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关于欧洲前景的讨论一般会在潘格罗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间摇摆，也就是苍白的保证和可怕的预言。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欧盟几乎不可能一边实现让联盟日益紧密的承诺，一边按照相同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取得的一切将因此崩溃，或者毫无意义。欧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并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么了不起。毕竟，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

不过，无论在原则上多么诱人，让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承诺也许是不明智的。为了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更恰当的评估，并对传统国家的合适地位保持延续性的认识，我不想暗示国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应该认清民族和国家的现实，而且一旦被忽视，它们就将成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来源。

此外，旧式的民族国家也许的确更能赢得集体性效忠，更好地保护弱势者，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并弥补跨国经济形式的不确定性。在这点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实体拥有某种长足的优势。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重组已经成为现实——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当然还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会回到过去的宪法和行政形式。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励对现有国家的进一步分割，无论是以自我表决还是欧洲的行政联邦主义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远远超过了带来的好处。

欧盟是否应该接纳东欧国家呢？关于“欧洲”应该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统一大洲的边界，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另一方面，出于我曾经暗示的理由，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无法按照相同的标准加入欧盟。相反，从经济上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让欧盟以这样的标准吸收东欧国家只能是慈善之举（听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么，西欧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让我们把文化的亲缘性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西欧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欧和东欧分离，是否意味着它失去了自身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对于布鲁塞尔的规划者而言并非如此，他们的“欧洲”正在日益变成世俗和物质的联盟——单一货币就是其最新的目标。今天的西欧人认为，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口与经济威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对于更为传统的威胁，欧洲所有的防务规划者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唯一的重大军事威胁。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是。更加难以判断的是，如果一个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盟把势力范围日益向前者当下的边界推进，俄罗斯的威胁是否会变得更大。显然，西欧和中欧的大国一直以来都认同要在俄国和本国之间保留缓冲国家。但让许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是，将这些缓冲国正式纳入欧盟是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扮演地缘战略的角色。

西欧人的争论还自恋式地集中在欧盟本身的机制上。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关于扩大和深化联盟的争论就简化成了纯粹的决策程序问题。欧洲集体行动的决定应该采用一致同意（像现在这样）还是多数同意原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多数派应该如何界定，他们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尔穆特·科尔、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入多数同意原则，以避免在试图满足那么多成员国不同利益和诉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僵局；而英国和一些较小的成员国则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正是夏尔·戴高乐动用该否决权将英国人关在了欧盟之外！），以避免出现有违它们利益的决定——甚至为了避免出现过多任何类型的决议。上述矛盾被推上前台绝非巧合。面对艰难抉择时，在“十五国欧洲”获得压倒性多数都几乎不可能，更别提一致同意了。

防务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欧盟在这些领域一向死气沉沉（尽管除了部分参与的法国，它的重要成员都是北约的完全参与国）。虽然美国对波斯尼亚进行了有效干预（也许有点儿晚），但欧洲不可能继续在军事上无动于衷；由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约，美国无法在每次有需求时都能介入欧洲事务。在军事或外交问题上，欧盟完全无法让成员国达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动。既然在十五个成员的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当成员数进一步增加后就更不可能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说欧盟及其前身曾经好比联合国——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决定，在艰难或关键问题上提出异议或者同意暂不做决定——那么现在它似乎变得更像国联，对于自己反对的决定，成员国干脆拒绝接受。与因为某个成员国的拒绝而无法达成一致决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损失相比（比如希腊拒绝承认马其顿，或者意大利因为与斯洛文尼亚长期的琐碎的边界纠纷而坚持阻止后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国和其他较小国家在内的多数成员赞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拒绝，后果将严重得多。

那么，保持欧洲的稳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国的内部问题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欧人普遍利益的吗？事实上，这是东欧人认为自己应该加入欧盟的最有力论据——避免东欧民众间的矛盾，避免因“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失败造成国内动荡——这对于离它们最近的西方邻国最具说服力，特别是德国。但上述论据的出发点纯粹是以防万一，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试图通过不完全成员资格和临时关系等手段来满足东欧人的要求，而且与欧盟正面临的实实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难相比，它所代表的只是未来和假设的问题。即使欧洲的大门真的因此而打开，结果也只会是联盟意义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协。此外，“欧洲”的保护伞很可能不会超过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许还包括斯洛文尼亚），使它们成为萧条的欧洲远郊。更东面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只能靠自己了，它过于接近俄罗斯及其利益范围，西方对其挑衅式的吸收和联合都是不明智的。

从现在开始，欧洲将以三种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国主导：原先的西欧（1989年前的）改由德国领导——大多数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客对此可能感到不情愿；支持德国的中欧国家，它们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德国能在扩大后的欧盟中扮演温和的角色；反对德国的中欧国家，在东部和南部邻国眼中，德国带来的更多是负担和威胁而非利益。后两者很可能会融合成一类——就像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所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当然，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不均衡的比重并非新现象。但与过去相比，受此困扰的不仅是焦虑的邻国，也包括德国本身。

