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不立太子，与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有关。

我们知道，对于帝国而言，所谓“政治”，无非就是秩序和人事。这两条，又相互关联。人用对了，秩序就得以维持；秩序井然，则用人也错不到哪里去。反之，失人则失序，失序亦失人。这是王朝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

这就一要靠君主英明，二要靠制度保证。相比较而言，制度又更重要。制度健全，君主弱一点，问题也不大，甚至更好。因为君主太强势，往往不愿意受制于制度，也常常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比如汉武帝，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制度。所以，法家甚至希望君主无能无趣。无能无趣，才能无为。君无为，则臣自为；人不治，则法来治。国家机器自行运转，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不过，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何况帝国之法，原本就是“王法”。如果帝王带头乱法或枉法，制度再好也没用，臣下和百姓也只能徒唤奈何。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不是傀儡，多少有点能耐，都难免乱法或枉法，甚至喜欢“法外加刑”或者“法外施恩”，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至尊天子的绝对权威。

这样看，只要一不乱法，二不枉法，就要算是一个好君主了。

宣宗，就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宣宗也曾有过“法外施恩”的想法。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三月，宣宗下诏，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庄园，并免去其赋税。郑光，是宣宗生母郑氏的兄弟，不折不扣的“国舅爷”。何况郑氏原本只是宪宗皇帝的宫女，宣宗登基前又是不遭人待见的“痴呆儿”，郑家应该并不富裕，宣宗希望给他们一点补贴，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这事却遭到政府的抵制。政府，就是中书、门下两省的联席会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政事堂会议”。唐代制度，皇帝的命令，如果不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就不合法。当然，这个制度，以前也有人破坏，比如武则天、唐中宗。但这终究不对。所以，这一回，政府接到宣宗的敕书，便依法予以驳回。

中书门下的回奏说：

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曾屡发德音，谆谆教诲臣等，执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宫中野外，一律平等。此番独免郑光赋税，似乎有违陛下此前圣意，事情虽小，关系甚大。

这当然是很不给皇帝面子，然而宣宗却欣然接受。他给政府回话说：

朕提此议，无非考虑到郑光以元舅之尊、国戚之贵，总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优异待遇。现在看来，倒是朕考虑不周了。何况亲戚之间，瓜田李下，难免徇私嫌疑，也难免招人物议。卿等若非真心爱我，哪里会有如此嘉言？凡事如果都能这样，天下又何愁不治？朕愿与众卿共勉：令行禁止，善始善终！

宣宗此举，可谓“不乱法”。另一件事，则可谓“不枉法”。这事同样发生在郑光身上，时间则是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这年五月，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建设部副部长）韦澳为京兆尹（首都长安市市长）。韦澳为人正直，雷厉风行。刚一上任，权贵豪强都纷纷夹起尾巴。韦澳又查得郑光的庄园多年欠缴税款，管家的态度还极其蛮横无理。前面说过，郑光免税之议，是被政府驳回的，宣宗也认可。于是韦澳就将郑光管家捉拿归案。郑光闻讯，当然要走郑太后的后门。宣宗便在延英殿召见韦澳，询问此事。

宣宗问：爱卿打算如何处置？

韦澳的回答很干脆：法办！

宣宗说：可是郑光很喜欢这管家，怎么办？

韦澳说：陛下将臣从朝廷调到长安，就是为了清理京畿的积弊，使之真正成为首善之区。郑光的管家长期偷税漏税，已是国家的蠹虫。如果居然逍遥法外，那就是陛下之法，只实行于弱势群体了。这样的圣旨，臣不敢听命！

宣宗说：你说得很对，道理也是这样。可是郑光那里，朕也不好交待。要不，爱卿将那罪人痛打一顿，饶他不死，你看行吗？

韦澳说：既然如此，臣不敢不奉诏。不过，也请陛下批准，什么时候郑光把欠税补足，臣什么时候放人。

宣宗听了，高兴地说：当然可以！朕因为郑光，妨碍了你执法，非常惭愧！

实话实说，我读史书至此，也不能不为之叹服。我不知道郑光的管家在抗税的时候，有没有说过“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但韦澳肯定知道他“爸”是“李刚”。宣宗就更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李刚”，是大唐帝国最大的“李刚”。然而怎么样呢？韦澳并不管那厮的后台是“李刚”还是“郑光”。宣宗这个最大的“李刚”，也只能请求执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轻发落，还要再三道歉，表示“殊以为愧”。想想现在，就真不知道是谁该惭愧了。

当然，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人情社会，情面也不能完全不讲。尤其是宣宗与郑太后，原本都是苦命人。那份特殊的情感，岂能去怀？因此，宣宗登基后，对他的母亲十分孝敬，竟“不居别宫，朝夕奉养”。对舅舅郑光，也尽量给予照顾。可惜郑光不争气。宣宗跟他讨论政事，他却“应对鄙浅”。宣宗只好“给待遇不给职权”，安排他一个闲职。甚至，哪怕太后不断唠叨说郑光家贫，宣宗也宁肯私下里给他钱财，却决不委以重任。

执法如山，从谏如流，坚持原则又适当照顾，宣宗确实是难得的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