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血战古北口
在日军即将兵临古北口之前,守军内部发生了争执。作为中央军守将,关麟征和杜聿明在性格和战术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古北口七勇士听不到“集结号”,至死不退,让日军都为之折服。
进得关口,气还没喘匀呢,两个东北军大佬就吵开了。
大佬谓谁?
67军军长王以哲和112师师长张廷枢。
不是检讨此次撤退得失,也不是在研究下一步如何防守,两人是在争着谁先下场。
112师其实在辖制上归属第57军(何柱国军),不过在古北口这块,当然要服从王以哲的指挥。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真打仗的时候,张廷枢根本就不听王以哲的,别说他了,顶头上司何柱国怎么样,照样不听。
窝里斗
要问张廷枢为什么这么牛,查了背景才知道。
“辅帅”张作相的二公子,跟张学良是东北讲武堂的同期同学。
怎么样,服不服?
因为这个无人能及的裙带关系,112师在东北军中也是牛气冲天、炙手可热。无论是装备还是待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待遇好就是硬道理,为此之故,大家挤破头都想进来。文凭学历也是水涨船高,军官里面,东北讲武堂、日本士官系,那是一抓一大把。据说有一团长还是东北讲武堂第1期的,资历能赶上少帅了,可人家就愿意窝在这里当个高薪的团长,也不愿意到别的部队去当低薪的师长旅长。
不过,有句流行语是怎么说的来着: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却也不是万能的。
人家税警总团有钱,也能打仗,而东北军112师则验证了后一个例子,那就是有钱了也不一定就能打仗。
抱着这么个宝贝疙瘩,少帅和“辅帅”平时根本就不舍得拿出来真刀实枪地开练,所以112师一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谓养在深闺人不识是也。
干什么呢?在家学阅兵式,走正步。
结果,三军仪仗队那套花活倒是玩得漂亮了,实际作战经验却是一片空白。有好事者,便送了一个绰号:少爷师。
少爷者,口气很大,脾气很大,架子很大,但你要问他有没有什么真本事。对不起,无可奉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力和牛气并不都是互相匹配的。
按照王以哲的意思,张政枋师以一支弱旅能在关外坚持3天,已经不错了,再要顶在前面打,实在强人所难,而且说来说去,守古北口本来就是你张廷枢的活儿,别人是来替你受过的,现在你人也上来了,这个地方自然也应该交到你手上。
这话当然没有错,而且与张政枋师比起来,张廷枢的112师确实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也是由旅升为的师,但它的3个团可不是张政枋的那3个团,兵员几乎为后者的一倍,而且武器弹药非常充足。
可是等上司传递完命令后,张廷枢对此的反应却是“非常气愤”。
难道我家底好就非得帮你们顶杠,凭什么?
你姓王的说得倒好听,弱旅顶了3天,似乎很了不起,那你倒是看看前面有多少鬼子,现在有多少鬼子。眼下关东军在城外都聚成堆了,让我1个师(实际上是1个旅)打他1个师团,有没有搞错!
张政枋师是你的老部队,那112师还是我的命根子呢。
他毫不客气地对王以哲说:如果你带着107师撤下去,那我也不会留在古北口做“炮灰”。
见此情景,王以哲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拿出他军长的身份,声称对方如再不服从命令,即以抗令论处。
如果换成是普通属下,纵然再不把领导当领导,看领导拿杀手锏出来了,一般也得乖乖服软,可这位张廷枢并非普通属下。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让我听你的命令也可以,把少帅或者蒋委员长的手令放到我面前,我一个折扣不打就给你留下来。
什么?没有手令?那就别怪兄弟不给面子了,月亮走我也走。
摊上这么一个下级,这做领导的大概也只有跳楼撞墙的份儿了。
闹到后来,两个人剑拔弩张,连双方卫队都把枪拔了出来。
说实话,我对你们二位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成见,可日本人已经快逼到墙根底下了,你们还在这里扯这些没完没了的淡,也太有点那个了吧。
平时内部为争个地盘儿什么的,我相信你们眼珠子都得争通红,现在这是怎么了?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现场还有两位重要观众,一时间也尴尬莫名,都不知道怎么上去解劝才好。
与王张相比,这二位都是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战将,其中之一就是第25师副师长兼第73旅旅长杜聿明(黄埔1期)。
另一位是该师师长关麟征(黄埔1期)。
杜聿明想来大家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不用我多介绍了,但其实那时候论声名,他的上级要远远盖过他。
孙立人号称中国的隆美尔,与此相对应,美国人也送了一个绰号给关麟征:中国的巴顿。
几年前,有人搞了个噱头,说香港影星关之琳的爷爷是黄埔将领关麟征,所谓将门才女是也,为此还很喧闹了一阵。不过最近又有著文旁征博引,追根溯源,提出关大美女跟关老将军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连实在亲戚都不是,更遑论爷爷孙女了。
真假且不论,如我者,心中也会油然生起一丝伤感。
一个声名卓著的抗日战将,如今却要靠过气影星才能勉强牵连起人们对他的记忆,其间,真不知要透露出多少人事的无常和无奈。
在当年的黄埔军校,关麟征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成绩绝对是前几名,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律甚严,从不违反校纪校规。自古以来,这做老师的总是更喜欢相对听话一些的学生,因此之故,关麟征就被教官列为了模范生,平时受表扬最多的就是他。
