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诞生于1951年，设想来自让·莫内（Jean Monnet），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于1950年提出计划。1958年，它改组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俗称“六国欧洲”（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比荷卢三国）。后来，这个位于大陆最西端的繁荣“欧洲”又接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成为“九国欧洲”。随着20世纪80年代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它进一步扩大，成为“十二国欧洲”。最新加入的奥地利、瑞典和芬兰让它的成员国达到十五个。今天，当人们提到斯洛文尼亚和波兰等未来可能的新成员时，他们会大言不惭地直接说：这些国家“正在加入欧洲”。

这种有趣的措辞表明，今天的欧洲更多是理念而非地域，是一个利益共享和相互合作的和平、繁荣与国际化的共同体，是一个“思想的欧洲”，代表了人权，代表了商品、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代表了日益深化的协作与团结。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欧洲，比所在的大陆更具欧洲性，在欧洲内部传承了古代文明的一切重要价值，并摒弃了其阴暗的一面，但它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欧洲东部的那一半变成了社会主义。毕竟，这个“欧洲”不仅没有人民民主，而且“欧洲人”试图借鉴的许多社会和公民美德来自瑞士、挪威、奥地利和瑞典（后两国不久前才加入欧盟）。今天，这个“欧洲”以向导和希望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想要理解它的起源和局限（甚至危险），我们必须回到近代史上的某个时刻，任何欧洲模式的前景在当时都显得特别黯淡。

今天的人们在回顾历史时会错误地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主导战后西欧重建的是以统一欧洲大陆为目标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无疑是存在的，比如1947年的欧洲统一运动（European Unity Movement）等组织的成员。但他们对现实世界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有趣的是，在欧洲大陆统一问题上最为高调的英国领导人，恰恰在后来欧洲共同体的真正建设过程中没能扮演任何积极的角色：1942年10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表示，“如果俄国（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淹没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与独立，那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尽管现在还很难说，我仍然认为欧洲大家庭会在欧洲议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1945年，在欧洲大陆的解放区的确流行过一阵理想主义的情绪，但大部分宣扬者着眼的是本国：按照战时参加抵抗纳粹占领运动的各派所划定的秩序进行洗牌和改革。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的学者或政客主要关心的仍然不是未来统一的欧洲，而是本国的政治。

在那些年主导欧洲人前进方向的既非理想主义，也不是历史命运的必然。从战后的现实来看，很难说希特勒战争幸存者们的携手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1944年，美国记者珍妮特·福莱纳（Janet Flanner）在为《纽约客》写的专栏中所预见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绝望的各国将在欧洲内部打响稀缺资源的争夺战。诚然，西欧各国必须设法展开合作是显而易见的；但仅凭战后精疲力竭和集体困窘的现状，不可能推测出合作的程度和形式。此外，许多可能的合作形式（特别是经济合作）完全无关理想，也并不预示着未来的统一。

事实上，为了克服共同的问题而将经济利益捆绑起来的做法完全不是新发明。欧洲“合众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中叶就被提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箴言报》（Le Moniteur）在1848年2月对其进行了鼓吹］。此外，还有多种方案提出以瑞士的州制度为模板建立欧洲经济联盟。关税同盟是另一种在19世纪相当流行的想法，有的方案提出扩大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将荷兰、比利时、丹麦甚至哈布斯堡王朝也吸收进来，不过它们最终没能成为现实。

贸易协定问题在“一战”后重新受到重视，随着战后一些帝国的解体以及生产单位和贸易模式的被破坏，对卡特尔和贸易协定的需求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遏制20世纪20年代初的货币贬值和物价下降同样迫切（因为害怕美国的竞争而产生的反美情绪也不容忽视，它至今仍在鼓励和影响着欧洲内部的贸易合作）。在这一时期的协定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9月签订的国际钢铁卡特尔（International Steel Cartel），缔约国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萨尔州（Saarland，根据《凡尔赛条约》，它当时独立于德国）。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进来。1929年，德国生产商宣布退出。两年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协定被废弃了。

人们还采取了其他类似的手段来拯救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欧洲经济——比如1930年的所谓奥斯陆集团（Oslo Group，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比荷卢三国）以及1934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缔结的罗马协定（Rome Protocol）。但它们都没能阻止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和表现——贸易崩溃的发生。从1929年到1936年，法国对德国的贸易下降了80%，德国对法国的出口下降了85%。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38年，法德两国仍在绝望地试图用贸易协定来扭转局势。按照该协定（最终没能签署），法国将从德国购买更多的化工和机械产品，而德国则从法国进口更多的农产品。

