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满人）高比例地参政议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给旗人留出尽可能多的位置，以确保政权的满族特质。进关以后，变了形的八旗制度，尽管其主要功能军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汉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与汉人、与关外旗人都不相同的风习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为全国政治中的个体发挥作用，而作为旗下的一员，他又与旗下闲员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声音也是统治者所必须顾忌的。

随着清朝全国统治的延长，旗人政治势力一直处在消退之中，高额的参政机会并不能保证旗人的政治素质，长期的优裕生活与豢养政策，使得旗人在锦衣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汉族官僚处理政务，尤其是应付紧急要务。

晚清湘淮军的崛起为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救了驾，可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中满重汉轻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满员从此就成了点缀（大多数时间是无足轻重的点缀）。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声音来掺和，因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满缺汉缺比例，依旧维持原状，各部从堂官到司务、笔帖式，满员均占一大半，据统计，中央内阁及各部，旗缺要占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汉对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尽管多为尸位素餐之辈，然而通行的惯例依旧有效。“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各部属员最关键的差事是掌印、主稿两职。主稿负责起草文件，掌印负责“佩司印之钥”，后者权重，前者责繁，所以一般主稿多为汉员，而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汉人终身无佩印钥者”。也就是说，让汉员办事而满员掌权。在满员日见低能的情况下，结果是加剧了各衙门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风，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后状况，实际上与满员日趋没落的趋势有关。

旗人的没落也与他们在大变动的时代不思进取，不思变革有关。从总体上讲，在晚清时节，满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气氛比较浓，中国第一所洋务学堂同文馆本来主要是为培养满人洋务人才而设，但满人之诗礼之家，隽秀之才绝不肯踏入门槛半步，入门的无非是穷极无赖之辈，所以同文馆出身的旗员，除张德彝还算差强人意之外，并无出类拔萃者。这大概是满人入关之后，接受汉化往往易于受传统文化比较陈腐的部分的影响，乾嘉汉学兴盛百年，戴（震）、惠（征）流习被泽士林，而满人无与者，而且无论是今文经学的复兴，还是经世学风的再起，满人学者都无突出的表现。但是出名的理学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几个，像倭仁、徐桐。所以，当汉族士大夫可以凭借儒学特有的弹性跃起而求新知、讲新法时，满族士人则更趋向于抱残守缺，躲在封建义理的胡同里走不出来。

晚清的整个趋势，旗人政治是日益趋向没落，他们实际的干政、参政能力是在减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旗人自然不肯眼睁睁看着自家没落，或强或弱，他们总会作出些努力来挽回颓势。这种努力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占主流的是一种强出头的方式，即硬占住位置，强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一次有关战与和，洋务事业兴与废等等的廷议中蛮横顽强地表示自身不合时宜的意见，当这种努力总是碰壁之时，或者像徐桐（汉军旗人）那样，对所有新事物取阿Q主义，但绝不妥协，或者有意支持怂恿清流党发表意见（清流之中还有一个满人宝廷）。当然，清流党人的意见倒不一定完全合他们的口味，不过也只好将就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发愤自强，或着眼于经世致用，或以气节相当，学问有成，在洋务运动几十年中，除了奕和文祥等中枢大员之外，还涌现了一些比较能干或者有些学问的旗员，像松寿、荣庆、荣禄、裕禄、端方、福润等等。虽然比起同期的汉族官僚来他们还差着节气，但至少也有“中人之资质”。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就是弃旧图新，与汉族士人中的先进分子一样，讲求西学，像富寿、端方、端锦兄弟，还有支持康梁变法的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等等，都堪称一时之选，只是人数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期的汉族优秀的西学人才，不论从学识还是从能力、魄力都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微弱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发生，正好赶在旗人的这种努力或日反弹显出成效的几年里，结果，双方撞车了。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员在思想意识上就与维新派格格不入，徐桐、刚毅、奕勖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国实行任何变革，奕勖可能不会像徐、刚诸人那样固执，但他是毫无操守，唯利是图的人，谁强就靠谁，有奶便是娘。荣禄等人虽然要好一些，但对康梁的变法主张也是不同意的。据陈叔通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1895年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预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清代科举，举子完卷，要有专人抄出并糊名，阅卷毕，录取排完名次再露姓名）。强学会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屡次授意言官弹劾。原来还有些变革精神的恭亲王奕訢，这时也暮气沉沉，对康有为挑三说四，横加指责，甚至在临死也不忘放维新派一箭。相形之下，汉族大臣的表现倒是还算友好，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都对维新派有很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桐、刚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车是由于利益冲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补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区，凡是旗人专有的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只有扩充的份，没有减裁之事。政府机构中的满员，只能增不能减。八旗兵久已丧失了作为国防军的地位，毫无用处，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运早改海运，但河漕旗丁却不能裁，各衙的满语翻译，久已无用，当然也不能动。解决八旗生计，只有年复一年的补助赏赐，断不可让旗人自谋生计。凡此种种，只要一动，就是“动摇国本”，来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会劈头浇来，谁出的主意谁倒霉。

