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夏坚勇那《寂寞的小石湾》。

我相信，当夏坚勇先生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沉重甚至有些悲愤的。因为对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江阴抗战，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竟“不着一字”，典史阎应元的坟茔自然也是无处可寻，正所谓“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官修史书总难免势利，像阎应元这样的“正科级干部”命中注定只能身后寂寞，似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相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说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无疑是太费商量的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达官贵人们多半是从利害关系去考虑问题的。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这只有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以做到。其他人呢？对不起，恐怕是利则趋之祸则避之。这前提，则是官员与国家之间原本有利害，有祸福。匹夫们却没有。匹夫们既然原本就“无利可图”，那么，到了紧要关头，所能考虑的（如果他们真能考虑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字——义。

义，按照庞朴先生的解释，就是“宜”，也就是“理该如此”或“理所当然”，因此也是“理”，合起来就叫“义理”。实际上，前面说的那些民间人士，那些庄稼汉和读书人，之所以比某些大人物（如洪承畴）更有气节，就因为他们“认死理”。庄稼汉认的是这样一个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读书人认的死理，则是黄道周临刑时咬破食指血书的八个字：“纲常千古，节义千秋。”正因为认死理，他们不但和外族军队斗，也和本朝皇帝争。比如明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主要是那些坚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方正之士”）就为“立储”一事和神宗皇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坚决不许他“立爱不立长”。乌纱丢掉了，屁股打烂了，仍前仆后继不依不饶，直到最后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储君才罢休。

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实在无谓甚至无聊。长子当又怎样？次子当又怎样？凭什么就非得“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聪明仁厚，利国利民吗？次子就一定昏庸暴戾，祸国殃民吗？没道理嘛！所以是“死理”。但“认死理”之所以可贵，就因为认的是“死理”。如果是“活理”（比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就没什么了不起。再说，当时他们可以认的，也只有这一条“死理”。

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书呆子们（也包括同样“呆气”的其他人）的认死理，要有一个辩证的看法。“纲常”、“节义”之类的东西是必须评判和抛弃的，但在它们被认为是“天理”的时代，对这种“非理之理”的坚持本身，却是一种应该肯定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所认之理是不是“真理”，是一回事；他们该不该坚持，则是另一回事。这和“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并不矛盾。服从真理的前提是“服”，然后才是“从”，即“心悦诚服”，然后“从善如流”。明知是错，仍不承认，是“文过饰非”，不叫“认死理”。明知正确，却不坚持，也不是“服从真理”，叫“随风倒”。我们推崇的“认死理”，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那“理”必须是坚持者本人认定的，包括别人灌输而他本人又真诚地接受（比如纲常伦理）。至于这些东西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重要的，是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这是一种使任何正派人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也是一种使侵略者和专制者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因为“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你总不能无休止地杀下去吧？结果，强权政治虽能逞凶逞快于一时，最终却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垂下自己手中滴血的屠刀。

的确，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伊拉克之所以败得那么惨，原因之一，就因为国家和军队的精神垮了；而所向披靡的清军之所以在江南受阻，则因为那里民气尚在，精神未垮。当然，大江南北最后终于全部落入清军之手，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清廷对待南方士人态度的戏剧性转变，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康熙皇帝对汉文化有一种“难以抑止的热情”？恐怕这“热情”当中也有对前述精神的敬重吧！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康熙既然是一个有精神的人，他就不会不尊重这种精神。于是有对前明忠义的表彰，典史阎应元也进了江阴的“忠义祠”。这是大度的，也是聪明的—— 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阎应元、黄道周们坚持的东西既然可以用于大明，自然也可以用于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