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和兵力，无疑是标志军事力量强弱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然而，若仅此便能判断战争的胜负，那么，人类的战争史就会如同数学中的加减法那般单调枯燥，失去其应有的光彩。在历史上，以弱胜强的战例时有发生，其中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战略战术。

人的复杂性在于其思想，人所制定的战略战术又千变万化，很难集中概括。因此，鸦片战争中的高层人士的经历、思想及其战略战术，我将放在以后各章结合战争过程进行讨论，本节只是简单地描述清军作战的主体——士兵和军官的一般情况。

中国史学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视野集中于上层，许多史料作者对其身旁的下层民众生活，因不具秘闻的性质而忽略不记。在我探究当时清军官兵的一般生活时，受窘于材料非常之少，只能将散见于各处的零星材料拼凑出大致而非精确的图画。

清朝的兵役制度是一种变形的募兵制。早期的八旗是兵民合一的制度，清入关后，人丁生繁，兵额固定，逐步演化为从各旗各佐领中抽选固定数量的男丁充兵。绿营兵募自固定的兵户。与民户相比，兵户出丁后可免征钱粮赋税。而在实际操作中，尤其在战时，绿营的兵员除来自兵户外，也有从社会其他成员中募集者，各色人等均有。

这种挑募的方式具体执行情况又是如何？我们可借用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冯玉祥的个人经历，帮助读者理解：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人就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1892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

冯玉祥的父亲是一名哨官，冯玉祥加入的是淮军，这与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绿营是有区别的。冯玉祥11岁参军，也是一种例外，故冯氏自觉有特别意义而写入自传。我们不能把冯氏的事例当作普遍现象来看待，但此中透露出来的募兵程序，却是清朝的一贯制度。

清军的士兵一旦被募后，就成了一种终身的职业。当时并无固定明确的退役制度。尽管清军中（主要是绿营）时有“汰老弱、补精壮”的行动，但从未规定多少岁为老，什么样为弱，更未规定多少年进行一次裁补的行动。因此，清军士兵的年龄大小不一。1840年7月，中英第一次厦门之战，清军被打死9名士兵，档案中留下了他们个人情况的资料：

中营守兵林喜成，年三十五岁，系鸟枪手，母陈氏，妻李氏，子注。

左营守兵吴灿生，年二十五岁，系鸟枪手，妻傅氏，男顺意。

左营战兵吴观赏，年四十三岁，系鸟枪手，妻孙氏。

左营守兵王大猷，年二十九岁，系鸟枪手，母吴氏。

右营战兵邱明禧，年三十九岁，系弓箭手，祖母林氏，母刘氏，妻陈氏。

右营战兵张世泽，年五十九岁，系鸟枪手，母余氏，妻黄氏，男光灿。

前营战兵胡满才，年四十七岁，系鸟枪手，男印蓝。

后营战兵周瑞安，年二十二岁，系鸟枪手，继父厂，母徐氏，弟举。

后营战兵吴振胜，年二十四岁，系藤牌手，父俊，母林氏，兄词，弟贤。

这9名士兵全属号称精锐的福建水师提标。从这份档案来看，他们的年龄从22至59岁不等，大多娶妻生子，母亲亦大多健在，却少有父亲的记载。我们不知道其父是否为已亡故的绿营兵，他们是否因父而补上兵缺。

清军士兵的家眷，皆随军住于营中，或另赁房屋住在附近，不似今日军营森严，士兵24小时集中居住。当时士兵执行的任务有如今日之警察，其生活亦同今日警察那样上班下班。除出征打仗外，军营并不开伙，士兵皆回家吃饭。一旦操演值勤来不及回家，家眷们便送饭前往。操演的场地周围，常常有他们的妻儿旁观。休息时与妻儿共饭，与操演相比又是一番风光。著名作家老舍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描写了两位旗兵、一位骁骑校、一位佐领、一位参领的日常生活。这部写于20世纪60年代而描写19世纪90年代的小说，虽不能当作史料来佐证鸦片战争时期的场景，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近观察的位置。其中，老舍对那位充正红旗马甲、携“面黄无须”腰牌进出皇城守卫的父亲的生活，作如下描述：

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地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他只是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一辈子，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

老舍的家，在今日北京护国寺一带，距他上班的皇城，并不算远。这位马甲得到这位后来出名的儿子时，已经40多岁，两年后死于八国联军之役。

我在前节已经说明，清军绝大多数士兵是分散驻扎的，每处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而这些分散的士兵携带家眷居于各市集要冲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值勤外，平日的生活与周围的民户并无多大的差别。

清军绿营、驻防八旗的士兵，分马兵、战兵、守兵三种；京师八旗又有领催、马甲、步甲、养育兵等名目；每月领取粮饷。其标准为：

马兵即为骑兵，战兵为出征作战之兵，守兵为戍守防卫之兵，原本职分明确。但到了鸦片战争时，因战争规模的缩小，许多马兵已革去战马等项开支，变为无马之马兵，而战、守兵的职责也日趋模糊。由于粮饷的差别，在实际操作中，守兵、战兵、马兵成为士兵晋升的等级。八旗兵丁除粮饷外，另有旗地，每名约30亩，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抵押、变卖已十分平常。

