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颐喊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的同时，却有几位再婚的孀妇，生活没有受什么“失节”的影响，相反过得还不错。

浙江钱塘人宁直，宋真宗时进士，任慈县令，死时儿子宁适尚在襁褓之中，妻子李氏改嫁洛阳人赵州太守任布，把儿子寄养在宁氏宗族中。一天任布的客人问主人，尊夫人李氏前夫的儿子还好吧，把任布问得摸不着头脑，归询李氏，李氏哭着说：我初嫁你时，不愿以小孩连累你，就把他留在宁氏族中了。今听说宁家破落，孩子也不知道流落在哪里了。李氏顾了任家，顾不得孤儿，心中悲苦，不是任布问及也不敢说。任布是“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纯约自守”的人（《宋史·任布传》），富有同情心，可怜李氏母子分离的不幸，花很多钱访求到宁适，收养家中，改姓任氏。任布待他如同己子，让他五岁开始受教育。任布官枢密副使时，要推荐宁适做官，李氏很感动，但是辞谢了。她对宁适说明原因：你是宁家的儿子，亲生父亲死了没地方容留才到这里，你应当自立，以刻苦学习取得功名，这样我死了才能瞑目。宁适听了母亲的教导，发愤读书，考中进士，这时李氏才高兴。李氏亡故，任布对宁适说：以前没有推荐你，是尊重你母亲的志向，现在荐举你，表明你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请你不要推辞了。宁适鉴于继父的诚恳，出去做官。待到任布死，宁适如同亲生父亲故世一样，解职服丧。后来奏闻朝廷，复姓归宗，但宁、任两家欢好如初，世为婚姻（《邵氏闻见录》）。李氏一身兼顾宁、任二家，有信念，善教子，终如其愿。

刘湜，彭城人，家境贫寒，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给一个当兵的。刘湜读书中进士，做官，想到母亲，于是穿着朝服，到兵士家把母亲迎回家中孝养。后来做广州太守，在任二年，以故乡有老母，要求内徙，皇帝体谅他的感情，将他调任徐州太守。他回到家乡，得以侍奉母亲（《宋史·刘湜传》）。这位老妇人前半生艰辛，后半世饶裕。离开兵士家时，记载未言她的后夫，可能已不在世了，否则刘湜对他什么态度，应有交待的。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两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再嫁朱姓，朱家管他叫朱说。范仲淹与朱氏兄弟一同读书，考中明经科的学究科，继父和异姓兄弟待他一定不错。范仲淹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感谢母亲的抚养，拜别朱家，外出求学，考中进士，当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于是迎接母亲到家中奉养，恢复自家姓氏，用了后来通行的名字。范仲淹对待母亲很孝顺，母亲故世，辞官守丧。他经常回忆母亲生前的情况，因她在世时家庭经济不宽裕。后来虽然富贵了，但不愿奢侈。不来客人，家里不吃肉，妻子的衣食，以温饱为满足。可是对待亲友却乐于帮助。他捐田建设范氏义庄，赡养同宗族的亲人（《宋史·范仲淹传》）。

杜衍有一段父死母嫁的痛苦生活。杜衍是山阴人，父亲杜遂良官尚书度支员外郎。他是遗腹子，母亲改嫁河阳钱姓，他从小跟祖父生活。长到十五六岁，同母的两个哥哥以为杜衍的母亲改嫁，一定把财物带到新夫家去了，向杜衍要钱财，杜衍哪有金钱来应付，被哥哥用剑砍伤脑袋，不得已到河阳投奔母亲。但钱姓继父不同于宁适的继父任布，根本不愿收留他，他只好在外流浪，后来得人资助才读书中进士（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宋仁宗张贵妃之父张尧封，进士，任石州推官，早死，遗下妻子钱氏、女儿（张贵妃）和庶子化基。钱氏要求张氏族人帮助，遭到拒绝，钱氏无法生活，把女儿卖给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伎，自己改嫁蹇氏，生子守和。公主家把张贵妃送进宫中，由仙韶部宫人贾氏教养，当仁宗在皇后宫中饮酒时，张贵妃以俳优演奏，被仁宗赏识，以后大受宠爱，封贵妃，乃父被追封为清河郡王，钱氏受封为齐国夫人，张贵妃兄化基、异父同母弟蹇守和，均得官（《涑水记闻》卷八、《宋史·张贵妃传》）。这是孤儿寡母陷于卑贱生活，因偶然机会而得皇帝恩赏，生活从地下升到天上的。

王博文，曹州济阴人，祖父王谏曾任两京作坊副使。他幼年丧父，母亲张氏改嫁韩姓。博文好学，中进士，历官地方上的知州、转运使和中央的殿中侍御史。他认为“子无绝母礼”，母亲虽改嫁离去，并不妨碍向朝廷给她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表现。任布类型的后夫对待妻子前夫儿子的热忱负责精神，虽然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但是仍值得推崇，因为杜衍继父钱某那样的人也不少见，发扬前者，以杜绝后者，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

异父母的兄弟姊妹如何相处，这也是处理好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张皇妃在得到宋仁宗宠幸后，有条件照顾家人，对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同母异父的弟弟一样给予恩惠，不歧视异父兄弟，把他们看作一家人，实属难得，也是好品质。

处理好妻子前夫子女的关系，处理好异父兄弟姊妹关系，要有一个思想前提，就是承认妇女再婚的正当性，对她们的再婚给予同情、支持，至少要谅解，克服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思想。把妇女二次婚姻看成是正常现象，对她的前夫子女就不会另眼看待了，“拖油瓶”之类的观念就不会存在了，家庭关系就会处理好了。

总括全篇所要说的意思：子女尊重再嫁母亲，异父的兄弟姊妹相互爱护，丈夫抚养妻子的前夫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正确态度，反映道德品质的高尚，是我们民族的一种良好文化传统，需要今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