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并不十分为欧洲人所喜爱，尤其法国人……欧洲人憎恨美国，是因为他们憎恨自己。

——克洛德·罗阿

自从西班牙的第一批传教士为他们在新世界遇到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身份问题伤透了脑筋以来，欧洲的思想家就对美洲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着迷于它的空旷、它的财富、它的白板一块，在这之上，是一个可被重新书写的世界，同时，他们又排斥于它原始的简单、它的新奇、它的十足的现代性。在所有的欧洲人当中，法国人最为激烈地表现出了这种复杂的感情。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到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们在美洲发现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既定的因袭与惯例中所缺乏的活力、开放和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其他人因为厌恶它粗浅的文化和追求财富及成功的贪婪而对其嗤之以鼻。几乎很少有法国文人会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那样以一种批判的赞同的眼光，费心研究和分析美国的深层模式和驱动力；但是，他的许多同胞成功了，他们效仿了他在面对美国模型的渴望，而后者预示着模糊不清的未来。

到19世纪中叶，在一些法国圈子当中，美国就已经成了脱离现实、令人不安的同义词。在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的乌托邦想象的背景下，皮埃尔·比谢（Pierre Buchez）的批判就变得可理解了：“这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邪恶成了惯常和规则，简言之，这是人类命运的拜金主义。”但是即便悲观的、哀悼的论调随处可见，这也是人类历史唯一一个可能的路径，美国对于未来的欧洲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警告。更为明显地预言这一点的，是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他在评论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手中改头换面的巴黎城时不无失落地评论道：“这让我想到了那些未来的美国的繁华都市。”到该世纪末，这一看法已被写进了教科书——1904年出版的一本手册这样宣称：“美国正在变成世界的物质中心，欧洲的知识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

如是，现代法国对于美国看法的格局在“一战”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离法国文人直接到访并感受美国还有很长的时间）。美国拥有财富，它将很快能积聚力量。因而，它代表着最新兴的世界，它是不羁于传统与禁忌也并不复杂世故的人类事业。作为对照，欧洲已经“老了”，它的丰富性体现于观念、遗产、文化和理解。要么欧洲的未来就是美国（这是对欧洲而言最糟糕的结局），要么为了维护其精神价值，奋起斗争，对抗美国。这些情感在“一战”中得到了加强，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一战”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和经济资源令人生畏的毁灭性力量，使得人们对现代性产生了一种呈指数级增长的恐惧感和迫近感。除此之外，现在人们更有理由将现代性同美国对物质资源的垄断联系在一起；在所有的超级大国中，只有美国在战争的经历当中毫发无损——且国力还得到了加强。对战争的得利方的仇视，使美国如今自然就成为激进意识形态和文化悲观主义的靶子。

然而，“一战”以后，作为现代性、唯物主义和自利的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的“美国”成了更大范围及更为抽象的怀疑的对象——西方——的同义词。在这里，做一下背景介绍是必要的。这怎么也算不上是欧洲知识分子第一次依据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塑造出一个可疑的、轻蔑的厌恶对象，并寄希望于某个玄妙的他者。在18世纪，对中国及其器物的迷恋席卷了一些西方国家；到了19世纪，许多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吸引，沉浸于对一知半解的位于地中海东面和南面的神秘国度的赞美之中。俄国在那些年中同样也成了一些西方文人好奇的对象。即便对东方的热捧并不一定伴随着对西方遗产的厌弃，但是仍然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用一种非欧洲的态度来看待欧洲自身。因而19世纪拥护独裁统治的历史学家以一种亲斯拉夫的态度批判了“腐烂的西方”，并受到了西方倾慕者的追捧。然而，到了1917年，西方的自我仇恨的潮流指向了支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毫无吸引力的并明显不尽如人意的统治形式和社会秩序。偏好斯拉夫灵魂、中国的艺术或者伊斯兰的神学是一回事，想象人类的政治未来在紫禁城之内或者苏丹的一千零一夜之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俄国革命改变了一切。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运动、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的出现，还有中国即将发生革命的谣言，这暗示着，如果东方蕴含着一种神秘，那么它代表着未来之谜，并非过去之谜。20世纪的激进分子，即便本身不是共产党人，也在东方的剧变中看到了一个疲惫停滞的欧洲所不具备的活力和希望。在他的第一部意义深远的作品中，25岁的安德烈·马尔罗精准地抓住了时代的情绪，将缺乏优势的西方同曾经代表异域的东方的希望放在一起比较。超现实主义者们同样也陷入了一种对西方的衰落（斯宾格勒意义上的）和即将到来的东方的时代的迷狂之中；在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Ɩ'Occident）一书出版的前一年，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这样说道：“西方世界，你注定要消亡。我们是欧洲的失败者……但愿东方，和你的可怖，最终都能回应我们的呼喊。”

