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也进展顺利。当年与司马光并肩作战的范纯仁，被王安石排挤出京的吕公著，还有苏轼和苏辙兄弟都回到了京师。范纯仁被任命为负责审读诏旨和奏状的给事中，吕公著更担任了副宰相尚书左丞。至于宰相蔡确和韩缜，则既不团结，又都被弹劾，下台只是迟早的事。

形势大好，司马光却犯错误了。

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曾经的改革措施。正确的做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废的废，该留的留，该纠偏的纠偏，可以改良的改良。然而做起来却其难无比。不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不可能达成共识，就连苏轼和范纯仁都有不同意见。

比如免役法。

这是王安石最看重的，也是司马光最痛恨的。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大病一场，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便强支病体致函中央政府，声称当务之急莫过于废除免役。又亲笔写信给吕公著，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已将贱体托付医生，将家事托付愚子。国事未有所托，现在就拜托仁兄了。

他还说：恶法不除，我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免役法于元祐元年三月被罢。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目瞪口呆。他说：怎么，就连这个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呀！说完，王安石不禁老泪纵横。

看来，他也死不瞑目。

免役法的成败得失，恐怕只能在下一章再讨论，苏轼的故事也将在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对司马光的决定也不赞成。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何况政策要有延续性，就算要改也不能急刹车。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在政事堂发起脾气来。苏轼便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轼知无不言了吗？

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改差役，不妨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要改也最好先试点，循序渐进。何况宰相应该抓大放小集思广益，最忌谋自己出。什么事情都自己拿主意，下面的人就会揣摩上意谄媚逢迎，那可就更糟糕了。

司马光根本不听。

范纯仁一声长叹：又来了个王安石！

也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了。实际上，从担任副宰相门下侍郎算起，司马光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时间，加上闰月也只有十六个月，任宰相后七个月就病故。拜相那天，司马光躺在床上不能动，太皇太后派人将诏书和印玺送到府上，又颁下恩旨特许他不必朝觐。司马光却不敢当。他说：不面君岂能视事？终于在病情好转之后奏对于帘前，然后上班。

唉，他这是奋不顾身啊！

显然，如果说王安石是宁可得罪所有亲朋好友，也要将变法进行到底，那么，司马光就是拼了命来唱反调，累得吐血也要把那些新法都推翻了。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驱动，完全是为国为民，因此义无反顾。在高举道德旗帜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人，鬼神都要让他三分，谁胜谁负就只看权力在谁那里。现在，当然是司马光占上风。

但，他的生命也到了最后一刻。

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是在元祐元年八月十二日。六天之前，青苗法被废除。对此，司马光原本犹豫，甚至认为该政策的立法精神并不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范纯仁这时已经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便奏请朝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

苏轼却认为，青苗法不是执行有问题，而是立法本身有问题。他说，老百姓过日子，从来就是量入为出，因此勤俭持家，虽贫亦足。现在额外多出一笔钱来，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朝廷却不管这些，只管收利息，这不是坑人吗？

司马光听了这话，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冲进宫中在帘前问太皇太后：是哪个奸贼蛊惑陛下再发放青苗钱的？

范纯仁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不敢说。

王安石更是说不成，五个月前他就去世了。

二十五天后，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至此，各种新法基本上都废除净尽，但这绝不等于戏已演完。要知道，就连许多反对王安石的人，比如前面说过的李常，也认为新法并非一无是处，真心拥护变法的就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只要时机成熟，便会卷土重来。

比如章惇（读如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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