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殷墟之发现

远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殷代所用龟甲占卜文字，而发现其地为古代之殷墟，此一遗址之年代，已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历史以后。在此遗址所得器物，已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间有一部分遗物，可证其直接因袭于龙山文化而来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后冈，上层有白陶，今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即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断有陶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之成绩，大略可言者止此。

传说神话之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

然中国民族为一历史的民族，中国古史早已经古人不断努力，有一番卓越谨严而合理的编订。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与司马迁之为《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恒、晋文”，已为一部极谨严的编年史，历史观念至是已绝对超出“神话”之范围而独立。

司马迁为《史记》，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自负以《史记》继《春秋》之后。五帝首黄帝，三皇传说早未列入。至《史记》所载五帝帝系，后人亦多驳辨。如三国时期秦宓、北宋时欧阳修等。故三皇五帝之旧传说，在中国历来史学界，本未严格信守。

今求创建的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的遗失而淘汰。层累之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应探索。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起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即后代史亦强半由传说追记，未必皆出历史事变时人当身之记载。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三国志。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以成于一手也。如尚书之尧典、禹贡等。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其以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此其四。

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如谓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说则谓见其某日在南京。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飞机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中国古代历史传说，极富理性，切近事实，与并世其它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满神话气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羲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象称述，乃与人类文化演进阶程，先后符合。此见我中华民族之先民，早于人文演进，有其清明之观点与合理的想法。

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应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后世如刘歆三统历以下迄皇甫谧帝王世记、邵雍皇极世经等书，无论其推算不可信，即谓推算无误，亦往往历数十百年无一事可考，岂不于研治古史仍属徒劳。

二则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事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与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之真相。

三则古代文化之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之并起，若从此方面研寻古史，则不脱汉代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凡古书传说中某王某国起某地、都某城，与某国某君战于某地，某氏族来自某方等，实为研寻古史地理之较有线索者；然亦有须经审细考订处。如史记言黄帝：“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遂疑其行踪之超逴，近于神话。

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庄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广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荆山，见唐书地理志。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关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现在讲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尚书始于尧、舜，论语亦仅道古亦仅及尧、舜，史记乃上溯黄帝。此从孔子与六经，实不失为谨严之态度。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

尧典虞廷九宫，上有百揆，即宰相。禹为司空，主治水而司内政。弃后稷，司农政。契司徒，司教化。皋陶为士，主司法与军事。垂共工，司工务。益掌虞，司山泽。伯夷为秩宗，司郊庙祭祀。夔典乐，司诗歌音乐助祭。龙纳言，司出纳诏命，如周之内史、汉之尚书。较之秦、汉九卿，意义深长远矣。此正见为儒者之托古改制。否则唐、虞时中国政制已如此完美，何以二千年后至秦、汉之际，转倒退乃尔。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唐、虞当为今山西南部之两部落。

陶唐氏殆为今山西南部尧都平阳。一精于烧窑的氏族，“陶”、“唐”、“尧”皆指烧窑事业言。有虞氏则为一山泽渔猎的氏族，“虞人”掌山泽猎事。而与陶唐氏居地略相近。舜都蒲阪，相近有虞乡县。

而夏人则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

鲧与禹则又别为一族，其居地殆起于河南嵩山山脉中。曰“有崇伯鲧”崇即嵩也。山海经“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禅渚在河南陆浑。禹都阳城，世本。阳城在嵩山下。又有言禹都阳翟者。阳城河南登封；阳翟，今禹县，出入数百里间。游牧之民习于移徒，古人都邑，同时有两三处不足异。华夏连称者，嵩山山脉亦得华名。

国语“前华后河，左洛右济”，华在洛东，即今嵩山。又史记魏有华阳，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周礼职方豫州“其山镇华”。皆其证。

即舜之故事，亦先起于与夏氏族相近之地。世本“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舜二女为湘神，湘即襄水，乃今汉水也。四岳、三涂齐称，亦皆在嵩山山脉。夏氏族自此北向移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环黄河西部之一隈，谓“西部”者，对此下称“东部”者而言。有几许天然之渡口，殆为古代虞、夏氏族活动之区。史记虞夏皆颛顼后，明其血统相近。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夏或如姬、姜。

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即尚书所谓“岳牧咸荐”也。

此如乌恒、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此犹契丹之有耶律阿保机。蒙古自成吉思汗后，大汗之位，虽非成吉思汗之子孙莫属，然而忽必烈仍由合辞推戴，至仁宗始自建储。

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

三、夏代帝王及年历

史记夏本纪纪载夏帝王名及系次，而无年数。大戴礼记少闲篇：“禹，崩十七世，有末孙桀。”国语辕语：“孔甲乱夏，四世而陨。”皆与史记合。

大体夏代年历在四百、五百年之间。

夏代帝王系表：

史记仅谓：自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此见司马氏成书之谨严。若非有据，此十七君、十四世之名字系次，何从凭空撰出？凭空撰出又何意义耶？

刘歆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引。则谓夏四百三十二年。竹书纪年史记集解引。谓夏四百七十二年，今按：史记商本纪所载商代帝王已有殷墟所得甲文为证，知其不虚。商本纪诸帝王可信，夏本纪诸帝王即不必不可信。自汤以前商代先王先公，正与自禹以下年世相当。史记所载商先王公已有甲文为证，史记载夏事，自可不必证而信。以三十年一世计许之，则十四世、十七君，四百七十余年，亦略近似。孟子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于岁”是也。

