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中国的上百万读书人中，能谈得上分化的，只是涉及极少数人的事，多数的士人仍旧沉湎于旧日的生活之中，科举还是他们生活中最津津乐道的大事。多数士林的这种酣睡麻木状态，曾令我们的维新志士扼腕长叹，恨恨不已。但事实上，自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轰开之后，中国的土地已经不存在让人安然入睡的条件了，所以，即使说是在睡，已经睡不踏实了。事实上，在中国与列强交了这么多次手，侵略的战火波及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在外国商品遍及中国城乡，外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僻地山乡的情势下，没有被扰动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存在了。洋兵、洋商、洋教再加上无孔不入的洋货，是几乎每个士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也不再有昔日的安宁，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觉得还可以按旧日的生活步调过下去，无力也无心改变自身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但内心却不可能依旧水波不兴，躁动与迷惘恰是这无奈的多数士林的心理写照。

西器的扰动

在我们的想象中，凡是心态比较顽固的士人，面对西方的器物，首先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厌恶和反感才对，其实实情并非全然如此。虽然多数士人对中国没有的西方器物多半视之为“奇技淫巧”，但他们首先接触这些东西时却往往流露出压抑不住的好奇与欣赏。当年利玛窦仅仅用区区几具三棱镜和望远镜就把一群群的士人迷得如痴如狂，每到一地大家不仅争看围观，有权势者还要千方百计地索要。士人的好奇心原比其他人来得博大。

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的器物更加“神奇”，面对这些闻所未闻的，显然具有“魔力”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士人的好奇心陡然间被激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留在天津没有逃走的士人，当被邀请爬上英法联军的战舰时，仔仔细细地饱了眼福，在他们日后的记述中，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充满了对这些蒸汽机庞然大物的敬意。身处僻地的湖南士绅杨恩寿，初次乘海轮，因两位洋人邀他住了头等舱，竟然令他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玻璃之窗，紫檀之床，洋绒之毡，其余水晶盘，红毛镜，八音钟，器具之精，皆目所未睹者，噫，此天堂也！”

在甲午之前，一位在天津的外国商人想要修建一条从大沽—天津—北京的铁路，事先在天津修了一小段，请官吏和各界人士试乘参观，结果是盛况空前：“汽机连续走了三天，车内满载各阶层露齿而笑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疾驰着，给他们无限的娱乐与喜悦。”并不是天津人才对洋东西情有独钟，上海洋人修吴淞铁路，“本地人对铁道极具好感，坐车的人挤塞车厢”。这些对蒸汽机车怀有极大兴趣的人们中，不用问就有各式各样的士人。中国文化的实用性工具理性，从来就不是农民所独有的。四体不勤的读书人，一样对物质文明的光辉具有感光能力，对于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体现的火车与轮船，他们在面对它们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被其威力所慑服。

对西洋器物大摇其头，痛心疾首的士人也不是没有，不过显然没有人去否认其威力和效用，刚毅之辈看不起洋人，也只是说他们两腿僵直，而不是说洋枪洋炮不济事。那些痛恨和嫉视洋物的人，恐怕是想到了洋物背后的侵略，忧心中世纪的田园牧歌生活无法逆转地毁坏。像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搞卢德运动砸机器的工人一样，这些士人的忧虑与反感无疑也有其道理，在当时中国的特定情景下，还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这种向后看的情绪，无论其表现如何激烈，都掩饰不住一种没落低迷的气息，那些愁肠百结的士大夫，或者取阿Q主义，对洋物视而不见，闭口不谈，最典型的如徐桐，再不就鼓动乡民拔电杆，砸机器，最后一直发展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禁毁一切洋货。最为奇特的反对声音竟出自于一位出洋副使：“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数十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于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祀既久，神斯凭焉，尚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潦灾易召。”居然抬出山神、龙王与河伯来挡驾，其见识与乡间老妇和巫婆神汉开始趋同。