但是世上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有乖的,就必然有调皮捣蛋的。最典型不过的例子就是他的同班同学陈赓。
这位陈兄向来就以爱开玩笑著称,就是看见个阎王爷,也恨不得上去抓把胡子试试。
关麟征这么一本正经,反而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不行,非得玩玩你不可。
班上出操,一排人面对面站着。关麟征身姿笔挺,不苟言笑,好一副“模范”的样子。这时候对面的陈赓开始做戏了,他朝关麟征挤眉弄眼,一个劲地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
关麟征刚刚被教官着实夸了几句,正美得很,心理上也就失去了防范,他不知道陈赓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又不能问,只好呆呆地盯着看。
这让我想起一个游戏,估计大家也都玩过:一不许哭,二不许笑,三不许露出小白牙。
不知道各位忍耐力如何,反正我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哭虽然不会,“扑哧”一声笑出来却是难免的。
很不幸,关兄也没能支持得住,他也开口笑了(可能还露出了他的“小白牙”)。
但随后就哭了。
教官把他喊出来,抬手就给了俩耳光,把这倒霉的兄弟打得眼冒金星。
接下来,模范学生或者是有,但已不是你关麟征了,是这一位同学——陈赓。
陈同学一脸严肃,站姿看上去比谁都标准。
如果把这些场面都放到回忆的时光隧道之中,无论是打、是闹、是哭、是笑,仍然不失其温馨和亲切。
因为没过几年,所谓的黄埔同学就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成了各为其主的生死冤家。
别了,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校园时光。
他们后来的经历也进一步验证了“钢刀是钢刀,同学是同学”这句“名言”:在鄂豫皖战场上,关麟征和陈赓这两位昔日同学拔刀相见,打得难分难解,直至抵死相拼。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有的剧情它总要上演。
好在真正使关麟征扬名海内外的,还是抗日战场。
关麟征领衔的这个25师,一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旅(第4师独立旅)。扩编后,人倒是多了,但武器却没有相应多出来,重武器方面,除了迫击炮外一无所有,什么山炮野炮更是没影的事。
此次出征,更是作孽。
就在领命出发的那一天,部队还面临着即将揭不开锅的局面,部队下个月的伙食费仍然没有着落。
你可以要求当兵的不怕死,可你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去打仗吧。
中央政府也没有钱拨下来,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地方借,一共凑了10万元,这一颗心才算是暂时落了地。
想到前路茫茫,还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关麟征便让杜聿明一个人坐上快车,先到北平去熟悉一下前方的情况,以免部队到后两眼一抹黑。
有了轮子,那就大不一样了,杜聿明3月1日就赶到北平,去了以后马上要求面见少帅。
此时热河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杜聿明认为少帅肯定会对他的到来十分重视,至少是很高兴吧,毕竟是援军嘛。
然而他想错了。
高兴不高兴不知道,反正少帅不想见他(“不会客”)。
杜聿明虽然是个军人,但脑子转得倒也挺快,马上就打电话到少帅住的顺承王府。这次他给自己头上套了个光环,说自己是奉老蒋之命来的。
一个小旅长你可以不见,钦差大臣总不能不见吧。
那边回了一声:明天给答复。
杜聿明急得在屋子里一个劲地转圈,可是又毫无办法。
什么叫大牌,这回他算是领教了。
天可怜见,第二天,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少帅。
既然是来参战的,杜聿明最关心的当然是热河开战以来双方的作战情况、我方的战略战术以及经验教训这些东西,这也是他执意要拜见少帅的主因。
可是聊了半天,却没能从少帅嘴里得到一星半点相关信息。
对方似乎只对25师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感兴趣。
杜聿明心里这个别扭。我有多少人枪都放在那里,既多不出来,也少不到哪儿去,现在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不是。
这样谈话毫无意义啊,干脆直接问吧。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问:热河的情况怎么样?
答:没收到电报(这个回答让我也顿觉无语,有这样指挥打仗的吗?)。
又说:不过日军并不多,不用担心(我都要晕过去了,还不担心?热河马上就要归别人了)。
问:25师马上就要赶来了,怎样使用?
答:休息,休息一下再说吧(敢情你们根本不需要援军是吧?)。
问:对日作战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日机有些厉害……具体嘛,可以找王以哲研究研究(你自己也不清楚还是搞官僚主义?巨汗一个)。
杜聿明的问话步步紧要,没一句废话,这就是一懂行的。
少帅支支吾吾,没一个答到点子上,也不知道他是不懂呢,还是不愿意跟人说。
杜聿明后来几乎是被人轰出来的,因为少帅已经被他问得有些急了(“连喊副官倒茶”)。
出得门来,这位日后被称为“昆仑雄狮”的名将不得不仰天长叹一声。
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大事(抗日战事)糊涂。可乎?
