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也是有的，但要有条件。条件也只有三个字：可选择。或者“当局”可选择，或者“途径”可选择。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前，存在着第一种可能性。那时，士人或出（如张仪、苏秦），或处（如老子、庄子），都相对自由。入世的，也用不着时时以出世为退路，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妨“朝秦暮楚”。何况那时士的分量也重，几乎决定着诸侯各国的生死存亡，“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因此“卖价”也不错。

秦以后，第一种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也不希望它存在，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分裂。于是可以争取的就是第二种可能，即途径的可选择。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途径的多样性（官方渠道或民间渠道），二是选择的多样性，即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可以过问也可以不过问，当然还包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如果有了这两种多样性，出处就不再成为问题。

其实出处原本就不该成为问题。《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也说：“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可见并没有谁规定你只能“出”，不能“处”；只能入世，不能出世；只能做官，不能不做官。入世和出世成为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希望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却又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让仕途不再是畏途，或者除了做官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这就要靠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与知识阶层之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西周封建，部落制灭，邦国制立，知识者由巫变成士。第二次是秦灭六国，邦国制灭，帝国制立，知识者由士变成读书人。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帝国制灭，共和制立，知识者由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其广义而言是依靠知识和智力来谋生的人。他们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可以是教员、医生，可以是编辑、记者，还可以是文学家、艺术家，并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

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的途径也多样化了。这是因为引进了现代新闻出版制度，包括印刷制度、传媒制度、稿酬（版税）制度，还有保护言论自由和著作权益的法律制度（宪法和著作权法）。有此制度，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公民）就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以此方式参与和介入公共事务，不但能尽到“社会良知与良心”的职责，一展忧国忧民的情怀，还可因此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高的可以购房买车，收入低的也能养家糊口），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均无后顾之忧。何况你还可以不介入、不参与、不过问，岂非“进退自如”？想当年，鲁迅、胡适他们就是这样的。

在此前提下，入世和出世，便理应不再成为问题。如果说仍是问题，那么，问题就很可能出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即不再“以天下为己任”，不再有“事事关心”的热情，也不再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传统士大夫和读书人的“书生意气”没有了，而这种“意气”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了这种“意气”，读书人也好，士大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不再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只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字纸篓”和“传声筒”。

诚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我们不应该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知识分子都去介入、参与、过问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更不能规定他们只读只写政治伦理方面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但我以为，尽管身份变了，工作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过去的读书人，更不是过去的士大夫，过去读书人的“意气”和过去士大夫的“气节”，却仍应该继承和保留。资中筠先生的这本书中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