西方的武力侵略与商品输入都显示了西方物力对中国的冲击，而后者更为持久而绵长。即使是最冥顽不灵的士人，也会从中直观地感觉到自家文明的劣势。多数士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的挑战，又不愿意承认一向赖以自豪的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失败。正像每次中西交战，士人炮制些荒诞无稽的中国大胜的神话，最终都令自家更为丢脸一样，他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抵制往往会落得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损失。莫名的尴尬带来莫名的焦虑和躁动，然而，士人的磨难，还远远不止于此。在眼睁睁看着洋货一天天地肆虐，财富源源不断地被洋人“合法”地拿走，世风愈来愈被洋人的“奇技淫巧”搅得乱七八糟，人心愈发不古，他们居然还要面对直接而赤裸裸向他们世袭的文化领地挑战的西方传教士。

十字架风波

当年利玛窦打扮成儒士模样，并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赢得了士大夫广泛的尊敬，甚至被誉为“西来孔子”。他绝不会想到，他的后来者居然与儒士发生了持久而激烈的对抗。

在全世界推行教务，是基督教世界既定而且坚持持久的战略，其天主教和新教各差会尤其卖力。在近代殖民化进程中，十字架追随军旗也罢，不追随军旗也罢，事实上都成为西方推行殖民化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半殖民地国家里，传教事业都是由“坚船利炮”保护下进行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一种强制干预社会生活的硬性宗教。凡是信教的人们，都被组织在教堂周围，通过从生到死以及日常宗教活动的各种仪式，教会将信仰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如果是改宗的人们（即半路信教的人），势必要或多或少地中断与以往生活习惯和过去的文化联系。这样，至少在最初，改宗的人们和导致改宗的教会，会与原来的环境发生文化扞格与冲突。

在中国，虽然说唐代就有基督教的分支景教的传入，但那只是昙花一现的事，到后来连痕迹都很少留下。中国基本上没有这种硬性宗教的大规模传播（除了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而外）。在广大乡村社会，士绅理所当然地主宰着文化生活，儒家伦理与古老的民风民俗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世俗为主，神道为辅的农村社会景观。传统道教和佛教僧侣与信徒之间是一种很松弛的功利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全凭信主的意愿，僧道的神职人员从来就不是乡村社会的中心人物，所谓有灵验的庙宇还好一点，多少有些香火之资，如果既没名气又不灵验，庙宇只好任其荒芜，有事时，再从别处请来僧道做法事（农村的庙宇一般不分宗教界限，是佛是道都没关系）。

在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大规模传入，对于中国城乡及城乡精神文化领袖的士绅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挑战。由于基督教开禁背后的侵略背景，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在十九世纪的几十年中，从还堂（基督教教会借口开禁条约归还教产的条款，在中国曾经有过基督教的地方闹出了一系列纠纷）开始，双方敌意逐年加深。大小教案层出不穷，中国绅民的打教闹教风波愈闹愈盛，屡禁不止。参与打教的固然也有僧道，但教案较少宗教纷争的意味，事实上是政治之争和文化之争。民教冲突的双方，民方的领导人物主要是中下层的士人（到后来才有民间帮会的参与）。其中秀才童生之类的下层士人对教会表示出尤其强烈的敌意。

士人对教会的激烈反应首先是由于教会的到来侵犯了他们的世袭领地，世世代代士人的文化主导权受到了挑战。这一点教会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传教士当时在信中讲道：“教堂的布道会使他们（指士人。笔者注）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高”。下层士人反应激烈是因为这种“当老师”的权力是他们唯一的“特权”和人生凭借，而教会办的学校，最直接地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显然，这种威胁非同小可。

士人反教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教会凭借由战胜攫取的种种特权，和外国人身份本身具有的政治威力，极大地侵犯了士人在乡村社会所拥有的政治、法律权威。以往的社会纠纷，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的，士绅的仲裁与调解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现在只要一涉及教民，教会往往借口中国法律制度的黑暗而插手干预，将一般的国内法律问题酿成不是外事的“外交纠纷”。无论是不是“教民恒胜，平民恒屈”，但是这种干预本身就极大地损害了士绅的权威以及他们更在乎的面子。如果诉讼双方恰好一者为教民，一者为士绅，在没有教民之前，这种官司99%士绅是要赢的，因为教民大多为一般老百姓，在最初甚至只有处于乡村社会边缘，贫弱无依的人物才肯入教。但是，有了教会撑腰这种情况就倒了过来，教民官司胜诉，士绅方面往往按乡村的习惯要被“罚席”做东。“若卑幼人教，尊长得罪议罚，则卑幼俨然座客，尊长傫若阶囚，怨毒结于人心，羞恶根于天性，此等举动，教士非惟不禁，反而纵之，欣欣以逞强自诩。”这个面子丢得就太大了，真可谓“怨毒结于人心”。常常有因为这种事而不惜破产与教会大动干戈的士绅。

