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是北宋第三任君主真宗的年号之一。这位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很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比如与契丹签订维持了一百多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澶读如馋），进行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次封禅，确定天廷最高的神是玉皇大帝。另外，他还发现赵家的远祖叫赵玄朗。结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方位神，便有一个（玄武）被改名为真武。

与景德年号有关的事情是：今天江西省某地，由于官窑烧制的瓷器底部有“景德年制”字样，被称为景德镇；禅师释道原撰写的禅宗史，因为完成于景德元年（1004），被称为《景德传灯录》。前者关乎瓷器，后者关乎禅宗；而能够把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起来的，则是茶。

茶、禅、瓷器，都是两宋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那就先说茶。

茶与禅的关系，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其实已略有介绍。它们都兴盛发达于唐，也都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与科举的兴起正相同步。

然而“茶禅一味”的观念，却产生于宋。写下这四个大字的，是两宋之际赫赫有名的克勤禅师。其真迹在南宋时期被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荣西高僧带回东瀛，现在作为镇寺之宝珍藏在奈良大德寺。这就至少证明了两点：

一、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的两宋。

二、禅的味道，就是宋代茶的味道。

奇怪！难道时代不同，茶味也不同？

正是。我们知道，茶树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也早为我国的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发现，却因为茶汤有明目、提神和醒酒等功能，长期以来是做药用的。饮用，是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大行其道者，则是禅院、禅师和参禅的人。

此后，茶便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饮料，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物和代名词。其过程，则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流行于唐，大盛于宋，普及于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元代杂剧中常常出现的说法。

不过，像今天这样用开水冲泡散条形茶叶，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此前的饮茶方式则五花八门。比如，用开水煎煮茶叶叫“煎茶”，用开水冲泡茶末叫“点茶”。唐代的煎茶还要放米、奶、盐、姜、葱和香料，相当于麦片粥。

茶味，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宋代的茶，什么味道？

诗的味道。

唐诗如酒，宋诗如茶。事实上，宋诗无法获得唐诗宋词的崇高地位，固然由于后者无与伦比，自身又有爱发议论爱讲道理的毛病，也因为不够刺激。其实宋诗不乏佳作。比如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就不输唐人。

但，味道总归是淡。比如：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唐诗浓烈，宋诗淡雅。

这种淡雅倒是与山水画相一致。比如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不就是宋画中常见的田园牧歌吗？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禅。正如我们在《禅宗兴起》一卷中所说，自从百丈怀海进行了宗教改革，参禅与农耕就难解难分。禅院的僧侣固然要参加劳动，耕读为本诗书传家的士人也不妨从中悟得般若智慧，哪怕农作不过做做样子。

只有喝茶，是当真的。

宋代上流社会的饮茶极其讲究。比如点茶，便先要用纸将茶饼包好捶碎，再用碾子磨成细末，然后用茶罗筛。筛出来的茶末放进茶盅，加沸水少许调成茶膏。茶膏调匀，再用沸水冲成茶汤。这时，要用茶筅（读如显）轻轻敲击，直到产生泡沫。泡沫叫汤花，也叫云脚，要求鲜亮雪白，到达苏轼所称“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的效果。

茶香飘逸，汤花轻溅，水雾朦胧，这是什么境界？

点茶图

原图为山西汾阳金墓壁画，画面中右侧人物所执即为茶筅。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临摹图。

宋代瓷器的境界。

似乎不必细细讨论五大名窑或八大名窑，宋瓷的成就毋庸置疑。它甚至和宋词一样成了专有名词。人们只要提起词或瓷器，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也就是说，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宋代都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让后世无法企及。

实际上宋词与宋瓷也不乏相似之处，那就是与唐诗和唐三彩相比，态度更平和，而工艺更考究。比如景德镇瓷器的要求，就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瓷器艺术典雅古朴、澄明浑然、细洁莹润、包容自在的美学风格，在宋瓷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爱不释手。

关键，还是审美态度。

跟宋词一样，宋瓷的风格也是多样的。虽然总体上可分为青瓷、白瓷和黑瓷三大体系，实际上却精彩纷呈，或灿若朝霞，或碧似湖水，或凝如羊脂。有诗为证：

宋代瓷器青白黑，兼重釉质与釉色。

均窑釉厚海棠红，定窑胎薄象牙白。

弟窑光照梅子青，哥窑断纹如冰裂。

汝窑雨过正天晴，官窑托出春江月。

更喜景德镇中炉，世界瓷都成一绝。

这首诗，要用古韵读才有味道。

但，尽管宋瓷是人间最美的器物，却并不高高在上或拒人千里之外，反倒多为生活用品，同时又极具内涵。这就只能用时代精神来解释了。也就是说，宋有着与唐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追求，那就是：世俗、平和并雅致地活着。

这样看，全国都是景德镇。

的确，宋人比唐人更享受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唐代的诗人会借着酒劲，唱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宋代的词家却不一样，哪怕官场失意，也照样与三五友人围炉品茗，参禅论道。拍案而起，击节而歌，恨不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有，但要到靖康之后。

即便到那时，也“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就是宋给人的初步印象：无病呻吟的文人词，一碰就碎的细瓷器，宁静悠闲的山水画，琢磨不透的禅，以及需要细细品味的茶。与汉和唐相比，宋显得文质彬彬。

能表现出雄风的，似乎只有刺青。

但这是不全面的。即便宋词，就并非只有柳永、晏殊和欧阳修，也有苏轼、陈亮、辛弃疾。何况宋代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兵器工业，岂能只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实际上，宋文明是一个极为兼容的复合体，或者相当和谐的矛盾体。仅以词而言，便豪放与婉约并存，典雅与俚俗兼有。展示于瓷器，是既有流光溢彩如均窑，又有含蓄莹润如汝窑。表现在舌尖，则既有美食，又能品茶。难怪他们的城市既是田园的，又是市井的；既有勾栏瓦舍，又有数不清的书店，以及可以清修的寺院和高耸入云的宝塔。

宋，大雅大俗。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伙人，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缔造了这样一个王朝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