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运动使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抱持不满，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社会制度。

——克洛德·布尔代

“维希并发症”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它的分身（doppelgänger），抵抗运动的并发症。“二战”后，它使得每一个人都相信：除了极少一部分人，大多数的法国民众都没有参与抵抗运动或对其产生过同情。共产主义者、戴高乐主义者和维希分子都有兴趣支持这一观点。到40年代末期，在逐渐去魅的第四共和国当中，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情感，即批判抵抗主义，蔑视整个战时的经历。这种情感由被称为“异化的”非政治化的新一代文人所发起，这种对英雄主义神话和奉献的弃绝，之所以能够获得市场和信任，原因在于真诚的前一代的抵抗者，比如莫里亚克、波扬和加缪，对抵抗运动的重要性以1944年胜利方取得的势力的实际效用的夸张说法所持的怀疑态度。1958年以后，随着戴高乐主义者的重新掌权，一种修正了的抵抗主义（résistantialisme）再一次成为了正统，总统和他主导的运动重新获得了一种全国性和回溯性的合法性。自那时起，对该主题的讨论融合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视角，加入了时间的维度，并且有了研究那个时代的新一代的职业历史学家的参与。然而，法国的抵抗运动本身的历史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对维希时期的解构的、概要式的研究之间，还是不存在什么可比性。关于这个主题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尽管含混，却仍然呼应着官方早先的说法，即认为战时大部分是由民族抵抗运动和它所激起的镇压所构成。

战后初期有人提出，参与抵抗运动的虽然是少部分人，但是“民众中的大多数”是支持并起辅助作用的，他们内心都希望德国失败。只有拉瓦尔（Laval）、贝当以及他们的亲信不这么想或这么行动。这是官方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戴高乐主义者的支持，后者认为，抵抗运动是一个忠诚于自己的历史传统的民族的自然反应；1944年夏天的“起义”，被视为“在规模上超过我们历史上任何一次类似起义的人民浪潮”。尽管从一开始，就有人认为，抵抗运动曾是多么弱小和孤立，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互相吹捧的合唱声中。在194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路易·帕罗（Louis Parrot）将大谈阿拉贡和他的妻子埃尔莎·特里奥莱（Elsa Triolet）的“纯英雄主义”，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的“无畏的勇气”，以及巧妙地进行着“危险游戏”的让-保罗·萨特，在德占时期面对当局开展的“公开的秘密活动”。这当然是些胡言乱语，但至少是众人的胡言乱语：所有人都是好的。

为了以这种方式将维希政权抛在脑后，战后法国诉诸一种奇怪的自我诱导式的记忆缺失；打个比方说，奇怪是因为它完全是在日光下、当着所有人所共知的真相的面发生的。一方面，法国努力洗清自己与最显而易见的德占期合作者的干系；另一方面，又将民众的漠然或者模棱两可的态度忘得一干二净。最后一分钟才起来抵抗的人们，那些直至1941年7月仍在公开吹捧合作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那些突然在戴高乐身上发现了之前他们所称颂的贝当身上所具有的美德的作家，尽管各唱各的调，却都被迎进了抵抗运动的大家庭［如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944年他为戴高乐所作的赞美诗和他两年前为贝当所作的诗如出一辙］。早在战争结束前，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曾提出，真正的贝当主义者好过伪自由斗士，然而这一看法却被人忽略了。之后，随着冷战的兴起，人们对寻求信任状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只是到那时，寻找信任状的人们的动机在他们的对手眼中已经变得可疑了。艾田蒲（Étiemble）偏好对公开宣称支持新纳粹的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进行批判，并称之为“斯大林——纳粹的克洛德·罗阿”，这一批判现在听上去更像是5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场小规模冲突，而非10年前为了寻求关于同盟的真相的真诚努力。

这场“镇压记忆的练习”成功地重建了整个民族的信用状，却为战后生活注入了自欺的元素。抵抗主义者（résistantialiste）对1940年的描述——它出自一群败坏的小部分人之手，是已死的和绝望的政治精英的叛国者行径——不仅要求知识分子群体来一场集体的记忆缺失（那么，究竟是什么激发了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地聚集在依泉？），而且要求他们向国内传播一种对新近历史的站不住脚且不太可信的解释。这也是导致抵抗运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坏了名声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加缪，那么到1951年，抵抗运动就只剩下“嘲弄的笑声”。可以理解的是，对抵抗运动的虚构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孜孜不倦；1948年之后，反共产主义者和对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那些没有公开进行嘲讽的人也至少怀着矛盾的心理。1949年之后一连串的特赦为他们的历史列车新增了一些反映维希时期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急于为过去辩护，并要求重新加入政治国家，然而，可以预见的反冲却只带来了怀疑主义和彻底的拒斥。对波扬而言，与抵抗运动保持一致，到那时，已经无关乎荣耀，而只剩尴尬了。

共产党人的夸张措辞清晰地将党派知识分子和非党知识分子群体区分开来，然而这一区分只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像克洛德·摩根（Claude Morgan）或者乔治·科尼奥（Georges Cogniot）那样的共产党人不懈地调用着抵抗运动的情结：不仅是要么你支持我们，要么就反对，而且还是，如果你不与我们同行，就是同资本的力量“同流合污”，“背离”大众。批判共产党就是与一连串的自托洛斯基经过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和马塞尔·吉东（Marcel Gitton），一直到贝当（往后还有1948年的铁托）的敌人为伍。声称肩负着延续抵抗运动的职责，继承了与民族主义右派相结合的沙文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共产党的文人们向他们的受众展示了一种不提供道德或政治庇护的语言。技术上说，这没什么新奇的。早在1927年，莱昂·布鲁姆就已经对列宁的演讲中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愤世嫉俗的宣誓和情绪的操弄提出过警告。改变了的是受众的状况，他们善于接受且易被影响。

法国战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脆弱性是特殊的现象，其根源不在于战时的经历，而更多地来自从中继承而来的词汇和道德语言。抵抗运动时期无休止的冗长而枯燥的陈述被与更新、净化和斗争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张由共产党人灵活操弄的语言符号的网络；随着技巧的成熟，激进的政治词汇逐渐被替换成了对革命的召唤。寻求真实的改变，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借助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才能自我满足。战后知识分子交流的词库由意义交叠的六个比喻构成，它们被用以塑形和描述所有的战后事态，以及向个体提供的选择。

首先是暴力（violence）一词。所有与当时的思想者自身相关的事物都以斗争的形式出现——“为和平而战”，“决定性地行动”的必要，将历史经验以胜败做出区分。这样的遣词方式有它的历史，它根植于将政治区隔的结局等同于恐怖和死亡的理解。在20世纪30年代，个体和集体的暴力修辞学大部分是由右翼知识分子独占的，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莫拉斯这样的右派对后来的左翼思想家产生的影响。战争和抵抗运动做了余下的事情，它们使得很多后来者，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只能以一种新的军事措辞来思考政治生活——攻击、战争、运动、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其他。假使斯大林主义是充满诱惑性的，那么这一效果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准军事性的策略性语言的诱导和辩证法的魅力实现的。左派的极权主义，与早先的右派的极权主义相似，皆与暴力、权力和控制相关，并且它们之所以有吸引力不是因为极权主义本身，而是因为其种种特征。

