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些名臣，敢于披君主之逆鳞，当面或上书论述时政的弊端，指责皇帝的失德，为此不顾皇帝的恼怒，不惜俸禄爵秩，甚至不惜身家性命。有的人遇到了明君，政见被采纳，并且付诸实行，此所谓君臣际会，双双成为历史上的圣君贤臣；有的人碰上昏君，不仅意见被君王拒绝，还招来诛戮、囚禁之祸，双方一为昏君一为忠臣。贤臣、忠臣的谏诤，自来青史垂名，后人称颂不绝。像邹忌、魏征、海瑞、杨继盛等人，即以谏议而为后人所熟知，他们的事迹演为戏剧，为后人钦敬。他们是达官贵人，不是宰执，也是御史。他们固然以敢于进谏而富有人生的价值，同时他们的出名也同高贵的社会地位有关。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也是向君上进谏的人，不过地位卑微，只是宫廷演员。他们谏议的方式也与大臣的面奏和上书不同，他们是以演出的形式，通过其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给君主以富有政治内容的暗示，希望被君主领会和接受。他们人微言轻，知名度比上述谏诤之臣小得多，发幽阐微，我们不惜费点笔墨予以绍述。

楚庄王（公元前612～前591年在位）原是好淫乐的人，伍举规劝他不听，苏从继伍举之后进谏，楚庄王说你讲什么，难道不怕死？苏从回答说：“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史记·楚世家》）就是说，如果以我的死亡使君主醒悟，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庄王终于觉醒，内用孙叔敖为相，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外而出兵与晋国争霸，兵至黄河，问鼎于周，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的时代成为楚国的一个兴盛期。

他做到这一步，不仅是采纳了士大夫的良谋谏诤，还在于受到了宫中优伶的教益。楚庄王有一匹爱马，享受着特殊待遇，披着文绣的服装，住在一间华丽的房屋中，地下铺的有床，吃的是枣泥饼。这马养尊处优，反而得了肥胖病死了。楚庄王命群臣给马治丧，要用大夫的礼仪埋葬它，群臣认为不能以这么高的礼节对待马，要求楚庄王改变礼法，双方反复争执，楚庄王不让步，并且下令：“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表示他崇礼葬马的决心。至此，群臣不敢说话了，乐人优孟却适时出来活动了。优孟能言善辩，常常在谈笑及表演中道出他的讽谏的意思。这时他进入殿门，故意仰望天空，放声痛哭，楚庄王莫明其妙，问他为什么伤心嚎哭，他回答说：这匹死马是国君喜爱，像我们楚国这样的大国，要什么没有，仅仅以大夫礼埋葬它，岂不太薄情了，我现在向君王请求，以国王礼节安葬它。楚庄王问他若以王礼如何葬法，他说：雕琢玉石做马棺，用梓木做马椁；命令士卒给马挖坟，征调老弱百姓给马坟挑土起陇；以太牢的供享祭奠马，并以一万家做马的守陵户。如果这么做了，让各国的君主听到了，便都知道楚王尊贵马匹而卑贱人民。优孟似乎是顺着楚庄王的意思，强调葬马礼仪的重要，其实是说反话。经过这一夸张，令人知道楚庄王葬马的荒唐，特别用贱人贵马的对比，点出葬马是政治上的损失，将使各国诸侯改变对楚庄王的看法，不利于他的争霸。优孟言浅近而道理深，使楚庄王猛醒，说想不到我这一过失这么严重，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优孟教给他，像对待六畜一样，把它煮熟吃了。庄王于是把死马交给该管的官员去按常规处理。优孟以他真真假假的表演艺术让楚庄王觉悟了，避免了君王的一个重大误失的发生，而群臣的谏言却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楚国令尹孙叔敖是历史上的名人，为人廉洁奉公，预计到自己死后家属将难于生活，乃令儿子在日后困穷时找优孟。后来其子果然穷得靠打柴卖钱为生，就去见优孟，优孟要他等候信息。从此优孟穿起孙叔敖的衣服，模仿孙叔敖的动作，这样练习了一年多，完全像孙叔敖，使人无法辨别了。一天楚庄王做寿摆酒宴，优孟以孙叔敖的扮相给楚庄王拜寿，楚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了，仍欲用他为宰相。优孟说给我三天的时间，好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后，优孟见楚庄王，说妻子讲了，千万不要答应，楚国的宰相不值得做，像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那样好，帮助楚庄王称霸，可如今他儿子穷无立锥之地，靠卖柴为生，都似这样，真不如自杀。楚庄王听到这里，感谢优孟的理喻，深知应厚待贤能官员，于是召见孙叔敖的儿子，封他400户，以奉祀其先人和维持生活（《史记·优孟传》）。孙叔敖果然知人，优孟通过扮演孙叔敖，教育楚庄王如何对待臣下，他又是成功者。