在20世纪的非政治时期，战后的那一代迅速沾染了文化激进主义；许多知识分子并不喜好共产主义，他们对东方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理论和美学意义上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东方总是比西方更有精神，也更有希望；至于究竟是什么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了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仍然是难以琢磨的。30年代末期以及“不服从者”的出现，使得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变得更加明确，那时起，美国这个词就浓缩了西方生活中所有不受欢迎或者令人不安的部分。所有这些批判有其独特的形式，每一个都比前一个要更加极端、更具政治性。

最初是摩登美国，历史的原始先驱者。在许多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小说、散文和电影中，美国有时候是一种隐喻，有时候则是所有错误的、对现在不详的征兆。在《资产阶级思想的消亡》（这个书名可以代表那些年很多人的心声）一书中，埃马纽埃尔·贝尔（Emmanuel Berl）将美国势力及其影响力的兴起看作是西方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衰落的代名词——“美国在拓展它的疆域，而西方的价值正在走向坟墓”。两年以前，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的作品，在其中，他以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那个样子来看待美国，所有人都沦为机器，我们的未来都是这副可怕的样子：“我们西方人中的每一个人必须坚定地抵制美国的一切，从家庭到穿着，到他的灵魂。”

乍一看，这就像是一种简单的反美主义，贝尔的书似乎也传达了这一点。但是西格弗里德所暗示的是，我们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美国”就是我们，更确切地说，它是部分的我们，预示着威胁过去的所有东西，它的价值和它的精神。这也许听上去很保守，但却清楚地传达着相反的信息。贝尔很年轻，对他的激进直言不讳。罗贝尔·阿隆（Robert Aron）和阿尔诺·当迪厄（Arnaud Dandieu）也是，他们1931年出版的作品《美国癌症》（Le Cancer américain）是批判的双联画的一部分；双联画的另一半是同样发表于1931年的《法兰西民族的衰落》（Décaden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仅批判了生产主义、匿名性和现代性，也呼唤了一场道德的、几乎是感性的革命，它使得这一代人同国外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同代人如此相似。乔治·迪阿美尔（Georges Duhamel）在1930年发表的《未来生活之景象》（Scènes de la vie future）中，将任何与美国相关的东西都视为特殊性、多样性和深度的崩坏，而这些都曾是西方文化的魅力和美德所在。失去了它们。西方就失去了它的可取之处，且在最浅显的意义上，注定要熟透腐烂，迎来革命。

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罗贝尔·阿隆和阿尔诺·当迪厄，在“工业化”中看到了现代性的特殊的罪恶，因此就在美国的生产技术中看到了摩登世界赤裸裸的寡廉鲜耻的缩影。确实，这能将他们同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区分开来，并将他们更为迅速地同反对革新的政治边缘派联系在一起。法国，同德国或者俄国一样，都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它形成于浪漫主义时期，居于反对工业社会与怀念早先的权威和秩序的形式之间。它的对应物，乌托邦社会主义及其体现在世纪末的田园生活者身上的反资本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产物，向来影响甚微，亦未被广为接受，且早已完全被扎根于工人的劳工运动的城市社会主义党派所挫败。因而，那些将美国看作是现代大生产和技术下苦难的根源的人，不是暗地里的保守主义者，就是政治上的边缘分子。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言。甚至是雷蒙·阿隆，在那些年也引述过伯特兰·罗素的断言，即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反抗工业文明的全人类的斗争。

在其他方面显得不合时宜的角色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却恰好契合了这样的背景。尽管他着迷于现代机械，他却将工业社会看作是巨大的精神空虚的根源，一个让人类迷失其中的空间，他们的个体性消失在所有这个时代的主要国家和体系的化整为一的倾向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纳粹主义、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都是全然相似的，在许多其他人眼中也是如此；穆尼埃神秘的人格主义也从类似的前提出发。他相信，法国已经染上了工业社会的疾病，一种美国癌症，但仍然有希望和生还的迹象。因此，圣-埃克絮佩里仍有意愿为其而战：“我将反对那些试图将一种风俗强加于他者、一类人凌驾于另一类人、一个人种高于另一个、一种思维方式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思维方式之上的那些人。”同英国人一样，许多法国人看到他们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个体性、这种自主性，面对现代性和极权主义的猛攻在独自战斗。

