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弘是两汉之际人，西汉哀平之世任侍中，王莽新朝官共工（少府），更始政权召他，以死不赴任，刘秀即位征为太中大夫，随即出任大司空，受封为栒邑侯。宋弘为人，注意宗亲关系，所得俸禄，分赠九族，个人没有资产，“以清行致称”，身居相位，以辅君荐贤为己任。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弟弟想给她再招个驸马，就假意与她评论朝臣，以了解她选择夫婿的意向，湖阳公主说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看中了宋弘，而且颇有敬意。刘秀获知姐姐的目标，愿意帮这个忙。一次因议事召见宋弘，特意安排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刘秀要做媒，但很讲究策略，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了解宋弘对婚姻问题的基本观点。刘秀讲：俗谚说，人尊贵了就不再接交旧日平民朋友，富有了就抛弃家贫时的妻子而另娶新妇，这是人的常情吧？刘秀试探宋弘是否谚语中所说的那种人，宋弘回答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表示他是不会因富贵而易友、易妻的人。“糟糠”，这里指粗糙的食物，糟糠之妻是制作粗茶淡饭的妻子。清代有一个贫士娶了一个妾，妾每天所做的食物，“惟粗粝而已”，所以他的妻子开玩笑说：“古闻糟糠之妻，不闻糟糠之妾。”（徐珂《清稗类钞》）这儿说的“糟糠”准确地反映宋弘所说的意思。刘秀得知宋弘的严肃态度，只好对姐姐说：你已经听见宋弘的话，他的态度你也知道了，你们是不可能结婚的（《后汉书·宋弘传》）。

刘秀希望姐姐和宋弘成亲，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以天子权威搞强迫命令。这一点和戏剧中的描写是不相同的，不能不说在这桩婚事上刘秀的做法是正确的，态度是开明的。宋弘拒绝这个婚姻，表现出尊重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思想，忠诚于爱情，当然值得肯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是封建禁欲主义信徒，反对郑声，反对女色等，这是他的政治观念，已不完全是生活态度问题。后人在表彰他忠于夫妻生活的同时，也不宜拔高他，说什么他在婚姻问题上与皇家作“斗争”。

宋弘拒婚，确实树立了榜样。南宋国戚夏执中就以他为楷模，和糟糠之妻永为夫妇。夏执中，江西宜春人，曾祖父夏令吉当过县主簿，以后家庭情况很不好，父亲寄住在寺庙里，把姐姐送到宫中。他姐姐后来成了宋孝宗的皇后（成恭夏皇后），因此娘家人得到封赏，夏执中最初被任为承信郎，不久升为阁门宣赞舍人，奉国军节度使。执中以一介平民和妻子来到临安，皇宫里的人认为国舅妻子太土气，没有名门的地位，于娘娘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使夏后高兴，主动劝说执中休弃妻子，另从上流社会选婚。但是执中听不进去，夫妻和好如旧。一天，夏皇后召见，亲自劝说弟弟再行婚配。执中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说出宋弘对刘秀讲过的话，“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作为对姐姐意见的回答。夏后见到弟弟的坚定态度，也就不好再勉强他了（《宋史·成恭夏皇后传》）。这一对贫贱出身的夫妇终于白头到老，想来也是同穴而葬了。

还有一批不知名的新贵而不易妻的人，他们是宋弘同时代的人，是赤眉军的领导成员。赤眉军从山东兴起，打下洛阳，进入长安，纵横当时中国主要地区，一度占有天下。起义者多是平民出身，战争使他们成为新贵，地位大大改变，但是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旧日习惯。在家庭生活上，维持原来的夫妻关系，不另娶新妇。赤眉军失败，他们投降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处置他们时，看到这些人有三个长处，第一条就是保留原妻。刘秀说他们“攻破城邑，周编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因此优待他们，令在洛阳居住，每家赐给一所宅院，二顷田地（《后汉书·刘盆子传》），这些将领遂能全家团聚，安居乐业了。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诚可赞扬，也应当赞扬。第一，他们忠于感情，夫妻已经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照顾，有共同情趣，因而不愿分离，以维持和发展原有感情。第二，丈夫念旧，现在社会地位大大改变了，但是昔日可能很低，夫妻有过一段共同奋斗的生活，从痛苦中走过来的，不愿放弃旧日的恩情，为谋求新的幸福而使妻子陷于新的更大的不幸。第三，不势利，因为若再结亲，对方的门第必是高贵的，甚至超过自身，可对未来的发展提供有利因素，而要实现新婚必须弃旧，这种遗弃就纯粹是势利所驱使了。不尊重夫妻感情，为势利而弃旧另娶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为势利所惑，维持原来的婚姻，是道德高尚的表现。

当然，今天我们观察古人的这种社会现象，应该进一步，还要分析那些实践者的思想状况，以便认识得深入一些，也即恰如其分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另外，对那些反此道而行的人，也同样要分析，一概地简单地骂倒当然容易，可是事物是复杂的，不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也有离婚的，改变地位的人的离异难道仅有地位变化的原因吗？若有其他缘故，就不能全然忽视了。不应该形成这样的公式：社会地位提高了的男子离异再婚，就是陈世美行为。事情贵在具体分析，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无限赞扬“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实践者，也不要随便就给改变婚姻的人扣上“陈世美”的帽子。一切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为追逐财势而放弃感情的人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该诅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