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化学上，某些比较稳定的化学物质的分解需要一定的压力和触媒的作用。晚清士林的分化也同样需要一定的压力和介质的作用，这压力和介质均来自于西方，西方步步进逼的侵略就是压力，而西人、西器与西学的存在就是促使士林分化的催化剂。

近些年来，有些国外学者比较强调中国士大夫阶层在近代变化的内在线索，好像没有西方的压力和挑战，士大夫也会最终出现近代色彩的演变。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中国士大夫在鸦片战争前是出现过一些变化的苗头，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循环，无非是经世致用或者朴学考据，汉学或者宋学，今文经学或者古文经学。没有很强烈的外部刺激和有系统别种文化的输入，这种循环是很难被打破的。

士林的分化是沿三条裂纹进行的，第一条裂纹是纯粹由西方的介入造成的。基督教借中国大门被列强的大炮轰开之际，十字架随着军旗，大模大样地踏入了中国的城乡。在这场几乎是立体的文化冲突中，教会学校也挑战性地渗入中国。直接向由士人垄断的教育领域发起挑战。据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的统计，到1875年，教会学校总数达到约八百所，学生两万余，而到十九世纪末则在此基础上翻了一番。在十九世纪，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各派，他们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层次大都比较低，传教士教师对学生的信仰显然比对他们的教育程度更关心。据教会自己的调查，许多教会学校“缺少教学人员，设备极差，有的设办在租赁的中式房屋里，某校‘有地无屋’；另一所学校的全部设备只有‘地图若干幅，一块黑板，一个小风琴’……只有少数学校有阅览室，圣经学校图书室的藏书平均不超过五十册。”1比较重视教育的新教差会所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其他的教会学校可想而知。而且，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大多数为教民世家、贫寒子弟或者处于社会边缘家庭的子弟，这些人即使有了读书的机会，也不被传统的士林所承认。但是，只要这种“异己”的教育存在而且继续膨胀，事情总有一天会产生变化。渐渐地，由于通商口岸与洋人打交道成为一种报酬丰厚的职业，而一些较好的教会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特点，吸引了一些身处通商口岸，较为开通的商人和富绅子弟，加上长期教会教育的积累，终有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出身天主教徐汇公学的马良、马建忠兄弟，出身英华书院的郑观应，出身香港圣保罗书院的伍廷芳以及颜永京（颜惠庆之父）、林森和更早的容闳等人，最终以自身无可替代的才智，得以跻身士林，进出上流社会，赢得了偏见不重的传统士人的尊敬。形成了士林中独特而且在日益扩大中的一小群人。

士林分化的第二条裂纹是从中国人自己应付西方挑战的行为中出现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洋务学堂，经过艰难而扭曲的一段过程，陆续培养出了一批西学人才。而最早的洋务留学计划，虽然中道流产，但也有少数人成才。当然，洋务学堂和出洋留学在那个时代同样是被人看不起，尤其是为传统士林所轻视的，因此，休说具有功名的士人羞于或不敢厕身其中，就是一般家境较为富裕的平民子弟也不愿报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国藩委托容闳组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第一批应招入选的三十个名额，竟无人响应，主要靠了上海买办徐润的现身说法，才从广东凑足了数，因此这三十人中有十三人来自于徐润的家乡广东香山。后来暴得大名的詹天佑也在其中，他能够应选是因为他的乡里一位做洋人生意的商人答应如果詹天佑出国，就把女儿许给他，这才打动了詹天佑的父母。但是洋务学堂和留学毕竟与教会学校不同，它们是清朝官方认可的学习西学的路径，而且入学者有着较为优裕的待遇，毕业后也有当官为宦的出息（虽说升迁较难），所以还是吸引了一些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厕身其中。据《王文韶日记》记载，同文馆成立之初，某个境况不好的正途京官也欲报考，最后被家人所阻。类似这样有心报考的正途士人还有不少，但最终迫于舆论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官方的西学途径还是能有人问津的。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途径出来的人才，远比同期的教会学校为盛，比如留美的詹天佑、黄开甲、梁敦彦，同文馆的蔡锡勇、张德彝，广方言馆的陆征祥，船政学堂的严复、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等人都是一时之选，成为中国日后近代事业的开拓者和柱石。尽管在当时人们可能还会对他们表示轻视，但毕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士林中的一席之地。

士林分化意义最深远的一条裂纹是原来的一些名副其实的士大夫从阵营中的“叛逆”。这种“叛逆”于鸦片战争后不久，西学东渐之初就发生了。严格来讲，他们既非传统士林的叛逆，也没有违背所身属的文化价值体系，他们所掌握的西学还不足以使他们脱胎换骨成为西式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叛逆”，只是说他们开辟了一条士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路径，而这条路径最终会将中国传统的士人引向自己头衔的墓地，愿意抛弃这个头衔的人自然会获得新生，否则就会为它殉葬。

魏源、徐继畲、夏燮，也许还要加上“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这些人在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往往被称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是他们构成了这条裂纹最细微的开端，尽管他们的“西学”幼稚得可笑，对西方的认识也错误百出，但是，他们是最早把西方当成一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中国“天下”体系中蛮夷来考察研究的士大夫。

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王韬等人构成士林分化最初裂纹的延伸。这些人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洋务派理论家和早期改良派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学的掌握已非泛泛，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西方之所以强大的缘由，不再满足于“师夷之长技”的战略，呼唤进一步的变革。当然，他们仍然是曲高和寡的一群。

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师徒为代表的一群士人构成士林分化的第三批。这批人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中有不俗表现的江标、黄遵宪、张元济以及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周锡恩等一干士大夫。这是开始认真学习西学的一代士人，虽然他们的西学程度比起洋务学堂和留学的佼佼者还差得很远，但是他们丰厚的中学素养却使得他们更容易产生将西学理论糅进中学的冲动，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中西糅杂的社会政治理论，并很热衷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观察中国社会。