在1989年前后的几年间，联邦德国领导人曾急切地向法国等国保证，完全恢复主权的德国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从1990年开始，出于同样的考虑，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在迫切地为自己向东欧扩张的战略寻找合作伙伴：与欧洲“快车道”的成员共同行动的话，波恩看上去就不那么显眼了。因此，与直接以德国公司的名义投资东欧相比，通过奥地利的下属企业或“合资企业”就不会在当地引起那么多反对。如果说1989年之前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华盛顿、莫斯科或巴黎，那么统一后的德国考虑的则是如何体现本国实力以及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地位，不再顾及是否会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惧，或者是否会引发德国人自己对民族野心重燃的担忧。

正如某些德国作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无论出于何种良好意图，德国必然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出于这个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经坚决反对统一，而且至今仍对统一的影响表示忧虑和怀疑。阿登纳及其同时代人缔造的欧洲曾经确立了后希特勒时代联邦德国的身份，但随着战后重组尘埃落定，那个欧洲现在却陷入了不确定之中。某些戏剧性的历史相似性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联盟并不等同于1938年的德奥合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扩张主义不太可能在德国卷土重来，更别说军国主义了。然而，自从1871年以来，位于欧洲中部并拥有自身利益的强大德国永远是其邻国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国首相在《世界报》（Le Monde）撰文探讨了谁该为欧洲负责，该文以“建设21世纪的欧洲”为题，占据了一个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没有提到德国！首相明确指出，欧洲的未来掌握在英国和法国手中，两国对时局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共同的担忧，越来越多地为彼此提供支持；虽然没有明言，但文中还是暗示了两国的忧虑，无论是欧洲重心的东移，还是新的决策机制（它们的利益会被数量占优的小国稀释），都将使两国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有时）有意愿和能力在外交事务中担当领导者。在大西洋联盟今后的危机中，这将成为21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保障。

上述论断可能有自我标榜之嫌，也符合英国在欧洲问题上好高骛远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将与过去形成鲜明的反差，特别是没有意愿积极介入任何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德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顾虑和目的融入到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情况是否永远如此是另一回事——纳粹的创伤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德国公众的良心上，德国的政客和选民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那么顾忌而表现得像其他大国一样：向国外派遣军队，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实现国家目标，等等。但与此同时，德国主导的欧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种奇特的惰性，它迫使成员国们将集体性国际干预行动限制在那些没有争议的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上。

由此产生的最深刻教训就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它显示了欧洲在主动性上的缺失，避免卷入事态的心理，以及除了维持现状之外没有任何公认的集体性战略利益。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也许会对美国人如此轻易地平息了波斯尼亚冲突感到妒忌。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尖刻评论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它本来早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那样的话就能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但事实上，波斯尼亚的乱局证明了“欧洲”大厦完全是空洞的，揭露了它对良好财政状况和商业利益的自私迷恋。

1991年爆发的南斯拉夫战争还在恰当的时间提醒人们，德国人不是唯一不愿看到德国在欧洲重建霸权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宣传首先谴责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然后又把矛头转向外部势力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其中最强有力的论调之一是，德国和奥地利出于自身利益正在积极地寻求恢复“日耳曼—天主教”的中欧，分裂南斯拉夫的行动是一场条顿—哈布斯堡人的阴谋。甚至支持贝尔格莱德反对党的记者也认同了对本国悲剧的这种解释。为了避免落人口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迟迟不愿积极卷入这场战争，直到四年后才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德国部队，而且仅限于执行严格的非战斗任务——甚至这都引起了德国思想界和政界（特别是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或英国的行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法国和英国人的确被迫采取了一些行动，无论那是多么有限甚至不可靠——在联合国显露出令人难堪的无能为力后，英法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遣了快速反应部队。不过，因为这支部队是由英法两国组建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欧洲”的外衣下展开行动，它体现了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正如不存在有效的国际共同体，在国际性意图面前，同样也不存在有效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的只是大小不一的势力，而德国主导的欧洲至少现在并非其中之一。法国和英国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带来的有限主动权，将取决于两国政府选择从波斯尼亚冒险中吸取什么教训。在遭遇苏伊士之战羞辱的四十年后，英法两国将重温相对外交自主的魅力和压力。美国不再回头照顾他们，“欧洲”也不再是可靠的庇护所。

因此，1945—1989年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段插曲。这并不表示我们将回到糟糕的老路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记录和记忆，这也是为什么记忆中的事不会简单地重现。但人们也可能忘了去记忆（也许还可能忘了去忘记），而随着我们离1945年越来越远，建立一个不同世界的需求也将变得不那么迫切。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认识到实现它们的那个欧洲共同体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如果把欧盟看作万灵药，像咒语那样吟唱“欧洲”之名，在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异端面前挥舞“欧洲”的横幅并高呼“悔改，悔改！”，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欧洲”的神话不仅完全无法解决这个大洲的问题，反而阻碍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将发现，政治正确的做法几乎被等同于掩盖地方难题，仿佛仅仅提到欧洲的承诺就可以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很少有人想要否认欧洲所谓的本体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经是某种更强烈和集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做会起到一些自我实现的效果——此类愿望的确能够推动思想的发展，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无法做的，有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欧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