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对没落法国的绝望中度过了30年代……事实上，法兰西已不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法国人相互间的仇视当中。

——雷蒙·阿隆

据说，第三共和国是在一片嫌恶声中退出历史舞台的。几乎很少有人曾在1940年7月认真地想要为其辩护，它就这样未被悼念就消亡了。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笼统的判断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因而需要进一步得到澄清，但是至少在法国知识界，对共和国及其价值的漠然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亲共人士从“人民阵线”的妥协中幡然醒悟，因为后者先是拒绝介入西班牙境内由纳粹支持的叛乱，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台后，于1939年8月彻底改变了党派的初衷。曾在1936年满怀希望的社会主义者们同样经历了某种信念的丧失，除了上述原因外，社会主义团体内部已经分裂为持和平主义观点和对德国扩张持批评态度的两个派别。对于右派阵营而言，1936年的工人大罢工让他们感到害怕和厌恶，保守派和反动派因而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共产主义、反共和主义，以及甚至更为坚定和激进的反犹主义同盟。罕有“居中”的知识分子。那些小部分捍卫共和、反抗纳粹主义的人，全然不是为了维护第三共和国及其缺陷，而是为了他们往昔的共和理念，可以说，他们多半不再认同这个政体和制度形式了。

共和国已经堕落了，它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1932年，年轻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他的新杂志《精神》（Esprit）的发刊词上这样写道：“现代世界已经彻底腐化了，要想让新枝抽芽，整个腐烂的大厦都必须被击碎。”对于穆尼埃来说，这个比喻首先是对某种情感的回应——对第三共和国晚期愤世嫉俗的世故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厌恶；它丝毫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场，在最初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同样是在美学意义上的）眉来眼去之后，他转而坚定地反对纳粹主义，并成为慕尼黑协定的批判者。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所设想的以替代共和国乱象的渐进的公社性质的政治架构（穆尼埃和他的同时代人对现代性抱持某种杜尔凯姆式的怀疑，即便这些怀疑都是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使得他和他的《精神》杂志的同僚们不断对现代民主进行批判。“这个时代呼唤一些新的精英，他们能够领导并且革新一个已略显疲态的民族。”

穆尼埃的观点为同时代的许多人所共享，每个人都换上了自己的措辞。注意到极权系统的诱惑力，德尼·德·鲁热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1938年的《日志》（Journal）中如此反思道：

对于那些首先意识到极权主义危害的知识分子（或左或右）而言，首要的不是‘加入’某种反法西斯阵营，而是去攻击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得以成长的土壤——自由主义的思想。

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回答——法西斯主义或许是最为迫近的威胁，然而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虽然穆尼埃和德·鲁日蒙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分类方法），他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右翼知识分子的认同。让-皮埃尔·马克桑斯（Jean-Pierre Maxence）同样表达了对民主法国这个世俗世界的厌恶，“当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开始了新的征程并迈向伟大，我们的领导者们却引领着人民将法国变成了一个保险公司。”总而言之，当代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法国状况的态度就正如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一位同时受到左翼和右翼敬重的作家）所说的那样，“如今，爱法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恨其现在的样子”。

与30年代间相隔了“二战”和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维希法国，我们很容易就低估了右翼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诉求。比如像《老实人》（Candide）那样的政治周刊（其鼎盛期销量曾达33.9万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日报《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曾有过10万份的销量，而它拥有的实际读者群远大于这个数字。《法兰西行动》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他对当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影响甚至可比肩10年后的萨特。就当代对共和制的疏离，莫拉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之于对手的激烈的轻蔑态度”，自此，整整一代作家对于民主政治的妥协性所持的激进的厌恶感，成为寻常之事。同战后的年月中的共产党一样，莫拉斯和他领导的运动通过党派的转门吸纳了数目惊人的后来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精神》杂志的供稿人，后来成为其编辑的让-玛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在20多年后承认自己受到了30年代法西斯氛围的影响（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以一种强烈的、幼稚的方式”），并且，他远非特例。