除了这些脆弱和失败的经济合作尝试之外，人们还采取了外交手段，特别是法国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和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为推进法德合作所做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施特雷泽曼不厌其烦地呼吁取消关税壁垒，甚至提出建立欧洲货币。尽管并不很认同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位德国的内阁部长1922年被民族主义分子暗杀，斯蒂芬·茨威格称其为欧洲的理念“献出了生命”）的观点，但他无疑相信，把德国放在更广阔的欧洲环境中是最有利的。白里安更加雄心勃勃（尽管细节上有欠考虑），他在1929年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方案，并表示“像欧洲人这样来自同一地缘集团的诸民族之间应该拥有某种联邦式的纽带”。英国外交部对白里安的计划发表了富有洞见但略显怀疑的评价，认为它的目的在于“重组和巩固欧洲的财政和工业，以便确保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能够对抗日益崛起的非欧洲势力的竞争，特别是美国。这永远是‘欧洲合众国’或者‘泛欧洲’概念的主要目的。很难想象‘泛欧洲’还能有别的什么意义。”

可见，战后欧洲最终选择的经济一体化道路不乏先例，这类理念和计划的卷土重来也完全没有特别的理想主义色彩。相反，依靠跨国组织来振兴低迷欧洲的想法在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有支持者。特别是（但不是唯一的）两次大战间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曾经在口头和书面上提出要建立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欧洲，抛弃过去的分裂，团结在一系列共同的目标和制度周围。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中间路线者们——如比利时社会党人保罗-昂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后来的比利时外交部长和欧洲政治家——纷纷加入新成立的“青年欧洲”（Jeune Europe）等组织，并在那里遇到了志同道合者，比如在法国沦陷期间出任德国驻巴黎大使的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

20世纪20年代，欧洲统一理念背后的驱动力来自和平主义。在1922年的一份支持欧洲合众国的宣言中，起草者表示，统一的欧洲将不再有战争。宣言的一位重要签署者是年轻的法国人让·吕谢尔（Jean Luchaire），在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他成了一家主要的合作主义报纸的主编——这并不完全是巧合。但到了“二战”结束时，关于统一欧洲的讨论被蒙上了阴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以德国为模板提出了名为“欧洲新秩序”（New European Order）的欧陆新体制计划，它曾经回荡在上千次的战时讲话中，让关于新欧洲的愿景等同于反布尔什维克和与纳粹合作，等同于抛弃自由、民主但分裂的战前世界。

因此，在德国战败后的最初几年里，很少再有人提起“统一的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字眼受到了玷污。战后欧洲缔造者们的动力来自最普通和最传统的现实与民族动机——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民族国家和同盟的世界，他们成年后最早的记忆来自“一战”之前。1945年后，他们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错误和计划来构想新的发展方向。

与1918年相比，法国人在1945年面临的困境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法国在1918年至少是战胜国，而在1945年，法国是事实上的战败国（尽管名义上不是）。与1919年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一样，害怕被英美盟友抛弃的戴高乐（de Gaulle）和其他法国政客在1945年同样不得不面对德国这道难题：一方面要把德国的力量控制在无法构成威胁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又要让德国保持足够的生产力，以便为法国工业的生存提供足够的必需原材料。从19世纪90年代起，法国就一直离不开德国的资源，特别是煤。为了给本国的炼钢业提供燃料，法国需要鲁尔区（Ruhr）的煤炭；反讽的是，1919年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Lorraine）回归后，这种依赖更强了，因为上述地区的回归让法国的钢铁生产能力翻番，但煤炭供应量却没有显著增加。到了1938年，法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进口国，每月仅从鲁尔区就要进口42万吨。不过到了1946年，鲁尔区的煤炭产量下降了70%，而此时法国本国的煤炭产量要比1929年的水平低得多。

因此，法国的策略是尽快掠夺德国的资源。在战后提出的最初方案中，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将削减到最低水平，同时它的原材料将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与最终导致法国在1923年占领鲁尔区的失败策略如出一辙。这种试图复制20世纪20年代初灾难性政策的孤注一掷的做法与英美政治领导人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后者希望复兴（联邦）德国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欧洲的复兴，也是为了减轻盟军（特别是英国）向占领区人民提供食宿的负担。与此同时，英美占领军［特别是美军司令卢修斯·克雷（Lucius Clay）将军］越来越倾向于赋予战后德国的西部地区一定的自治权，而法国人有理由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英美同意让法国占领萨尔州，但那里的煤炭非常不适合法国的需要）。

1946年和1947年，乔治·皮杜尔（Geroges Bidault）等法国领导人与苏联举行了一系列会谈，试图通过与后者的结盟来绕过这个障碍。这与法国的外交传统策略一脉相承，即同德国以东的强国建立联系。这种做法不无道理——苏联人也希望尽可能多地掠夺自己占领的那部分德国土地上的财产，对法国人利用联邦德国资源的想法没有异议，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借此向英美施压。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法国对苏联人的外交价值有所下降（本来就是有限的）。1947年4月，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谈中生硬地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支解德国的计划，迫使走投无路的巴黎只能选择第三种策略。

