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命岳，字耻古，福建晋江人，生于明万历末年，死于清康熙前期，享年50岁。他19岁考中秀才，31岁成了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他在给事中的任上，忠于职守，给朝廷上了关于吏治、漕运、救荒的奏疏，都关乎“军国大计”（《清史列传·王命岳传》）。传世的着作有《耻躬堂文集》。他在中进士以前的那一段生活极其艰苦，入仕后才改变了生活面貌，但为不忘昔日的艰辛，并为教育子孙后代，特作《家训》一文（《皇朝经世文编》收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话，也是受这篇文章启发而来的。

王命岳家族，在其高祖的兄弟辈中出过进士，此后家业不盛，到他祖父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是病废的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辱，在家中依靠老人养活，可是病一发作，就以打老婆解气。他祖父当家，吃饭的经常有10口人，生活来源极少，这个家很不好当。

王命岳母亲，家务之外，给人家做针线活，每日不停，夜间做到鸡叫，才休息一会，这样一天可以挣十几文钱。明季晋江大约400文可换一两银子，她一天针线活下来能得三分银子手工钱，可以买将近两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两餐各用米两升五合，晚饭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粮时，一天只能吃五六升米。为照顾老人，王命岳母亲淘米下锅时，从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来，间或给公公另做，让他吃饱，而她本人就经常半饥半饱，面容憔悴。靠她的缝纫工钱，王家就是这样的生活也不能维持。

王命岳在19岁中秀才后的第二年开始谋生，这一年有个朋友请他伴读，只供给一顿午餐，早晚还得在家里吃。21岁时，这位友人请他辅导孩子读书，办法是书由朋友自教，王命岳只是给那个学童看文章，自身还可以另外找事干。开始朋友讲的报酬是：每月三斗米，三钱银子蔬菜钱。工钱微少，王命岳核算一下认为合得来：东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请吃，以及参加学友社吃饭，大约一个月要去10天，自家开伙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斗五升，尚可余米一斗五升；三钱银子合钱120文，每日用柴钱一文，三天用菜钱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买米一斗五升。这样自身吃食之外，有余米三斗，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这点进项总比没有强，于是就应允下来。但是还没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变卦，表示愿意供给他伙食，而不再给钱米。命岳觉得这个办法自己是吃饱了，却没有剩余的银米养家，于是同朋友磋商，按当初议的条件办，但朋友坚持后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岳为糊口，也只得照人家说的行事了。

王命岳不甘心辅导学童一职，在教书、自学之外，日夜给人家抄写，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银子钱，和母亲的女红钱合在一起，家中勉强度日。

王命岳在东家用膳，吃的不会坏，想到老人吃不饱的情景心里就难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穷，给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饭，他就借故将送饭人支开，把肉和饭送回家里给老人吃，要支开送饭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话他。有时和东家一块吃，饭菜好，他没法省下来往家里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难于下咽，索性装病，连饭也不吃了。所以他在东家尽管饭食好，但心情不舒畅。

王命岳在贫困的煎熬下，仍尽可能地学习，在教书、抄写的同时，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机会参加科举，就有可能成功。他于23岁上死了父亲，守丧不能参加考试，27岁成为廪生，次年母亲故世，接着祖父亡故，如此两次服丧，又不能进考场，丧服完毕，31岁就中了举人。家里奇穷，又连遭大故，王命岳若没有坚强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坚持学习。贫寒人家的子弟，要改变家庭和自身的面貌，往往能够立志，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有不少人获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贵之家常常出浪荡子弟，败家毁身。可见对清贫寒素者不可轻视，不可侮辱。一个社会能允许这些人奋斗，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许人们为改变自身地位而奋斗的社会条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岳母子，命岳在其开始养家时祖父年已70，显然这位老人不能从事什么劳动了，而命岳母子的精力还不能全部投入创收劳动中——一个管家务，一个兼顾学习，这样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又怎么能不穷困呢？今天看来，他们的饥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节制人口生育，那么多的人不能创造生业，谁又能养活他们呢？这倒是在社会制度问题之外，人们应当总结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规律问题。明末时期的王家，一点点收入全用于购买粮食，王命岳母子勤劳的目的似乎就在于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饱，此外别无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么穿暖衣裳，什么文化娱乐，什么人际礼尚往来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只为取得一点粮食而活着，与动物觅食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贫穷到那个份上，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动物只要填饱肚皮。人要过人的生活，看来首先得搞好生产，用物质产品丰富生活，进而谋求精神生活的充实、高尚。

王命岳的经历，使我们知道一些读书人的生活很悲惨。试想，王命岳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属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一族，但是给人家教育学童，一个月仅有几斗米的报酬，还不能保障，是多么难得的收入呀！在这种情形下，他只好一文钱一文钱地计算着开支，一文钱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烧柴是一文钱，可这一文钱摊作三天的菜钱，哪里还有菜吃！知识人士的生活惨到这步田地，还要怎么悲惨呢！中国古今的知识人士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清贫，“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社会之不公平，假如还有正义感的话，大约是不会不愤慨的！铲除这种不公平，社会才能进步。

古代贫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举上。的确，有的人从中走出来了，王命岳家庭后来的变化就是一例，但能由这条道路上升的人毕竟太少了，广大的士人只能对举业向隅而泣，所以科举又是他们的囹圄，使他们永远摆不脱贫穷的困境。在古代，特别是清代，现实一点的读书人，在科举路上走不通时，改而经商、务农，一样可以发家，还可以用钱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级，真正是名利双收。这大约是聪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进考场的人应当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着科举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惯他们，那也只是瞎生气，不过是自己气自己，气坏了活该！谁叫你死守一条道，抱着贫穷舍不得放呢！如若还以贫寒为光彩，为清高，为守正，如此穷酸，更是可怜，令人不屑论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