然而，到了30年代，反美主义又出现了一个更深层次且尤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版本，它将美国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再以反西方或反工业社会为名号，而是举起了现代性的替换选项，如今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方救赎的希望的大旗。既然共产主义如圣-埃克絮佩里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同“美国”一样都主张一种反个体性和整合化的意识形态和体系，因而那些年它的诉求有着自我限制的特点；因为美国和苏维埃都强调量产和物质转化，所以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两者持同等排斥的态度。但是30年代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没有过多地利用反美的情绪和此类的早在10年前就形成的反西方的情感。它不仅代表着未来（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而且它还是自1935年以来维护现状不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影响的主力军。并且，1918年之后，它手中又多了一张王牌，苏联是国际社会中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它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管它们曾站在哪一方，也是“一战”的战败国。

对于大多数法国观察家来说，1918年真正的赢家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背信的外交和原始的财力使得美国和英国成了战后条约中唯一的暧昧不清的获利者（当然，英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将美国视为唯一一个独占了胜利的经济收益的国家）。于是，法国首次出现了“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提法；那是一种国际的掠夺者，而法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充当某种摇尾乞怜的走狗角色，最糟则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无产阶级国家。那时的左派把所有的资本主义视作是国际性的，所有资本家都是逐利且有罪的。并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人的扭曲心智将资本主义的罪恶大体上归于外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抵抗运动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都大声呼告其想要将法国从国际盎格鲁——撒克逊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决心，即使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同声称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通敌者进行一场生死斗争。

最后，除了上述的形式以外，两次世界大战间存在着一个最初含蓄而又逐渐明晰的反美主义的扭曲的变体，即美国人同犹太人的联结。这种偏见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数十年前：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将犹太人同欧洲精神中的现代性关联在一起，犹太人在社会中自由流动，并且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现代世界的阿基米德出发点——法国大革命的直接产物。然而，鉴于资本主义和工业或许成了现代性的隐喻，或现代性的立体表征，欧洲犹太人的解放就是现代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开明想法及其体现于现代政府和法律中的合理性所在。因而，那些将犹太人的出场视为现代性最具说服力且最令人困扰的征兆的人，不仅是有逻辑的，而且也是相当敏锐的。犹太人（同美国人一样）是无根的，他们仅同他们的生存手段与现状相关。由于品味和鉴赏力是经年累月的国家和民间文化的产物，犹太人（同美国人一样）就必然缺少品味和文雅；他们取得财富的方式，打破了物质实力同文化权威之间的关联，因而（同美国人一样），他们的购买力和偏好会污染西方文明。

这并非极端的、边缘化的偏见。爱德华·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对艾菲尔铁塔的评价是，“这种现代生活的愚蠢的见证……对犹太实业家而言是一种福音”，很多人已经做出或者将要做出类似的评论。直到1944年，反犹主义在政治分水岭的两边都得到了认同，还有许多这类对犹太人表达了厌恶之情的作家，他们很有可能惊恐于自己的立场会被控带有偏见，更不用说种族主义或者煽动种族灭绝。参与了德雷福斯事件的纪德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爱。以尖酸的笔调讽刺西班牙内战中的天主教暴行的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在几年之前就写过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在其中，他不仅赞扬了德拉蒙特的思想遗产和影响力，还明确将反犹主义同它值得推崇的双生子反美主义相提并论。保罗·福雷以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在1937年之后反对莱昂·布鲁姆的大部分少数派，从来也未曾掩饰他们潜在的反犹情绪；他们如此放任这种想法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将反犹主义等同于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可至少追溯至普鲁东。既然资本主义愈发被视为是美国特有的和最重要的产物，循环就完成了。布鲁姆冒着战争的危险坚决抵抗希特勒的行为则表达了他作为犹太人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帝国主义的同情。到1940年的法国，很少有人能将这极端边缘化的慕尼黑社会主义立场同罗贝尔·巴西拉奇的主张区分开来。是什么区分了我们和美国？巴西拉奇在一篇战争早期写的文章中这样问道。答案是三重的：它的伪善（常见的指控）、它的美元和跨国境的犹太人。作为世界上犹太力量的最后堡垒，美国是革命者和反动派、社会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共同的敌人。