这种策略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和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需要通过国际盟约、经济协定和其他手段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它要求确保法国能够利用联邦德国的潜在资源，这对于新构想的莫内计划（Monnet Plan）的成功至关重要——丰富而廉价的德国原材料是这个法国工业重组计划的关键基础。于是，从1949年到1950年，法国与可能的合作伙伴（意大利、比荷卢三国和英国）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最初的方案几乎复制了两次大战之间由法国主导的高关税协定，还允许法国以前所未有的优惠条件使用德国的原材料。将英国拉入这个同盟，主要是为了帮助法国（及其在欧洲大陆的合作伙伴）应对未来德国重新崛起和强大起来后的威胁。

但这些构想都没能实现，法国人既没能达成一份包括联邦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协定，也没能达成将德国排除在外的协定。于是，舒曼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的基础是让·莫内的六国共同体构想，六国将在独立的国际性权力机构主导下分享和协调煤钢生产与消费。这个由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的计划创造性地将英国排除在未来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之外，但吸收了联邦德国。仅仅在几年前，用这样的方案来解决法国的困境仍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在1950年，这显然也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荷兰谈判者对于英国的缺席尤其深表遗憾（但舒曼计划让法国可以在不知会伦敦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经历了从慕尼黑到伦敦长达十年的外交屈辱后，法国人品尝到了甜蜜的复仇感）。

正如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到被普鲁士赶出了德国事务后才开始寻求在中欧和东南欧扮演主导角色，1950年的法国直到首选策略被其他强国否定后才接受用“欧洲”方案来解决德国问题。该方案背后的理念并不是全新的——不幸的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1924—1926年）的领导人爱德华·埃里奥（Edouard Herriot）也曾表示愿意在“德国问题”解决后让法国加入“统一的欧洲”。但在1925年，法国尚无力用“欧洲”方案来解决自己的困难，而且也没有任何迫切的需求去这样做。甚至当法国在七十五年间三次与德国开战后，盟友们也很少能理解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持续担忧。1948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曾表示：“法国人总是把德国看成巨大威胁……我们觉得这是过时和不现实的。”

不过，尽管将本国的历史困境“欧洲化”并非法国人的初衷，但该方案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通过将联邦德国纳入一个由法国主导的共同体，法国领导人既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又避免了被指使用自私手段谋利。正如许多年后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这位法国政治家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担任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在其书名恰如其分的著作《欧洲的法国》（La France par l’Europe，1988年）中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所说：“创造欧洲为‘某种法国理念’赢回了必要的自由空间。”但该方案的实现不仅是因为德国无力对其提出反对，也因为出于特殊和偶然的理由，波恩当局也需要它。就像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第一次获悉舒曼计划时所说的：“这是我们的突破。”只有通过这样的“超国界”共同体，新诞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希望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最初，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其他伙伴一样）可能希望建立更大的实体，将英国也包括在内，但它还是接受了法国主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以便自己的目标（特别是获得更多主权）能逐渐得到法国的支持。

法国伙伴们的动机同样值得玩味。和法国一样（甚至更有甚之），荷兰和比利时最初也担心美国会在战后撤离欧洲：1945—1947年，随着绝大部分美军的撤离以及美国选民对欧洲事务持续的冷漠态度，对美国回归孤立主义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因此，比荷卢三国认为，不让英国完全退出欧洲大陆事务是极为重要的。不过，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德国经济的恢复——特别是荷兰，它的经济复兴和现代化取决于能否向重新壮大起来的德国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即使没有英国作为安全保障，比荷卢三国也需要一个复苏的德国，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对于荷兰外长德克·斯蒂克（Dirk Stikker）这样的政客而言，德国甚至还是对法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有力制衡。

与此同时，英国继续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战后欧洲的重组。它不像法国那样离不开德国的原材料，不像荷兰那样需要德国的市场，也不像联邦德国那样急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纳，而同非欧洲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使其继续无动于衷，高枕无忧。今天的流行说法是，独一无二的战时经历让英国在当时选择置身欧洲事务之外，它是对希特勒作战的欧洲国家中仅有的两个战胜国，还是唯一一个从未被占领的国家。因此，英国无法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愿意通过削弱主权来换取经济复兴。但这种说法最多只对了一半。诚然，近代英国人没有被占领或击败的记忆，直到战后几十年，他们仍然幻想自己可以像过去那样生活。但事实上，1950年时很少有欧洲人（包括英国人在内）会考虑“放弃主权”，在当权者中更是完全不可能。

因此，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那个欧洲实体在某些重要方面完全是意外。它的形式或成员既没有被预见，也无法预见。1947年9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表示，欧洲人毫无集体决策或行动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必须“单方面决定”什么才是有利于他们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并非没有道理：1948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仅以四票的优势表决同意在法英美三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建立联邦政府。