优旃是秦朝的宫廷演员，其人身材短小，善于表演滑稽戏。秦始皇有一次大宴群臣，下起雨来，担任警卫的陛楯郎在庭院里被雨打湿了，浑身发冷，优旃见了可怜他们，问他们想不想避雨休息，他们说那当然好了，优旃说我一会儿叫你们，你们可要赶快答应。过了一会儿，殿上的人向秦始皇欢呼万岁，优旃走到阑槛处大叫陛楯郎，陛楯郎们应声而至，优旃说：你们长得很高，在雨中站着，有什么好处；我虽然是矮子，可是能在屋里呆着。秦始皇听到优旃的话，意识到陛楯郎被雨浇淋，于是命令一半人值班，以便轮流休息。不用说陛楯郎会在内心中感谢优旃了。秦始皇修长城，筑驰道，兴建郦山墓，搞了许多大工程，他还想扩大苑囿，把东起函谷关，西至岐州的雍县、陈仓的属地都包括在里面，以便游猎憩息。优旃觉得这样大面积地侵占民田，用作玩乐之所，是败政，于是委婉地加以劝谏。他说皇帝这样做太好了，理应扩大苑子，在里边多放畜野兽，等到敌人从东方来了，苑里的麋鹿就会把敌人筑死了。秦始皇听了这个反话，明白了扩大苑囿的错误，打消了这个念头。秦二世继位，打算油漆城墙，优旃说，这太好了，皇帝不提，我也要有这个建议，而且非请皇上采纳不可。油漆城墙虽然耗费百姓钱财，但这是大好事，不能不做；城墙油漆了，敌人进攻也上不来，看有多大作用；只是千好万好，恐怕不是给后人留下福荫的事，秦朝的江山怕维持不下去。他的讽谏与优孟有共同点，就是说反话，开始顺着帝王的思想说，把它发挥到极点，然后一个急转弯，用简短的语言指出原先设想的危害，使人猛省。昏君秦二世也听懂了优旃的意思，放弃了原来的设想（《史记·优旃传》）。

郭舍人是汉武帝时宠幸的优人，他的表演常使武帝赏心悦目。汉武帝对自己的乳母很关照，令她一个月一朝见，又把她儿子封为东武侯，赏赐很多东西。乳母是贪得无厌的人，请求赐田，武帝也允准了，还让她乘车在驰道上行驶。皇帝的态度，使得公卿大臣都敬重乳母。乳母的子孙奴仆恃宠不守法度，横行长安，公然在道路上夺人衣服，有关官员请求惩治东武侯家，强令乳母迁徙边疆居住，汉武帝同意了。乳母在辞别皇帝前先见郭舍人，流了泪，郭舍人给她出主意说，你拜辞皇帝后，急走几步，然后回一次头，再走再回头，表示留恋不舍。乳母按着他的方法去表演，这时郭舍人在旁边假意大声地呵责她：去，老太婆，回头干什么，还不快走！现在皇上已经壮大，也用不着吃你的奶了，还用得着你吗？你还有什么想头！郭舍人与乳母的一唱一和，勾起汉武帝对乳母的旧情，怜悯于她，不但不发配她家戍边，反而处罚了告发的人（《史记·郭舍人传》）。这里且撇开郭舍人讽谏内容的正确与否，只是说他的表演是成功的。

周、秦、汉的宫廷艺人的演出，靠着侍奉在帝王左右，借景生情，借题发挥，规谏人主，真正的戏剧内容并不多，这大约与当时戏剧形式不发达有关，而到后世，戏剧发达了，演出内容丰富了，优人的谏喻更容易表达了。

宋代，宫廷艺人可以把时事编为戏剧，演给皇帝后妃观赏。宋高宗时绍兴和议成立，秦桧主持朝政，正人君子对这个屈辱的和议很不满意，两个内廷优人适时地表达了这一情绪。和议成功，可是宋徽宗的尸体和宋钦宗还留在金朝，宋人视他们为“二圣”，现在江南偏安了，他们还在灾难中，人心不平。两个优人演戏，一人扮作侍者，捧着太师椅，安排座位，一人扮作秦桧，两耳戴着大金环，垂到前肩，穿着朝服缓步上场。侍者问你耳朵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回说是“二胜环”，侍者一面上前把两个耳环改放到那人的背后，一面说你坐太师椅受用吧，二胜环丢到脑后算了。“胜”、“圣”谐音，优人以“二胜”环表示“二圣”——徽、钦二宗，意在说明不应忘记旧主，讽刺秦桧卖主求荣。

