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说来，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考工记》说：“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曰：“亲受其职，居其官也。”可见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同样，做官而不读书的也不算。比如因军功而封侯赐爵的武夫，虽然也是官，却没人承认他们是士大夫，他们自己也不以士大夫自居。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读书又做官的才是士大夫。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官本位”。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所以，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要比读书人高。一个村野穷儒、乡间学究，只要当真读了些书，马马虎虎也可以称为读书人，但要被称为士大夫，却非得有些“政治资本”不可。

不过，这已是比较晚近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非只有做官这唯一的途径。比如曹刿，就没有做官，否则不会有“肉食者谋”这句话。先秦诸子，也多半没做官，或做不长（如孔子），做不大（如庄子），等于没做。因为那时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比如游说诸侯，或招收门徒，或著书立说），做不做官无所谓。秦以后就不行了。首先，士变成了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其次，能够给予士人参政机会的也只有一家，不像春秋战国时期，可以频繁跳槽换老板。再次，这个时候的士人，除了做官，也没有别的出路。前面说过，无权无势无资本的士从上古时候起就是“毛”，必须附在天子、诸侯、大夫那张“皮”上，才能有所作为。只不过那时“皮”比较多，“毛”也比较游离，并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秦以后则不同。除了“当今圣上”，他们再无别的“皮”可以依附。除了“出仕做官”，也再无别的方式可以显示“毛”的价值。也就是说，此“士”已非彼“士”，不可同日而语。

官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西周封建制是世袭制，魏晋门阀制是准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大夫的儿子肯定是大夫，虽然他们也读书。但他们能够做官，却不因为读书。实行科举制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做官的途径仍然很多，包括袭爵和荫子，但毕竟科班出身是“正途”，更何况身为平民的寒士除此以外也别无选择。这个时候，读书和做官就统一起来了。

同样，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所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才可能从理想变成现实。这里说的“优”，是优裕的优，不是优秀的优。也就是说，做学问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官；做官而时间精力有余，就去做学问。在这一点上，做得最漂亮最出色的是宋代文人。你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哪一个不是做官、治学两不误？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但他的官也是做得极好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相比较而言，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就只好算是读书人，或官老爷。官老爷就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的，读书人就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的。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就甘心？

当然不甘心的。所以苏东坡才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那个是非之地，正所谓“何时忘却营营”。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成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只当一个读书人则是等而下之的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即便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也只好顺其自然，不了了之。我们知道，虽然苏某人曾扬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