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欧洲_巴黎·浪漫主义·公元1848年

巴黎·浪漫主义·公元1848年

之前走过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么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两个对现代人来说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亚，比如塞万提斯。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现，每隔几个世纪才有一位足够照耀历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这一站，我们能见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

今天我们说起古典艺术，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画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乐家能想起瓦格纳和肖邦。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古典的，他们的创作方式与今日不同，他们生活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所隔绝开的古典世界。我们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画作，去音乐厅欣赏他们的乐曲。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古典艺术，将他们高高挂在古典的殿堂。

然而，对真正的历史来说，他们绝不古典。他们都是大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家，一出场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们是各种现代革命的参与者，其激进的姿态远非平庸的我们所能及。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他们当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艺术爆发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艺术爆发绽放出来的光芒太过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个世纪。当我们回头看时，只看到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后。于是革新者成为标杆，反古典者成为古典的代言人。

19世纪风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历史的屏风。

大都会

19世纪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与古代的真正转折。“现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的就是19世纪。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转折的世纪。大航海从15世纪开始，金钱经济16世纪兴盛，殖民地17世纪打得热闹，民主政治18世纪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并没有进入由工作与购物所组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将以往这些变革汇集到一起之后，世界才有了彻底的转变。

商品和大都会完成了这最后的一步。

商品，哦，那琳琅满目的商品！19世纪是人开始相互依赖的世纪，没有人能独自生活，如果不购物，人们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为索求的摇篮。商店开始充满街头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着购物的人们，用重复劳作一天所得的硬币换衣服和面包。人们开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馆、酒吧、舞厅和剧院，人们劳作之后并不在炉火边围坐，开始到街上到咖啡馆快活。一切都有了价格，谁的衣服优美不再取决于母亲，手里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礼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轮渡载满货物。人们到公司找工作，为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锻造自己永远用不到的零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大都会。

19世纪见证了大都会的诞生，人们进入工业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袭，不再有贡赋，人们用金钱支付所有服务。雇主与雇员算得清楚，陌生人与陌生人在商场的转角擦肩而过。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没的地方。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体面绅士，他们赌马谈政治，做债券投机，左右商业，认为没有工作的都是懒汉。工厂老板在轰鸣的车间跺着脚喊加快。经纪人开始出现，他们转着眼珠拉拢机会，像给抛媚眼的美女寻找客人。流浪艺术家开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时代的主人，是新的贵族，精神贵族。孩子为硬币工作。女人开始走出深闺，展示华丽衣服，在香榭丽舍大街一掷千金，顶着树荫走模特步子。

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

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

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恶之花》，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

“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

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

沙龙的涌动和沸腾

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

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

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

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

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馆，可以看到19世纪的变迁。大卫的《拿破仑加冕》和《荷拉斯兄弟之誓》诞生于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间，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静而有序的构图，肌肉的线条和人的优雅，充满希腊式美感。杰里科的《梅杜萨之筏》则是震撼人心的动感之作，它描画了当时著名的一场海难，与古典作品不同，它的画面要营造的不是静美，而是狂乱，人在狂乱的死亡中斗争。已经破损成碎片的船一端翘起，一端被浪花淹没，死人苍白的尸体和活人幸存的斗志交缠在一起，海水仿佛要冲破巨幅画面。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更是名满天下，它将革命的场景描绘得阴沉、混乱，却激动人心。女人的乳房在风中袒露，比自由女神更为血肉鲜活，作为主角的革命者是歪戴着帽子的贫穷小孩，在呐喊中将革命的席卷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丁之舟》发生在但丁和维吉尔共渡冥河之时，黑暗不祥的天空，脚下死去的人们，画面中的紧张让人进入探索的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安格尔柔美的学院派、库尔贝尖锐的写实主义。也许这些画称不上是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但它们绝对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的代表。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他与安格尔的差别成为法国艺术变迁的重要一步。

对19世纪沙龙与艺术家生活的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写作的新风尚。他摒弃了之前作家侃侃而谈、不断议论的传统，用客观细节书写情节。他写了漂流在巴黎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漫无目的的大学生，抱着缥缈幻想的写作者，中产书商的保守的太太，轻浮有钱人的快乐的情妇。他将革命年代的动荡局势、巴黎风情、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态、蓬勃而躁动的心灵都纳入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人在巴黎街头游荡，波西米亚艺术家贫穷而欢乐，新兴富人在政府中野心勃勃。