看来,有时候所谓名将也就对打仗那点事拥有发言权。
杜兄,如果有一天你也坐到那个位置,你就会明白,在你看来的小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大事;在你看来的大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有什么“可”不“可”的?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才会豁然开朗,而不至于耿耿于怀。
可是军人偏偏喜欢穷追到底,杜聿明尤其如此。
少帅这里摸不到什么,他就想到军分会去打听一下。
这个想法,我认为不错。
因为一般说来,要求领导对具体东西很熟也的确很难,而且越大的领导越可能是这样,毕竟人家管的是宏观嘛。
军分会的参谋们应该更有发言权。
去了以后,杜聿明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参谋处的负责人都不在,旁边的人说是有私事需料理(这倒符合东北军政长官们在大敌当前时的习惯)。
那些旁边的人,也就是留守办公室的小参谋们,则问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不能责怪他们,这种情况下还能待在办公室,已经够意思了,起码比出去处理私事好吧。
杜聿明后来再一打听,原来所谓料理私事,就是准备逃命。
这就让人简直要对小参谋们由生敬意了。
比之于自己的领导,他们的表现真的算是很不错。
杜聿明这趟提前来北平,也不是全无收获,至少他让北平民众知道中央军马上要来了,人心因此安定了不少。
关麟征师是单衣薄衫、赤足草鞋进入北平的。日本人是有条件提供辎重,他们不重视,而我们即使重视了也没用,因为所谓的防寒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
此时的华北大地上仍然是冰天雪地,古北口一带更是一片苍茫。
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这是一群要去流血拼命的好汉,于是北平各界就发动人们搞捐助。谁家有件棉大衣、皮大衣什么的,就拿出来给他们。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总好过一点没有。
捐了衣服,还得捐工具。
长城周边的山地上,不都是很难挖动的岩石吗?
不可能让关麟征师的官兵们拿双手去挖吧。
大家又捐。
堂堂中央军,上阵打仗前还不得不接受老百姓的捐助,举世恐怕也是少有。
接下来还没轮上打仗,就是走路,而且走得又累又不痛快。
由通州前进至密云。看看我那张《长城抗战之一》图,好象一个指头的距离,可那不是示意图吗,两地其实还相距很远,足足140里路哩,这么多路,少说点,2天总要走吧。走在路上,就听到消息,说是承德已经丢了,心里这个郁闷。
到了密云,觉还没睡踏实,半夜三更又接到命令:古北口外围阵地打起来了,得赶紧去增援。
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9日上午8点,终于到达石匣镇。
此时,长山峪黄土梁的王志军团已经快顶不住了。
这时候就没法再往古北口开了,原因无它:日机上班了,得错开该时间段。
经过商量,部队暂时交由75旅旅长张耀明(黄埔1期)指挥,关麟征和杜聿明先乘汽车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
这一路上,两人都皱起了眉头。
此时东北军正在大批向南撤退,大白天的,也不管日机是否会来轰炸,反正乱糟糟的都是人,步兵、骑兵、炮兵、行李辎重队,没有次序,没有队列,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把路都给堵死了(“道路为之阻塞”)。
这哪里是军队,难民团大概都要比他们好看一点。
给这股人潮一弄,汽车自然也开不快(“车行如牛”),一直到深夜12点才到达古北口。
古北口街上也是一片混乱,到处是张皇失措的人马。一打听,全是张政枋师的部队,他们接到王以哲下达的撤退令,已经退进古北口,正不知道该从哪条街道往南撤呢。
眼前的情景,让人看了,除了沉重,就是失望,别提多难受了。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王以哲的指挥部,于是“有幸”看到了更让他们难受的一幕。
劝吧,不然今天晚上扯皮的这二位就没法收工了。
关麟征对张廷枢说:你想走是不是,好,那你就等关东军打到北平来吧。也就几天后的事,大家一起等着上军事法庭!
张廷枢不怕王以哲(其实他也未必就真的怕少帅或者老蒋),但一想到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那还是有点怕的。
怎么办呢?
这位仁兄朝面前的两位“不速之客”看了两眼,忽然冒出一句:对啊,王军长要走,我也守不住,你们中央军够强,你们来守嘛!
王以哲此时正有骑虎难下之感,张少爷他压不住,自己其实也急于脱身,以便交防撤退,这个“建议”正好帮他解了围。因此,他也借驴下坡,说可以由关麟征来接防张廷枢,代替后者防守古北口。
劝劝架竟然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关麟征马上来了火:中央军不是不能上来防守,但我上来了,不等于你们就得下去。人多力量大不是。
见关麟征动了怒,王以哲又犹豫了。
他同样不敢得罪中央军的这些人,生怕他们一生气,也撂挑子走路,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没办法,当着“外人”的面,他只好又捡起长官的威势,转过头来压张廷枢:25师刚刚到前线,状态也没调整好,古北口还是由你先来防守比较好。如果你还叫唤着要撤,提头来见!
