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明代后期，山东诸城人贡生高晓，有七个儿子，在世时给他们分家产，每人30亩田，但到他死时，小儿子没有如实得到，儿子中的高廷芳把他分到的那一份转让给小弟弟（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高仲芝墓表》）。同时期，江南无锡人华效复病危之际，作了家事的安排，他有150亩地，三个孩子，每人分三分之一（《华氏传芳集·通奉大夫雍明府君宗谱传》）。

陆贾、石苞、姚崇等人的分家产，都是他们在世时进行的，这是分家的一种方式，即由家长主持。产业由其创造，分配时随其主张，诸子很少能反对的，这样分家时比较顺利，少发生纠纷。这种分法给家长也留一份养老财产，包括殡葬费也留足了，死后一般不会发生意外，等于自己发送自己，倒不会使子孙滞留不葬。这个分法传诸后世，时至今日，诸子分过，老人轮换去吃派饭的做法，即保留了它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分家方法，是兄弟们在父亲故世后自行分家，不过要请至亲长辈来主持，或做证人。东汉时会稽阳羡人许武，有两个弟弟许宴、许普。他向弟弟提出分开过，得到了同意，他就把家产分成三份，而每份的价值不一样，他首先要了有好田、大宅、强壮奴婢的那一份，把劣田、小宅、体弱奴婢的两份推给了弟弟，许宴、许普也都无异议地接受了。许武以所得的财力从事经营，没几年资产扩充为原来的三倍。他的邻居对许武的分家法看不惯，鄙视他的贪婪，赞扬他的弟弟们的容让精神。舆论就这样形成了，许宴、许普因而被郡太守选举为孝廉，出了名。这时许武请来家亲，哭着说：我不像做兄长的样子，主持分家干出那种丑事。其实我是因为两位弟弟都成年了，还没有荣禄，我想用那种分家法，给他们创造获得好名声的机会，今天果然得到了，我的名誉因而毁掉了也不要紧。现在我宣布，我把原来分的家财以及因此而扩充的产业，全部给我两位弟弟，表明我的原来想法。他说到做到，于是远方的近处的人都称赞他的义行，太守第五伦把他举为孝廉，他后来官做到长乐少府（《后汉书·许荆传》）。许武这样做，是故意制造分家产的不公平，作为取得名誉的手段。

在分家中义让的人史不绝书。明代吴江人曹大武兄弟九人，他出继伯父，伯父有田900多亩，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但是他八个弟弟在本生父亲家里所能接受的田地少，为照顾同胞，他要求祖父允许把他应接受的遗产共同分配，于是他只承继了300亩田（乾隆《震泽县志·别录》引茅坤文）。

以上两种分家法，对于财产的根本原则是同一的，就是诸子平均分配，不管少长，得到的都一般多，换句话说，父亲的儿子，都有同等的权利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仅上述事例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如元律就有《诸子均分财产》的条文，见于《元典章》卷十九《户部·家财》。这里所说的儿子是指正妻生育的，对于妾生的儿子，同样允许参加分配，元代就有“同亲过继男与庶生子均分家财”的规定。没有妾的名分的奴婢生的儿子也可以分得一部分财产，当然没有嫡生子多。如元代大名路人孙平有嫡子孙成，婢生子孙伴哥，孙平死后，孙成与孙伴哥为分遗产而打官司，政府判决，孙成得家产十分之八，孙伴哥得余下的十分之二（《元典章·户部·家产·补庶分家产例》）。只要是父亲血缘的人，都有财产继承权，至于继承多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在继承政治遗产上则有较大区别，在汉人当政的朝代，嫡庶长幼的名分观念很强，在嗣爵上，嫡子特别是嫡长子有优先权。

女儿有无财产继承权呢？上述事例都没有涉及，显然是没有份的，即没有资格继承娘家财产。女儿出嫁叫“于归”，就是婆家的人了，同娘家已经脱离家庭成员的关系，从而失去财产继承权。娘家给女儿财产，是在出嫁的时候给嫁妆，给的多少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以不损害家庭经济为原则。有的娘家给的很多，甚至给田产，但这是陪嫁，为使女儿在婆家有地位，而不是分遗产。有的对女儿偏心，多给一点嫁妆，如元代福建莆田黄某，“爱其女，尽以腴田嫁之”。黄某没有儿子，以黄已为嗣子，他想把财产多给女儿一些，只有趁出嫁时陪嫁，否则以后就没有理由再给了（宋濂《宋学士文集·朝京稿·莆田黄府君墓志铭》）。也有给女儿分家产的，那是个别的例外。如脍炙人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姻故事中，文君随相如出走，其父卓王孙生气，连嫁妆都不给，在相如文君夫妇开酒馆亲自佣作之时，卓王孙认为有辱家门太甚，才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初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到了成都。这是迫不得已给一些钱，还不是分家产性质。后来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重用，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夷，蜀人以有相如为光荣的时候，卓王孙对相如刮目相看，悔恨女儿这门亲事来得晚了，于是重新给文君家产，与给儿子的一般多（《史记·司马相如传》）。这一次给钱，具有分家性质，但其所以给家产，并非女儿有这种权利，而是为了巴结女婿女儿，所以它没有什么普遍性，在女子与娘家遗产关系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杨宇翔绘分家后父子关系图