右翼知识分子对1940年法国的沦陷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而这一态度也在绝非右翼的民众中得到了默认。对于大部分天主教徒而言，1940年如果不是一种对过去三代的罪恶的惩罚，至少也是个应得的悲剧；他们不对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和不幸承担责任，因为后者曾花费时间和精力试图将他们驱逐。然而，即便是对于他们往昔的对手而言，这一事件同样具有补偿意义；这是一种半受欢迎的天启，以一种灾难的方式将他们从不再想维护的政治和道德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左派和右派都厌倦了不温不火，他们皆被一种打碎平庸、暴力解放的观念所吸引。罗贝尔·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曾在20世纪30年代为极右翼的报纸写过尖刻粗鄙的专栏，并常常对极左派释放勉为其难的善意，在法国光复后被当作知识分子通敌的典型而处以极刑。虽然他本人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对莫斯科对于他对手而言的吸引力亦能感同身受；正如他以1940年的视角反思两次大战间的年月时所说的那样，“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国外，以寻求……警示和榜样”。这种愤愤不平的、反资本主义的反动知识分子论调，回应甚至激励了当代的改革派；罗舍尔的《吉勒》（Gilles）对法国旧有统治阶级所投射的“恶心”与萨特《恶心》小说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交叉，这种左和右两个极端之间的观点交互并不始于20世纪30年代。普鲁东和佩吉（Péguy）之所以成为工团主义左派和新保皇右派的代表，是因为二人皆以各自的方式说出了被前几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议会共和主义的局限和挫败。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最后表明是种失败的尝试，乔治·瓦卢瓦（Georges Valois）已经试图通过抨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议会制的运动，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起来，保罗·尼赞便是最早受其吸引的人之一。早在“一战”前，爱德华·伯思（Édouard Berth）在《知识分子的恶行》（Les Méfaits des intellectuels）中就曾提议建立过某种为反抗民主、“争取现代世界的解放和维护拉丁后裔的崇高”的左右联盟。差别仅在于，1932年以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吸纳了这些观点，而且致力于赋予其实质形式和纲领性内容。

那一代人在现在的历史文献中，被奉为20世纪30年代不与亲纳粹政权同流合污的典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和视野。只是关于这代人的思想到底有多少原创性之问题尚待考察——当时身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尼赞，将他们形容为忙于从一知半解的“晦涩外国哲学思潮”中精炼思想的中产精英。然而无论这一代人在政治或者哲学思索中的贡献有多肤浅，它们也确实代表了民众的普遍想法：对复兴的渴求，对新事物的盼望和对重拾信心的期待。1930年至1934年间，书籍、宣传册、俱乐部、规划、报纸等大为兴盛，亦有许多由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组成的各种圈子；他们中有些来自右翼，有些来自左翼［比如，“建设性的革命”和“计划”团体分属于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CGT）］，但大都坚称对现存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团体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很少有运动或期刊能长久存活下来，大部分在30年代初就已消亡（《精神》是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外），并且，在此期间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既无甚价值，实际上也没有很大的读者群。各团体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在那时这些差异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穆尼埃和他的圈子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反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其他人则致力于抨击资本主义，并为民族的复兴设计替代的社会和经济的方针。然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某个不同语境里）所说，他们的理念都是乍看合理却又经不起推敲的：整个民族都处于危险的境地，唯有大规模的变革才能拯救。这一境地被认为嵌套于共和国和民主的外壳之中，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就脱胎于这个外壳，后者所强调的个人权利是以牺牲集体利益和责任为代价的。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打破传统政治界限的诉求和面对反民主挑战时的某种矛盾情绪便形成了共识。

这些反民主的观点在1934年2月6日的事件以后才得以公开浮出水面，对于许多年轻的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而言，这一事件促使他们的美学和哲学的认知转化成了政治担当（political commitment）。在1936年人民阵线成立以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情感教育，也正是从那时起，右派与“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的共和主义者彻底分道扬镳。在左派阵营，有过一阵短暂的休战，因为众多30年代初期的“不服从者们”（nonconformists）曾寄希望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激进的社会变革。随着布鲁姆政府及其后继者的垮台，共和国政治经历了一次全新的异化，而这一次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到1938年，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和共鸣），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曾如此精辟地概括道：“在两次大战之间，人们如此满怀希望地期待一种全新的人类秩序，而到头来才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失败。”