后一句话听起来挺有气魄,颇有“杀无赦,斩立决”的果敢。
可惜色厉内荏。张廷枢一句话就把他顶到老远:张政枋师要撤下去,可以,让我守古北口,也没问题,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王军长得留在北古口前线主持大局。
王以哲顿时哑口无言,做声不得。
一旁的关麟征看这不是办法,于是提出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来布阵:张廷枢师在古北口第一线,25师在南关第二线。
南关是紧靠古北口的一个小市镇,地形低于古北口长城,历史上就是古北口守军后方所在地。
反正两师靠得很近,就算张廷枢师阵地被突破,25师一个反攻就能把阵地给重新夺回来。
同时,他要求在张政枋师撤离的情况下,作为主帅的王以哲不能走,必须坐镇古北口指挥。
这实际上是一个折中的意见。在我看来,也合情合理。
张政枋师打成这个样子了,撤下去歇歇也说得过去,而张廷枢师你一枪未放,总不好意思到后面去躺着吧,何况还有中央军的主力师背贴背陪着你,怎么着也应该有胆撑两下的。
至于王军长,不期待你发挥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了。留在古北口,对张廷枢是一个交代,对东北军官兵,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想吵架的这两位应该能答应了。
很遗憾,我们大家都错了。
张廷枢和王以哲仍然不同意。
张廷枢对两线据守方案倒也不敢明着推托,但要求关麟征师守一线,他守南关二线。
一线多危险啊,万一日本人的子弹打过来,正好穿心过怎么办?
王以哲则就想甩包袱,最好指挥权什么的都一股脑儿地交掉,哪里肯再留在古北口。
这下好,原来是两个人吵,现在是三个人在吵了。
吵架就跟打拳击擂台赛一样,也有累的时候。中场休息,三方边休息边商量。
吵了这么长时间,杜聿明一直都没有发话。
他没想法?
当然有想法。他的想法是:索性依了他们,我们25师顶到古北口一线去算了。
理由很简单,既然东北军都没心思也没斗志继续守下去了,强扭的瓜不甜,他们就算留下来也未必肯真卖力气。
不如这时候我们直接上去,在古北口以西留一段地方给他们象征性地守一下,他们不用守正面,也就愿意多留两天,然后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无碍大局,用不着去多管。到那时候,他们面子也有了,彼此不用撕破脸皮,下回见面也好看一些。
这理由说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关麟征理解不了。
关猛就是一耿直脾气,巴顿将军类型的,考虑问题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属于直线型,不会绕弯。
就防守古北口而言,两支部队肯定是要比一支部队好,分两线有纵深,一线被突破还有二线,如果像杜聿明所说的,一线中的任何一点被突破,就等于全线被突破了,傻啊。
杜聿明不傻。他是从综合角度考虑的,说俗一点,就是脑子里绕了很多个弯在想问题。
这时候第17军军部还在安徽蚌埠,包括关麟征师在内的古北口各军都要归属北平军分会,也就是张学良指挥,而这时候少帅并未正式下野,总指挥职权当然也没被免掉,你让王以哲为难,让张廷枢没面子,不就等于让少帅和东北军下不了台吗?
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王以哲和张廷枢要是能帮上大忙也就罢了,可又帮不上什么大忙,这种情况下就更没必要拖住他们不放了。
说到底,杜聿明和关麟征是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说杜聿明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可是一个太纯粹的军人,似乎在哪里都有点吃不开,无论是中国的关麟征还是美国的老巴顿。
为什么日后我们怎么看,杜聿明都要混得比他的老上司关麟征强,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会打仗,其实功夫在诗外啊。
关麟征既然不同意妥协,这场争执就还得继续下去。
你不让,我不让,吵到天亮也不会吵出什么结果来。
杜聿明只好当起了居中人的角色,劝似乎是没用了,那就骗。
他对张廷枢说,你以为守古北口一线阵地很吃亏吗?否!
首先你得吃准一点,想立马走人肯定是行不通了,那就得留下来。既然留下来,就要选一个好阵地。哪个阵地最好呢?
当然是第一线了。这里的位置多高啊,南关比都不能比,打起仗来感觉不要太好哦,而且你不要以为会让你在这里守十天半个月的,其实也就几天,等25师的所有辎重装备都上来,一准把你换下来。
如果不这样干呢?
后果很严重。
你现在就急于换到二线去,那城外的日军也要让啊。他们会趁势爬上来,追着你的屁股打,到时候别说退到二线了,就算想跑回北平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张政枋师一路上是怎么撤回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吧?