寡妇对丈夫遗产的继承问题比较复杂，要区别情况处理，明人吕坤在《实政录》卷三《恶风十戒》中说明得较详细。它所叙述的处理原则是：在一个有财产的人家，丈夫死了，孀妇有儿子，全部继承丈夫产业，这种继承，实际上是儿子继承，产权在儿子名下，寡母并无所有权，只是在儿子未成年时由其掌握；若本身无子，而有丈夫在世时收养的儿子，寡妇和养子接受遗产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给丈夫血缘男性近亲平分；若无养子，而有女儿，也是继承三分之一，以便同女儿往来；若全无子女，就给寡妇留下200亩田，让她可以生存；孀妇坚持寡居，她所继承的遗产可以变卖度日，可以出借给人；孀妇如果改嫁，不得带走原夫的遗产。这些情况归结起来，是嫠妇可以继承丈夫一小部分遗产，目的是维持其守寡期间的生活，使她作为丈夫的人而存在，死去的丈夫才有义务养活她，她一改嫁就失去原来的夫妻名分，所以就不能享有遗产继承权。

总结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分家法和继承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诸子平均继承制。

这种继承制度使财产不断分散。一份已经集中的财产，一代人一代人地平均分下去，要不了几代，再继承的话已经没有多少财物了。明人温以介母亲陆氏问儿子：我们宗族为什么穷人多？儿子分析说：祖上葵轩公有田1600亩，分给四个儿子，至今传到第六代，每一代分一次家，传到我们这一代，不用说是人丁多、财产少了（《温氏母训》，见《学海类编》第三十六册）。温氏在葵轩时代是大地主，四个儿子各得400亩田，也是大地主，第三代每房若还是各有四兄弟，所得不过100亩，就是中等田主了，第四代则落为一般农民，第五代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贫民了。这样的分家方法，使小生产者增多。在中国历史上自耕的小农很多，其来源之一就是通过分家从富有者行列里分化出来的。人们的贫富分化，当然与剥削制度关系密切，但同财产继承制的关系也很大。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宜忽视这一点。

父祖给子孙分家，就出现一个老人赡养的问题，这在分家中是要明确的。陆贾轮流到诸子家吃饭的办法是常见的，老人不跟一个儿子固定生活，哪一个儿子都有赡养义务，老人也不偏向哪一个。另一种常见办法是分家时给自己留有一部分财产，以便晚年生活和死后丧葬费用，老人单独生活，不要诸子养活，免去了赡养与否的家内矛盾。这是一种好的分家法，只在有钱人家才能做得到，要不然的话，诸子分不到什么财产，老人怎么可能留下很多财物呢？当然在经济不宽裕的人家也有采用这个办法的，但绝不是极贫之家的。分家后老人在诸子中选择一个儿子，同他一起生活，这也是人们采用的一个方法。在以孝治天下的古代社会，总的精神是不强调分家，社会把子孙赡养父祖视为当然的事，人们重视的是子孙如何晨昏定省，如何注意老人的衣食，孝道讲了一大堆。而在实际问题上，如父子如何分家，分家后如何赡养老人，却不见有多少记载，看来古人不甚讲究赡养方法。孝道淹没了赡养法，是古人重义理不重践履的毛病，令人生叹。

前面说到的事实中，有人在分家时让产，照顾兄弟侄儿，就是因为这种“义让”，才在史书上留名。如此表彰他们，说明义让的事情如同凤毛麟角，是偶然现象，而分家时争多嫌少的现象却很普遍，不过那时有个规矩，分家要请同宗尊长来主持和仲裁，娘舅往往也充当这个角色，以减少分家中的争财矛盾。财产有实用价值，讲孝义的古代中国人，也不能不实际了，不能不在它的面前露出占有的眼神。史书留下来的义让典型不可不知，但我们要研究的应是分家中的普遍现象，找一找私有制社会分配遗产的规律。

今天人们看出古人分家中一个怪现象，就是拒绝妇女的继承权。女儿与家产继承无关，遗孀也没有份，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其实是极不合理的，这是排斥妇女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女子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为了它的真正实现，人们还要努力，还要同歧视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