日益浓郁的和平主义气氛充斥了30年代后期。自20年代初期开始，被战争中的“胜利”折腾得筋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同体便对有保障的和平充满了向往，他们皆感同身受于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笔下对文明脆弱性的反思。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集体从所有政治派别中隐退的举动，表达了其强烈的厌战情绪；即便对于那些不得不和政治打交道的左翼或者右翼而言，他们也希望能早日结束军事介入。右派虚幻地将希望寄托于法国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左派则积极搜寻加强集体安全的途径。如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20年代后期所叙述的那样，“今天，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等同于追寻和平’。比起其他人来，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优先发言权”。然而时至30年代，曾经清晰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起来。1935年前一直坚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抵抗的共产主义者们，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8月却成了最激进和最执着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其后他们又转变成彻底的和平主义者，重新又回到了反对任何“资本主义”战争这一立场）。原则上仍然是反德国的右翼，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效忠希特勒的意大利轴心国还是仇视1936年后的共和国；他们由一些只顾自己利益的局外人领导，并将法国拖入一场并不必要的战争。大多数知识分子群体，比如代表中左的那些政治派别，也被撕裂了。另一些人，类似阿兰的追随者或者更久远的反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后继者们，则从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转向了不惜以任何代价无条件地反对战争。有很少一部分人则赞同雷蒙·阿隆早熟的判断，纳粹主义的本质以及希特勒获取政权的方式彻底改变了政治选择的条件。还有数目可观的人持居间的态度：他们都是某位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先生难以置信的转变的目击者——他拥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布鲁姆的朋友，曾反对《慕尼黑协定》，却在1936年被秩序和稳定的主题和诉求所吸引，成为了信奉新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民党（Parti populaire français）的一员。

在困惑和道德的不确定性中，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持的这些错综复杂和矛盾的立场（当得知《慕尼黑协定》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典型，所有人都感到，按照布鲁姆所说，“懦夫般的解脱”），最后都很不恰当地被归结为担当（commitment）或者亲民主的与亲非民主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不管是担当还是献身（engagement），对当代人而言，只是个术语的选择问题。然而这些术语并不能很好地被用来区分左右翼——要不然就是在区分左右翼时，夸大了它们之间的不同。更确切地说，它本身就包含了30年代早期和中期知识分子活跃的介入政治的姿态与1940年几乎所有人都幻想破灭、淡出政治却仍愤世嫉俗的态度之间的断裂。这里所缺失的是一种为目标本身而献身的理念——献身，是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共享的理念，关涉的是某种存在主义式的律令；只是，这种关涉的具体指向就没那么重要了——无论是涉及政治还是战斗，“我们参与，然后我们观望”。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献身与脱身（disengagement）这对矛盾的强调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1940年及之后仍然坚守承诺的知识分子。然而，无论这里的献身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对民主共和国做出的承诺，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从未被如此承诺。

3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充满变量，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相对受冷落。与之后所要发生的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思考阶级而言尚不构成一种无法抵抗的魅力。与法西斯主义一样，苏维埃共产主义最强有力的诉求便是在修辞和行动中控诉资产阶级社会；事实也确实如此，就之后的几十年而言，共产主义的修辞充斥着对腐败、衰退和革新等的关注，这些主题在30年代那些“不服从”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然而，共产主义实际的正面影响力仍然有限：

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倾向于共产主义，是因为他嗅到了资产阶级头顶弥漫的死亡气息，资本主义的暴政让他感到绝望……但是，共产党进而要求他服膺于某项规划和某些实施手段，对他而言两者分别显得愚蠢和低效。

随着“人民阵线”的消亡，共产党和工会组织者的同盟失掉了许多刚刚才取得的大众支持，在战争爆发时他们的支持率只比1934年时略高一些而已。法国共产党人脱节于整个国家1938年至1939年弥漫的和平主义情绪，在“人民阵线”时期试图保持温和的态度，以同那些激进的支持者保持距离；又因为掩盖了有关苏联的真相而受到了前支持者安德烈·纪德的谴责；由于莫斯科的“审判秀”的牵连而处于尴尬境地；到1940年，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无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在“奇怪战争”（drôle de guerre）期间，有一些人在达拉第（Daladier）迫害共产党之时对后者表示声援，然而在这一恼人的事件之后，法国共产党（PCF）的突然变脸（volte-face）不仅使得它失掉了大部分剩余的支持者，甚至驱使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界的追随者也离它而去。假使保罗·尼赞和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没有死于战争和德占时期，他们很有可能在战后转而成为法共的文化霸权的批判者。

1940年出现的戏剧性的一幕，使得法国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政治混乱中，而这一混乱反映的实际上是这个民族自身在社会和机理方面的无序。即便是对于那些仍然对共和国保持忠诚的人而言，那一年发生的事件也让人震惊，这促使他们去反思灾难，并且从中发现之前他们并未理解的共和国腐化衰退的证据。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表面上并未受到30年代氛围影响的忠诚者们，大部分是由遗老遗少构成的。那些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成长为左派的知识分子，即便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实践颇有微词，却仍然保持了对共和制的古典形态（classic shape）的忠诚。而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之所以会被和平主义和/或者法西斯主义所吸引，也许并不是出于维护人权的考虑，而更有可能是战时集体经验形成的结果。揭示这一点的意义对于30年代的人而言或许并不明显，然而对于其后的人们而言是不无裨益的。这是因为，维希政权最初对很多年轻的一代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并且，正是这同一群支持者在1944年之后成了知识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出生于世纪之交与1913年之间，本身就缺乏关于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的集体经验。同样地，他们也从未曾抱持善良的意愿和清醒的认识，为了维护民主和权利而团结起来。反对和厌恶构成了他们政治经验的全部。