杜聿明骗人有一套,吓人也不外行。
张廷枢的脸色变了。
见似乎有门了,杜聿明赶紧又跟上一句:这样吧,25师除了在第二线,再加一条——协助你防右翼。
关麟征也知道这样僵持着对大家都不利,便对杜聿明的这个“擅自让价”点了头。
这样一来,张廷枢就没什么退路了,无奈之下,答应在一线顶两天试试。
一个先搞定。
几个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王以哲身上。
王以哲也吃不住劲了,同意亲自坐镇古北口。
3月10日早上4点,这场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此时的古北口城下,一个日军也没有。
失陷将军楼
两个小时后,一路尾追不放的关东军相原大队赶到了一个叫二里塞的地方。此地离古北口城门尚有6里路远。
大队长相原少佐下了车,从这里,他能够清晰地看到古北口所在的蟠龙山。
长城就在眼前。它的上面有一座烽火台,名叫将军楼。
相原面对的其实就是一片古战场。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
所以,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卫护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尊严、安全和生存的权利。
相原命令部队下车,迅速占领附近高地。
汽车则开回去继续接送后续部队。
7点,日军在高地建立起了炮兵阵地,开始向城内的守军进行试探性炮击。
7点半,从十八盘迂回而至的三宅骑兵联队到达二里塞。
9点,川原旅团主力基本到达二里塞。
3个小时之内,部队集结、阵地构筑、进攻准备一气呵成,如同流水线作业一般精确,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这说明什么?
高度职业化的军队素养。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差距恐怕不只在武器上。
不过,川原旅团的实际情形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妙。
由于推进速度过快,再加上无线电通信出现故障,他们此时已与师团本部失去了联系,而且弹药也有些紧张。
川原此时可以选择留下来等待,但他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
除了“建功立业”的野心驱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不愿意停下来。
3月10日这一天,在日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日本陆军建军节。
他要用攻克长城这一“胜举”,来为自己的军队庆贺。
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守军的第一反应都是怎样夺路而逃,让自己的伙伴或者战友去顶杠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从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不遗余力地发起攻击。
日本人的集体意志和凝聚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相原不需要等待任何命令,就知道占领高地,掩护主力跟进。
三宅不需要打任何招呼,就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让包抄就包抄,让进攻就进攻,哪怕是跳下马来当步兵用也没有半句怨言。
同样,关东军飞行队在与地面部队毫无联络的情况下,也照样主动配合,每小时1次,每次5架,对地面中国守军进行轮番轰炸。
一线的东北军是一路被飞机炸着过来的,还稍为好些,二线的25师此前一直在南方作战,飞机都没怎么见到过,更别说有什么防空经验了,自然更惨。
连日本兵究竟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官兵就已经倒下去了一大片,这让关麟征和杜聿明真正见识到了日军立体化作战的威力。
告诉你们,这只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线的张廷枢心一直悬着,但既然当众表了态,不硬着头皮坚持一下,面子上也真说不过去。
杜聿明说得没错。古北口易守难攻,对于防守而言,地形确实是很有利的。
别的不说,就东西这两座山,左卧虎,右蟠龙,居高临下,谅关东军一时半会儿也突不进来。
现在张廷枢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题,是川原会把进攻重点放在左中右哪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哪个方向才是他需要格外留神防御的。
这个题目,自古打仗之人无一能够回避,因为它决定着即将开始的战局走向。在一线指挥的张廷枢也概莫能外(王以哲待在古北口也就是摆设)。
有一类天才,他们仅凭嗅觉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接下来的是人才,他们依靠经验和才能也可以做出理智判断。
张少爷两类都不是,他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里,把棋子摆到哪里。
右翼,这里他不想费心。
因为按照“三方协议”,关麟征师145团(戴安澜团)负责防守这里的龙峪沟阵地。
他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左翼和古北口正面。
前者他安排了635团(白玉麟团)驻守。
白玉麟就是那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1期,但哪儿也不想去,就愿在这儿混的团长。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张公子对这个团多多少少是很看重的,这也是他唯一舍得下点本钱的地方。
至于古北口正面,不知他作何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想到日军会来此光顾,应景似的安排了一个634团(贺奎团)一部据守这里的蟠龙山制高点和将军楼。
一切搞定,这样守两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管有没有问题,安全第一,我还是不能离第一线太近。
别说第一线了,张廷枢甚至连第二线也不愿意多待,他带着师部和其他直属部队跑到相对更安全的石匣去了,而不久之前,关麟征师刚刚从这里开赴南关。
下午2点半,川原一声令下,日军展开全线进攻。
他也把部队分成了左中右三路。
不过右翼显然并非其攻击重点,因为在那里川原只派了一个三宅骑兵联队。
骑兵联队跑起来倒是快,抄个后路也合适,但如果让他们下马进攻敌方阵地,那还不如一个步兵大队更有力道呢。
当然了,川原也没光派骑兵,步兵他也派了。
多少?
两个步兵小队。
右翼不是重点,难道左翼是重点?
也不是。
川原仅仅派了第32联队(田中联队)第2大队上阵。
到这里,我想傻瓜都知道川原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古北口关门正面,这才是真正的攻击重心,川原旅团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集中于此处!