然而这次变法，却一脚踢进了这个禁区，允许八旗自谋生计，虽然并没有砍掉他们的铁杆庄稼，但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信号，一个将要丧失特权的信号。河漕衙门撤掉，旗丁失去所凭之城社。及詹事府、通政习、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之撤裁并转，由此导致失业者近及万人，其中半数以上为旗籍。再加上废除八股，多年苦读“圣贤之书”的八旗士人顷刻之间十年寒窗之萤雪功化为乌有。甚至连整治北京城街巷卫生之举措也得罪了旗人。原来北京外城街市道路修缮，沟渠疏浚，以管理沟渠河道大臣总辖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实际上也例属旗丁的“利益范围”，每年六十余万的修缮费，“均为旗丁分之，以补生计，并当道中饱”，只隔几年象征性地雇人开沟一次。“例在二三月，四月而毕，正举人会试之前后也，时人为之语曰：‘臭沟开，举子来，闱墨出，臭沟塞。’”结果是每年污秽满地，晴则飞尘蔽天，雨则淫潦没胫。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沟渠修缮体系，旗人的禁脔被触动，怨声载道。

这几项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发来自旗人的一场风暴，何况几项加到一块儿，而且在同一时间发生，结果可想而知，旗籍“群众”几乎异口同声痛诋康梁，“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而诋诸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康有为曾对伊藤博文诉苦说，西太后在变法期间几乎被满人包围了，她所接见者，“唯所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之人，此种议论日入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日：‘如此，则我满人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这些在太后处大哭大闹的旗人，无非是愤愤于利益的被侵害。他们绝没有想到在“大清”旗号下，居然会有人悍然触动他们二百多年视为禁脔的东西。

最后，旗人激烈地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收复失地”的反弹受到了变法的强烈遏制。由于变法的倡导者均为汉人，支持者也绝大多数为汉人，光绪也怀着“将老缪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军机”又全系汉人，所以一心想要恢复昔日荣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将变法压下去，不但他们的欲望难以实现，就是现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显然，旗人的反击，由于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获得了自太平天国以来最大的成功。政变前夕，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告老还乡。而自太平天国以来一直为汉臣把持的督抚中分量最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满人囊中（先是荣禄，后为裕禄）。到了政变之后，整个中枢喧喧嚷嚷的俱为旗员，汉臣则噤若寒蝉（连李鸿章也被挤到了广东）。

时人叶昌炽曾说，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也是帝后之争。作为维新派的“顾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我所能，但满人仍喜黑暗，阻挡光的照亮。”看来，维新运动中这种满汉之争的态势，不仅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连外国人都感觉到了。西太后甚至把旗人的这种激烈反抗作为她政变再行训政的口实。在政变当日，西太后曾面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官，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拨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里的朝中亲贵重臣，专指满人）。”西太后揽权与旗人“收复失地”的两股逆流融会在一起，显示出强劲的势头。

晚清汉族官僚势头的增长以及满人势头之衰，本质上是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统治力衰竭的体现。一个文化较低的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依靠武力能统治中国那么多年，应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无论满清皇帝与“太后”怎样努力，也无法阻止旗人素质下滑的势头，不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骄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使旗人变得软弱无力、断不了“奶”的“铁杆庄稼”，旗人的新生就无从谈起。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数旗人当时都不明白，旗人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才能保证的，因为它们当初就是靠满人的聪明才智和武略才艺才夺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复辟”之后，他们反弹的势头虽在庚子之乱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们仍旧不死心，在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旧欲以强力恢复旧观，因此就有了“皇族内阁”的出现，结果却成了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锹土，连立宪派都因而被驱到了他们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