因而，1940年本身不应该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或如共和国最后10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那样，是道德失范和文化异化的顶点，因而可被视为民主的削弱和专制政权兴起的转折点。对于许多人而言，希特勒耀眼的胜利代表了历史的裁决，对不足和平庸的当代法国的一种审判，就如同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看作历史对共产主义的肯定性（positive）评价一样。很多以往的和之后的民主主义者都认为，虽然算不上是一个“神圣的惊喜”，贝当的掌权以及他的“民族革命”至少提供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机会，而这一议题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不断地在讨论中被修订了。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一个资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本应该可以为持各种立场的众人代言；1940年12月，他如此写道，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法国从“使得民众成为受害者的骇人的信任丧失中拯救出来；因而极有必要的是，重新学习如何诚实地运用词汇，还原其本有的意义和价值”。

即便如加缪在1944年10月所说，1940年6月“世界终结了”，我们也不应该就此认为，那个时期是许多人此后悔恨的源头。在很多后来的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轻易发现这种悔意。对于被颠覆的共和国，无论是对那些选择与维希政府合作还是那些选择淡出公众生活的人们而言，他们通常倾向于弱化从中而来的愉悦；即便如此，在他们大部分人的眼中，与德国的战争只是之后法国人之间更长久且更重大的冲突的插曲。然而，即使是对于1944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那些人而言，他们的回忆录里也并未表现出更多的愉悦。克洛德·罗阿的叙述从根本上说并不十分诚实，比如，他所度过的1935—1939年，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如同一个“失眠症患者”试图在床上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他真正的家园并不与倡导“法兰西行动”或者号召“我无所不在”（Je suis partout）的那些人在一起；即便在那时，他和他们同为一个专栏写过稿；因为之后他和他的新朋友——共产主义者们也有了相同的经历。不管是否令人感到舒服，令人奇怪的是，当他的右翼知识分子同僚雀跃于共和国的耻辱的崩塌时，他三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没有对此做出热情的回应。而几年之后，他的同代人，精选了一些跟过去相同的口号，跨过了法国的沦陷和抵抗运动之间的界限。

这是人类对复杂和矛盾的经历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然而对于历史学家而言，1940年因此就被留在了阴影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1940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标志着维希政权的开始，同时被开启的还有德占时期以及之后的（延伸意义上）抵抗运动。另一方面，它们更被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知识分子的冒险的竣事语，一种交织着各种情绪的体验——积极的、消极的、绝望的，以及最终的迷失。那些以描述和咒骂共和国的缺陷为生的知识分子，在1940年共和国倾覆之时，终于和他们之前所期盼的场景面对面了。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失败的打击中缓过劲来之后，又在“民族革命”中看到了未来的几许希望。可以预见的是，这里指的尤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信奉了类似于中央计划、社会有机体说、新道德秩序，以及希望终结个体观念纷争的看法。在维希政权早期，起来反对贝当不仅需要极大的远见，更不用说勇气；它同样意味着一种为已死的共和国的价值辩护的意愿，尽管以一种调整了的形式。

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普通法国民众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且也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中间必须有更多人保持清醒。如果说“到1940年，不少的法国人已经倦怠了”，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处于同样的状态。要想明白1940—1944年对法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影响，就需要从那段经历的源头处开始追寻，而理解维希、抵抗和战后革命的一些术语亦脱胎于此。即便有人尊重自由主义、民主、人权和共和主义的遗产，在1940年的当口也极难设想一个为它们辩护的案例。这里所缺失的，是一种得以表明类似立场的为众人所接受的语境。就实际操作而言，那些之后也许参与了重建民主政治的精神的男男女女，在当时确实也没有立场去做这些事情。然而一切都是会过去的。那些留存下来，留有印记甚至得到继承的，是对政治不言说的直觉，是对被剥夺了——或者自我剥夺——运用意识形态的和语言的手段，为了构建一种道德上值得被拥护的政体的意识。后者被用于指控20世纪30年代的文人和思想家们，他们的论述虽与当时的政权相左，却始终未能在如何应对政治和道德困境的问题上给公众以指引——如希特勒的崛起、姑息的危机以及维希政权的建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只是并没那么切题。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