我可以站在很公平公正的立场上说一句,在进攻方面,日本人的能力的确是数一数二的。
没办法,人家在国内天天练的就是这个。
面对长城要塞,川原并没有采用通常的正面强攻手段,而是雇用了一个当地人,从一条隐蔽小道绕过长城,从背后向蟠龙山制高点发起了攻击。
这个“当地人”自然要归属到汉奸一列,不过我想知道而不知道的是,“当地人”如此热衷于当汉奸,帮着日军来打东北军,是否也跟汤二虎在热河当政时搞得民怨沸腾有关。
面对日军大半个旅团的全力攻击,贺奎团就算整团开上来也不一定顶得住,何况只是“一部”。
毫不意外,守军马上就呈崩溃之势。
仅用半个小时,第17联队(长濑联队)就攻占了蟠龙山制高点。
本来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挽救的。
其时,只要张廷枢主动跟关麟征联系一下,让自己的主力和南关的25师合力发起反攻,同时右翼的戴安澜团注意向中间靠拢,还是有希望扳回局面的。
遗憾的是,张廷枢并不在一线指挥,对前线情况知之了了,而东北军似乎也没有跟友军密切配合共同御敌的打算。
大家各打各的,互不相干。
在当天的右翼龙峪沟战场,与戴安澜团对阵的是三宅骑兵联队,面对戴安澜团这样的强力步兵团,日军要把骑兵当步兵用,自然难以见到效果,所以阵地一直纹丝不动。
但由于不知道其他两个方面,尤其是古北口正面发生的情况,在遭到日军攻击后,关麟征和杜聿明很自然地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日军攻击重点在右翼。
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长山峪过来的大道呈“Z”字形,先经这里,再至关口,而根据日军一贯使用的战术来看,他们最喜欢也最擅长运用包抄迂回。
从右翼突破后形成包抄,可以看成是这一战术的实际运用。
关麟征和杜聿明都不是第一天打仗,于战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属于职业军人才具有的那种灵敏和本能的嗅觉。另外,中日双方也并非首次交手,特别是经过此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国军人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已有所了解。
然而,在对情报不能有效掌握的前提下,你所做的一切判断仍然可能是在打哑谜。
别的谜语猜错不要紧,这个猜不对却是致命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据此,关麟征不仅没有让戴安澜团向中间靠拢,反而命令该部主力向右翼集中,并将阵地继续向东延伸至龙峪沟以东500米,从而使其与东北军的结合部更加薄弱。
除杜聿明旅坚守南关二线外,关麟征又急调作为师预备队的149团(王润波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关,进行策应,并从中抽出1个营,警戒司马台长城一线,以防日军从这里抄袭后背。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右翼。
中间没有人补位,亦无人增援,空档越来越大,直至不可收拾。
从古北口正面退却的东北军,既未向右翼和南关二线的25师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亦未要求友军“向我靠拢”或予以增援。
退就退了,丢就丢了,有什么了不起。
到下午5点半,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古北口正面制高点,并将战线推进至长城以南。
晚上,日军把大炮运上了制高点,在其两侧都布置了炮兵阵地。
一招定胜负。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被日军牢牢握在手中。虽然此时日军在两翼都未能取得大的突破,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而后战场的基调将朝着日军希望的方向走。
这一天是日军的节日,川原的节日,不是我们的。
3月11日拂晓,川原一声令下,日军总攻开始。
在步兵冲击前,重炮再次扮演了东北军克星的角色。
左翼白玉麟团在高强度炮击下乱成一团,团长白玉麟当场战死,部分阵地被日军第32联队第2大队趁机攻取。
正面,贺奎团更是完全无法抵挡日军的进攻。
上午10点,将军楼亦告失陷。
将军楼的失陷,使右翼的戴安澜团立刻陷入困境。日军可以依托附近的高地,居高临下,完全切断他们与二线主力的联系。
不过关键时候,日军方面也掉了一下链子。
川原旅团走得太急,本来就没带多少弹药在身上。昨天下午,今天早上,可着劲这么一使,已经所剩不多了。
前面进攻一缓,被日军打得苦不堪言的东北军总算捞到了喘口气的机会。如果此时张廷枢能及时调整部署,把除白玉麟团的两个团也整师压上,或者干脆点,就跟关麟征讲清楚:我顶不住了,你快过来帮忙。
这样的话,仍有反败为胜,甚至夺回关口的机会。
但张廷枢未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他只是心痛白玉麟团的损失,然后让副团长代替了团长的职务。
关麟征和杜聿明当然还是被蒙在鼓里,一门心思只关注着日军是否会从右翼包抄过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下午2点。
弘前师团师团长西义赶到前线。
从川原手上接过战场指挥权后,西义根据战场变化,着手调整进攻部署,命令把有限的武器弹药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路压向南关二线,一路对右翼龙峪沟阵地发动包围攻击。
援救戴安澜
直到日军前锋进逼南关,关麟征和杜聿明才如梦初醒,发觉大事不好。
此时,二线部队与一线龙峪沟阵地的联系已被阻断,别说走过去了,连电话线都被炸断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戴安澜团可能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惨遭覆灭的命运。
一个军事主官的决心和意志究竟如何,只有在这时候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关麟征霍然跃起。
夺回将军楼,援救戴安澜,主将亲征!
