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卷九八《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着，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南史》卷二一史臣论曰：“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其初谚云：‘王与马，共天下’。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琅邪王氏诸兄弟与晋琅邪王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邪王氏家族在江左的根基，因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世说新语·宠礼》：“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对王导，素以“仲父”相尊。成帝给王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敬白”；中书作诏则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导妻；王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

“王与马共天下”，这并不是时人夸张之词，而是一种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晋书》卷六《元帝纪》，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兵入石头，元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同书卷九八《王敦传》记元帝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住琅邪国邪这一条路可走。

徵之历史，“共天下”之语，古已有之，并不始于两晋之际的王与马。《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不韦为子楚谋秦王之位，子楚感激，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子楚允诺吕不韦共有秦国，这就是后来子楚得立为庄襄王，并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缘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汉五年刘邦击楚，诸侯约而不至。张良曰：“楚兵且破，〔韩〕信、〔彭〕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汉书》卷一《高祖纪》记此事，“共分天下”即作“共天下”，师古注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分之。”这就是刘邦发使割陈以东傅海之地与韩信，割睢阳以北至谷城之地与彭越的缘由。

由于时代的推移变化，裂土以“共天下”的情况，西汉以后已经不存在了。“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西晋诸王，或随例于太康初年就国，在其封国内有一段较长的活动时间；或虽未就国，但与封国有较多的联系。他们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形成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系。东汉守、相例辟属内士人为掾，此风在西晋时犹有遗留。西晋诸王辟王国人为官之事，史籍所载不乏其例。《华阳国志·后贤志》：常骞，蜀郡江原人，“以选为国王侍郎，出为緜竹令，国王归之，复入为郎中令。从王起义有功，封关内侯，迁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案同书《大同志》太康八年（287年）成都王颖受封四郡，蜀郡在其封内。由此至永宁、太安年间，蜀乱，成都王颖徒封荆州南郡四县（《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为止，历时十余年之久。所以司马颖与成都王国士人关系甚多，是可能的。《晋书》卷九零《良吏·杜轸传》，成都人杜轸，子毗，“成都王颖辟大将军掾”；轸弟烈，“为成都王颖郎中令”，皆属此例。《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伦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徒户为赵人，用为侍郎。”孙秀于赵王伦篡位后为中书令，政皆决之。《世说新语·仇隙》注引王隐《晋书》以及今本《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皆着其事迹，更是显例。《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陆云传》，机、云兄弟，吴郡人，吴王晏出镇淮南，先后辟机、云兄弟为王国郎中令。《抱朴子·自序》丹阳葛洪，父为吴王晏郎中令，而丹阳亦吴王所食三郡之一。此皆王国辟属内士人之例。依成都国、琅邪国、赵国、吴国诸例推之，司马睿一系之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因而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是当然之事。

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着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藉。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伷（死于太康四年，283年）、司马觐（死于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一国”，琅邪国也。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元帝惮王氏家族大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