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眼中钉章惇，是苏轼的朋友。

章惇是福建建州浦城人。跟两宋所有的大臣一样，后来当了宰相的他也是进士出身，只不过考了两次。第一次由于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章惇竟在殿中将敕书退还，然后扬长而去。直到第二次考试名列前茅，才做了商洛知县。

苏轼便来找他玩。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到仙游潭。那是终南山中一处绝佳的景点，潭上石壁峭立，潭下悬崖万丈，一根木头颤颤巍巍横在当中。章惇说：苏兄到对面石壁上写几个字吧！

苏轼当然不敢。章惇便紧了紧袍袖，满不在乎地走过那独木桥，又像猿猴一样轻巧地缘着树木跳下，然后用笔饱蘸漆墨在石壁上写下五个大字：苏轼、章惇来。

写完，章惇原路返回，面不改色。

苏轼说：你这家伙，将来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

苏轼说：对自己都这么狠，何况对别人？

章惇哈哈大笑。

事实上正是这股劲，使章惇成为最后的护法神。其实早在熙宁初年，他就参加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只不过贡献和影响在吕惠卿之下。熙宁七年九月十七日，作为国家财政委员会的三司发生火灾，着火房屋上千。神宗登上西角楼眺望，只见一位官员率领本部兵丁赶往现场救火。皇帝询问此人是谁，答曰章惇。第二天，他就代理了三司使。

可惜好景不长。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被贬，章惇也被邓绾状告为同恶，贬到外地。此后，他起起落落，还担任过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但到元丰五年四月出任门下侍郎，章惇便成为变法阵营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因此，神宗驾崩之后，他跟司马光和太皇太后便必有一战。

交锋也很快就开始。

元丰八年五月，第一宰相王珪去世，第二宰相蔡确顺理成章接替了王珪，留下的位置却没有按照顺序由第一副相章惇接任，而是给了知枢密院事韩缜。章惇离开相府改任知枢密院事，门下侍郎则由司马光担任，成为第一副相。

一个半月后，吕公著也出任第三副相尚书左丞。

显然，这是太皇太后在洗牌。章惇也准备迎战，机会则说来就来。十月，宫中发出懿旨，要任命五个谏官。章惇便在上朝时说：按照惯例，谏官的任命要由翰林学士以上级别官员提名，然后由正副宰相报告。由宫中出旨指名道姓可是史无前例，不符合祖宗家法。再说臣也奇怪，陛下怎么会知道这些人的，莫非是宦官推荐？此例不可开。

太皇太后忙说：不，不，不是宦官是大臣。

章惇说：大臣推荐应该公开，为什么要密荐？台官言官必须公正，怎么能用与宰相副相关系密切的人？臣当然相信司马光和吕公著大公无私，就怕以后被奸臣钻了空子。

政治规矩不能破坏，太皇太后只好让步。

梁子却也结下，何况章惇还要誓死捍卫新法。元祐元年年初，章惇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展开辩论，几乎将司马光驳得体无完肤。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光团队迅速反击。他们先是扳倒了首相福建晋江人蔡确，同时群起围剿章惇，给出的罪名之一竟然是南方人尤其是福建人必定祸国。

章惇终于被贬，一去就是八年。

即便在这八年间，对手也没放过他，章惇最后被打发到杭州去看守道观，官名提举洞霄宫。尽管在宋代，洞霄宫为天下道观统领，但这种职务显然不是章惇想要的。

因此，当他重返朝廷时，便开始反攻倒算。

其实，这次章惇得以回到中枢，与他的主义正确与否已经无关，根本原因是太皇太后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驾崩，亲政的哲宗皇帝既要刷存在感又要出窝囊气。这就必须跟垂帘时代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的最佳方式当然莫过于重启熙宁新法，而完成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则是章惇。

于是，第二年四月十二日，哲宗宣布改元绍圣，意思是继承先帝神圣的遗志。九天后，章惇由洞霄宫管理员被直接任命为首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谁都看得出，这种非同一般的人事变动，意味着皇帝的决心之大也非比寻常。

章惇接到任命立即动身，送行的人不绝于道。章惇却只将福建沙县名士陈瓘（读如灌）请到船上，虚心求教。

陈瓘说：敢问相公何事为先，才不辜负天子厚望？

章惇沉思良久，然后说：司马光奸邪，先办了他！

陈瓘说：相公错了。

章惇声色俱厉地说：司马光独掌权柄，肆意妄为，诽谤先帝，擅改成法，误国误民，怎么不是奸邪？

陈瓘说：只看行迹不看心迹，谁没有罪？从熙宁到元丰多有不同，先帝难道没调整？其实温公（司马光）错就错在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就像船，哪边重哪边轻都不对吧？

章惇大为惊异，留陈瓘吃饭，然后揖别。

这是历史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前两次则被王安石和司马光错过。其实平心而论，凡事有利有弊，新法和旧章恐怕都有问题，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有道理，共同错误则是行事太急用力过猛。如果章惇能够接受陈瓘的意见，吸取前人教训，抛弃门户之见，恪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团结一切力量稳步进行调整，事情也许还有救。

可惜，这并不可能。

章惇回到开封，就像当年的司马光一样，被沸腾的民意和情绪裹挟，年轻时的狠劲也冒出来了。为了彻底否定哲宗亲政之前的政治，官方文件中竟然出现了“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的字样。如此咒骂太皇太后，堪称面目狰狞。

对待司马光他们，就更不会心慈手软，大体上是活着的统统罢官，死了的追夺赠谥，甚至还提出要将司马光和吕公著开棺暴尸。这就实在太过分了，哲宗不忍，其他人也看不下去。吏部尚书许将就认为这样做有亏圣德，同知枢密院事曾布则秘密上书，请求不要毁掉吕公著的墓碑。

这时的章惇，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没错，司马光复辟时，章惇是冷静客观的，看待新法也还实事求是。他说，保甲法一日不除，则有一日之害。不过免役法没有错，产生弊病只是“行之太速”而已。然而现在怎么样呢？章惇岂止矫枉过正，简直就是疯狂。

更疯狂的是大兴冤狱。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所说，当年神宗皇帝要将一个小官刺配军州，身为副宰相的章惇都坚决抵制，声称士可杀不可辱。此刻，他却差一点就将流放到岭南的反对派统统杀掉。幸亏哲宗头脑清醒，明确表示不敢违背祖宗家法。否则，岂不血流成河？

看来，陈瓘的话全都白说了。

章惇却成了转折点。如果说，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可调和，是主义之辩再加意气用事，那么，章惇和他之后就是权力斗争再加你死我活了。典型表现，则是徽宗时首相蔡京对司马光等人的疯狂清算。正是这种胡作非为，将仁宗以来的政治文明彻底摧毁，终于导致北宋之亡。

当然，这只是亡国的原因之一，而且是后话。

现在，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已经讲完，留下的是无限惆怅和惨痛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弄清楚这段历史的问题所在，也许是我们更该做的工作。只不过，事情恐怕还得从王安石、司马光和章惇的一位共同朋友说起。他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很能发人深省，说明问题。

没错，这个人就是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