这是将革命还原的写作，既不美化其中的混乱，也不丑化其中的激情。19世纪的巴黎正在经历这样的洗礼。轻浮，而令人兴奋。人们对未来并不确定，跃跃欲试的表现，活跃而躁动的心。人人都渴望变化，街头就是舞台。沙龙里辩论新主义，社会风气在享乐里摇摆，城市里漂流的人们动荡不安。人人希望平等，也希望出人头地。有人投机，有人穷困潦倒。国外的局势在巴黎的控制之外风云变幻。

这种状态的结果是累积的爆发，无处投放的激情化为一片混战革命——1848年革命。

革命与艺术家

1848年革命是重要而独特的革命。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的火焰一直烧遍了整个欧洲，从法国蔓延到德国、奥地利、波西米亚。说它独特，是因为这场革命或许是最难以分清敌我的一场革命，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进去，在法国，几乎所有人都对“七月王朝”不满，然而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拿破仑派和民族主义者却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貌合神离。在这混乱的过程中，没有确定的对手，也没有确定的盟友，恐怕唯一确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希望世界动荡重建的激动的情绪。

法国在整个19世纪经历起起伏伏。与英国坚定不移的君主立宪和殖民帝国主义不同，法国在一百年间没找到让自身安定下来的政治方式。拿破仑在1810年称霸欧洲，将重要的旧日王族全部推翻，又娶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儿，确立自己在民众与贵族中的双重地位。但这顶峰没有持续下去。随着进攻俄罗斯的失败，拿破仑的事业也走向转折。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拿破仑的霸业，留下空白的法国，在大革命和帝国的双重倒台之后，还给国王。国王路易十八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主权地位，让议会成为咨询机构，让宪法成为国王对臣民的赠礼。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更为保守，很多政策试图回到大革命之前的状态。1830年，当出版管制和解散议会的决定彻底引起不满，七月革命爆发，波旁王朝被推翻，路易·菲利普上台，开始了较为自由的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自由领导人民》画的就是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的场景。

暂时的稳定到了1848年又被击垮。路易·菲利普的平民国王领导路线虽然相对前朝温和，却在很多人眼中既无勇毅，又不够自由。1848年是多重不满的交锋。首相基佐支持资本家和政府投资，借债过多，贪污丑闻不断。基佐和路易·菲利普对此听之任之，令中产阶级和自由派大为不满。与此同时，新的工厂和流水线造成大量的贫困工人，却不能提供足够保障，使得社会主义者兴起，对政府不满。天主教会不满意国王对资本家的绥靖，拿破仑主义者则不满国王对外卑躬屈膝的外交政策。国内积贫，国外软弱，任何政府走到这时，就已经无法让任何人满意。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是多重混战的革命。《情感教育》清楚地描写了人们当时的激情和目的不明。队伍集结了，但在行进的过程中轻易转变方向。革命出人意料的顺利，3天迫使政府下台，但整整一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替代政府形式。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然而各方势力的角逐僵持不下，很长时间没能选出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保皇派、激进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各自争取。马克思在这期间在巴黎度过最重要的时光，《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和巴黎发表，从此改变世界。最终，拿破仑的侄子，保守的路易·波拿巴在12月被选为总统，4年后称帝，革命又一次回到帝国。1848年革命的火焰向东传播，在整个中欧引起变革。

动荡的年代是艺术家的年代。19世纪40年代，政治天才匮乏，艺术天才却令人惊异地集中出现。天才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超过之前之后多年的总和。他们的光辉不但没有相互遮掩，反而相互点亮，连成一片耀眼的光芒。

在这10年中，雨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他在1827年发表《克伦威尔》的浪漫主义宣言，在1831年发表《巴黎圣母院》，184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术院，同时逐渐步入革命浪潮；巴尔扎克正在他写作的巅峰，在他人生这最后10年，他写出《人间喜剧》中最经典的篇章：《幻灭》、《农民》与《贝姨》。大仲马受到所有人的喜爱，1844年至1845年，他写出了传奇的《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而他的儿子，年轻的小仲马在1848年写下《茶花女》，这故事如此美丽，让后人流下了无数眼泪。1842年，司汤达过世，留下杰出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现实主义留给朋友梅里美，梅里美写出《卡门》，后人比才据此谱写歌剧，两个法国人让热情的西班牙姑娘名垂青史。女作家乔治·桑也在此时给出自己的代表作《康素爱萝》与《魔沼》。

