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繁华港湾 四、外贸季风
海上起风了。
城外千帆海舶风。季风和洋流到来时，明州的商船就将起航前往高丽或日本。航程漫长而且乏味，但如果一帆风顺到达日本，就不但有钱可赚，还能有艳遇。没错，只要中国商人和船员一上岸，就会有漂亮女人前来陪伴。
目的很明确：借种。
这可是大宗买卖。因为南宋的海船，大的能够载客好几百人，小的也上百。这么多人肌肤相亲，总该有点浪漫或者凄婉的爱情故事吧？可惜没有。就连借种这事，也只有南宋笔记小说中的一则记载，还是道听途说。但日本人为了实现强国梦而主张改良人种，后来是确实有人提出过的。
对两宋文明的仰慕，更是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很早就有了往来，而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之强，则堪称举世无双。他们的学习是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而且一旦学会，就能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比如和服（きもの，Kimono）。
顾名思义，和服当然是大和民族的服饰。然而在相当于我国清朝的江户时代之前，却叫吴服。直到现在，日本许多和服店门口也挂着“吴服屋”的招牌。可见和服其实是三国东吴服装的改良升级版，却成了日本人的民族象征。
还有榻榻米（たたみ，Tatami）。
作为日本和室之标配的榻榻米，其实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晚唐五代以后，席居制逐渐告退，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坐在椅上，躺在床上，反倒是韩国和日本人一直喜欢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结果，榻榻米甚至成为建筑物室内面积的计算标准。因为由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每张面积都是1.65平方米，叫一叠。说一个房间多少叠，比说多少平方更能让日本人立即明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方说：
学习和演变主要发生在唐宋两代。事实上，唐宋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的高潮期。只不过在唐代，多半由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宋代却是通过海洋贸易，由民间来模仿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是刺身（さしみ，Sashimi）。
刺身就是生鱼片，也包括其他生吃的水产品。它在中国叫作脍，烧烤则叫炙，因此有“脍炙人口”的成语。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便有“日午殿头宣索鲙”之说；食不厌精如苏东坡，则有“吴儿脍缕薄欲飞”之句。可见被日本人叫作刺身的鱼脍，其实原本是中华美食。
变成日本料理的关键在芥末和酱油。酱油也是中国人的发明，时间应该不晚于宋。南宋时，信浓（今长野县）禅僧觉心到中国径山寺修行，酱油的制法便被他带回日本。结果是酱油被中国人用来做红烧肉，日本人用来吃生鱼片。原因之一是河鲜易带寄生虫，鱼脍更适合海洋国家。新鲜的海鱼再加芥末和酱油，确实能让人大快朵颐。
日本人真是善于学习。
善于学习，就会有所学，有所不学。比方说，精英不学程朱理学，民众不学三寸金莲。唯其如此，他们才能以蕞尔小邦在蛮荒之地勃然崛起，不但创造出自己的文明，还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可以没有愧色地面对当年的老师。
当然，没有愧色是指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这一切，宋人可曾想到？
毫无疑问，日本向中国学了很多。但，日本文化的恬静和古雅不可能来自唐三彩，只可能来自宋瓷，以及用宋瓷冲泡的茶，还有与茶同味的禅。现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之“茶禅一味”墨宝，就是南宋高僧圆悟克勤禅师所写，然后由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在南宋末年带回国的。
宋瓷当然也是他们的爱物。在日本文化人看来，宋瓷是人类的创造物中，真正能够贯通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作品。那匀称整齐的造型，直逼天然玉石的色调，还有釉料反射出来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心醉神迷，爱不释手。虽时隔千年，仍能息息相通。
汝窑·奉华尊
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南宋周煇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瓷胎多数如香灰，釉色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浓淡不一，色调稳定。
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哥窑·鱼耳瓷炉
哥窑的特征是粉青釉中泛米黄色，润泽有如美玉。因其遍体开片纹，又俗称碎器窑。此为哥窑仿古器。
定窑·白瓷婴儿莲叶枕
定窑胎质薄而轻，以白釉居多，常作宫廷贡品。婴儿躺在一片卷曲的莲叶下嬉戏，莲叶卷曲的弧度就是枕头的弧度，莲叶表面雕好纹路后上釉。据说瓷枕有清心益脑的功效。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钧窑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基本釉色多为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较深的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为月白。此花盆为清宫旧藏，口呈海棠式，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