此外，甚至在成员国中间，即将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也无法代表强烈或牢固的欧洲意识。正如某些评论者所指出的，1951年4月18日签署生效的舒曼计划是法国和联邦德国间事实上的和约，除了确立重要但有限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计划没有太多别的意义。随着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又称马歇尔计划。1947年提出，翌年开始实施，预计在四年内结束）的终止，舒曼计划的局限开始显露出来。法国人否定了所有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努力：1952年荷兰提出的旨在协调农业生产的所谓“绿池”（Green Pool）计划在三年后与法国人对它的鼓励一同被埋葬，而欧洲防卫力量（European Defense Force）计划则在法国引发了分歧（戴高乐分子和共产党表示反对，中间党派表示支持），最终因为1954年8月在法国议会遭到否决而被西欧放弃。

1955年，六大成员国代表在西西里的墨西拿展开会谈，重新商讨欧洲一体化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形势所迫。时值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国必须设法稳定贸易（不光是煤钢）；联邦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一倍；1955—1965年的十年间，意大利仅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出口额就几乎翻番。即使没有煤钢共同体的存在，如此快速的经济扩张也将迫使从中受益的欧洲国家采取规范措施。与1950年的协定一样，1957年的共同市场协定不仅是为了引导和控制新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某些由来已久问题的新手段。

从西欧人应对农业问题的方式上可以最为清晰地理解这一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规定欧洲农产品的目标定价必须高于世界价格，同时保证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剩余部分——长久以来，这一直是欧共体最为昂贵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消耗了欧洲经济共同体70%的预算。表面上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极端不合理的资源滥用：1980年，农业仅吸收了意大利14%的劳动力，在法国是8.7%，在联邦德国只有5.6%。即使到了1960年，农业在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中也仅占9%。那么，为什么其他欧洲国家如此轻易地屈服于法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施加的压力，把这项农业保护和定价政策置于“欧洲”大厦的核心位置呢？

答案与时局的关系很小，与“欧洲”更是毫无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东欧和西欧都遭遇了农村人口过剩。尽管有人向城市迁移或移民南北美洲，但许多欧洲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战”后情况变得更糟，农产品价格的下降速度是非农产品的三倍。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提高农产品价格，必将激怒城市选民，而且在两次大战之间，它们无力为支持农业计划投入大笔资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东欧各国的威权政府试图实施旨在确保农业自给自足的政策，却被证明对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城市的高失业率让就业不足或经济状况糟糕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没有了别的选择。各国拥有投票权的贫苦农民纷纷转而支持承诺解决他们疾苦的法西斯或民粹党派。

面对这种困境的阴影，面对战前从德国到保加利亚的不幸农民们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吸引的现实，农业问题成了战后政治和经济思考中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往往会忽视这点。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农民在1950年的欧洲大陆人口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是联邦德国劳动力的25%，法国的30%和意大利的43%。此外，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各地都长期面临食物短缺，而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美元），人们亟需减少食物进口。直到1949年，只有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恢复到了战前的食物生产水平。其他欧洲国家仍在鼓励农民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继续实施的战时援助措施的帮助下，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提供农产品。与此同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开始通过改革提升佃农和农业工人的待遇并保障他们的权利，以便使其接受那些关心他们福祉的民主政策。

随着战后初期生产危机的结束，农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和之前的十年一样，1955年的问题也是如何保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同时又把它维持在对消费者来说合理的水平上。与此同时，生产的快速发展和非农产品的贸易造成了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让人们担心地回想起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此外，尽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下降，但粮食供应却在快速增长，这得益于新的生产方法和更高的效率对生产力的提升。

于是，共同市场的共同农业政策应运而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无论哪个党派主持的法国政府都接受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跨国地位（它们本来是对此反感的），以便换取法国农业保护政策的“欧洲化”。出于自身的原因，荷兰也加入了（主要是为了免受丹麦的竞争）。对联邦德国而言，共同农业政策对本国也有一定好处（特别是南部），但更多的还是为了从扩大的贸易共同体受益而付出的合理代价。此外，只有通过该政策才能让法国接受共同商业政策，更不用说在《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的序言中提到的“日益密切的联盟”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有趣之处在于，即使在法国，它也从来没能惠及大部分农民。它的受益对象主要是大型谷物和牛奶生产商，橄榄、蔬菜、水果和酒类种植和销售者得到的好处要少得多。

因此，共同农业政策的真正功能是政治而非经济的。不过，它对选情的意义也越来越小。欧共体各国的农民人数一直在下降，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更是大幅减少，下滑之势直到二十年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加入时才开始放缓。如果只是为了选票，法国政客们本不必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推行该政策。但由于法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人们无法接受农村社会如此迅速瓦解，于是创造了关于其文化核心地位的神话，一如德国人的“故乡”情结。即使农村世界正在消失，保留和保护它的愿望仍然非常强烈，与之相比，人口证据和经济考量几乎不值一提。这种情感被和过去几十年间关于农村艰苦生活的记忆结合起来，确保这项极为昂贵的欧洲农业保护计划延续至今，尽管它与欧洲经济政策的主流背道而驰，而且实际受惠者与名义上的受益人群也不成比例。

