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妇入宫朝见，马后以家人礼来接待，给人以温暖，对朝臣的家庭也给以关心。有人告发和州知州郭景祥的儿子要杀乃父，朱元璋欲以不孝罪处郭子死刑，马后知道了，说这是传闻之词，不一定真实，何况郭景祥就这么一个儿子，处决了他就绝后了。朱元璋一调查，果然是传闻不实，不是马后的劝说，郭家就家破人亡了。洪武十三年（1380），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赠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诰》），又是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元璋搞胡党扩大化，宋濂眼看要遭殃，马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元璋一心惩办胡党，不听马后的劝告。一次马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后对士庶的生活也有所关心。明朝太学建成，朱元璋临幸回宫，马后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有几千名。当时有些太学生携带眷属在京，他们没有薪俸，无法养家，马后建议按月发给口粮，元璋接受了，专门设立“红板仓”，存储粮食，发给太学生。此后，“月粮”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

明初有个商人沈万三，是“赀钜万万，田产遍吴下”的江南第一大财主（董谷《碧里文存》），据说朱元璋建设南京城，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由他出资修筑。又据说沈万三要求出钱犒赏军队，元璋问他，我有百万军士，你能普遍犒劳吗？他不知收敛，满有把握地说可以每人发给一两银子。这样的人，富可敌国，敢同天子抗衡，激恼了君主，要以乱民的罪名杀掉他。对此，马皇后劝解道：沈万三富是富得出奇，但他没有犯法，也没有谋图造反，杀他没有道理，也不符合法令，还是不杀的好。元璋听了她的话，免沈万三一死，把他流放到云南。

对于太医院的医生，马后也照顾他们的利益。马后最后一场病是严重的，元璋命太医诊治，但马后不服药，元璋强要她吃药，她说：如果我吃药无效，你就会杀死那些医师，那不等于我害了他们吗！我太不忍心了。元璋希望她医好，就说不要紧，你吃药，就是治不好，我因为你，也不会惩治医生。但是马后还是不用药，以致死亡。马后替医生着想竟至不顾自身的治疗。她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享年51岁。

马皇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得体。当朱元璋在甥馆时，与义父母及其家人；独立成家后，与义子，与丈夫的子女；做皇后以后，与妃嫔，与宫人，与命妇，与朝臣，与娘家，种种关系，料理得妥切，与人关系融洽。她能做到这种程度，重要的在于她按“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原则去办事，与他人的矛盾就易于化解。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

《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帮助丈夫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面，她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贡献。封建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贤妻良母与女子做独立的人绝然对立，而且只能是前者，社会不允许她与丈夫做对等的人。那时，贤妻良母就意味着妇女为丈夫、儿子牺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义！？时代变了，再宣扬封建式的贤妻良母，用那个标准要求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背道而驰，至少是容忍摧残妇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对现代妇女就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