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女子选婚的方式和结果有所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荀阐之女儿的完全自主婚姻。荀女反对家长的包办婚，有自己的恋人，一点不征求家长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在家庭不可能支持的情况下，以出逃实践婚姻自主的追求。婚配是自家的事，配偶要自己来选择，她追求的是恋爱自由。这种要求，在儿女作为父母附属物的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女子，要遵行三从四德的伦理，哪能容你自由恋爱！凡是追求这种自由的，其婚姻和婚后生活多半是不理想的。即以荀女而言，出逃本身就是不幸的，离家后必然遇到许多困难，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到寺院当了尼姑。是情人抛弃了她，还是情人死了，史无记载。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并不以再嫁为耻，不管哪种情形，她都可以再婚，她没有这样做，万念俱灰地遁入空门，不能不说与出逃有关。她为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付出了血泪的代价。自行婚配，还不符合封建的婚姻礼仪的要求。古代议亲，根据礼法要经过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首先要有男方请的媒人到女方家问可不可以议亲，同意了，女方报告女子姓名，男方回去占卜，得到吉兆，告知女家，并送聘金，约定日期，新郎迎娶新娘过门。只有经过这些步骤，做到“明媒正娶”，婚姻才是合法的。若是恋爱结亲，就没有纳采、问名、纳吉等步骤，就不用请媒人，即使请了，也是事后补救，算不得数。不请媒人，不按婚仪程序走，就为礼法和舆论所不容。《礼记·曲礼》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凡是没有保媒的女子的结亲，被叫作“私奔”。《诗经·卫风·氓》里的那个自由结婚的女子也深知这一点，要求对方拖延婚期，以便请媒人——“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荀氏女出逃，当然没有媒人，不行六礼，被正统派歧视，说荀家“出失行女子”（《南史·荀伯玉传》）。不仅舆论蔑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也低，《礼记·内则》讲：“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把自由结婚的女子当作妾来对待，将良人降为贱人，对于自由成亲的女子的迫害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另一种类型是在家长主持下的局部内容的自主婚姻。像徐吾氏在公孙楚、公孙黑二人中择其一，徐邈女在家长的属员中选择，郑畋女和周、汉国公主对特定的专人发表意见，可供她们挑选的对象有限，而且平素没有交往，谈不上有什么爱情，往往以一眼定终身。这一眼主要是看对方的相貌和作风，她们是千金小姐，要求夫婿的长相和风度也是很自然的，有合理性。她们的择偶还不是恋爱婚姻，但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些女子的家长在女儿的婚事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们征求婚姻当事人的意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令她们选择，一旦她们表示了态度，家长是尊重她们的，按她们的心意去办。尊重当事人，不搞父母之命神圣不可变动的信条，有一点民主的作风。像徐邈那类的家长是难得的，他们的女儿应该说是幸福的了。这些人的开明举动，与他们为人有关，如郑畋是“器量弘恕”的人，对他人尚能“以德报怨”（《旧唐书·郑畋传》），对子女也不那么刻板，而较宽容。徐吾犯听从子产的意见，才令其妹自择夫婿，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出了这个好主意。如此看来，徐吾氏等是碰到了较开明的人，是幸运儿。

第三种类型是家长承认女儿选择对象的既成事实，如贾充同意贾午与韩寿的婚事。贾午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丑事，贾充发觉后，不愿张扬，乃使他们结合。这种家长面对现实，不去制造恋爱悲剧，也有开明的地方。这种人在封建时代受到一些歧视，那是以封建礼法要求他们，说他们家教不严。那个时代确实如此，但家教严，就是女子信守三从四德，有何好处！所以今天我们倒可别作分析，摒弃传统观念，对贾充辈无需作过苛的评论。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