在某些方面，这项农业政策是“欧洲”整体构造的生动写照：一个由形形色色的选举考量、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文化造就的偶然结果，时局让它变得必要，繁荣让它变得可能。只有当成为既成事实后，它才被视作更广阔的欧洲国家融合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后者是初衷的话，这样的农业政策不可能被实施。

之后每一个阶段的欧洲集体行动也都大同小异。从1951年的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罗马条约》中的“共同市场”，从1968年建立完全关税联盟到1969年海牙峰会上的扩容决定，从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到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中正式出现“欧盟”之名，这个“日益密切的联盟”的形成历史延续了一以贯之的模式：真正或明显的经济互利逻辑不足以解释它形式上的复杂性，某种政治共同体的本体伦理被用来解释过去的成就，并为未来的统一努力正名。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对狂热的定义：如果忘记了目标，你就加倍努力。

欧盟关于自身本质和目的的描述正变得越来越浮夸和违背历史，我们对此的质疑并非为了否定它的成就。西欧以惊人的速度复原，而随后的繁荣（特别是入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成员国间达成的各种国际协议和安排，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避免了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重演。这次成功在近代欧洲史上是独特的，但那也正是我要强调的。无论今天的西欧是如何被造就的，它几乎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无论听上去多么有道理或者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认为它的模式在未来可以被不断延续下去的想法只是美梦。为了看清这点，我们需要更细致地审视它诞生时的某些状况。

在希特勒败亡后的十年间，欧洲局势的四个方面造就了现代西欧成长的特殊环境。首先是战争的影响本身。战争期间，交战国和被占领国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动自己的资源和人口。德国人对本国的战争工业进行了巨额投入，有的行业（特别是冶金业）在战败后幸存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毫发未伤，为战后经济的复兴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某些被占领国（如比利时或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军队的到来刺激了生产并限制了劳动者的反抗，不仅加快了利润的积累，还为战后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战时欧洲各地的社会动员为和平时期国家相对较多地插手从社会福利到经济计划的一切事务铺平了道路——用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的话来说，“战争和福利是兄弟”。

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都或多或少地对集中型经济和社会组织表示认同，这对战后国内和国际重建工作的展开至关重要。一位经济计划方面的权威人物在1949年曾表示：“现在我们都是计划者”。由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始掌控经济，让各国把某些门类交由跨国权力机构集中掌管的设想变得更加可行，而这在“一战”后是不可想象的。

“二战”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不仅让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分裂，而且每一个欧洲参战国都是失败者。它把关于战争、内战、占领和失败的共同记忆留给了欧洲次大陆，这是它有趣而持久的影响。尽管“一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对冲突和破坏的共同体验远不如1945年后强烈。于是，欧洲人全体成了“失败主义者”——他们不愿继续相互争斗，也厌倦了任何对战斗的承诺。

这并不非常令人吃惊：从梅特涅（Metternich）的时代到1945年，奥地利已经连续在六场战争中失利。在相当于人类生命周期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三次代价高昂和元气大伤的欧洲战争，每一次都让它变得更加贫穷和虚弱。比利时在三十年间两次成为争夺和占领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后西欧各地的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大多数人无法对本国的军事力量抱有信心，很少支持高额军费支出，也并不总是把军事力量视作国家实力的表现。两个明显的例外是英国和芬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它们尚可为自己“二战”时的军事表现感到骄傲。

与共同的失败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是欧洲人的另一种共同战时体验：记忆中的某些东西最好被遗忘（在这点上，英国人和芬兰人同样是幸运的例外）。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曾指出，德国人在1945年后享有一种反讽的优势，他们的近代史毫无值得自豪之处，而他们的文化和政治遗产也已化为灰烬，因此德国人可以抛弃不愉快的记忆，集中精力从头重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在德国的受害者身上。尽管（也可能正因为）故意过分鼓吹反对国内外压迫的集体抵抗神话，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为首的国家同样有理由忘掉最近的历史，重新白手起家。过去对民族和军事成就的强调变得有些不合时宜并被打入冷宫，社会和经济事务成了关注的焦点。

因此，希特勒留给欧洲的持续影响在于，他和他的同伙们让欧洲从此再也无法安逸地生活在过去。这与“一战”后的情感形成了惊人的反差：除了精疲力竭的感觉，1918年后还广泛流行着设法恢复战前那些年的稳定和安全的欲望。类似的怀旧之情在“二战”结束后并未出现。