对诱导和控制的关注引导我们进入第二个范畴，性（sexual），它在现代知识分子修辞学中几乎和同性恋齐名。通常情况下，这类事物往往被认为同美学右派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巴西拉奇，他迷醉于纽伦堡集会上青年男子们的精彩表现。然而性意象亦广泛体现于战后左派的话语当中。共产党人同样长于此道。在克洛德·摩根早期的战后小说《男人的印记》（La Marque de l'homme）中，通过准合作者（女性）受到吸引并臣服于（德国）魅力的诱惑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合作的状态，它类似于女性被限制于并沉溺于占领者的强大的男性吸引力。这种将与法西斯德国合作和女性的性别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那些年广为传播的神话。它不仅体现了民族积弱的集体意识，还有对个体的投射——比如女性。在共产党人的观点里，它还有助于强调他们所希望强调的特殊的抵抗品质——同志友谊、男子气概、力量——还有政治。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远不是孤单的。萨特发表于1945年8月的小说反映了他对合作的立场，在小说中，他完成了一幅对典型的合作者的拼图；后者的与众不同体现于他的“现实主义，对普遍性和法律的拒斥，对无政府主义的偏好和对铁腕控制的期望，对暴力和阴谋的偏爱，他的女性化，他对男性的恨”。这是萨特最大的特点：他不仅把合作这个举动看作本质上是女性的，还将这些特质传递给合作者本身——对权威的推重，对暴力的欣赏——最好地诠释了他自己的心理渴望。萨特式的二元美学——寻求掌控自身存在的男性英雄对抗通过被奴役而合作的女性（或者包括两性）受害者——早已在他的这一早期作品中显露无遗。但是，其后期思想中展现的在英雄大众面前表明心迹的倾向尚未清晰：对于1945年的萨特而言，面对强大的准引诱者，不管是来自哪个阵营的群众，都自我显现为女性的存在——“他们同意放低姿态，等待着被强迫、被引导”。即便是对于穆尼埃，他习惯于隐居的性格和作风，这使得他不太可能在那个时刻成为一个抗议者，却也在激进的政治中发现了非常特殊的美德。也许有人会认为，1944年他这样写到，暴动对那些仅仅想理解社会及其需求的人而言是有害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这种“革命的精神”［米什莱（Michelet）语］对穆尼埃而言，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它）翻转了合作是一种妥协的理解”。

在这个对法国知识分子修辞学的简单词义分析当中，第三个是背叛（treason）这个概念，它很少与怯懦联系在一起。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是，1946年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经典著作《知识分子的背叛》的再版前言当中，为了在旧有的抵抗运动共同体的框架内抨击他的对手，更加丰富了类似背叛和欺诈（imposture）这些词的内涵；波扬因其错误的人权观成了一个特别的靶子。虽然在1927年的初版中，班达借由这个词表达了对知识分子醉心于追逐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偏离了追求精准和真理的正道的批评——坚持追求个体良知，甚至不惜与其政治同盟决裂，而现在，他以及他战后的追随者更多地赋予了背叛以相反的意义。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抵抗运动的象征主义，班达在接下去的几年当中就这个主题著述广泛。他的论据可以被简要概括为：放弃（对个体阶级身份和政治联盟的认定）就意味着背叛。知识分子有责任抛出他的命运，并将它和历史及群众结合在一起。沿着这条道路一意孤行（更不用提转换阵营），他背叛的不仅是他天然的支持者和共同体，还有对他最初的召唤。

同样以一种令人好奇的反向方式，萨特和班达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对于萨特而言，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状况之一便是背叛。他处于一种永久的背叛状态当中，他最可亲近的“可靠性”便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做出背叛的行为。那些将自己的命运投入人民、历史和革命大潮中去的知识分子，尽管背叛了他的阶级和使命，却至少为他的生命寻得了一种意义。任何从这种承诺当中的退缩代表的是个体的失败，因而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怯懦行径。这一看法似乎为《摩登时代》的大部分编者所接受，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从“工人劳动营”中逃离，就是这样的行径；逃离，意味着你是一个“懦夫”。在这篇过激的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开始理解，那些共产主义词汇，为什么对于40年后的我们而言显得夸张和无意义，却会对当时的人们产生吸引力。在1948年之后，铁托首先成为一个叛国者，接着是懦夫，然后更加叛国，最终被定性为一个“从一开始就背叛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将南斯拉夫的案例视为特例，为了将其从正统保守（bien pensants）的共同体中驱逐出去，这里所使用的措辞足以触动有所预期的听者的心弦。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得更远一些，我们就已经能够察觉5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将会陷入的窘境。当某个知识分子拒绝就殖民地人口的应对问题支持法国，究竟是谁背叛了谁？同在1940年时发生的一样，在1955年，臣服于一个违背法国真实利益的政府是正确的么？当记者克洛德·布尔代，作为众多支持者中的一员，第一个为亨利·马丁（Henri Martin）的辩护而奔走时，他在背叛的语言当中寻找新的对立的根基也是理所当然的。从那时开始，直到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武力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军事化地下组织（OAS）的最终失败，法国的政治生活因为持续不断的各项背叛的指控和反指控而形象大损，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道德。

谈论完了背叛之后，战后知识分子交流的词库中，还有个与之天然相关的第四个范畴，通敌（collaboration）。作为一个污名词，它在战后变得如此广为人知以至于都没有必要为其例举一个标准的形象。然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谈论它，是为了说明它的用法并不局限于指认那些被指控同情维希或者纳粹政权的人们。它的隐喻的用法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原因。举例而言，自1947年开始的每5年，在法国国内或者海外省，所有对美国政策的支持、所有关切英美利益的表述越来越频繁地被打上了“通敌”的烙印；以此类推，美国则被视为“占领者”（occupier）。这场反对马歇尔计划的运动（不仅仅是在法共内部）的核心议题便是，计划本身是和平占领和接管法国的第一阶段，与此相关的任何合作都需要被声讨。保罗·弗雷斯（Paul Fraisse）在《精神》杂志中将该术语直接理解为对一种新的“抵抗运动”的召唤。

通敌，似乎指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或者社会选择。萨特断言，所有的民主社会，都会庇护存在于它们之中的“通敌者”，甚至（尤其是）当通敌者没有意识到他的（或者她的）自身状况的时候。解决的办法不是指认和处决那些“叛徒”，而是制造一场革命。这不免让我们联想起葛兰西，虽然在当时他仍然默默无闻；通敌被视为一种社会历史病症的形式，一种承认某个权威或者统治者的霸权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被他者的观念和利益所“占据”（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萨特和其他人会如此乐此不疲地将通敌者视为女性，将“占据者”视为男性）。唯一的摆脱方法就是排异（医学意义上的）：只有反抗自己的生存状况，社会集体才有可能从通敌的现状和诱惑当中解放出来（无论是从德国人那里，还是从美国人那里，抑或是从资本或自身的软弱那里）。再一次，革命才是正道。