士绅反教的最根本原因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动摇。士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当一个农民你与他说世世代代的圣贤之书不中用的时候，他不会像士人那样的敏感和激动，因为这是士人生活和自信的凭据。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所未有之变局，传统文化的危机随之到来，咄咄逼人的西学，一次次在现实中印证着自己的优势，原来以为是无所不能的中学节节败退。而西方教会在中国城乡的活动，恰恰等于将中学的危机不加掩饰地显示于士人之前。分明感觉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士人的表现才如此冲动甚至狂躁。在绵延几十年的打教风潮中，涌现出了雪片式的打教揭帖、传单和告白，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出自于乡村士人之手，其中有不少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八股文，如果出打教的考题，这些文章的作者想必不会落第。这些反教揭帖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挽回世道人心，排斥异端邪说。维护自身文化价值和正统地位似乎是他们首要的任务。“黜异端以崇正学”是反教揭帖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精神。

士绅所倡导的儒学观念和乡民所执著的风俗习惯是以中华文化中的伦理精神（以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为依托的“家族精神”）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唯其如此，士人对教会“废弃人伦”的攻击火力十分凶猛。在他们看来，教会“不敬祖先”（教会借口反对偶像崇拜而禁止教民祭祖），就是不要祖先，叛祖弃宗，也就等于不讲孝道，他们从教会的活动男女同堂，还有洗礼、终傅以及让中国人难以理解（且极易误解）的密室忏悔而判定教士、教民犯淫乱伦，等于公然蔑视士人视为金科玉律的儒家伦常准则。从教会活动与列强军事侵略及武力恫吓的密切关系，推定教会所作所为无不怀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无非是想“谋朝篡位”，有份假托法国使臣告示的揭帖，借所谓法国使臣之口，明目张胆地说传教就是为了日后逼使清朝“择吉禅位”：

大法国使臣，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国奉天承运，分谴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其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

这种口吻活像扯旗造反的绿林好汉的“告示”，反面文章就是说教会洋鬼子是要造反，不唯不孝，而且不忠。

最后，鉴于教会不忠（有时他们忽略了洋教士其实是外国人），不孝，毁弃人伦，淫乱（万恶淫为首），从根本上背弃了传统的道德准则，所以教会自诩的“劝人为善”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和欺骗，从而更加的不道德。

士人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尺度对西方教会进行的抨击与批判，在现实中不过是一种与虎谋皮的无效行为。两种文化体系，两套标准，想以一套来否定另一套，在入侵者一方已属难事，而在被入侵的一方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不过从反面来看，士人们通过与教会的打闹摩擦，通过这一篇篇挖空心思的反教檄文，也意识到了世界上还有存在于中国文化体系之外的某种东西，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一向视为理所当然的金科玉律当回事，却可以大模大样、理直气壮地活着，不但活着，而且还以此骄人，甚至欺负人。在士人们义正词严的声讨背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准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已经极大地被动摇了。

更进一步，通过与外国教会的接触与打闹，士人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关于西方的知识也开始增加（他们中的大多数显然无缘从输入的西学和中国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增进对西方的了解）。

通过反教揭帖充斥谩骂和攻击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出，炮制者至少零星地了解了一些基督教的情况，比如天主、耶稣、圣母等等，还知道教会活动有洗礼、终傅、婚礼和弥撒。分出英国、法国、美国、日国（西班牙），还知道英国是女主，美国各酋长分立（各州），少数在中法战争期间出现的揭帖还模模糊糊地点出了拿破仑的名字，并知道还有普法战争这么一回事。看起来，鸦片战争后几年中朝廷大僚把许多国家说成是英国人编出来哄中国人钱的想当然，至少在一部分乡村士人那里是不会再现了。

广大乡村中下层士人对于自身文化价值标准适应性的动摇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尽管隐藏在层层谬误和偏见之中，事实上却构成了以后进一步了解西方，正视现实的最初的基础。也可以说，没有士人这种普遍的焦虑和躁动，日后维新党人的启蒙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