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的议院，自王韬开始，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热点。留学英国的严复，一有空闲，就爱钻到英国议院去旁听，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们，也常把观察议院开会当成一件趣事和要务。从中国人直观的感觉出发，他们敏感地发现这是中西政治中差别最大，也是差得最根本之处。也可以说，议院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心中的一个无法消释的“结”，更是一个“神话”，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神话。

当然，在王韬那个时候，他对议院的认识还相当浮浅，认为议院的作用就在于使统治者以通下情。“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而英国政治，“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能而君否，亦不能行也”，故而“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所以“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而且，他非常自负地认为，议院政治实在是中国古已有之，而议院在泰西的存在，“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后来的何启、胡礼垣由于长期在西方受教育，并在香港从业，虽然对西方议会政治认识较清楚，但他们基本已游离于本土知识界，所以他们的认识，并不代表中国士人的认识水平。而郑观应的看法几与王韬相同，他说：“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接力棒递到维新派的手上，他们毕竟是比前辈进步了，虽然没有出国实地考察，但是可看的政治学的书籍还是能找到几本，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认识比王韬他们深入了一步。在有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虽然也重弹了前辈设议院以通民情的老调，认为中国之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欲进补剂，宜除噎疾，使血通脉畅，体气自强”，但议院的功能则是“俾轮班人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而议员的产生则是“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而且“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宜示天下”。把议院的产生、换届以及议政、立法的功能都说了出来，而且除了“轮班人值”而外基本上符合西方议会当时的情况。看起来，“康圣人”的书是比王才子读得多一点。不过，“康圣人”的议院，却没有议院之名，只是让皇帝“开武英殿”，而议员也不叫议员，“因用汉制，名日议郎”，古色古香的。

他的高足梁启超，居然进一步论证了“议郎”这种古已有之货色的根据。他曾专门写过一篇《古议院考》，他居然考证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但却有议院之实。在他看来，议院的思想，实在可以从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比如《礼记》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日可杀，然后杀之”之类，都讲的是议院的实质内容。又着重考证了他老师提到的“议郎”，他认为其实汉代的议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谏大夫，二是博士，三是议郎。他提出证据说东汉王隆的《汉宫解诂》里讲“议郎不属署，不值事，国有大政、大狱、大礼，则与二千石博士会议”。而且汉朝官制，高级官员还有“议曹”的名目，也属于古之议员。甚至，他连清朝入关的“八王共议国政”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也说成有议院之风。

很明显，梁启超这种考据是为政治服务的，很难做到科学和合理，目的就是为了给议院这种趸来货找点传统的依据。汉代的议郎不过是皇帝宫中中下级的属官，系一种低档次的顾问与咨询侍卫，有时也参加御前会议、宰辅会议和百官会议，他们在相权尚十分嚣张的汉代，实际上是作为皇帝的帮闲来出席会议的，在会上只能为皇帝帮腔起哄，作用与地位都非常低微。相对来说博士作为太常（九卿之一）的属官，位列清要，在上述会议上倒是乐于也敢于发言，因而参政议政的分量要大得多。但也谈不上是什么议员，因为即使在汉代，这三种会议并不常开，即使开，一般也是实际控制局面的帝或者相说了算，发言权还是以官阶的大小为准。漫说并不敢多说话的议郎，就是敢于直言的博士们，说了话有没有人听也很难说。

就像康有为炮制《孔子改制考》来“托古改制”一样，这种拾“西学中源”论之牙慧的行为，固然有其积极作用，可能会减少一些人对开议会的心理顾虑，也可以拿它去掩守旧派的嘴，当然掩得住掩不住另当别论。不过，在维新派已经下定决心在中国掀起一场政治变革的风暴之时，还这样遮遮掩掩地搞这种牵强附会的“托古改制”，实在是弊多利少。对于有百多年朴学传统的晚清学界，尽管理学复兴、今文经学再生，但乾嘉遗风犹在，梁启超搞的这套考据把戏，明眼人不用查书，一看便知是牵强穿凿之说，要蒙，也只能蒙那些一知半解，不晓唐宗宋祖为何许人物的三家村学究，而稍有功底的学人都会大摇其头，守旧者以为你在欺世售奸，维新者也会很不以为然。严复在读到梁启超这篇《古议院考》之后，写信给这位才子批评他凭空臆断，穿凿附会，在严复看来，把议院的民主制度说成是古已有之，其副作用就是削弱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而君主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