反抗就是要维持敌对。因而为战后知识分子所迷醉的第五个术语便是最原始意义上的抵抗（resistance），始终和某物对抗的状态。出于同样的原因，和通敌一样，对抗的隐喻，即与自身的状况或者他者的状况相对抗，渗透到了所有的政治对话当中。就如同迷恋暴力一样，它来源于早年的习惯；与周边的世界对抗，构成了如我们第一章中所说的两次大战之间那代人的共同纽带。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从浪漫主义早期开始，这种自封的激进的局外人的位置，即以某种更好的事物或者仅仅与现在不同的名义来反对现状，是现代世界年轻一代的反抗形式——不管是放荡不羁者、虚无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然而自194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对抗者”不再是年轻的局外人，他们属于主流文化圈。事实是，他们认同那些真正作为局外人的社会团体；跟萨特一起，他们试图和工人阶级共享后者有关抗争和破坏，以及在工人阶级承担的世界历史角色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历史性的“使命”。但是他们是从文化的中心，作为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杂志的编辑、著名的专栏作家和编剧、知识分子和政治潮流的意见领袖和代表或塑形者承担起这个使命的。作为局外人的局内人（insider-as-outsider）却永久反叛着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共产党人的吸引力（还有戴高乐的吸引力）在于，他们不仅为非知识分子的大众代言，也公开反对和要求颠覆现状。最重要的是，正因如此，也许你并不是出于相同的理由而赞同他们，但你必须为了你自己与他们同行。

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所有的经验，整个社会都必须被划分为不可调和的两个部分；划分的标准既不是是否出于良善的意图，也无须诉诸康德的普遍意志。最后一点，一种来自德占时期的经历的最无所不包的思想风格便是：生命是由一系列与敌人的遭遇构成的。一切都可以用摩尼二元论的方式来划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苏联/美国，正确/错误，善/恶，他们/我们。排中律（Tertium non datur）。这次又是萨特给了它一个最一刀切的解释。他人是地狱，个体总是通过同他人对抗，从其对手那里获取自我认知的；因而，最好是从个体自身去寻求那种认知，而不是等待外界强加。然而，没有人需要诉诸存在主义者的比喻来共享和理解基本原则。关于移情的想象的练习，理解与我们不同意见的他者的推理，并不是光复之后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兴趣所在。毕竟，关键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去改变世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并不需知道他者是如何感受的，而只需要知道我是谁就行了。

当然，这种对现代风格的解释无法穷尽所有战后法国的各种观点。对于每一个班达、穆尼埃、萨特或者布尔代而言，总有人会起来反抗这种对精神的苍白化的描述。只是他们的声音算不上是主流。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同强大的时代潮流相抗争。除了在这里新发现的与众不同以外，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知识分子有各自权威和支持的来源。早在抵抗运动章节的前后，我给出的这些词语就已经按照我所解释的方式被使用了；极端主义的措辞方式，嗜好恐怖和语言暴力，倾向于用简单相斥的范畴来划分世界，这些都是法国政治论述长久以来的特点，并且这似乎是法国特有的现象。虽然列宁和他的继承者也为之做出了贡献，将“叛徒”（traitors）、“坏分子”（salauds）和“过街老鼠”（slimy rats）这些俄语中特有的词汇引入了法兰西的政治生活，余下的一些词汇则自然在法国论战的动物园中找到了舒适和熟悉的家园。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撰学的主流解释框架内，知识分子和政治背叛、意见相左和背信总是被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阿尔贝·马迪厄（Albert Mathiez）和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作品中，现代法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期被描述成由一系列的冲突和不可调和对立构成。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历史（更不必提接下来的19世纪）在每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可同化的对立者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常常与叛国、背信和驱逐相连。无论是天主教徒和右派，还是共和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甚至，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保皇派的眼中，现代法国历史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雅各宾主义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和德占时期的经历，国内冲突和抵抗运动，都没能增强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情感；恰恰相反，它的最尖锐的分歧点得到了全面的加剧。

如果要说近代法国有什么特有的历史贡献的话，那就是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和个人的介入感。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当中，许多最坚定的抵抗主义者都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当初的认识，并将其视为他们自己在战时所承担的角色的不足。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因为批评像穆尼埃、萨特和其他一些追求真相的英雄总是容易的。即便是在最显而易见的时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勇敢和富有洞察力，维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情结、一段暧昧不清的经历。知识分子们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拥有成为英雄的素质。总是存在例外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从克洛德·布尔代和马克·布洛赫，到大批共产党人，法国知识界从来不缺乏案例来吹嘘它的集体勇气。然而即便是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抵抗者，即便他们所承担的秘密活动足以使他们暴露于危险当中，他们在当时也确实以表面上看来平常的方式尽力捱过了战争时期。这对于莫里亚克、波扬、韦科尔和许多其他人而言都是适用的。

而令历史学家感到吃惊的是，人们在默默接受德国占领法国的现实，并在此期间为其工作并从中得利之后，改口是如此轻而易举。被视为两大战后共产主义英雄的保尔·艾吕雅和埃尔莎·特里奥莱，在得到德占时期当局批准和审查的杂志上，以及因发表过通敌作者的作品而染上污名的出版商那里都发表过诗作和其他文章，但他们并未感到内疚。萨特的职业生涯因其在战时的公共活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因而当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诉我们，萨特写作《苍蝇》并将其改编成剧本是“他能采取的唯一一种抵抗形式”时，她的话也显得不那么可信了。事实上，波伏瓦自己也曾短暂为德占时期在巴黎的“国家电台”（Radio national）工作。战后竭力批判通敌者和堕落者的路易·阿拉贡，通过了德国人的审查，并在他们的授权下发表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旅行者》（Les Voyageurs de l'Impériale）。埃马纽埃尔·穆尼埃的抵抗运动信用状上，写满了他自1941年头几个月之后就拒绝继续刊发《精神》杂志的事实，但这也阻止不了他大言不惭地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里，自视为抵抗运动的信徒和急先锋。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采取最强硬和最极端方式的总是那些人。是为了弥补逝去的时光？通过奉上一些该给时未给的承诺来减轻罪恶感？受到丢失表演机会的念头的困扰，因而疯狂地寻求补偿方式（通过言语以及其他）？投机总是容易的，这样一来，评判就失去了意义。问题的焦点在于，在光复运动期间和之后，这种令人诧异的强烈欲望：想要一直处于事件的前沿，不愿错过任何冲到历史第一线的机会，永远也不愿让自己的声音在诵读激进主义祷告词的时候被淹没。许多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会在以后的几年中，过分注重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和其之后的形象不那么合拍。

