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曾国藩，就觉得话还可以再说下去。

曾国藩是清王朝的救星。我们知道，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打得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直到他们碰上曾国藩这个钉子。可以这么说，没有曾国藩，清王朝和中国的历史真不知会如何改写（不过可以肯定，洪秀全如果成功，那一定是第二个朱元璋）。曾国藩之于清，其功劳和贡献均远胜于史可法之于明。

这就奇怪！按照前面的说法，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没有什么读书人来帮忙了吗？怎么又冒出了一个曾国藩呢？

也只能用孔子的话来解释：礼失求诸野。

曾国藩是湖南人。湖南这地方，古时属于“荆蛮”，又叫“三苗”，历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清代以前，除东汉出了个蔡伦（耒阳），唐代出了个欧阳询（长沙），北宋出了个周敦颐（道县）以外，文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隋唐开科取士三百年，湖南举人进京赶考每不及第，被称作“天荒解”。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考中进士，才算破了天荒。以后几百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直到明末清初出了王船山（王夫之）。衡阳人王夫之和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江苏昆山人顾炎武一样，也曾起义抗清。兵败之后，伏处深山，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垂四十年，最后“完发以终”（始终没有剃掉头发改着清人服饰）。荒僻蛮野的湖南，开始挺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但湖南真正让人刮目相看，却是在晚清咸丰、同治之后。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湖南人的时代”。陶澍（安化）、魏源（邵阳）是第一拨，曾国藩（湘乡）、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郭嵩焘（湘阴）是第二拨，谭嗣同（浏阳）、唐才常（浏阳）又是一拨，黄兴（长沙）、蔡锷（邵阳）、宋教仁（桃源）、陈天华（新化）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湘潭）、刘少奇（宁乡）、彭德怀（湘潭）、贺龙（桑植）、罗荣桓（衡东）、任弼时（湘阴）、李立三（醴陵），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

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湖南人，观念不同，主张不同，归属也不同，但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叫“霸蛮”。曾国藩一介儒生，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是霸蛮；谭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霸蛮；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深入不毛，扭转乾坤，也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听听湖南人的口号就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

什么是“霸蛮”？就是一件事，大家都说不能做，或不可能，他偏要做，而且把它做成。可见“霸蛮”也就是“认死理”，或以“认死理”为前提，只不过不光是“认”，还要“做”。这也是湘省士人的一大特点—— 不仅“坐而论道”，还要“身体力行”。

但前提却是“认”。曾国藩如果不认“纲常名教”这个“死理”，就不会在“正规军”都打不赢的时候带着“杂牌军”去拼命，也不会极力维护那既非汉族政权又已经并不怎么样了的清王朝。同样，毛泽东如果不是认准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不会在连林彪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时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曾国藩非常看重精神的作用。他在招募兵勇时曾特别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毛泽东的思想更明确。正是他，留下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名言。

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风云突变的历史时期，曾国藩、谭嗣同、宋教仁、毛泽东等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救国道路，表现出来的却是同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在湖南尤为彰显，则部分地因为这曾经是一片远离中央朝廷的蛮荒之地。鸦片战争以前，湖南是较少有大官僚和大商贾的，有的只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和呆气木讷的读书人。他们较少受到官场和商界的熏染，乾隆皇帝的板子也较少打到他们的屁股上。这就为后来的救亡图存留下了一批“种子”，一批“读书种子”和“革命火种”。所以，正如明末清初时，深受国恩的那些达官贵人纷纷转向，平时郁郁不得其志的在野人士却起而抗清，同样，当八旗兵勇溃不成军，满洲亲贵一筹莫展时，远在湘省一口土话的曾国藩却救了他们一把。这大约又是“乾隆爷”所始料不及的。

毫无疑问，曾国藩能够带领一批乡勇挺身而出，最后打出“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来，土，是一个重要原因。土则蛮，蛮则勇，勇则霸，是为“霸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士”。曾国藩是“士”，他身边和手下的将领，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也都是“士”，或以“国士”自许。据罗尔纲先生统计，湘军高级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要占到六成以上。其中如罗泽南，竟能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也就是说，湘军，是一支由文人士大夫率领的地方武装。这是湘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比清王朝的绿营兵和洪秀全的太平军更有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也是所谓“湖南人的精神”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