尽管战争和德占时期中左派改变了政治术语，维希知识分子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论证。因而，维希政权对许多反共和知识分子的最初吸引力还需要同渗透到政权内部的反美和反犹的语言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这也是戴高乐在同贝当政权斗争过程中的弱点之一，他过于依赖“盎格鲁——撒克逊人”了；抵抗者和通敌者都对这一点颇有微词。在1940年，英国炸掉法国的舰船并弃之而去，现在还安全地呆在他们的海防线之内。继续斗争不仅是投英美之所好，而且在法国左翼抵抗者的眼中，如果解放法国只是为了将其交回导致其失败的无能的资产阶级手中，或更有甚者，交到对其有恩的外国资本的手中，那么斗争就是毫无意义的。

因而，战争也许远不是想象的那样意味着决裂和分水岭。反犹主义失去了它的可敬地位，但是在一个复杂的悖论当中，反美主义的情绪却加重了。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点：用简单的话说，对美国的仇视来自它在战时对法国城市（鲁瓦扬、勒阿弗尔）的轰炸，来自它在光复的几个月内对法国的实际占领，来自与法国的贫困相对照的美国的富足，来自其战后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也来自其在法国人宁可不加入的西方联盟中的霸权地位。

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患上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挫败和无力的综合症（英国人也有同感，只是并未如此强烈），他们愤恨被美国人解放的事实，愤恨他们耻辱的战后地位，尤其愤恨需要毕恭毕敬地感谢美国对法国重建的援助。相形之下，俄国人则是可以被远远地崇拜和赞许的对象。1948年，法国的外交陷入了谷底，但是远在那之前，法国的国际地位的下降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在1946年的冬天，就寻求美国的紧急援助和法国战争欠款的削减或偿还问题，莱昂·布鲁姆去了华盛顿。在1946年5月的《布鲁——拜尼斯协定》中我们看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降低税率及其他经济壁垒，这就导致了法国暴露在比之前更多的美国商品、物资和文化的冲击之下。紧接着对第四共和国以及抵抗运动的期待的普遍幻灭，这种美式的“入侵”使得美国成了所有这一切的自然的靶子——有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在冷酷的战后岁月，需要找到一个仇视的对象。

必须为这些新的看法加上一些连续性。尽管对现代的厌恶并未以原有的形式复兴，它却以一种新的形势延续下来了。30年代的青年作家对近现代德国思想的热情现在被彻底并入了法国本土的变体当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海德格尔对“技术文明”的厌恶。虽然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并没有像海德格尔的中欧读者那样给予他很多关注，但他思想中的这一维度仍然是隐约在场的。在许多厌恶美国文化和其使人失掉人性的影响的表述中，在对反现代生产和产品的共产主义运动表达的同情中，很明显有30年代论述的回响。亚历山大·科耶夫在垂暮之年沉思着这样一个主题，人类莫不是饱受想做而又无事可做的欲望的折磨，最终总是会选择“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即便是那些反共主义者也持相同的观感，乔治·贝尔纳诺斯在其40年代晚期的许多作品当中，都警告了在东西方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技术专制和机械文明。真正的敌人是“生产主义的精神”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克洛德·罗阿非常精准地看到了，法国仇视美国，其实是法国自我仇视的升华。包括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在内，从战后至少一直持续到1948年的对生产主义的迷恋，在很多人看来，都意味着不论好坏，法国都背离了它的传统、它的习俗和它真正的自己。穆尼埃的“人格主义”革命的梦想遭到了威胁，他在1946年写到，威胁来自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很多地方，但尤其来自美国。10年之后，其《精神》杂志社论的继任者仍然坚定地维护着这一观点：

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想化了人，并对其易谬性视而不见，但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更盲目。对于一个嘲弄和讽刺西方精神传统，并使人变成平面化的、被剥夺了卓越和深度的存在的文明，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

这并非孤立的评论。贯穿那一时期的始终，《精神》尤其会在其专栏中增加些讽刺美国罐头文化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对大西洋彼岸更大的精神威胁摆出恩赐态度或者轻蔑姿态能够缓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批评。因而，一篇1952年的社论如此提醒它的读者：“从一开始，我们就在谴责美国文化从根本上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威胁，一种对欧洲精神和道德内聚力的威胁。”相形之下，苏维埃的威胁就微不足道了。