自古战场上无必胜之兵,却定有必胜之将,赫赫关猛,名不虚传。
在把防守南关的任务交给杜聿明后,关麟征带着一个特务连,指挥作为预备队的王润波团,从古北口东关杀出,向将军楼发起凌厉攻势。
指挥作战的西义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股突然杀出的劲敌,立即指挥部队向此集结。
将军楼已被日军牢牢地握在手中,虎口拔牙,难度很大,但关麟征很快发现,只要占领毗邻的一块叫北山的高地,即可直抵将军楼,同时打通和戴安澜师的联系。
看起来,日军似乎还未完全控制住北山。那还等什么,快上。
不料对手的反应更快,事实上已经有部分日军提前占领了北山。
进攻部队刚刚爬到山腰那块,再也上不去了。
这里日军虽然不多,但火力集中,十几挺机关枪一架,就把你硬生生地挡那儿了。
由于伤亡太大,王润波团一度被赶下山腰,在山脚下动弹不得。
时间早已不在关麟征这一边,他知道久攻不下的后果。
这块高地,必须以性命相争。
得之,戴安澜团得生;失之,后者可能再也无法南归,也就没有日后那个名震异域的海鸥将军了。
于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关麟征挥舞着手枪,一马当先,亲自向山上冲去。
卫士们紧随其后。
领导都这么玩命,下面的一干官兵更不能干坐着看风景了,大家一齐嗷嗷叫着蜂拥而上。
黄埔精神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它无可替代的力量:什么叫身先士卒,这就是。
山腰,冲过了。
山头,越来越近。
有3个日本兵发现了关麟征,断定这是支那军的高官。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与周边官兵有所不同。
他们立即准备朝这个方向投掷手雷。
不过晚了一步,关麟征身边的一名卫士也看到了这3个敌人,一愣神之际,不假思索地摸出一颗手榴弹,率先投了过去。
手榴弹互掷,向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怎么回事?投出去的手榴弹没有爆炸!
本来已经惊慌大叫的3个鬼子回过神来,一扬手,把自己的手雷甩了过来。
大家都靠得这么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关麟征旁边的几名官兵当场被炸死。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卫士扑上去,用身体掩护了长官。
但关麟征仍然受伤不轻,身上共被炸伤四处,浑身是血。
事后才知道,情急之下,那名卫士竟没有把手榴弹引线拉掉就投了出去,当然不会爆炸。
关麟征一直以此为憾事,以后他训练25师官兵,别的先别说,投手榴弹这一关无论如何不敢马虎。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师长倒了下去,作为先锋官的王润波(黄埔第3期)急了,赶紧组织人员上前抢救包扎。
躺在地上的关麟征对王润波说出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别管我,快占领山头要紧!
王润波当即也和师长一样,带头冲在了最前面。
3名鬼子被干掉了,山头的大部分日军在王润波团玩命的冲锋中也死伤殆尽。
北山的主人终于换成了中国军队。
这块高地的得失果然相当关键。虽然最终仍无法攻克将军楼,但有了北山这一地利优势,随后赶来增援的几千名日军都被阻于山下,无法再前进一步。
最重要的是,它挽救了戴安澜团,使其摆脱了被包围聚歼的厄运。
为此,关麟征师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除关麟征本人负重伤外,团长王润波也在冲锋过程中以身殉职。
王润波的名字现在听来有些陌生,但当年却很知名。
他进黄埔的推荐人是刘伯承,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曾连任三期黄埔教官。在他的诸多学生中,日后涌现出了一颗无比耀眼的将星,这就是黄埔第4期的林彪。
直到几年后的“一?二九”运动,还有很多学生记得王润波的名字,把他作为当仁不让的抗战英雄来颂扬。
战前,王团长曾给老母修书一封,信中谓:“儿率部北上,誓与古北口共存亡”。不料一语成谶,直叫人扼腕痛惜。
关于他阵亡的经过,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他丧生于日军武士刀下。我认为并不可信。
倒不是觉得这有损于英雄形象。本来嘛,肉搏厮杀,你砍了我,我宰了你,都属正常,不然就不叫肉搏了,这跟中子弹其实是一码事。
我主要是觉得此说与史实有一定出入。
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军备军制基本照搬照套西方的那一套。明朝时在倭寇中盛行的倭刀(即所谓的武士刀)这时候已被扔到了一边,军队中流行的佩刀是法国式的“P”型指挥刀,样子很拉风,但实际作战时全不济事,而且一般士兵并无资格佩备。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战后没有能找到王润波的完整尸骨。这么大的一个团级军官,即便真的被日军砍死,遗体总还是有的。
根据推测,王润波很有可能牺牲于日军的手雷。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中国军队喜欢集中使用手榴弹,无论是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新四军老八路,莫不如此。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榴弹太好,而是因为太糟。如果单个甩出去的话,通常炸开来也只能分成两三瓣,杀伤力极其有限,所以一定要抱团才有威力。
与之相比,日军的手雷就要厉害得多,两颗以上便足以令人粉身碎骨。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冲在最前面的王润波是被日军掷弹筒发出的炮弹打中的。
不管怎样,战场最高指挥官非死即伤,足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关麟征伤情严重,不得不送至北平疗伤,师长一职交由杜聿明代理。
此时我不知道,出师未捷身先伤的“巴顿”会不会为他的固执而后悔,如果早点听杜聿明的话,提前接防古北口一线阵地,战局应不致如此被动。
大溃退
本来想借张廷枢一把力,不料力没借到,结果不仅丢了古北口,一个主力团也差点陷进去拔不出来。
事情不止于此,接下来,这位张少爷还有更绝的放在后面。
就在这天晚上,张廷枢一个招呼没打,带着他的部队撤往北平!