研究行为是有趣的。大多数因为战时的举动而事后受到惩罚的人们并不是由于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后者是通过白纸黑字或者报纸留下来的。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这一点说得通。既然写作和阅读是有着重要社会意义的行动，个体在面对重大的政治选择时，在公众场合的言说就承载了特殊的重量。正如萨特在一篇当时仍为地下杂志的《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中的未署名但是风格明显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

文学不是能够配合所有政体的天真无邪的歌曲，它反而是需要扪心自问的一个政治问题：写作是为了宣称所有人的自由；如果一件文学作品丧失了其作为一项自由行动去寻求其他自由的承认的职责，那么它的喋喋不休就是无意义的。

因而，不管个体曾如何行动，德占时期和抵抗运动的经历，教会了人们选择和承诺的巨大的重要性，以及个体在选择如何表达时所承载的重量。作为政治教育的案例本身，我们并不能从抵抗运动（甚至是被驱逐的经历）中学到更多。对于那些在道德上或政治上无可指摘的人而言，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信用状，并以此为依据对他们的同代人做出更为精准的评判。而对于其他人而言，事实证明，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建立这样一种信用状；他们拼尽全力，通过立靶子来确立自我赋予的道德权威；他们没法退缩，只能保持立场的坚定，尽管这一摇摇欲坠的位置显得如此令人不安和难以为续。这一并发症的最早的征兆出现于光复之后的几个月当中，并被适时地引向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动因，它要求净化还存在敌人的土地。

复仇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某些人在我们寻求打造的新世界中不配拥有一席。

——西蒙娜·德·波伏瓦

战后法国的状况是，将与维希时期相关的一切从法兰西共同体中驱逐出去已成可以理解且不可阻挡之势。德占时期的最后几个月，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物资匮乏，还有日益高涨的抵抗运动之下，德国人和民兵组织的惩罚和报复。1944年6月，在奥拉杜尔（Oradour）发生了针对市民的大规模屠杀。然而在那之前，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CNR）在其最初声明的其中两条中就已经阐明，法国解放之后，将会对通敌者采取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制裁。虽然这种制裁的内容和范围尚有待明晰，但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所有人都明白，复仇在所难免：“法国必须首先血洗战场。”

我们对肃清这个词本身没什么疑问——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总是点缀着这样的时刻；它发生于一个政权溃败之时，并且常常指的是替换全部官员或者有选择性地惩罚或者放逐失败一方的政客和部长。最近的一次这样的经历发生在1939年10月达拉第任总理期间，内政部长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试图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由，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对共产党员的肃清。即便将维希政权期间发生的免职和驱逐排除在外，这样的事件也并不缺少先例。换句话说，这里所缺少的，是肃清主张背后的法律和制度的依据。

严重的勾结行为将会依据1939年的《刑法典》中有关“为敌人提供情报”的第75条受到惩处，并且大多数主要的通敌者也确实依此被起诉。但是第75条所真正适用的只有叛国罪，因而就需要寻找别的法条来覆盖更多的涉事人群。于是就引入了有追溯效力的立法。只要承认维希的1941年立法以及之后的其他立法，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做已有先例。但这对于战后的宪法律师而言，几乎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帮助的法理学范本。取而代之的做法是，通敌罪被作为罪名确定，它的罪行不及叛国，但是又能与仅仅是被动接受德占事实及其要求的行为区分开来。新的法律体系可以从1944年12月26日颁布的法令中一窥端倪，后者在通敌行为大体上已经消失之时，正式将通敌罪当作罪名确定下来。在这项法令当中，特殊场合下个体的软弱和暧昧不清被同罪于积极和有意的政治或经济参与，没有给诸如动机、责任或者严重性之类的问题留下很多的讨论空间。

如果说，关于通敌，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事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宪法或者法律实践可以达到的精细。在法国光复过程中执行的大约10800宗并未经过审讯的处决中，有5234宗发生在盟国登陆前。确有一些处决经过了审讯（大约四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些审讯往往草草了事，且并非所有的处决都出自真正的抵抗运动的部门。在道德和军事条件受限的前提下，基于一个评判的官方依据，当时的法国当局寻求从自发的个体及常常是互相竞争的组织手中收回惩罚的权限，将之交还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相当成功。自1944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对通敌或者叛国者进行了官方审判；审判庭、法院和高院最终判处了大约7000人死刑（其中3900人在缺席的情况下受到了审判）。当然，只有不到800人最终被执行死刑。

除了上述对叛国或者通敌者的审判外，有另外5万名政府前雇员在光复中受到了“调查”，这其中有11343位因此丢了工作或是受到了惩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因于1951年1月和1953年8月颁布的特赦令重返政府岗位。（作为对比，可以提及一个类似事件，维希当局曾以政治上不可信或者“不称职”为由突然开除了3.5万名公务员，并且永不复用。）首个特赦令在1948年就已宣布，大体上，特赦大量减少了监狱中被关押人员的数量。最初被关押的有3.2万人，这个数字到1948年12月时已缩减至1.3万；下一年至8000；到1952年10月的时候，就仅剩下1500了。在第四共和国结束之时，法国的监狱里因战时的行为或者作品被关押的就只有19人了。

对于大多数社会领域的通敌行为的惩戒相对比较温和。这部分是由于戴高乐决意要避免民族冲突，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之下重建法兰西民族。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快速并严厉地惩处那些国家和地方上的大头目，对大量潜在的受害者适度及克制地推行法律，目的是使他们归顺而非使之挫败。如果依据新法，有数以万计的人将被控告，但是如此一以贯之的严刑厉法不仅可能产生负效应，而且也是不大可能施行的。然而，对于某个社会领域的惩戒力度却恰恰相反，这使得不同的人对于肃清（épuration）这一事件的体验（和记忆）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肃清。

对那些被视为通敌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处理出了名地不公正——主要不是因为对他们其中一些人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惩处过重，而是因为惩处总是有选择性的。许多在持合作态度的出版商那里发表过作品的知识分子，借由之后的知识分子抵抗运动迅速洗白，转而报复他们之前的同事。一般而言，较之于那些直接服务于德占当局且毫无置疑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律师、将军、商人和高级公务员，知识分子被单列出来，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此外，对于确实说了错话或者做了错事的人，和那些只不过是私下崇拜德占政权下的出版物，而并未说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话的人，总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如此严厉是有原因的。首先，正如戴高乐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不管是在文学还是在其他领域，天赋意味着一种责任。能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将观点表达出来并说服他人的能力，能够将不可接受的行为掩藏在令人尊敬的道德外衣下的技巧，使得文人拥有一种权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义务。对这种责任的滥用要求有罪一方比那些仅仅通过阅读文字或者效仿行事的人们承担更多的罪责。这也就是为什么报纸和它们以往的所有者和编者会在光复运动当中受到最严厉的制裁，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名誉和地位，还有他们的财产。抵抗知识分子和记者为了保全他们在报纸、出版社和活动空间上的稀有资源，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制裁；即使其他领域的有野心的企业家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并没有别的行业会因战时的效忠而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其次，从法律角度看，为伪政权歌功颂德（collaboration-by-the-pen）相对于其他通敌的方式有其独特的优势。它留下了一份确凿的证据，可供检查和反复审查。个体可以否认曾为德国人或者维希政权效力，或者宣称效力不过是为了掩护地下的反对活动。这样的宣称很难被证实，并且如果被告拥有确凿的证据或者可信的证言，就更难将其定罪了，尤其是在第一波大规模的审查过去以后。但是一篇文章、一封信、一本书、一出戏或一首诗是无法予以否认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染上污名的报纸上，或者一份愿意接受德国审查或（更糟）公开出版通敌文章的出版商的名单上，不是一种可以被轻易撤销的错误。正如现在所强调的那样，尤其是在文字可以深刻影响时局的时刻。说或者写错误的东西并不总是一种罪行，但这也并非是没有后果的事情，也不是不带道德含义的无关紧要的举动。