这些岗位所传达出的此类看法也许正是人们所期待的——《精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些许令人窒息的道德优越感（《世界报》亦如是，它的编者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但却鄙视美国）常常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魅力摆出一副不接受的态度。类似地，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莫里斯·梅洛-庞蒂发现，无论如何，比起美国人，他在理论上同共产党人有更多的共同点——“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全局策略的原则，人们间的互相欣赏和无阶级社会要比美国式的成功来得更明确一些”。或许研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观点是更有意思的，他从始至终都未被指责有哪怕一点点的亲苏维埃的动机。莫里亚克跟在其之前的蒂埃里·莫尼耶一样，都认为没有必要到访美国就能确定自己的想法——到50年代末期，“美国的生活方式”既陌生又熟悉：“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对我而言都要陌生。我从未到过那里……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它所做的不仅仅是拜访了我们，我们已经因其而改变了。”

这并非莫里亚克仓促下的结论。同戴高乐一样，他对美国事物的厌恶扎根于他的文化、他的宗教和他对祖国的最重要的东西（及其祖国的衰落）的认识。尽管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不能意识到对于战后欧洲而言，美国在场在战略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也从未表达过与其同僚类似的那种极端的愤恨之情，但他在不止一次的场合中表达过对他们的情绪的同情。在1950年9月，出于某种移情作用，他引述了克洛德·布尔代在《观察家》上的情感的迸发（众多类似状况中的一种）：“法国越来越深陷于动荡的、意气用事的，甚至有时候歇斯底里的美国阵营中去了……”“歇斯底里、动荡、意气用事”——这是对萨特的宣称“美国堕落了”的预先呼应，布尔代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实际远早于罗森堡事件收场之时。莫里亚克的措辞是更为温和的，但是在认为美国文化中有些失控的、肤浅的和不可靠的部分这个方面，两者是共通的。

原因之一在于，跟布尔代一样，莫里亚克越来越关注逐渐迫近的殖民危机。这就使得他对法国政府持一种日益批判的态度，同时对国外的法国评论家的道德立场保持敏感。这个问题在越南时期溃烂流脓，在苏伊士运河之时达到了最高点。莫里亚克1956年10月这样写道，美国人究竟有什么资格来批判法国的殖民行为？他们在自己的殖民主义问题上竭尽所能，并且为了实现它，除了种族灭绝以外，他们什么都会去做：“我们堕落到要向这样一个充满毁灭性的国家学习经验的地步了吗？”跟莫里亚克不同的是，另外一些认同法国的海外殖民的人则提醒了旧有的殖民地落入他人囊中的危险——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担心，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会落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是美国人之手，也有可能政权在这三者间迅速更迭。这一认为去殖民化是大国之间零和博弈的游戏、法国人的失利就是美国人的得利的看法，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

因而，1956年知识分子兴趣从共产主义到反殖民主义的转移，仍然是出于反西方和反美的动机。只是，当早年的反美情绪变身成为更抽象的和更形而上的高雅文化或人类状况的构想时，如今的西方则背负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具体和显而易见的失败的罪名。在这些问题上，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共识。艾田蒲，一个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奉行进步主义的同僚的混乱思维的评论家，不仅同意他们关于美国的看法，即美国代表了一种没有价值的文明，它的最高成就不超出《读者文摘》之外，而且，他还警告美国人不要专横地向法国人提供关于如何生活的建议。在人们普遍忧虑迫近的核战争之时，他建议道，“比起承诺一个过于完美的，甚至是永恒的宁静”，美国人倒应该反观自身的罪恶。单单是黑人的境遇这一项就足以剥夺美国在道德或处世之道上提供建议的资格。他虽然不如穆尼埃或者布里耶神父（the Abbé Boulier））走得那样远，生怕谴责共产主义就会正中帝国主义下怀，但他确实支持他们的主张，即只有那些“双手清白”的人才有资格畅所欲言。