战后局势中促成“欧洲”诞生的第二个要素是冷战。从1947年开始，大多数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对东欧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即便只是为了自保，西欧国家也必须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并把美国也拉进来。首先注意到这点的是英国［特别是1945—1951年任英国外相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法国则是最后一个。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西欧人并不真的相信，在苏联和西方盟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是可行的。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东欧或中东欧最后一个尚未受苏联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权力。与此同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抗议正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布拉格政变带来的冲击让西欧领导人进一步达成了共识，并克服了欧洲人由来已久的对美国力量的憎恶和对美国外交政策动机的怀疑。

重新燃起的战争恐惧也许会让当时刚刚开始经济复兴的欧洲重新拿起武器。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可能是灾难性的（朝鲜战争期间增加军费支出所造成的相对较轻的衰退就是警示）。但美国对欧洲的巨大帮助（更多的军事存在和马歇尔计划的直接经济援助）让西欧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冷战迫使他们增进团结与协作，同时免去了他们的军事负担。随着他们变得更加富有，防务支出占预算的比例反而大幅下降了。1953年，该支出占法国和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在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略低于5%。到了1970年，英国为5%，法国为4%，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为3%左右。

联邦德国快速且毫无争议地加入了西欧大家庭，这要归功于美英苏战时同盟的瓦解和欧洲内部两大敌对阵营的出现，除此之外别无解释。百废待兴的占领区让英国人不堪重负，而美国也希望繁荣而忠诚的德国能够在西方同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于是，1919年的错误被奇迹般地避免了——尽管1945年后，人们比“一战”后更有理由把德国变成二等国家，因为这次它所犯的战争罪行是当年可怜的德国皇帝所无法想象的。但冷战的开始让分界线两侧的德国人融入了各自所在的半个欧洲，并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对待。

战争和冷战让战后欧洲政客的政治战略成为了现实，而近代史上欧洲大陆经济灾难性的表现则让后来的繁荣显得不同寻常。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经济发展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两次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滞和政策失误。纳粹对战争相关行业的投入完全无法弥补这些行业生产出来的武器所造成的破坏。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工商业的马尔萨斯式做法，错失的投资和现代化机会，以及工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破坏，1945年后的欧洲要赶超的不仅是1939年、1929年甚至1918年，而是1913年的水平。以法国为例，该国解放时的工业设备平均已经使用了二十五年。

亟待弥补的巨大差距不仅是负担，也可能是机遇。最终它的确变成了机遇，这当然要归功于经济管理者和计划者们——比如罗贝尔·马若兰（Robert Marjolin），他曾和让·莫内共同制订了战后法国的发展计划，后来还在欧共体担任要职；自大萧条开始以来，像马若兰这样的战后公务员和经济顾问一直在苦等一展身手的机会。联邦德国是重中之重，它是西欧其他经济体仰赖的基础，好在那里的恢复速度也是最快的。到了1949年第四季度，德国西部地区恢复到了1936年的产出水平，而且仅一年后就超过了该水平30%。

更为有力的证据是，通过以煤炭为主的原材料出口，联邦德国在1949年时还保持了对西欧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但仅一年后，盈余就变成了赤字——联邦德国开始消费自己的原材料。到了1951年，联邦德国的制造品第一次有了巨额盈余，这将成为该国日后经济表现的写照。很快，德国的伙伴们也开始迎头赶上。

伴随着西欧的经济“奇迹”并使其成为可能的是被耽搁了一代人甚至更久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二战”前，（男性）农民和工人除了投票权几乎一无所有，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化政治历史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1945年后，佃农的权利得到了改善，并引入了国家保障的养老金、医疗和事故保险、工会权利、带薪休假和提供补贴的优质住房。西欧开始了在社会和福利权利领域迎头赶上的漫长过程，它们的基础早在上个世纪的政治和法律改革中就已经打好了。虽然大部分成果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显现，因为那时的欧洲次大陆才有足够的能力埋单，但它们的回报将是长期和史无前例的相对社会和平与政治稳定。

最后，与上述社会变革和经济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欧经历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农业革命。据估计，1900年时德国西部的单位农业劳动力可以养活5个人，1950年时则为6人。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力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提高。但到了1980年，同样的单位劳动力可以养活35个人。这种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西欧人没有为了维持日益缩水的农业而自愿接受高昂的农产品价格，上述影响将更加显著。1945年前，大多数西欧人在食品、饮料和烟草上的花费达到或超过他们收入的一半（只有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于这个比例），但到了1980年，他们的花费占比只有四分之一或更少，而且生活得更好。

这是无法复制的一次性发展。也就是说，西欧也许再不必弥补三十年的经济停滞或半个世纪的农业萧条，或者在灾难性的战争之后开始重建。各国也再不必被迫抱团，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威胁和美国人的鼓励这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携起手来。作为20世纪中期西欧繁荣的缔造者，无论战后局势是好是坏，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再没有人能够享有同样的好运。