然而，对知识分子的肃清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纷争，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本是由知识分子自己发动的。对于那些赋予个体的话语如此高的重要性的男人和女人们而言，话语代表了一切；他们试图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建立有关知识分子选择的历史性和向心性。通过放大通敌文人（writer-as-collaborator）在德占时期的影响力，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开疆拓土打基础。如果选择合作的知识分子是重要人物，对他们的言行做出评判已很必要，这也同样适用于选择抵抗的知识分子；不仅要考量他们在战时的角色，还要评估其在战后社会中的地位。

文人圈并不是唯一一个自曝于警察系统的圈子。举例来说，某个学术委员会对可疑的教师做出了裁判，并于1945年起草了一份应该被肃清的教师的名单。然而这种自我监管式的活动在文人圈中是最引人注目的、最公开的且明显是最武断的。形式上存在着两个官方机构，两者都隶属于抵抗运动时期成立的全国作家委员会（CNE）。两者都依据1944年5月颁布的抵抗条例行事，后者给出了肃清“文人”的步骤的框架。全国作家委员会的肃清委员会有权决定被调查的人员是否“或多或少存在妥协的行为”，但又区别于那些最终受制于法律并且被视为是“国家的耻辱”的那些人。原则上，后者是法庭需要关注的对象；前者则将取决于委员会的判断。接下来就交由作家、艺术家、学者、记者和其他人来自行决定，是否还希望继续同他们往来。这样一种联合抵制，如果成功的话，将有效地把“有罪的”人从知识分子圈子里剔除出去，因为报纸将不再刊登他们的文章；出版商将不再承印他们的书籍；剧院、电影工作室和歌剧院将会拒绝接受他们的作品。

这个委员会的最初成员由雅克·德比-布里代尔、雷蒙·凯诺（Raymond Queneau）、保尔·艾吕雅、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和韦科尔（让·布吕莱）组成。另外，一个出版界肃清委员会也成立了，由萨特代表全国作家委员会坐镇。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了韦科尔、皮埃尔·塞热（Pierre Seghers）、弗朗西斯克·盖伊（Francisque Gay）、让·法亚尔（Jean Fayard）以及杜兰-奥齐亚（Duran-Auzias），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政府的代表。这些审查机构（的成员），即便存在着明显的偏袒，但并不是专门从知识分子圈中的各派或者各利益集团中选取出来的。在1944年的秋季，他们给出了一系列的名单，令人不快地对名单上的人员做了有罪推定，直到罪名消除。在名单的确定过程中，全国作家委员会内部存在过一些异议。1944年9月16日，《法国文学》（当时尚未成为共产党掌控下的周刊，但是也快了）公布了它自己的嫌疑人名单，声称该名单并不出自委员会，并强调说，它并不具有官方意义，而只是简单指明了对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而言“有悖职业操守”（professionally repugnant）的那些人。但是时至9月27日，全国作家委员会一致投票同意，并给出解释说，在德国占领法国南部地区之后（1942年11月以后）仍支持贝当的会被视作让国家蒙羞的最直接证据。

这个时候，已公开的名单上涵盖了罗贝尔·巴西拉奇和德里欧·拉·罗舍尔，毫无疑问的通敌活跃分子；还有皮埃尔·安德勒（Pierre Andreu）和让·季奥诺（Jean Giono），后者的过错最多也就是不作为，没有与维希政权及其目标做出决裂。在事件的高潮期，被全国作家委员会宣布为“不受欢迎”的正式名单上的成员数（之后其中的一些名字因为争取和游说被去掉了）确实达到了148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知识分子派系，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因此被控有罪。在1945年至1947年间，这一名录主要作内部流通和参考用。但是它的确将编辑、作家和出版商置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之下，而没有对战时的记忆做出区分。它使得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人相较于其他人遭遇了更多。出版商出乎意料地几乎毫发无损，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战争时期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在法国主要的出版商中，进入全国作家委员会最后的名单的，只有贝尔纳·格拉赛（Bernard Grasset）一人，但是举例来说，他的出版名单上的可疑文人并不会比伽利玛（Gallimard）或者德诺埃（Denoel）上的要多。尽管后来全国行业间肃清委员会接管了出版界肃清委员会的职责，但是全国作家委员会中主要人员的意志和偏好却延续了下来。阿拉贡、萨特和其他一些人当然不会将他们自己的出版商送进火炉，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将因为战争时期的经历而出现在污名单上。

当时的状况就是，知识分子圈中所有最坚定的、最有发言权的也是最偏激的那些人大权在握。自光复之后的第一次重新亮相开始，在号召在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中间开展一次彻底的肃清这件事上，《精神》杂志就起着排头兵的作用：“受够了这种流淌在我们血管里的毒素……为了清除它，不管有多残酷，我们必须做一切必要的事。”肃清，保罗·弗雷斯在1945年1月这样断言，不仅是为了惩罚通敌者，还是为了惩戒所有人，他们需要对通敌大氛围的形成承担责任——反共主义者、右翼政客和思想家、企业财团、反犹主义者以及说英语的人。肃清的意义完全超过一次对背叛的清洗，它应该是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和政治行动。

弗雷斯的观点得到了极左人士的支持。《法国文学》的编辑克洛德·摩根写道，战争尚未结束。那么为什么要怀疑惩罚知识分子这件事呢？他们不是直接引发就是默许了这样的行为，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负责。这里可以举一个巴西拉奇和亨利·贝劳（Henri Béraud）的例子，二人都在那段时间受到了审判。摩根寄希望于戴高乐：“他们越是有才华，就越是有罪。”在战时，处决这样的人不过是战争动员的一部分——“我们真的希望冒着令我们再度陷入恐怖的危险，就因着所谓自由主义的名号，让这些叛国者逍遥法外么？”