宋宁宗时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掌权，朝班在丞相之上，三省印信皆归入他的府邸，公事就在府里处理，有时假作御笔办事，“升黜将帅，事关机要，未尝奏禀”，群臣也不敢揭露他的擅权（《宋史·韩侂胄传》）。可是伶人王公瑾在一次内廷宴会上，借着演戏，说出台词：“今日之事，政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两般秋雨庵随笔》）雨伞只油外面，所以外面比里面好，王公瑾借此把皇权比作里面，相权比作外面，明说里面不如外面，暗示韩侂胄的擅权，警告宋宁宗有大权旁落的危险。宰相史弥远诛杀韩侂胄，拥立宋理宗。他也是“擅权用事，专任壬”（《宋史·史弥远传》），小人奔走其门，以谋升官发财，惹得伶人看不惯，借着内廷演剧讽刺他。优伶一人扮作孔子，深深地叹息，一人扮成子贡，问老师为什么那样的懮愁，一人装作颜回，代为回答说：“夫子之道，仰弥高，钻弥坚，未知何日望见，是以叹耳。”子贡说：“子误矣，今日之事，钻弥坚何益，只须钻弥远足矣。”（《两般秋雨庵随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是见于《论语》的颜回说的话，意思是孔夫子的思想深不可测，言不可穷尽。伶人因史弥远之名，与“弥高”、“弥坚”有一同字，遂借颜回的“弥高”、“弥坚”的话，道出弥远来，讽刺小人钻营于史弥远门下，同时也揭示史弥远的擅权，表示深为朝廷担懮。南宋的宫廷伶人懮虑国事，借着表演道出他们的心思，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改良朝政。

宫廷艺人的讽谏戏还很多，如五代的敬新磨、明代的阿丑等人，我们将在别的篇目中叙说，这里从略。

宫廷优伶的讽谏戏，就其内容讲有两种类型，一是针对君主的暴戾和朝政的弊端，向君主提出问题，敲起警钟，以免他的暴虐无道恶性发展，或者避免奸臣擅权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再一种是郭舍人式的，给恶人出谋划策，助纣为虐。两种类型中，以前者居绝大多数，后一种很少。事实上是以前者为主流，也是宫廷讽谏戏的特点。看来，指斥时弊的讽谏戏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传统，千百年相沿不衰。这是一种好传统，因其内容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它要求统治者改变恶劣的品行，不得肆意淫乐，不得因此而滥用民力物力，它还希望统治者纠正错误的政策，打击擅权者，使政治走向正常的轨道，避免发生政变或大的战乱。这种要求直接目的是为实现君主致治，但做到这一点对民众的安定生活有好处，所以它又反映了民众的愿望。既是优良传统，就应当珍惜，就不宜抛弃。任何时代总有其阴暗面，只有揭露了，才能医治它，社会才好更迅速地前进。宫廷时事讽谏戏，就是干预生活，古人做得到，封建专制时代做得到，现代人更应能够做到，现代的社会制度更应该允许做到，今人只有做得更好才算不愧对先人的这份珍贵遗产。

君主的纳谏，专制制度和统治阶级本质决定其很难做得好，纳谏的君主异常少见，但是也总有那么几个帝王有纳谏的雅量，这也是不应当忽视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专制在削弱，民主在增强，因此“纳谏”的在增多，有的已经不是纳谏的问题，而是民主决定，必须执行。如果连纳谏的雅量都缺乏，可以想像是把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了，是落后到何种时代了。对于那些敢于谏诤的优伶，那些勇于纳谏的帝王，不应当有所尊敬，有所学习吗？

宫中演出讽谏戏的人，或者是隶属于官府的乐人，他们身在官籍，必须承担这种差使，他们身份卑微，属于贱民，是所谓“贱优”；或者是宦官，为刑余之人，也是人们所不齿的。这类卑贱的人，却能主动演出讽谏戏，至少具备了三种条件。第一，能看出君主和时政的弊端，抓得准，这是有见识；第二，不怕君主的淫威，不怕被讥讪的官员的打击，敢于太岁头上动土，这是有胆量；第三，这些讽谏是借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被批评者刺激性小，让人在娱乐中接受批评，这是有才艺。这三方面结合，就产生了宫廷讽谏戏。这些表演者人虽卑微，但做的事很高尚，何况还做得成功，所以不能以身份地位来评论人。身份不高的人，做的事有意义，就应当受人尊敬；身份高贵的，做了坏事，也要受到谴责。问题不在身份，各种社会地位的人都应当努力做好事。我们民族以身份地位衡量人的传统的等级观念，很需要彻底破除。

最后还应指出，宫廷艺人的讽谏之所以成功的三方面因素，关键在于艺术技能。有胆有识是必备的条件，但是许多文臣批评家却因此而失败，他们看到时弊，也敢向君主上言，但不讲究方式方法，只图一时痛快，把要说的话直接捅出来，使本来就骄狂护短的君主更暴跳如雷，越发不能接受，这就是缺乏批评艺术，而宫廷艺人表演的技艺使君主淫威无法施展。做什么事都需要讲求方法，这方法还要因事而异，因事而生，这才能成功。表演艺术家就要以其演技吸引观众，获得观众的承认和爱护，舍此别无他途。表演艺术家也只有关心国计民生，置身于正义方面，进步方面，才能演出抓住观众心理的戏剧，也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