这个关于问心无愧的问题在那个10年当中困扰了许多人。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令人恼怒的是，美国人看上去无忧无虑，并没有受到欧洲复杂和矛盾的过往的困扰。穆尼埃认为，正是这种问心无愧的心态和技术资源的结合才构成了美国占领世界的最强大的驱动力，因而，当萨特和其他人不无欢欣地将他们的时间和杂志都投入到展示美国人的手如何肮脏的时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阿瑟·库斯勒抗议说，一个人不需要纯洁无瑕才能去关注和谴责那些犯下更大罪恶的他者，只是他的主张在那些年很少有共鸣者。渗透美国的非正义和一揽子打包并输出国外的马歇尔计划为批评他的那些人找到了一个将视角投向别处的非正义的借口。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对战后西欧的控制产生了一种扭曲的预设，即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纳粹的继承人。按照这个思路，不仅所有进步思想者都义不容辞地将火力对准美国人，甚至是想要成为后者同盟的那些人也会发觉自己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

法国共产党人极为敏锐地利用了这一时机。同他们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其他地方的同志一样，他们自我宣称是未能完成使命、屈服于外国和法西斯控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如今，他们把关于政党、阶级和民族的政治语言融成了一种语汇，最初使用它来反抗德国人，并进一步将其开发成为对抗新的统治者及其当地的合作者的工具，在本质上，这种语汇并未发生变化。因而，那些在抵抗运动时期并无大的作为的知识分子和非共产党的政治人物从这种语汇中求得了安慰。乍看之下，这种同纳粹德国之间的类比并不十分可信，但它实际上暗含着某种逻辑。对于朱利安·班达那种对德国充满憎恶的人来说，即便是希特勒的倒台也并不意味着胜利。德国的理念也许早已在其他方面成功了。在战后的那些年，仇恨和害怕的对象不再是莱茵河对岸的德国，而是自觉且有意地振兴其在旧德国的半壁江山，并且为了反对和阻止苏联的革命野心的美国政府。

1948年以前，这些感觉都是缄默的。战后格局未定，许多法国的中间及左翼政客都在寻求得到美英的帮助以彻底瓦解德国，苏联人和美国人仍然在不友好和缺乏成效的氛围中继续磋商。但是一旦区隔确定，马歇尔计划便得到了通过，美国复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计划就变成了现实，法国想要保持中立的梦想破灭了，美元同德国马克之间的自由兑换使得马克在很多市场上成了通用货币。如今，共产党人能坦率地宣布旧的和新的占领者之间的共同之处。法国再一次成为“被占领的国家”，美国文化和资本的影响跟三四十年代的纳粹那样无处不在且有害无益，因而所有真正的法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抵抗”。这种类比有其丰厚的土壤。《精神》《观察家》，尤其是《基督教见证》，在1948年至1953年持续扮演了敌视美国的一切的角色；经济援助、柏林空投、北约、朝鲜战争，对于欧洲的国防军的提议以及德国的重新崛起不单单是被看作是政治的或者军事的错误，亦非美国想要拓展并保护其经济影响力的证据。远甚于此的是，人们写下并谈论的，都是关于美国动机的确证——想要占领和侮辱欧洲，尤其法国。

通过一种有趣的变换，一些人将法国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骗局；如果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美国成了新的占领者，任何法国本土居民对改变经济现状或者重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努力都只会对美国人有利。因而，依据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孟戴斯·弗朗斯和“孟戴斯主义”只是为了从一个技术统治论的层面来“促进”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只是傀儡。反观其回忆录，她仍然是从一个60年代早期的制高点位置来宣布这一点的，“这仅仅是一个装扮起来的右派”。至于法国参与的欧洲重建，“欧洲神话”不复存在，它无非是一个恢复联邦德国的力量以制衡苏联在民主德国的合法权威和影响力的美国策略。事到如今，光复运动的失败被年代错置地完全归咎于华盛顿。一个受尽屈辱且筋疲力尽的法国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一个占领者，却又更加彻底地落入另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占领者手中，因而，一种精神抵抗就在道德上对每一个人提出了义不容辞的要求。

知识分子中间派是最常持这种反美主张的这一点也许值得一提。1953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法国人口当中高学历的那部分人也同样最可能对美国持批判态度，这一结果或许在意料之中，但是仍然值得深究。毕竟，经济问题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是普遍的，美国的权力和特权无论对消息最不灵通的工人，还是对最富经验的学者和记者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年美国的阴影无处不在。没有什么领域能像电影业那样到处充斥着美国入侵的证据，这也是批评家常常会引证的对象。在维希政权时期，自“一战”以来，法国电影总会在第一时间占据国内市场，而美国和其他外国的娱乐行业是被大规模禁止的。但是自1946年开始，美国电影的进口（包括许多三流的公司在战时制作的电影）迅速增加：在那年的前6个月中，就有36部美国电影在法国上映；到了1947年的相同时段，影片的数量达到了338部。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美国制作的电影占据了影片总量的50%，观影率保持在43%左右。这些电影中的大多数都没什么可取之处（美国30年代的影片要明显好得多），并且许多都是相当平庸和缺乏深度的。它们并未直接宣扬民族主义或者反共主义，它们仅仅是对美国现代生活当中最无趣一面的直截了当的反映。