如果是本着真诚的动机，这样的主张也许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当我们明白这次肃清有多大程度上是一次个人和行业内的重新洗牌，我们就会有新的看法。全国作家委员会和《法国文学》杂志给出的名单上的许多人都是不出名的平庸者，但也不乏著名的散文家和社会评论家，如雅克·沙尔多纳（Jacques Chardonne）和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 de Monzie），以及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夏尔·莫拉斯和塞利纳（Céline）。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因为战时的错误和举动，还因其战前的立场而受到惩罚。新的一代正在清洗身后的战场，并试图表明与过去的决裂将会有多么彻底。对于那些曾经是他们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而如今要将他们清除出去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克洛德·摩根和雅克·德比-布里代尔，同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ʼAstier de la Vigerie）和克洛德·罗阿一样，在抵抗运动前，都曾是莫拉斯主义者，之后才变身成了另一种爱国者。战后受到诟病的让·季奥诺的和平主义主张，其实在早一代的人那里就已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情感表达；贝当主义者，比如贝特朗·德·茹弗内尔对人的看法确实也没有比穆尼埃的更糟糕。差别就在于运气——还有时机。

某些时候，肃清成了个人借机报复的工具。阿拉贡有意无意地想要在《法国文学》（当时仍然是全国作家委员会的半官方刊物）的文章中抹黑安德烈·纪德，为了报复其10年前发表的影响巨大的《访苏归来》。只是因为纪德的立场和标志性的意义而没有成功。但是一些名气小一些的作家成了这类报复的牺牲品，以至于多年后还对此耿耿于怀。正如所有人意识到的那样，对于肃清的动机和伦理的真正考验，体现于这样的事件当中，即当被指控者的罪行确凿无疑之时，如何根据其所说所想来判定其所需承担责任的多寡。考验当中最具权威的章节（locus classicus）就是对罗贝尔·巴西拉奇的审判，它也为之后的审判定下了基调。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通敌的标志性案例，巴西拉奇不可谓不完美。少时迅速成名使他从巴黎高师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周刊《我无处不在》，在德占时期法国的文人和记者圈里，他过得颇为得意，和其他通敌者一道，写作、演说、到访德国。他出生于1909年，和梅洛-庞蒂、穆尼埃等属同代人，但是不同于他们的是，他并没有放弃始于青年期的极右立场。他从未试图掩饰他的看法，他经常公开发表他恶毒的反犹言论。即便他死后诽谤他作为作家的才华成为潮流，他的同时代人，不管是来自哪派，都承认他的出类拔萃；他不仅是一个有天赋的且危险的善辩者，而且还是一个有着敏锐美学洞见和极高文学才华的人。简而言之，一位一流的（première classe）知识分子。

巴西拉奇在1945年1月受到了审判，并因其“为敌人提供情报”被判叛国罪。他是第四位受到审判的通敌记者：保罗·沙克（Paul Chack）［《今日》（Aujourd'hui）的一位记者］，吕西安·孔贝勒（Lucien Combelle）［《国民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的编辑］，以及亨利·贝劳［《葛林果》（Gringoire）的捐助人］的审判已于1944年12月进行。巴西拉奇的天赋远在前三者之上，他的审判自然得到了同辈人的更多关注。在审判过程中，法庭一开始就认定（在巴西拉奇的同意下）他一直是亲维希人士，且反共、反犹，是莫拉斯的追随者。巴西拉奇否认上述罪名只对他这样的被告适用；在公审中，他提出，那些找反犹、反国家的小册子来读的人至少跟他写的那些东西一样邪恶，他们只需去读路易·阿拉贡的诗《烧死莱昂·布鲁姆！》就行了。不管怎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叛国者么？他曾希望德国的胜利，并提供过帮助么？由于缺乏这样定罪的实际证据，公诉人转而将重点放在了巴西拉奇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作家的责任上：“在你的文章的鼓动下，究竟有多少年轻人被教唆反抗反纳粹游击队？作为知识分子，你该对多少罪行负责？”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巴西拉奇被认定为“背叛的知识分子”。

依据第75条，巴西拉奇被裁定有罪，并被处以极刑。他曾在《我无处不在》中的社论中说：“我们必须把犹太人全体（en bloc）从我们中间隔离出去，包括那些孩子在内。”但他最终不是因为类似的反犹言论而受到惩罚，尽管这段话在公审中被反复提及。然而，他确也因为他的观点而死，因为他的整个公共生活皆由白纸黑字构成。法庭提出，对于巴西拉奇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言，持有并向他人宣传可怕的观点，同他亲手践行自己的观点一样不可饶恕。

一封要求对巴西拉奇宽大处理的请愿书随之而来，这主要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发起。在签名的许多人中，有莫里亚克自己、让·波扬，乔治·迪阿梅尔（Georges Duhamel）、保罗·瓦莱里、路易·马德兰（Louis Madelin）、蒂埃里·莫尼耶（Thierry Maulnier）、保罗·克洛代尔以及阿尔贝·加缪。我们晚一点儿会再谈到有关莫里亚克和波扬的立场。莫罗尼埃的参与没什么好奇怪的，克洛代尔的签名只不过是一个罕有价值的道德保证。加缪的支持则是有启发性的。在长久的思考之后，他只是同意加上他的名字；在一封1945年1月27日写给马塞尔·埃梅（Ma r ce l A y mé）的未发表的信件中，他给出了解释。他只是单纯地反对死刑，然而对于巴西拉奇，他“尽全力鄙视他”。他认为巴西拉奇写的东西没什么价值，按他的原话说，“出于巴西拉奇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理由”，他“永远不会跟他握手”。在那时，甚至是加缪，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支持原则问题以外的求情（确实，请愿书只提到了巴西拉奇是一位“一战”英雄的后代这一事实）。

那些拒绝在对巴西拉奇宽大处理的请愿书上签字的人们同样感到需要表明心迹。西蒙娜·德·波伏瓦旁听了公审——那是当月的头条事件——并对判决给出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论证：为了让生活有意义，我们必须对我们做出的恶负责。巴西拉奇的美德——她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印象深刻——便在于此，他的生活是一以贯之的。他的政治态度“嵌入”（situated）了他的生活。然而正是因为他“承载”（assume）着他的过去，他就必须为之而死：“是他自己要求……受到惩罚的。”对于他的立场总是有一些可以评论的——巴西拉奇一直如其所是，一位有天赋的、愤世嫉俗的和反犹的批评家，一位右翼文人。但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是，他踏上了一片危险和未知的土地。戴高乐驳回了请愿，巴西拉奇被执行死刑。其他一些因为类似指控而被判刑的文人——孔贝勒、塞利纳和勒巴泰——则要幸运得多，不是由于他们没那么出名、他们身在国外，就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巴西拉奇的死意味着肃清运动特殊一幕的终结。文人们将会因为他们的观点而受到惩罚，要么去监狱，要么被冠上“国家耻辱”的骂名。只是在巴西拉奇之后，没有人会因为那些已经为某些人接受的看法而成为思想犯。