一组盛酒、温酒用具。使用时将注子置于温碗中，温碗内盛热水用以温酒。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为景德镇青白釉瓷器，又叫影青瓷。
的确，那种摒弃一切装饰，并不在乎现实意义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的宋瓷，也许更能直指人心。同样，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也不意味着中日交流的中断，文化和商贸的往来反倒更加频繁。两宋的影响在那岛国长时间挥之不去，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唐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比如汉字或者唐人等等，宋却是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
看来，随着商船运出去的不仅有瓷器，还有文明。
高丽和日本只是目的地之一，两宋的海外贸易是大规模和全方位的，传统的说法包括东洋、西洋和南洋。东洋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洋指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位于北太平洋。西洋则指印度洋及其以西，包括被叫作东大食海的波斯湾，被叫作西大食海的地中海，还有东非和西北非。
这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全部列出相关国家的名字也将是长长的名单。那可让人不胜其烦。因此，也只能挑选部分最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列表示意如下：
| 当时国名 | 所在地区 |
|---|---|
| 高丽 | 朝鲜半岛 |
| 日本 | 日本列岛 |
| 交趾 | 越南北部 |
| 占城 | 越南南部 |
| 真腊 | 柬埔寨 |
| 暹罗 | 泰国北部 |
| 蒲甘 | 缅甸中部 |
| 三佛齐 | 苏门答腊 |
| 阇婆 |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
| 渤泥 | 文莱、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印尼一部分 |
| 凌牙门 | 新加坡 |
| 细兰 | 斯里兰卡 |
| 故临 | 印度奎隆 |
| 注辇 | 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
| 蓬茄罗 | 孟加拉 |
| 大食 | 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
| 麻嘉 | 沙特阿拉伯之麦加 |
| 勿斯里 | 埃及开罗 |
| 层拔 | 桑给巴尔 |
怎么样，叹为观止吧？
很显然，正如前表所示，中国商人的船队和足迹，已经到了当时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宋和阿拉伯。其中意义，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意义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和文化的。
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不仅南移到长江流域，更延伸到东南沿海。大宋也不仅是商业的，甚至是外贸的。事实上，当皇亲国戚不顾禁令强行介入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把行船的季风看作播种的春雨之时，就意味着朝廷的富国强兵和个人的发家致富，都部分地系在了商船的缆绳之上。
那可真是好多好多钱。
然而奇怪的是，繁荣的海洋贸易并没有改变中华文化的性质和风格，更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反过来也一样。尽管大宋的丝绸、瓷器和铜钱走向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脚步却望尘莫及。比方说，马来半岛就不像高丽和越南那样深受中国的影响，也不像日本那样以华为师。作为国际贸易之东西两极也就是两宋与阿拉伯帝国的中间地带，那里许多地方伊斯兰化了，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岛屿或半岛，并没有因为贸易往来而纳入中华文明圈。
同样，伊斯兰教也没能像佛教那样风靡中土。
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佛教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五胡十六国，之后又有南北朝。那可是乱世。乱世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何况统治者还有半数是胡人，外来的佛教正好乘虚而入。两宋却是治世。就连靖康和崖山之际，也非乱世而是危世。危世只能自救，伊斯兰教又能帮什么忙？
改变文化更不可能。商潮似浪，蕃舶如云，毕竟仅限于东南地区。波斯湾的海风吹不到内陆腹地，又岂能动摇农业帝国的千年根基？那些乳香和象牙，不过为早已定型的雅致生活锦上添花，让这片土地改弦更张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实际上正如国际学术界公认，从宋代开始，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人和中间商。这就意味着两宋尤其是南宋，正在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宋的商业革命不曾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那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一次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