仅仅就数字来看，不易发现问题，让我们以士兵的收入对照一下当时的生活指数。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称：

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

以此计算，一人一年所需合银15两至36两。清军士兵的饷银为12至24两，另每年口粮3.6石，其粮饷养活士兵本人，当属绰绰有余。

可是清代的士兵又有家眷。从前引福建水师提标的9名士兵的材料来看，每一名士兵至少需养活2至5人（因女儿未计入内）。当然，清代的兵户往往是多人当兵，但即便以三口之家作为标准，清军士兵的粮饷明显难以维持家计。

清军的粮饷标准是顺治朝制定的。是时经济正在恢复，物价极低。经康雍乾三朝的发展，通货膨涨已有相当幅度。而粮饷标准虽有多次调整，但主要是军官部分，且乾隆后期起清朝财政已陷于困境，清军士兵的收入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准而不能不生活，清军士兵为维持生计，须得在正项收入之外另觅别项来源。因此，替人帮工、租种田地、做小本生意等等，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犹如今日之“第二职业”一般红火。例如，湖南抚标右营游击的一位长随郑玉，与兵丁陈玉林等4人出资27千文，盘下即将倒闭的湖南长沙青石街上的“双美茶室”，经营半年之后，转手于兵丁蔡步云等人。当此类经营活动在时间上与值班操演发生冲突时，清军士兵也常常雇人顶替。

清军士兵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毕竟有一份固定的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不少人花钱托人补兵额，补上后，值班充差操演时应卯，其他时间仍操持旧业。浙江定海知县姚怀祥的幕客王庆庄透露，该地清军士兵“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银洋三四十元买充入伍伍。对于这些人来说，当兵反成了“第二职业”。

以上创收方式虽不符合清军的规定，但毕竟未直接祸害国家和百姓，为官者因牵系士兵生计或从中获取好处而眼开眼闭，一般并不追究。

其实，清军的士兵还有一项财源，即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这种腐败现象，放在后面与军官一起叙述。

清军军官的来源，主要为两途：一是行伍出身，如鸦片战争中的重要将领杨芳、余步云、陈化成等人，皆由士兵升至一品大员；二是武科举出身，又如鸦片战争中的名将关天培（武举人）、葛云飞（武进士）、王锡朋（武举人）等人，由下级军官而逐级晋升。此外还有世职、荫生、捐纳者，但为少数。行伍出身者，今日容易理解，而武科举一途，须作一些介绍。

清代的科举，分文、武两途。武科如同文科，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级考试，考中者也有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的称号。武科与文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考试时分外场、内场。外场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诸项。外场合格后，入内场，考策、论两篇，以“武经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为论题。

正如认为八股文章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且不论《武经七书》这类偏重于哲理的古代兵书不宜作为初级军官的教科书，然这项仅有的与谋略有关的内场考试，因考生们错误百出，而在嘉庆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内场由此而成虚设，外场成了真正的竞争场所。道光帝更是明确下旨：“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识字之事。

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军官并不中用，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这种情况与文职恰恰相反。清代军官的升迁，除军功外，均需考验弓马技能，若不能合格，不得晋职。身强力壮、马步娴熟，仍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用今日眼光观之，这种方法挑选出来的不过是一名优秀的士兵，而不是领兵作战的军官。在冷兵器时代，军官的骁勇身先有着极大的鼓舞力，火器出现之后，这种勇猛的作风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且不论与英军这支近代化的军队相对抗，即便与此期清朝传统敌人的作战中，这种方法也不足取。

由此，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军官只是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成了军官的基本标志。军人的身份为社会所鄙视，“重文轻武”又成了社会风尚。

这种对军官身份的社会认同，也决定了社会人才的流向。第一流的青年们致力于文科举，军队成为有膂力无才华的人们的去处。鸦片战争即将结束时，钦差大臣耆英和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去英舰拜访英国全权代表，看到舰上有一批青年，即身穿制服的随军实习生，为他们从小就学习军事学术而震惊。伊里布对此评论道：

这么年青的孩子，应当在学校里吸收“绝理智的学问”。这不比到战舰上学习如何打仗更好吗？

值得注意的还有二项：一是军官如同士兵一样，并无合理的退役制度。按照清朝的制度，参将以下军官可服役至63岁，而直接带兵的千总、把总可展至66岁。提督、总兵无明文规定，其致休出自圣裁。我们知其年龄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浙江提督祝廷彪、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湖南提督杨芳、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均已70多岁或年近70。二是清军的高级指挥权，不是掌握在武将手中，而是由文官把持。各省的统兵大员实际上是督抚。这些文官出身于八股文章，游历于宦海官场，在未升至督抚前，并不统兵，未谙军旅，其军事知识局限于几部古书。文官将兵，这种不合理的指挥体制，又折射出武弁素质低下。