知识分子圈就巴西拉奇事件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意见分歧。尽管波扬、迪阿梅尔、让·施伦贝格尔（Jean Schlumberger）、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和两位塔罗直到1947年1月才从全国作家委员会辞职，之后，它几乎成了共产主义的阵地，但是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他们就已经和委员会内部持更为激进观点的人产生了矛盾。当全国作家委员会希望把污名单的文人交由社会制裁，波扬和他的同事曾竭力主张，通敌作家的“索引”只供参考，并不具有评判意义，更不用说代表什么法律立场了。波扬担心，时代的潮流（他写于1946年）将引向“某种（小规模的）《南特敕令》的废止”。全国作家委员会在回应波扬的担忧时重申了它的立场，知识分子共同体（全国作家委员会所代表的）同司法体制的相异之处在于，它可以对“给民族造成不可撤消的危害”的文人进行道德制裁。让·加素（Jean Cassou）作为主席之一坚决维护了全国作家委员会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全国作家委员会没有要求对文学界的主权……它既不是一个宗教法庭，也不是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它只满足于保留记忆”。

全国作家委员会的这一回应也许比加素所设想的更具启发意义。它确实是一个“纪念物”，它试图保留在新的和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有关光复运动的可能后果和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权威作用的记忆的完整性。到1946年，这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大多数人想要将过去抛诸脑后，知识分子的职责受到改变了的政治区隔的影响，无论是坏的，如巴西拉奇，还是好的。尽管知识界内部仍然存在关于真正的道德和伦理问题的争论，但是问题早已因为即将到来的冷战造成的党派之争而变得复杂了。要想更为清晰地了解知识分子肃清运动的要害，我们不得不回到光复运动，去考察一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阿尔贝·加缪，两位真正代表抵抗运动的道德呼声的知识分子之间持续的对话。

截然不同的二者——在年龄、阶级、信仰、教育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相去甚远——加缪和莫里亚克在战后拥有相同的地位，被各自的抵抗运动阵营视为道德权威。双方都处于向国民发表看法的极好位置（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拥有专栏，加缪是《战斗报》的主管），且两者都是从最开始就赋予他们的作品以相似的令人惊讶的洞察力，即便表达的方式存在差异。加缪在他报纸的刊头不断做出回应，并将帮助法国从抵抗运动走向革命视为自己的使命，毫不懈怠地鞭策他的民族对社会和精神结构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与此相反，基本上，莫里亚克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但区别于大多数天主教团体，他倾向于从伦理角度来考量抵抗运动。他的战后政治论述常常传达这样一种情绪，这类论辩和党派效忠的行为令人不快；他宁愿置身事外，也不愿因受到信仰的驱使而被迫投身于某事。毫无疑问，在50年代，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天性如此，这些听上去都是可信的。

1944年，莫里亚克和加缪就肃清运动公开地表达对立的观点，这种对立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对于加缪而言，仅仅在光复运动之后的几个月中，法国就被分成两派，“支持抵抗运动的人”和“叛国者及不义者”。而摆在前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把法国从残留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了解救它的灵魂而去摧毁这个尚且存活的国家的一部分”。去掉这句话中的隐喻部分，它意味着必须要毫不留情地、迅速及全面地肃清通敌者。加缪这样说是为了回应莫里亚克的一篇文章，后者认为一场迅速且武断的法律制裁——法国正深陷其中，到处是裁判庭、特殊法庭和各种专业的肃清委员会——不仅本身是伤人脑筋的（如果伤及无辜了该怎么办？），而且还会污染这个正在重新建立的国家及其机构。对于莫里亚克而言，加缪的回应更像是为宗教法庭做辩护，为了拯救法兰西的灵魂而有选择地烧掉一些公民的身体。他论证说，加缪所做的关于抵抗者和叛国者之间的区分是虚假的；大部分的法国人都曾“为了自己”而抵抗，他们将重新成为这个政治国家的“中坚力量”。

莫里亚克在1944年12月对贝劳的审判过程中重新提到了这些议题，并于1945年1月巴西拉奇的审判期间再次重申了它们。对于贝劳，莫里亚克写道，是的，他理应为他所写的付出代价；鉴于他的狂热的说辞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被判10年或以上监禁是罪有应得。但是对他有关通敌、或者向德国人示好的指控却是荒谬的，这一谎言只会使得指控者失信于民。加缪并没有直接对后一个问题做出回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经历了一个纠结的不眠之夜以后，他很快将要为了巴西拉奇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但是面对莫里亚克在这些审判中日益表现出来的要求宽容的态度，他明确提出了异议。他写道，当我谈论正义的时候，莫里亚克先生在谈论宽容。他坚持说，我反对赦免；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惩罚是一种必要的正义，我们必须拒绝一种“神圣的宽容”，它会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由背叛者和庸才构成的民族”，那将会损害人们追求正义的权利。这是一个古怪的回应，一种权力政治和道德狂热的混合物。它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宽恕或者同情有罪的通敌者是软弱的和不值当的，它是威胁国家的灵魂的虚弱部分。

早在1945年，加缪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也许跟穆尼埃、德·波伏瓦或甚至是摩尔根的并无二致，只不过前者说得更好而已。真正令加缪与众不同的是，就在肃清运动开始的几个月之后，当他意识到运动已同语言暴力、选择性和恶意联系在一起时，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变了初衷。虽然从未承认过肃清运动是不必要的，但在1945年的夏天，他就已经看到了它的失败。在《战斗报》1945年8月的一篇被广泛引证的社论中，他告诉他的读者们：“肃清这个词已经足够让人感到痛苦。事情本身变得面目可憎了。”加缪终于意识到，肃清是多么自我挫败（从他的意义上说）。整个国家并没有因为肃清运动而团结在有罪和清白、罪恶和正义的清晰认识周围，它反而助长了某种道德犬儒主义和个体对自我利益的关注，而这些正是他希望通过运动来祛除的。更精确地说，因为肃清运动，尤其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在民众眼中变得如此掉价，以至于解决方法反倒激化了那些它曾意图要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法国的肃清运动，“不仅是失败了，而且还臭名昭著”。如果法国社会没法在处理过往的错误问题上将和平主义和通敌合作区分开来，那么它精神的复兴还远未实现。

加缪从未和莫里亚克取得过完全的一致。比如说，不同于加缪的积极介入，莫里亚克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抽离的立场，宁愿看着犯人逃脱，也不愿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同时，他也反对那种认为维希政权是少数人或者精英分子的产物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标新立异的。他强调说，维希插曲被指的“两面三刀”的做法其实在各民族和各地区的人们那里都有，包括法国在内。为什么要假装事实并非如此呢？在他眼里，一个重新凝聚起来的法国，更接近于戴高乐的奥林匹亚，而非国内抵抗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派系之争：

我们是应该与并没有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往昔对手一起重建国家的统一，还是相反地一，以种承自雅各宾派并践行于极权主义土地的方式，将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

换句话说，莫里亚克一开始就主张对除了极端情况以外（即便在极端情况下，他也要求惩罚的适度）的案例采取宽恕原则，而加缪和他的同侪则希望寻求正义，或者复仇，或两者皆有。

