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使湘人在近现代“异军突起”的，正是“土气”和“士气”。这并不奇怪，礼失求诸野嘛！求之于野，则“土”；求之者礼，则“士”。因此，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时，能够挺身而出，担负起天下兴亡的，便多半是些以“国士”自许的人。他们可能是黄道周那样的大儒，也可能是阎应元那样的典史，还可能是孙兆奎那样的义军，但无不具有凛然之气，是或有“土气”或有“士气”，甚至既有“土气”又有“士气”的人。

所谓“士气”，就是“士人之气”，也就是“书生意气”。这是自曾（曾参）、孟（孟轲）以来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也是自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以来回荡于三湘大地的“霸蛮之气”。毛泽东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黄，邦之模范。”可见其心仪。事实上，当毛泽东写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时，他的心中是充满这种“士气”的。毕竟，只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才可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样，“士气”也只可能存在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这样没有污染的土地，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暖风熏得游人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地方，是没有的。故士气与土气并存。

士气的内涵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可见自强与弘毅，是士人必有的品质。要自强，要弘毅，就非得有一股气不可。这股气，就是“士气”。所以，真正的士，必有“气”。如果是“无双国士”，则“气贯长虹”。

自强和弘毅是士的历史传统，求是和拓新是士的现代精神。这一精神在前述湘省士人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毛泽东不必说，蔡松坡和黄克强也不必说，就连曾国藩、左宗棠，也不是守旧人物。曾国藩如果是守旧人物，就不会有一个后来成为洋务派领袖的学生李鸿章。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拓新，是近现代士人的精神。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求是”。

求是，即“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并非“实话实说”，而是通过实践去追求真理，即以“实事”（实践）来“求”（追求）“是”（真理）。实事，就非空谈；求是，就有理想。既有理想，又务实际，是近代湘省士人的共同特征。实事求是再加自强弘毅（也就是霸蛮），就使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无疑，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谭（谭嗣同）、宋（宋教仁）、蔡（蔡松坡）、黄（黄克强）他们所求的“是”，是不是“是”（真理），是可以讨论的。包括曾国藩该不该打太平军，救清王朝；谭嗣同该不该霸蛮去送死，宋教仁该不该霸蛮搞宪政，都可以讨论。但霸蛮作为一种精神，却应该肯定。尤其是，当这种“霸蛮”（弘毅）是为了追求真理（求是）时，就更应该肯定。也就是说，你可以反对他们主张的“是”，但不能反对他们的“求”，更不该反对他们“求是”过程中的坚韧和执着。

诚然，一个人霸蛮去做的事，并不一定正确。但如果没有这种精神，那他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或做不好，或不能做到底。同样，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一定就对，正如民间的声音并不一定就有价值。但书生意气的可贵，并不在于掌握了知识，更不在于掌握了真理，而在于坚持，包括坚持和你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是谬误，却并不因此而没有存在的权利。事实上，真善美是和假恶丑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就需要正误两方面的坚持。没有这种坚持，最后也就不会有真理。真理并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不断的探索、追求和坚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追求和坚持，本身就是真理。

因此，要提倡坚持真理，也要允许坚持谬误。谬误怎么也要允许坚持呢？因为没有对谬误的坚持，也就不会有对真理的掌握。谬误，当它已被实践证明是谬误，只会带来祸害不会带来效益的时候，是不会有人硬要坚持的（死要面子是另一回事）。倘若有人坚持，则或者说明谬误尚未被证明是谬误，或者说明真理尚未深入人心。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除了耐心说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要允许对方坚持。你不准人家说话，人家心里不服，对你坚持的真理有什么好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更应该允许坚持了。因为一种观点倘若没有或不能被证明是谬误，则很可能不是谬误。实际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拿不准是对是错。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时，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尚未被多数人认识和接受的真理便可能被扼杀。甚至就算坚持错了也没有关系。事实上，没有前人的“试错”，就没有后人的“成功”。所以，允许坚持谬误，是我们获得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那么，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怎么办？办法也是有的。一是要相信真理自身的力量，二是要划清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界限。也就是说，思想和言论可以自由，行为不能自由。说得再白一点，就是你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胡说八道”，不能“胡作非为”。行为，是要受法律制约的。如果这个人掌握了公共权力，则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约，还要受民主的监督。民主和法治，才是防止动乱和祸乱的保证，但这已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