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

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

选择张邦昌做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

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哄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

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

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

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伸。马伸义正词严地说：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坐视不吐一词？愿与诸公共上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

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伸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

呵呵，秦桧并不是胆小鬼。

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

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

其实，最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

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

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

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皇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统统宣布为代理。

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

结果是什么呢？

四月初九，也就是金人退兵第九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

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

造化弄人，大体如此。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二十一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

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隆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

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戏码是由流亡政府的不断流亡构成的。登基五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四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才算是安定下来。

这里面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三十二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六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

那就来看时间表。

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四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赵构的思路也十分简单：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

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

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绍，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

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

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

但不管怎么说，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祐二年（1276）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

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

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