的产物。它也是人为的。若是由别人来操纵——1990年和1992年的竞选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传染性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苏联的先例，以及巴尔干诸国展示的事件，使得这个中欧小国的两个“民族共和国”之间由于分歧而解体显得似乎没有实际上那么荒谬。1992年之前如果有一份双方共同认可的联邦国家协议的话——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再多维持几年的话——那么，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前景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发生在临近的波斯尼亚血淋淋的大屠杀也会集中他们的思想，这就会使生活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法的人不大可能斤斤计较于他们之间的争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