尽管如此，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可口可乐和出手阔绰的美国大兵这一固定搭配套餐看上去并没有过多地扭曲法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以及它同法国的关系。仇视被美国人解放和“占领”的同一批法国公众到1948年已经相当清楚，美国的援助对于法国国家复兴而言至关重要。但这并未使得美国变得广受欢迎：尽管到1950年，美国已经成了大多数民众心目中最喜爱的国家，但这伴随着最高的负面评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反感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然而除了那些年轻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外，法国人在总体上压倒性地赞同美国，即便他们害怕和厌恶它的经济实力，并且反对它的一些外交政策，比如扶持一个新兴的联邦德国。到1953年，受访的人当中有61%“赞同”美国，只有8%的人表达了“反感”，5%的人“不信任”，以及1%的人“仇视”。因而，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党选区中有相当可观的人并未明显地厌恶华盛顿——而所有受访人群中只有10%更偏好一种法国——苏维埃联盟。

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共同体已经同国家的其他群体割裂开来了。这一点是有其逻辑的。法国与美国的最显著也最持久的不同在于，知识分子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相较于他们的法国同行，美国的知识分子在其文化当中处于边缘地位。出于很多原因，美国知识分子很难对民众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更不用提公共政策了。因而就欧洲和法国对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认知问题，美国的经验有害且不适用（如今仍然如此）。如果“美国”代表了未来，那么它就指向了这样一个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论是其真正的角色还是自我界定的那种，都将极大地缩减。苏联代表了一个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发挥重要作用、扮演令人尊敬的角色的社会，和它比起来，这种差距就会特别显著。在这个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样，苏联似乎是更欧洲化的。反对美国及其生活方式因而就成了欧洲知识分子进步性质的自利行为，也是一个为了理想的欧洲的西方而对抗来自大洋彼岸的异己版本的防御性举动。如果那就是西方的未来，那么东方是更可欲的，它提供了一种取代技术的价值，取代孤立的承诺，取代满足和成功的希望和斗争。于是，某些东欧的审判秀特别强调的这些主题如今就成了对他们有利的论据。

法国知识分子在美国议题上显然的边缘地位在那时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许多知识分子竟都对他们自己狭小的文化圈子和社会圈子以外的观点（以及生活）知之甚少。当他们寻求工人的支持之时，他们找到了共产党人。当他们寻找他们观点的回应及其影响力之时，他们发现大量的杂志关注他们并且只关注了他们。虽然他们通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子，比照伦敦或者纽约，几乎是同民众分离和隔绝开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将这种自身的边缘性看作是荣耀的徽章。有时，同早年的萨特一样，他们将这种孤立当作是自我撕裂的美德；后来，同样是同萨特一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承诺当中失掉了他们的特性。然而，即便是后一个状况，承诺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它的目的是克服知识分子生活的存在境遇，使得那种寂寞的、边缘化的状况成为知识分子经历的中心议题。

自从知识分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上述这些特征就显露出来了。将现代知识分子同他们的空想的、放荡不羁的、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以及不合作的前辈区分开来的是如下这一点：鉴于后者几乎总是乐于现状，战后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反美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的态度上，不再依靠他们自身的判断。如今已经没法再说，“现代”在审美意义上是令人不快或者在精神层面上是没有价值的。从某种可论证和“客观”的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变成错误和失当的了。评价它的正式标准是，它给大众带来的或者将要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害处，但从中没法推出大众对美国事务的热情程度，因而就出现了一个障碍。取代大多数人的位置的，是靠不住且互相矛盾的概念——一个被假设具有实在性的前后一贯的工人阶级；以他们的名义，在其他方面奉行自我克制的知识分子才得以做出判断。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是一个威胁。对于这一类工人群体而言，西方的价值是一种伪善。含蓄地以他们的利益为旗号，进步和进步的立场就是可被识别且可被追随的。为了这个天堂般的比扬古（Billancourt），我们如今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投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