军官的社会地位下贱的另一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清军绿营军官的月薪为：

就数字而言，军官的收入也不比文官低，而其品秩，更是高于文官：

但是一论实际权力，文官又比武官高出许多。且不论正二品的巡抚可名正言顺地节制从一品的提督，就是加“兵备”头衔的正四品的道员，即可节制辖境内的绿营，如台湾兵备道可管辖正二品的台湾镇总兵。而在经济收入上，文官治民理财，享有大量陋规和下级官员的孝敬，法定收入仅是其总收入的最小部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人们熟知的民谚，道出了文官的实际收入（尽管有些夸大）远远超出其法定收入，而知府的品秩仅比清军营一级军官（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中最低一级的守备，略高一些而已。

就清军军官的收入水准来看，绝无饥寒之虞。但当时官场的奢华风尚，使军官个个有如“穷瘪三”。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

可是，文官有可供搜刮之民（一知县辖有数万至数十万民众），有可供搜刮之方式（如征粮征税、主持科举等等）；而武官手下只有数量有限的士兵（一营官辖兵200至1000名），前面已经提到，士兵的生活已经艰辛，并无多少油水。

搜刮管道的窄小，并不能阻止搜刮者的行动，反引出搜刮方式的朘刻。武官的主要手段为：

一、吃空额

这种人人知详的作弊方法，在当时与陋规一样，几乎是公开的。民间的议论，言官的奏章，对此赀议甚多，但真正查办落到实处者鲜有。因为此是官官无不为之的陋习，也就形成了官官相护牢不可破的保护网，根本无法查处。

正因为如此，对吃空额的数量，从来就缺乏一种严格的统计，但许多资料表明，这似乎取决于官弁的贪婪程度和胆量大小。曾任贵州知府、道员等职的胡林翼私下说过，道咸之际，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甚至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这可能是一种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又贵州属边远省份。而吏部右侍郎爱仁于1853年公然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就难免让人惊骇。

就一般而言，在各大城市，清军因差役较多，官弁吃空额的数量较少，但吃空额的手段，却花样翻新。京师巡捕五营中的“署差”，即是其中的一种。为了应付操演巡视，官弁亦常雇人临时顶替。

二、克兵饷

此亦军官作弊的传统手法。清军士兵的粮饷，例有扣建、截旷、朋扣、搭钱、折色等各目，也为军官从中舞弊创造了机会。当然，也有一些军官根本不用任何名目，直接克扣兵饷。关于此类情况，史料比比皆是，这里不一一引证。

除此之外，军营中的各项开支，也往往被军官摊入兵饷。如福建绿营：

凡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藉资事蓄。

更有甚者，军官将见上司的门包，亦摊入兵饷。

前面已经提到，士兵的生活本已拮据，再加上此等克扣，无疑雪上加霜。有清一代士兵闹饷事件常有发生，正是对军官种种盘剥的反抗。

三、贪赃枉法，祸害社会

上面提到的吃空额、克兵饷，只是在清朝的军费上面打主意。但清朝军费毕竟数量有限，许多人继而将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

而军队若取之社会，必然扮演与其职责相违相反的角色，它本是护法者，此时为了金钱而不惜枉法。这种行为往往是官兵联手，花样又层出不穷：浙江官弁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这些都显得平常；福建水师的做法颇具创意，干脆将战船租赁给商人贩货运米，或租赁给来往台湾的各项差使。

实际上，最主要又是最简单的贪赃方式，是在执行公务时直接勒索和受贿。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社会的警察职能，当时由清军来承担。看守监狱、协收粮款、巡查地面、捕押罪犯、缉拿走私……在他们的操作下，皆成了来钱的营生。久而久之，又形成了监盗两便的陋规，一面是交钱，一面是放行。

关于此类劣迹，史料记载太多，无法也不必一一引证。好在许多论著对此多有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引证一条与本书主旨较密切的材料：

1841年，两广总督林则徐革职后奉旨前往浙江军营。路过湖南时，这位已亲历战败的大吏向当时的名士包世臣透露：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

“土规”即鸦片走私的陋规。这里提到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自然应视作文学的语言而不能当作量化的分析。但不管夸张的色彩有多浓，林则徐、包世臣用此等数字对照，可见问题之严重程度。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

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而后来督练湘军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以上的描写，颇有专门暴露黑暗之嫌。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我的这一结论会否失之偏颇呢？只消看看当时人的言论即可释然。当时的人们因体会更真切，而评论更痛切，甚至呈递皇上的奏章中亦直言不讳。黄爵滋说：

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

（京城旗营）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

耆英说：

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牧放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件，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

曾国藩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在这些描写之下所能得出的清军总体印象，不正是一片黑暗吗？

至于由此而产生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当时人的言论就更多了，我们已无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的因素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又似毫无基础可言。

因此，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