战后数十年间西欧的这种巨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呢？显然，如果这些年间西欧没能得到重建，结果将是灾难性的。1946年时，人们对复兴前景仍然缺乏信心。作为一个公认的细致观察者，珍妮特·福莱纳在当年10月曾写道，欧洲人“正在慢慢进入新的冰河期。”那么，信心的恢复和其后的经济复兴究竟带来了什么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内部的贸易有了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西欧通过互相出售商品获得了繁荣。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西欧人的状况与1913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约60%的贸易都是在欧洲国家间完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和资本流动可能直到相当晚近才超过了1850—1913年欧洲国家间的水平。

此外，尽管有了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GATT）、经合组织（OECD）、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西欧经济体中，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在此之前，它们只是填平了前些年贸易的灾难性下滑。在西欧制造品对全球出口的贡献上，英国的份额从1929年的22.4%下降到1980年的仅9.7%。我们也许并不对此感到惊讶，毕竟这被认为是对英国没能加入欧洲俱乐部的惩罚之一。然而，法国早在1929年就在全球制造品出口中占据了10.9%的份额，可是直至1980年才恢复到10%。联邦德国的份额则分别是1929年的20.5%和1980年的19.9%（与之相比，日本的份额在同期增加了近400%）。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后者则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标准来看，欧共体的突出成就是让成员或多或少地恢复昔日地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成就不容小觑，但我们也不应夸大它的意义。如果西欧发展最快和最繁荣的那些年只是抹平了之前的欠账，那么当增速放缓时，它的前景将不容乐观。此外，人们还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其一边倒的重视付出了代价。在所有的西欧大国，稳定与繁荣之下正涌动着不满的暗流，人们觉得战后最初岁月的希望和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浪费了。

这种不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法国和意大利，脱胎于战时抵抗运动的政治联盟不断产生龃龉和分歧，浪费了自己的信誉资本和激进承诺。在意大利，这导致了基督教民主党对政权的垄断，也使公众对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失望。在法国，战后的美好愿望在议会的政治游戏和个人表演中被消磨殆尽。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话来说，道德革命和战后重塑法国的梦想不仅失败了，而且“变得颜面扫地”。于是，与出色的经济表现相伴的是政治上长期的不稳定，以及日益严重的制度腐败和公众失望。

在英国，1945年艾德礼（Attlee）工党的胜利带来了对“新耶路撒冷”的憧憬，但梦想很快破灭。工党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但还有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道路、住房与服务）以及经济和城市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被“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取代，实现了新老时代的无缝连接。在联邦德国，当局故意把注意力一股脑儿地放到经济重建及其对公共生活产生的道德麻醉效果上。巴伐利亚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在1969年的讲话极好地概括了这种做法的目的，他对听众说：“一个取得如此经济表现的国家有权不再关心奥斯维辛。”

西欧及其官方发言人“不再关心奥斯维辛”，而是开始全身心地崇拜自己所取得的经济成就。1960年，经合组织预测经济增长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增长率甚至会更高。十年后，新的预测变得略微保守，但仍然许诺“中期内”将有平均5%或更高的年增长率。最明显的证据是，在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案》（旨在尽快实现单一市场和消除欧共体内部的一切壁垒）中，起草者仍然认为“增长”是未来一体化欧洲的共同目标和理念纽带。西欧人被引向圣西门（Saint-Simon）想象中的世界——在那个“工业家”的社会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唯一的共同信仰。

欧洲经济大繁荣和由此产生的美梦是战后特殊局势的产物。其中，马歇尔计划不容忽视，它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要感谢杜鲁门政府愿意把这些财富用于向欧洲贷款、拨款和无偿资助。从1948—1952年，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额达到了约130亿美元。而在1945年后的十年间，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总额达到了248亿美元（其中英国获得69亿，法国55亿，联邦德国39亿，意大利29亿）。

关于这些援助对西欧经济的具体意义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即使没有援助，欧洲也会“腾飞”，只是要慢一点儿。1947年，欧洲大陆曾因无力购买必要的初级进口商品而陷入经济危机（这是马歇尔计划的导火索），但在上述分析家看来，这次危机要归咎于增长：对原材料不断增加的需求导致没有足够的美元购买它们。这种观点可能忽视的地方是，经济复兴需要欧洲各国政府做出艰难的抉择（比如，把满足现代化还是消费需求作为投资目标），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援助，复兴过程中几乎肯定将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因此，马歇尔计划让西欧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幸运处境：既有能力进口初级材料，又能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既可以保持和提高收入与国内消费水平，又可以把失业率维持在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还能控制通胀。

另两个因素则帮助西欧成功战胜了周期性危机，此前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宿命。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第一代婴儿潮出生者成年前，尽管西欧面临着严重的工人短缺，但通过引进廉价和听话的外籍劳工，这个问题轻松地得到了解决：他们有的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有的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而意大利北部吸引了本国最南端欠发达地区的同胞。联邦德国则享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该国的一千多万难民——这些人来自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其他日耳曼人已经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国家和地区，当地解放后，他们遭到了驱逐。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经济能够吸收任何可用的劳动力，难民们带来的技术和体力超过了养活他们（并让他们继续对复仇指日可待抱有政治幻想）的成本。

