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 五百余万缗。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

真宗景德时 七百余万缗。又东封八百余万。

仁宗皇祐时 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 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cuàn）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治平二年。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

尹洙息戍在神宗时。云：“西北涇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chūn）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姦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归来。真宗以下用岁币买和，与太祖设封椿库意义相差过远，自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

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厥为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

宋祖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虏于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

唐进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须再试于吏部。进士由礼部主试。有屡试屡黜者。其中格人，仅补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选曹之集，或应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转入仕途。宋则一登第即释褐。

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时以郡县缺官。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ì）大郡，或即授直馆。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17300）人。见曾鞏文集。

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亦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以科第。又闽岭黔峡，士人殊鲜。两河之外，复为寇境。故礼闱可以岁开。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踰剑度岭者，往返需时，故礼部试不能岁开。

以后进士御试，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试皆有黜落，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斥于殿试者。相传张元以落第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宋室始囚张之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仁宗嘉祐二年，遂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职。此后状元及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胪（lú）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注视。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

竟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qiáng）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儒林公议引尹洙语，不知确否。然即非尹洙语，必其时有人作此语、存此想也。仁宗朝进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辅者仅五人。

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有禄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职钱，有从人衣粮，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钱，自二万贯以下。有职田，四十顷以下。有茶汤钱，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又有添给。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摶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甫荫即给俸，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甫荫即服章。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亦李会语。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赵思诚疏。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范仲淹疏。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

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97,850,000）。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120,000,000）。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9,785）。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15,443）。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盖本郑湜劄子。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

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据包拯奏议。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曰“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

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至宋代三省制废，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

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别置谏院在天禧时。乃脱离宰相而独立。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见苏轼上神宗书。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