然而到1945年，两者的结论却日益趋同。在所有的肃清运动中，莫里亚克写道，法国所经历的是最糟糕的一个，它损害了正义在每个人心中和头脑中的价值。之后，随着他与法国共产党的论战日趋激烈及两者间的分歧日益加剧，莫里亚克进一步宣称，肃清是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是他们拒绝放弃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他也坦陈，或许他过早地提出了要求原谅和赦免的看法；在一个被仇恨和恐惧撕裂的法国，某种形式的重新洗牌也许是必要的，只是不是以正在发生的那种形式进行。换句话说，加缪或许并不如莫里亚克之前想的那样错误。到1948年，就轮到加缪来进行最后陈词了；那时，他也从长久以来对革命的幻想中惊醒，并开始在其所在的知识分子圈中察觉出不自在，虽然他仍然在其中拥有主要领导者的身份。在一次对拉图尔-莫布尔（Latour-Maubourg）的多米尼加团体的演讲中，他表达了对光复运动的期待和失望，以及正义的不容侵犯和对宽容的呼唤。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件之后，他宣称：“在我们的论辩中，莫里亚克先生是对的。”

显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正如莫里亚克自己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肃清运动是一场“必要的恶”。对于那些仍在知识分子和文人圈子里的人而言，通敌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正视的问题。按照加缪的原话，战时的法国媒体，30年代败坏的新闻业名副其实的继承者，是“这片土地的耻辱”。像巴西拉奇和乔治·苏亚雷斯（Georges Suarez）那样的人，他们不仅利用德占时期的时机大肆发泄种族和政治的宿怨，而且公开支持导向战争罪行的实践。原本，一项好的法律应该能够对过激言行和叛国罪做出区分，然而，在光复运动的过热的氛围中，令人诧异的不是二者常被混为一谈，而是二者没有更多地发生。据考证，不同于战前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和战后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至少在法国是这样），通敌知识分子都主张杀掉他们的敌人。在1945年，这种立场很难被忘记，也不应被忘记。

问题的另一个复杂之处在此。一些对于肃清运动保持最清醒头脑的以及道德上最诚实的评论者，比如让·波扬，他们对于整个事件持一种过于美学化的看法。他指出，常常是那些最有天赋的通敌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最为人所知，也许也最有影响力，才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惩罚；波扬以这样的方式为他们辩护，就好像他们的天赋应该成为其行动的一个借口一样。克洛德·摩根和夏尔·戴高乐也是如此论证的，只不过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拥有才能、禀赋就意味着拥有权利，据此推断，它有时候能够被用来宽恕道德堕落；如此说来，那些通敌的平庸作家就可以因为缺少作为豁免原因的文学才华而受到惩罚么？

波扬同时也批评文人的“责任”这个被滥用的新提法，就好像作家或者思想家会比其他公民更多一些（或更少一些）权利和义务似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样是有道理的，只是缺少了一种对当时的特殊时局的认识。同莫里亚克一样，波扬常常将有权利犯错和真正的犯罪行为混同起来。否认曾经在判断或看法上出错的知识分子总需要对他们所处的罪恶世界“负责”，和把同维希有关的一切都归结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不是一回事。在这里，同样地，他们对宽容和适度的呼唤不过是他们指责对手的那些行为的反方向版本而已。当穆尼埃、德·波伏瓦、摩根或让-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将错误和人类的弱点视为一种罪恶时，波扬和莫里亚克则倾向于将它们视为一场大规模的但是可被原谅的轻罪，而对维希政权所犯下的最残忍的罪行视而不见。在这场争论中，没有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主张肃清运动的那一方确实有一些不容置疑的历史依据。如果莫里亚克是对的，并且大体上他确实都是对的，那也只是因为，相较于他的更年轻一些的抵抗运动同僚，他有着更为坚定和更为敏感的道德触角，而并不是出于他更好地理解了当时状况的悲剧性的一面。

肃清运动并没有马上结束。它拖延了好几年，如莫里亚克所言，它是一个脓疮，一种疾病，它使得人们熟悉了它的存在却又从不提起。在20世纪40年代末，几乎很少有人会正面地来描述这一经历：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在一本她写给法共的“卑劣”（reptilian）的小册子中宣称，真正非法的审判不是正在东欧发生的那些，而是在法国光复运动中的那些审判。人们普遍认为，在光复运动中没人有好下场——甚至拉瓦尔现在都被认为是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的牺牲品。法国人将时间和经历花费在了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吹嘘出来的国内肃清运动上，并且参与案件的75%的法官曾在维希政权中担任公职，而他们本该被从这些机构中清理出来。最糟糕的是，噬咬人心的还有一种看法，即肃清运动并没有依着正义之名，而是按照赢者通吃的法则进行的。似乎并没有人听到共和国新任的里昂行政长官伊夫·法尔热（Yves Farge）在1944年10月给出的警告：他坚称，持错误的观点不应该受到惩罚；一个嫌犯并不必然就是有罪的；毕竟，对于一个清白的人来说，总会有一个比他更清白的人来净化他。

把敌人从社会中清除出去，惩罚过去，当人们想到这些，就难免会把肃清运动同1793—1794年进行比较。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792年的雅各宾派不仅身处革命之中，同时也处于交战状态。而且，圣鞠斯特的顽固和罗伯斯庇尔的极权主义式民主的论据都有其原创性。1945年它们被再次铺陈，所发生的一切像是依教义行事甚至是依常规而行。此外，也许更糟糕的是，许多在1944年以及之后的日子里要求严酷的正义的知识分子，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论据是苍白的，其可信度完全取决于偶然的胜利。“二战”结束仅仅一年以后，莫里斯·梅洛-庞蒂直接将光复运动的审判和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相提并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他承认，受到质疑的个体都是因为“行为”失当。而他们的动机则是无关紧要的。换句话说，巴西拉奇和布哈林也许拥有类似的观点，或者完全相悖的观点，这不重要，因为这不是考量他们罪行的依据。“客观上”，他们是有罪的，因为布哈林不认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行的，至于巴西拉奇……因为他站错了队。如果抵抗运动胜利了（确实如此），合作者就是叛国者；如果失败了，那么就正相反。

在这种论证过程中有一种可怕的简化。它断言，肃清运动是一场复仇，但是是一场打着“客观”旗号的复仇，但是它的客观性却来自战争的偶然性和恰好令人愉快的结局——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结局，法国人可做的很少。至于它是如何被同历史和责任联系起来的已经不清楚了。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它指出了法国的公共良知的真空；在危急的时刻，作为抵抗运动胜利方的知识分子辜负了民族的期待。不管是他们给对手扣上的罪名，还是他们所主张的惩罚，都不是出于有关正义的共同理想，亦非出于有关道德的普遍法则。唯一一个能为众人所接受的人类经验的普遍范畴就是政治的至上性，法国过去1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悲剧的是，法国人从中学到的还不够多。当关于善恶、对错、道德和不道德的判断全凭各自论说，这些评判的实质变得不外乎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了。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解释接下来几年法国的判断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对法国思想的某些方面做一个简要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