作为思想家，严复无疑要比梁启超深刻，他的质疑是正确的，政治改革不破不立，不让人们明了君主专制制度之弊，就无从确立新的民主制度。如果维新派也承认汉代有议院，那么就等于说汉代已是民主制度，反过来，守旧派就可以援引汉代的种种专制实迹而证实他们所维护的“祖宗之法”与“祖宗之制”的合理性，这样一来，康梁等人岂不等于自请入瓮？

经过严复这么一批，康梁等人也有所悟，从此以后，他们就直接提议院、议员而不大提“议郎”了。

自王韬、郑观应始，中国先进士人就对议院有一种近乎幻想似的迷恋。由于缺乏对议会政治的直观感受，更不晓得议会政治的具体运作，他们往往把议会理想化，想当然地将西方所有的成就都归之于议会政治。这种倾向到了康梁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康梁之后，这种议会神话仍旧传递了下去，无论是立宪派的请愿，还是革命派的革命，建立议会政治都是他们不渝的志向，也是他们改变中国的最大寄托）。梁启超曾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呼：“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日：议院哉！议院哉！”议院之设，上可集众官之智慧，中可听取民众的呼声，下可借以发表对国政的意见。可以使全国上下通情，君臣欢洽，举国团结（合群），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走向富强。事实上，梁启超已经把开议会作为治疗中国人一盘散沙毛病的一种药方。孙宝瑄在当时有过一种设想十分有趣，在康有为的《大同书》尚未面世之前，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他关于议院的憧憬和理想。在他的理想社会里，议会居然成了社会的骨架：“吾思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同。乡立议院，家出一人人，议治一乡事。县立议院，乡出一人人，议治一县事。府立议院，县出一人人，议治一府事。省立议院，府出一人人，议治一省事。国立议院，省出一人人，议治一国事。合大地立一议院，国出一人人，议治万国事。当是时也，国无强弱，家无贫富，人无尊卑，无仁暴，无愚智，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显然，梁启超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议会开会时的情形，更不了解议会政治必须与政党政治相配套，而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恰恰是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开会就是在辩论或者说是在争吵，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分化、重组，再加上游说与交易谈判，议会政治至少从外观上像个吵吵闹闹的“疯人院”。像中国维新派所想象的那种通过议会开会达到上下一致、全国一致的情景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对外宣战，也有人提出反对动议或者投反对票。议会的作用在于民主议政，在于集中多数意见最大限度考虑合理性地立法，更在于将政治过程公开，通过政党间的竞争达到监督和优化选择，也是为了与行政与司法部门分开，达成一种权力的制衡，在动态中保持政治系统的稳定，不至于因行政首脑个人的因素影响政治大局。这一切，当时的维新派中的多数是不可能了解并体会的。

议会毕竟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容，代议制的确是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但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又有各自的特点，其功能与运作形式也不尽相同。议会政治不是能够单独存在的政治制度形式，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机制与政治文化环境相配套，议会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成为祸乱之源。说到底，制度并非神通广大的魔棒，只要挥舞起来，就会立即出现奇迹。当然，这个道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人懂得了一些。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自组织进步党参加议会竞选而后又作为内阁成员面对大打出手、墨盒乱飞的开会场面之后，原来过于理想的议会图景才逐渐消失。

颇为令人奇怪的是，曾经把开议会作为政治改革中心内容，并且几乎把议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维新派，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居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议郎”又变成了制度局的“才隽之士”。制度局与议会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连康有为自己也清楚。制度局更像是一个光绪的新军机处，而希望入选其中的康梁谭诸人则是没有头衔的军机大臣，是首辅更是宰相。

使他们一改初衷的最直接原因是皇帝的态度与变法改治的现实，为了能够迅速而尽量减少障碍地进入中枢，指导变法，牺牲一下理想当然也是可以的。康有为虽然从书上知道议会如何如何的好，但“纸上得来终觉浅”，进入政治现实之后，他还是更习惯采用原有的形式，利用传统的议政、辅政方式才更方便、快捷，因为传统士人出身的他，血管里流的都是这种出将入相、致君尧舜的血。

使他们暂时搁置议会的原因是出于对民智不开的忧虑。就在梁启超考证了一大通古议院之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当今的中国不宜开议院（古已有之，为何今日不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而在当时，并非所有的维新派都认为只有等到民智已开才能开议院的。谭嗣同和林旭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主张开议院。而孙宝碹也认为：“苟开议院，则无论民智民愚，皆可不乱。何也？议院开而行公举，则贪虐之吏必尽去，而民之贫困者渐少，盗贼不起，乱何由作乎？”以政治清平的角度，认为即使民智不开，也要开议院。到底谁对呢？从现实策略来看，康有为可能更合理一点（但同样碰到了西太后的痛处），而从理论上讲，也许孙宝碹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