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问话之后，光绪进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既然举国上下，只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变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么即便有种种风险，光绪与翁同龢也决意“举国以听”了。因为“煤山前事”（康有为上皇帝第五书语）再现的惨景，实在是每个帝王都难以承受的。

由于总署问话中，康有为提及他这几年编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康有为自然不敢怠慢，发动学生昼夜兼程，重新校改书稿，于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后进呈这两部书，及有关疏奏。康有为所梦寐以求的中枢维新终于在他的参与下开始了。康有为在编撰中掺入了大量自我意志的这两部书，堪称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变政考》是康有为用功最勤，耗时最久的一部著作，他从1886年就开始编撰，其弟子门生和长女康同薇都参与搜集资料的工作，整整历时十年，其书方成。然而，康有为最先送给光绪御览的，却是匆匆赶出来的《俄彼得变政考》。显然，这是具有鲜明意图的，康有为在此有意强调了君权变法，君主“乾纲独断”的色彩。为了达到最有效地强化这种色彩，康有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历史，把一个本来只有名义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维新精神与实际的双料领袖。

好像还怕光绪不明白，康有为干脆直截了当地把话说了出来，他告诉光绪，对于中国人来说，足资法效的变法实迹，只有俄日两国。因此必“择法俄、日以定国是”。此二国均是始遭削弱欺凌，继而变法自雄，而且都是借君权以推行变法。他说：“愿君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就是要光绪学俄彼得大帝“乾纲独断，专以新国新民为志，不为强邻所摄，不为守旧诸臣所移”的魄力和精神，而变法的具体步骤与操作方案，则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准。照此依样画葫芦，其实就是要变法照他的规划进行。

在《俄彼得变政考》中，康有为为光绪展示了一幅俄国彼得大帝排除万难，不惜用武力和阴谋粉碎所有阻碍，并且化装易名出国学习考察的铁腕君主的形象。书中对彼得残酷镇压射击军的叛乱，粉碎旧贵族的反抗，甚至囚其姐（俄国原君主）、杀其子的种种表现极尽赞美之能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彼得的政敌统统指为守旧派、顽固派。同时刻意突出了彼得一世改革的大刀阔斧与快捷迅速，几乎像有一根魔棒点化一样，俄国的一切都变了，从政治制度到社会习俗（断发易服——这是维新派特别欣赏的），从宗教体系到军队面貌，在一个没有文化遍地文盲的土地上，出现了大学和医院，使一个饱受强邻瑞典欺凌的老大帝国，成为打败欺凌者的复仇巨人。康有为在描绘彼得改革时，让人几乎觉得就是在说中国，说大清帝国，俄国彼得之前的种种一如清朝眼前的种种，而俄国旧贵族的种种不满与反抗，一如清朝顽固派尤其是宗室亲贵的种种对变法的不满。那么，不言而喻，所谓效“彼得心法”，就是要不但学习彼得乾纲独断，锐意变法，学习他的开放姿态和学习精神，还要学彼得的心狠手辣，大义灭亲。显然，这种俄国哥萨克式的变法风格虽为光绪所羡慕，却是不敢想也不敢学的。清朝历史不是没有过像彼得一世这样以霹雳手段除掉政敌的事例，远的有十四岁的少年康熙除鳌拜，近的有西太后去掉肃顺集团。涉及亲贵的也有，像摄政王多尔衮就死得不明不白。但光绪不行，他没有这个魄力，更没有这个可能，虽身为九五之尊，但一举一动都处在西太后那阴鸷目光的监视下，对于他的皇阿爸慢说动手术除掉，就是稍有违拗都不敢。

值得注意的是，俄彼得一世的改革，虽然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意味，但建立的却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他摧毁了原来俄国制度中的贵族民主体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贵族的反抗才如此激烈）。康有为编撰的《俄彼得变政考》很显然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他看来也担心光绪如果真的学起彼得来，把民权和民主打入冷宫。这种善意的篡改非常强烈地显示出康有为左右变法走向的意愿。

既然学俄国人有困难，那么光绪只好把眼光集中到日本身上。甲午战争后不久，光绪听说黄遵宪作了一部《日本国志》，花了很大篇幅叙述明治维新，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理衙门去找。因此，在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之前，光绪对明治维新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甲午战争后，先进的士人圈子里，还流传着几本“东文”的明治维新史。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东西光绪有没有可能看到，我们不太清楚，最大的可能是，即使看到了，由于叙述角度的不同和语言的障碍，光绪恐怕也不甚了了。所以，光绪十分看重康有为的这本专门为他编撰的明治史。在看到了《日本变政考》之后，光绪还意犹未尽，要求康有为进一步完善补充，因此康又将前书重新修订，使之语言更通俗晓畅，并附上了《日本变政表》，改名《日本变政记》，陆续呈上。光绪要得非常急切，康有为与门生昼夜兼程，编完一卷上呈一卷，方刚刚能满足光绪的胃口。康有为对此书也非常自负，在此书的跋中他不无得意地自称：“其他英德法俄变政之书，聊博采览，然切于中国之变法自强尽在此书。臣愚所考万国书，无及此书之备者。虽使管诸复生，为今日计无以易此。我皇上阅之采鉴而自强在此，若弃之而不采，亦更无自强之法矣。”

我们不要笑康有为这种自比管（仲）诸（葛亮）的良好自我感觉，在当时之世，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拿出这样的变法方案来。