有别于这三批人之外的还有一小群西学的爱好者，他们对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事业功名不很热衷，对士大夫赖以自傲的传统学问，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不感兴趣，他们是士林中的畴人，是传统的自然科学学者。当中西文化大规模地碰撞，他们适逢其时，自然而然地就对涌进门来的西方现代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李善兰、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张斯桂、赖长、曾昭吉等人，或精于数学，或长于制造，他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迷恋，更多的是出于自家的爱好而非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也会捐个官衔，也投身洋务官僚麾下做事，但他们更热心的是技术问题的解决，尽管政治会不断地来麻烦他们。

以上讲的这类人中，除了那些心有旁骛的“畴人”之外，几乎都怀有或强或弱的政治抱负。出身教会学校的少数精英，由于长期被排除在中国士林之外，也与中国正统文化相当隔膜，尽管他们也怀有一腔报国之志，比如马良拒绝法国领事的聘用，一心为祖国所用。容闳放弃在美优厚报酬的职位，毅然回国。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国人眼里还是半个外人，即使是接纳他们的洋务派官僚，也有意无意把他们当客卿，他们自身的政治抱负和身处的社会时代对他们的政治期待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凭他们自身之力显然无法打破这种无形的政治樊篱，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行为也就只好是顾问与咨询性的。

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出来西化的“士”的政治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不过，至少在洋务派官僚眼里，他们还算是自己人，有事也比较放心交给他们去办，只是总把他们视为纯技术人员，只乐意让他们在技术问题上有发言权。即使像李鸿章这样比较开通的上司，对严复这样的不世英才，也只愿意将之放在军事教育的位置，而且使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也就是说，只愿意让他把知识教给学生，当个高级的教书匠。明明船政学堂出身的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留英海军人才足以承担起领导北洋海军的责任，但李鸿章非得将一个对海军一窍不通的淮军将领丁汝昌加在他们头上。这主要不是李鸿章对洋务学生的不放心，而是他不太愿意破坏他给洋务学生的政治定位。后来的张之洞虽然好了一点，总算给洋务学生蔡锡勇委了个铁政局总办，但却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用人权，“用款至百串即须请示而行”，蔡锡勇这个总办说到底“仍不过充洋务幕府之职”。

这样一来，这些洋务学生的政治心态就变得扭曲而怪异，一方面，在社会和洋务官僚体系的种种限制和暗示面前，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也情愿做好人家要求他们的“本职”，但是由于他们投身的洋务事业总有种种的不如意，他们很难施展自己的所学和才能。另一方面，他们多数又不是那种天生热爱自然科学的人，一旦变成读书人，他们就会习惯沿着传统士人的路线去关心政治，“本职”工作的种种不如意，更加强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意向，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出格”之举常常是要受到压制和冷遇。在传统士人看来，他们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是没有资格过问政治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子，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资格”的原因，这些洋务学堂出身的人当了官之后还要再试科举，像严复那样，一次次地碰壁，乡试落地。也有人还真的一步步登了上去，中进士入翰林，结果却彻底地迷失了自己。

第三种士是名副其实的士大夫，没有人敢于否认他们士人的身份。有进士头衔的不必说了，没有的也在努力科考以取得这种头衔。康有为每每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奔波，只是为能够参加一下顺天乡试，多一点中举的机会。无疑，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不鄙夷八股制艺，但却几乎没有人会放弃科举而甘以“白丁”自处。

这一拨人中的三代都希望借西学的他山之石来挽救世运，挽救中国，可是第一代人只能满足于呼吁，他们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并不敢将他们的设想付诸实现，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做了，就会毫无疑问地被解职乃至丢脑袋。第二代与洋务运动难解难分的理论家们，在政治上提建议的机会显然比实践的机会多。

第三代人中的康有为师徒，是在政治上最为雄心勃勃的一群，他们最急迫地想用刚刚学到的西学来改造中国。这半是由于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半是由于康有为那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圣人风格”的影响。然而他们在政治操作上，却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式的，结学社，上书，甚至连古代太学生议政这种形式也借用了，千余公车集会上书，我们不难看出东汉太学生喧嚷的身影，事实上，康、梁、谭诸人的脑海里也确实有张俭、李膺的影子（谭之绝笔诗：“望门投业穷张俭”）。甲午之后办的学会，从形式上看，也还是东林、复社、几社的某种意义上的复活。当然，在办报这一点上，还是表现了一些时代的特色。

洋务派官僚严格讲也可以说是士林分化的产物。洋务派官僚，尽管可能有少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按我在前面提出的标准，也够得上是士人。除了有些人格的差异之外，洋务派的大僚们在身份与角色上似乎与前面提到的林则徐和徐继畲并无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都是中学赋予的，但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他们却清醒地承认了西学的价值。与林、徐二人的不同也许并不在于西学程度的高低，因为洋务派大僚有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通达之士，也有像刘坤一这样连修铁路都要反对的人。关键的区别是，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实际推动者和操作者。同样身为封疆大吏，林、徐二人没有这样的权力，而他们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官僚实际上是统治者，已经脱离了士的范围。但是，同样为统治者，有退休离任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却少见退休的皇帝。既然洋务派官僚有进退的情况，有时候也要听命于皇权，像在朝的士人那样运作政事，所以，他们也还是士，也可以说，他们具有统治者（这是由于他们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而言）和士的双重身份。在政治意向上，他们多数人希望引进西方文明因素来修补他们所习惯的统治大厦，当然也有少数明智者对进一步的改革不无期望，但是，由于情势所迫，最终大家所做的还只是修修补补而已。当然，在这修补的过程中，中间还是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