乔治·桑，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在家中曾宴请当时几乎所有知名艺术家，她以个性出名，她抽烟，穿男人衣服，与缪塞和肖邦都有浪漫的故事。肖邦的祖国是波兰，可是生平最重要的创作时光属于巴黎，他在巴黎住了17年，直到1849年去世。他与乔治·桑同居十余年，与李斯特、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和海涅交往甚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写下大量钢琴曲、协奏曲和著名的波兰舞曲《英雄》，将他的爱情和思乡刻进忧伤的旋律。李斯特是肖邦的引介人，他比肖邦更早到巴黎，与柏辽兹成为朋友，以华丽技巧闻名于世。柏辽兹是法国音乐的骄傲，他戏剧性的风格、幻想的力量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天空。浪漫主义是时代的主题。斯塔尔夫人是将德国浪漫精神介绍到法国的人。海涅的《浪漫派》写下朴素的呼声。他说古典艺术只表现有限事物，而浪漫主义艺术利用譬喻暗示无限事物。这个最纯真的德国诗人在巴黎居住了18年，他的浪漫和自由精神，他对德国中世纪诗歌的发现，都给巴黎和后来的德国精神带来重要启迪。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马克思1943年到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共产主义者。

所有这些人同时出现在巴黎，无论如何都是个奇迹。虽然在1848年革命之后四散东西，放逐、死亡或移居，但在那之前短短的20年间，他们在这小小的城市创造了足以傲然千年的一切。

19世纪的巴黎是浪漫主义的巴黎。古典主义的理想成为太过静态的保守。理性的年代优雅安详，随着启蒙遍及欧洲，一切都能找到理智的秩序和普遍规律，然而启蒙时代过去了，从18世纪末尾开始，人们开始被一种强大的狂野的热情席卷，这种热情从德国出发，逐渐弥漫到整个欧洲。它崇尚不顾一切的牺牲、悲剧性，甚至是毁灭的激情。它不在乎规律，而在乎情感对束缚的挣脱。它与革命并行，却又超脱于革命的得失，成为追求神秘宇宙的超脱想象。它一方面纯真而甜美，另一方面又沉浸于混乱与残酷，它接受一切，唯独不接受服从的秩序。这种普遍精神从施莱格尔兄弟、歌德与席勒的诗歌开始，由贝多芬发扬光大，最后随着7月与2月的两场革命，在巴黎落地开花了。

浪漫主义强调的一切：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世界、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对信念的献身，成就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巴黎。巴黎热爱浪漫主义，它容纳如此多的浪漫主义艺术。它因此成为世界中心，不因财富，不因战功，只因绝无仅有的艺术。是艺术家成就了巴黎。他们见证了时代的狂热与动荡，他们来自革命，却远远超越革命。

革命留下的果实很少。只有巴士底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献给革命的年代。革命将罗浮宫外的杜伊勒里宫一把火夷为平地，只留一片空寂的花园——杜伊勒里花园。革命让巴黎成为巷战的舞台。现在安宁精致、布满高档商店的小街，在革命中都是街垒的所在地。在雕花大理石墙壁下，沸腾的人群相互投掷。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可以读到对1830年革命期间巷战的描述，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巴黎的精致大不相同。革命的破坏常大于创造。但艺术的精神拯救了这破坏的力量，从荒芜的泥土中拔地而起。

巴黎的政治地位大起大落，但是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一直留存至今。革命并未留下政权，却留下永恒的诗和艺术。今天，我们仍能在先贤祠里凭吊雨果、巴尔扎克和大仲马的墓冢，这是巴黎的骄傲：一个国家的陵墓不给帝王，而是给作家，这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先贤祠是巴黎最美的建筑之一，它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肃穆高洁，银灰色宏伟的殿堂，高昂的穹顶透入天国的光，大厅宽阔明亮，醒目地树立一尊雕塑，纪念着小王子的作者——世界上最浪漫的飞行家。

巴黎保存着多位名人故居。德拉克洛瓦的故居在拉丁区一个小巷子的角落，那里陈列了画家许多珍贵的作品，画面饱满，充满着异域风情和狂放的摇曳生姿。印象派大师莫奈故居就像印象派画作里的一座花园。雨果的故居在孚日广场一角，保存极好，留着18世纪优雅的室内风情，陈列着雨果的塑像和手稿，供游人致以尊敬的遐思。

革命的结果最终不是政权稳定，而是文化的遗留。法国由经历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三共和国，在两次大战的更迭之后，走到今天已是第五共和国。所有的政权交替都成为暂时的，只有文化传统成为恒久。咖啡馆成为法国知识分子诞生的地方，从伏尔泰时代延续至今。后来的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作家都在巴黎获得灵感。从某种程度上说，1848时代一直延续着，19世纪末德加与莫奈的印象派，20世纪初加缪与萨特的左岸与存在主义，1968年轰轰烈烈的玫瑰革命，都是对1848年那灿烂无匹的艺术时代的遥远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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