《日本变政考》以及后来完善的《日本变政记》，采用的是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有意作了合于己意的筛选和舍取，而且每记一事，紧接着就加上一段案语，尽情发挥自己的主张。“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赅详尽，网罗宏大”。

《日本变政考》除了强调君权变法，要求光绪效明治天皇“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之外，着重描绘了所谓天皇对“草茅微士”的破格超拔，和对他们的信任倚重“任贤勿贰”，以及对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的坚决罢斥、“去邪勿疑”。再明白不过地暗示光绪要破格提拔他和他那一群尚未入仕的弟子，以及尚位卑官微的维新同志们。总理衙门对话再次激起了康有为欲为伊藤博文的欲望，坐镇中枢指挥变法是他此时最大的抱负，为此，他不仅自己抓紧运动权要，频繁上书，甚至在规划变法路线时也忘不了暗中毛遂自荐，而且仍然安排早已无心对付八股的弟子们继续科考，以求得进而进入仕途，壮大维新阵容。吴稚晖曾抱怨说，他曾去看康有为，提出不赴八股考试，康有为举双手说好，可是后来梁启超等人仍然“还去入场”，因而很生气康“说话不大当话”。

经济改革是近代化的首要任务，康有为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强调大机器生产的新式工业（一般来讲，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往往惊骇于工业革命的成果，热衷于大机器生产的威势），认为泰西大机器生产，可以吸收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中国眼下“士农商业俱穷，正宜大辟工业以养无限之穷民”（应该说，这种愿望固然不错，设想也很有气势，但实际上并不现实，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必先从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人手，迷恋于大机器，重轻工业不分，这正是洋务派的毛病）。当然，康有为也没忘记商业，他赞美日本设立农商局以保护奖励商业的做法，也推许日本商人立商社考商务的做派。“观其所以保商人，兴商利，除商害，助商本，一切推行美意良法，无遗憾矣。”对于并无经济学专门知识的康有为来说，这种见识和这种规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政治改革是康有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最多的笔墨。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改革方面建立的只是二元君主制，距代议政体相距尚远，所以康有为着重强调了日本的官制改革，他针对中国官场的种种弊病，强调学习日本官制改革提高效率的关键，一要裁并机构、淘汰冗员浮吏；二要健全负责制，改革以往以相互牵扯以利控制的官制风格；三要任人唯才，官吏要有专门知识；四要以西方行政体系的模式来改革行政区划，分设刑政与民政之官，改变以往中国地方官包揽一切的现状。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康有为对中国官场弊病还是十分清楚的，因而针砭能道着痒处，开药方也对症。

法律制度的变革也是近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中国法律刑法、民法不分，没有宪法的现状，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仿效泰西法律制度的办法，不仅要仿西式的法律，改革中国法律体系，而且要设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康有为的这个设想，后来在清廷实行“新政”之时，由法律专家沈家本实现了。

文化教育的改革，本是康梁这种文化人的专长。在这里，康有为尽可能地发挥了前阶段关于开民智的理论，借学习日本，大力提倡兴学校、废八股，尤其看重日本普及平民教育之举，以为非如此方足以提高全民的智力水平。他认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五者缺一不可。”把教育改革提高到强国的战略高度。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社会改革，认为日本易服色、变正朔，讲究卫生，修整道路，建立近代城市制度的种种西式的改革也是值得效法的。他其实知道，日本易服色这一项，一向为士大夫所诟病，但是维新运动中，康梁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衣服变革虽是小事，但由于它是贴身的东西，贴身的东西能变，则其他变革无所不能。因此他们不顾强大的反对声音，坚持认为这是改革的必需。殊不知，这一点也恰恰碰到了西太后的禁忌。

其实，更犯禁忌的事还在后边。康有为进呈的所有他编撰的书，光绪都另具一份呈送西太后，而且是由翁同稣来办理的。光绪和翁同龢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书恰恰碰着了西太后的心病。这些书提倡的君权变法里，都没有她的位置，非但没有位置，而且字里行间还隐然露出对她的威胁。试想，如果光绪学俄国彼得一世的做派，那么应该大义灭亲的对象将是谁呢？要说变法使谁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在中国首先就是她这个铁女人。因为变法将使她失去权力，她的地位就像俄国那些因改革而丧失叔力的贵族们，与彼得的姐姐索菲娅差不多了。这两部书的变法规划给她描绘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在这图景中，她将是不言而喻的牺牲品。

变法方案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一个保有权力（或分享）的依据，反而要把已有的剥夺干净，清除她在权力系统中的存在。这种方案其实也是她始料未及的，她想不到在她尚且控制大局的时候，有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而最可气的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光绪居然准备按这个方案进行变法，而且一向受她赏识提拔的翁同稣也嚷赞此事，还居然老着脸皮亲自将这种刺激她的书送上来。不问可知，西太后对这种行为是十分恼火的。从这个时候起，光绪与西太后的见面请安就充满了某种不安和危机。稚嫩的皇帝诚然也有所觉察，但老谋深算的西太后并未露声色，年轻的光绪自然也就不测其所以。西太后反击的暗中布置已经开始了。兴致勃勃的翁同稣也许还不知道，也许是西太后看出了变法中翁同稣恰好处于中枢圆转的位置，也许还是由于正是他送来了可恶的康有为的书（就像报噩信的乌鸦），一个针对他，也针对变法事业的阴谋已然在酝酿布置了。未几，两份弹章不早不晚地送了上来（虽说办得并不漂亮），翁同龢就此离开他陪侍多年的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