战后西欧对劳动力如此饥渴，可以如此轻易地吸收他们，这说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经济（和欧洲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显然延续了上个世纪工业社会的特色。最好的例证就是该时期经济腾飞的第三大因素：煤炭。“二战”前，煤炭占据了法国、德国、英国和比荷卢三国90%的工业和家庭能源消费。战争结束五年后的1950年，它仍占欧洲煤钢共同体六个成员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初级能源消费的82%。因此，这种关键产品的开采和分配是任何欧洲大陆生产力复兴计划的核心。煤炭是“欧洲的资源”，它产自当地且开采相对廉价（初期投资在许多年前就完成了）。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人们用煤炭炼钢；将煤炭从矿区运往炼钢炉的火车同样使用燃煤发动机；绝大部分家庭虽然不再用煤炭烹饪，但还是会用它取暖；以伦敦为首的西欧大城市常年被煤尘笼罩，经常会演变成令人窒息的烟雾。开采这种珍贵资源的人仍然是传统劳动者中自豪的贵族。

到了1960年，西欧工业对煤炭的依赖下降到了仅48%，在此后的十年中将进一步减少。但在战后最初的十五年间，欧洲并没有遭受这种巨变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煤炭一直以来在各国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被认为还将继续扮演），西欧国家可能就找不到如此明显的共同利益来组建国际经济共同体了。尽管它们也拥有共同的政治面貌（最早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六国都是天主教民主国家），但推动欧洲合作进程的还是国内经济问题（煤钢贸易国际协定被认为是解决该问题所必需的）。

不过，与煤炭、劳动力和美元相比，纯粹的好运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六个创始国中有五个是欧洲当时或后来最富有的国家；直到1973年才吸收了三个新成员，到20世纪80年代才不得不接纳了较贫穷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最重要的是，从1951年到1989年，它一直无需担忧吸纳东欧更贫穷的国家加入“欧洲”所产生的影响。这完全是运气而非选择，至少不是官方政策的结果。相反，这种欧洲贸易伙伴关系的前所未有之处体现在，它从一开始就表达了日后扩张的意图。欧共体及其继承者完全没有把目光局限在保护现有成员的利益上，而是宣称把自己的规则和优势推广到其他国家才是最有利的。

这就是现代欧洲的奠基神话，它认为欧洲共同体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更广泛的泛欧愿景的核心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神话，缔造了“欧洲”的一切（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经济规划、经合组织、共同农业政策等等，甚至包括欧洲法院）将只是各种特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它们本身都是重塑欧洲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这个以布鲁塞尔为核心的“欧洲”没有被视为自洽、自满甚至自私的组织，而是成为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灯塔，成为尊敬和信赖的对象，因为它承诺自己不是关税同盟，不仅仅是富国和大国的新重商主义伙伴关系，不是解决日常经济困境的具体和实际的暂时性手段。这个欧洲是全体欧洲人的欧洲——即使由于现实的政治障碍，他们无法马上成为其一分子。此类障碍是为了维护这个有机体的原则，对于英国或西班牙来说，它们是可以被克服的，因而终将被克服（尽管部分创始国之间会产生许多争执，并感到长久的失望）。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另一些国家似乎注定要被排除在外。

诚然，在布鲁塞尔的公报和西欧国家首脑的会晤中，官方常就这一点表示遗憾。但在1949年后的四十年间，西欧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所在的那部分欧洲，他们确信，一方面美国的国防预算将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另一方面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发动不必要的扩张。简而言之，西欧人对于保持欧洲分裂的愿望日益强烈。只有联邦德国人隐晦地承认了这点，1969年后，通过认可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对它们的需求和利益表示“理解”，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及其社会民主党继承者们的东方政策“买来了”东西欧关系的改善（接受联邦德国资助的民主德国是名副其实被“收买的”）。面对公众的抗议，欧共体在20世纪70、80年代仍然依赖欧洲的分裂，并相信这种状态将一直延续下去。分裂状态越是稳定，西欧国家间的联盟就可能越发紧密和繁荣——与此同时，它们还继续描绘着联盟“终极”东扩的虚幻愿景。

于是，当柏林墙倒塌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倒台的消息传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官方在庆贺之余也很快表达了疑虑。当1991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遭遇未遂政变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曾有些过于露骨地预测，莫斯科仍可能保留某种形式的苏联政府——这绝非偶然。他和法国外交家们还一厢情愿地试图阻止两德统一，并阻挠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洲”。作为战后西欧国际合作的主要发起者和受益者，法国比大多数国家更有理由意识到，在洲际性考验面前，欧洲的美梦必将破灭。就像弗洛伊德（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s）中分析人类情感的条件时所提到的：“让一大群人团结在友爱中总是可能的，只要还有其他人作为他们的攻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