四、虞夏大事

虞、夏大事最要者，厥为舜、禹与苗之斗争。

舜、禹征三苗，屡见尚书、尧典、皋陶谟、禹贡、吕刑皆言之。战国策、秦策一见，魏策二见。墨子、二见。荀子、二见。韩非子、贾子新书、准南子、三见。盐铁论、说苑诸书，必为古代一大事。

旧说三苗为九黎蚩尤氏之后。尚书吕刑及楚语。又谓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山海经大荒北经。若然，则三苗与虞夏同族相争矣。史记谓：昌意取蜀山氏女而生颛顼。蜀山殆即涿鹿之山，涿鹿又即蚩尤故国，然则虞、夏与三苗这争，正犹黄帝与蚩尤之争，皆近在今河南西境北及山西两省黄河中游之两岸也。

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渭在湖湘之间。惟洞庭、彭蠡地位即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见吕氏春秋爱类、淮南人间训。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楚辞所泳洞庭是也。春秋河东有茅戎，又有陆浑蛮氏，亦称戎蛮子。杜注云：“在河南新城县。”苗与茅、蛮同声。古三苗疆域大率以此为度。正与虞、夏壤地杂处。舜、禹驱逼苗民，渐迁而西，所渭“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也。若三苗在湖湘间，不应驱至今甘肃境。旧说又谓：三苗，姜姓之别。尚书吕刑言及苗民制刑，吕国河南南阳，正古代四岳姜姓居地，本古昔苗土，故引以为诫耳。范氏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其国近南岳。”汉人多指南阳衡山为南岳也。

又有禹、启与有扈之战事。

启伐有扈，见尚书甘誓、吕览先己诸篇。郑玄以为在魏。大战于甘，即左氏王子带邑也。见僖二十四年。地在今洛阳东南。尚书甘誓，墨子引作禹誓，庄子人间世亦云：“禹攻有扈。”吕氏召类云：“禹攻曹魏、屈鷔、有扈以行其教。”是禹时势力东侵已及于扈。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古有扈国。特以同音说之，恐不如郑玄以为在东者为信。高诱注：“有扈乃夏启庶兄，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则与墨子、庄子均不合，恐出后人臆说。是舜、禹、启以来，虞、夏氏族驱逐苗民以固西陲，又攻有扈以扩东土也。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之南部，东及太行山南端尽头之迤西。

故其地皆称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又云：“齐桓公伐大夏。”左传祝佗曰：“唐叔封于夏墟。”昔人又谓禹都安邑，皆指山西南部中条山经南沿河一带而言之。

又一方面则沿河南岸东下，渐次达于今山东、河北境，遂与东方黄河下游诸民族势力相接触。

此可以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之事说之。此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后羿本国在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锄城在滑州卫城县东十里。”即今滑县东十五里之锄城。入为夏朝之卿士而迁有穷。史记正义引晋地记：“河南有穷谷，本有穷氏所迁。”左传定公七年：“单武公、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文选洛神赋注引华延洛阳记：“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即其地，后人因“穷”名不美而易之。因太康之畋于洛表，水内为汭，外为表，洛表，洛之南。拒太康而入居斟寻。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瓒汉书音义：“斟寻在河南。”竹出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左传（昭二十三年）：“郊、寻溃”，杜注：“巩县西南有在名鄩中。”张仪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巩县西南五十八里故鄩城。”代夏为王，又为其臣寒浞所灭。寒国名，本在东方。杜预云：“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今山东潍县东北五十里。浞即代羿，又灭夏之斟灌。“斟灌”殆即“武观”，夏后相（太康子）为羿所逼，出依斟灌，见吴世家集解，及左哀元年疏引贾逹说。灌临河津，故亦曰“灌津”。为斟姓之墟，故曰“斟观”。在今山东曹县西故观城。即春秋卫地。其时夏都盖自斟寻东北退至斟灌。使其二子浇处过，豷处弋。“斟灌”或作“斟戈”，则戈即灌也。则“过”或即是：“鄩”。盖寒浞灭此二邑而分使二子处之。而夏后相之子少康出奔有虞，在河南。左传杜注：“梁国有虞县。”夏臣伯靡自有鬲氏水经注：“大河渎西流经西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故有穷氏后羿国。”杀寒浞。而少康自纶汉书续志：“梁国虞有纶城，少康邑。”在今归德。复国。少康灭浇于过，至其子杼。又灭豷于戈。寒氏遂亡。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分国、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民族看待。

而其间自太康失国迄于少康复国，绵延数十年，战争蔓延及于大河南北两岸，诚古代一大事也。此事史记夏本纪失载，而旁见于吴世家。又楚辞离骚、天问亦言之。又有夏人与东夷之交涉。见后汉书东夷传引竹书纪年。夏之放武观，见竹书纪年及逸周书。灭寒浞，逐东夷，皆见其势力之逐步东伸。

商民族亦在东方，初以服属于夏人势力之下，继则起而革命，遂代夏为当时之王朝而称商代。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则夏、商殆我汉民族之两支，而非两民族也。惟严格言，中华民族之抟成，当在春秋乃至先秦。若言夏国、商国则此时政治组织尚未臻十分凝定。若言夏氏族、商氏族，或夏部族、商部族，则似含义又过狭小。姑以民族称之，经指当时之两种结集，如云“夏人”、“殷人”，可勿以严正的异民族视之。（下言周民族亦然。）

若以虞夏时代为中国上古史之第一期，以其始建君位世袭之王朝。则殷商可谓中国上古史之第二期。以其在近代已有直接史料发见，较虞、夏之纯属传说追忆者更进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