在决定撤离之前,当然是犹豫过的。
他向北平军分会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前线惨烈的战况。
北平军分会随后复电,表扬他“奋勇作战,迭挫敌锋”。
但对张廷枢来说,这封电报做的只是表面文章,重要的是下面这则电文。
老爸张作相电,中有“相机行事”数语。
这是什么意思?
别问我,我不知道,各人去猜吧。
张廷枢正是看了这则电文后,下定决心:撤!
晚上,悄悄地进行。
他还知道不搞一窝蜂,大家一个个来。先是贺奎团,再是白玉麟团,最后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的636团(李德明团)。
跟他一起撤下去的,还有早就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总指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
张廷枢以为他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料还是被杜聿明察觉到了。
前面有了教训,再不多留个心眼就如同等死了。
张廷枢这一撤,令杜聿明禁不住倒吸几口凉气。
此时,关麟征师的两个主力团仍在一线与日军处于胶着状态,并非想撤就能撤,一时也无法把防线收缩回来。
右翼不能缩,就得想办法再把空空如也的左翼再撑起来,否则房梁非得塌掉不可。
杜聿明扳着指头数了一下,现在唯一建制还算完整的就只有150团(张汉初团),只有派他们去填补真空了。
最后的一个团是146团(梁恺团),该团随杜聿明防守正面。
虽然看上去似乎暂时还能应付,但杜聿明自己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个漏洞和危险性一样大的布局。
第二天日军如果不增兵,或可暂时维持平衡,一旦增兵,必将危矣。
突破阵地,迂回包抄,哪一样都足以制守军于死地,因为现在他手上再无多余兵力可派,既堵不住漏,也解不了围。
的确非常痛苦。可如果你不想同东北军张廷枢师一样不顾一切地逃命,还有比以上更好一点的办法吗?
唯今之计,只能存如下侥幸之念:正好日军已无兵可援,又正好我部援军适时上来。
杜聿明也知道,这个念头实现的可能性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他又硬是挤出了两个连的预备队,加上师部特务连,放在古北口以南到南天门一带的高地上,并在此设立预备阵地。
不为别的,就为了如果全军溃败,这3个宝贝连能起到掩护作用。
其实,发现张廷枢撤退的,不止一个杜聿明,还有他们的对手。
在得到张廷枢师撤退的情报后,深谙战阵的日军高层指挥官均意识到古北口一战已胜券在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即离开锦州回到长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
东北军突然撤走,中央军独木难支,取胜只是早晚的事了,还需要他天天守在指挥部等战报吗?
西义、川原,你们自己去搞定吧。
与当年“一.二八”会战时,植田、白川几乎一刻不停地紧盯着军事地图,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口的场面,已有天壤之别。
3月12日。
对于长城抗战的指挥系统来说,这是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少帅张学良黯然下野,何应钦走马上任。
在得知前线情况险恶之后,黄杰师的先头部队已朝古北口急进。
还有一天,只要一天,他们即能赶到古北口,到那时,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然而这次幸运之神没有选择和杜聿明站一边儿。
中国援军未至,西义却如愿等到了包括野炮兵第8联队(广野炮兵联队)在内的援兵。随着后援辎重的到来,部队紧缺的武器弹药得以全面补充。
对川原旅团来说,久旱之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甘露了。
他们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800发炮弹,一度因缺乏弹药而只能干瞪眼的日军炮兵阵地,遂得以重新开动杀人机器。
倒霉的事总是聚着堆来的。
同一时间,日军轰炸机群也开始对地面的中国守军进行狂轰滥炸。
前两天,它们不是一个小时一批次地搞过一下吗?那算小来来、挠痒痒的那种,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出动的是关东军飞行队第12大队(轰炸机大队),由它们在空中配合步兵发动总攻击。
如事先所预料的那样,重磅援兵加以立体化的进攻阵形,在短时间内就击穿了杜聿明部署的一线防区。
由于工事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炸毁,正面的梁恺团、连接右翼的王润波团防线均遭强行突破。
日军直逼二线南关城墙之下。
守军既要防上面(飞机轰炸),又要防前面(野炮远射),还要防下面(步兵攻城),难度可想而知。
但每个人都知道南关失守,对留在左右翼的兄弟团意味着什么。
拼却一死,以尽天职。
战斗进入白热化。
日军为加强进攻,组织了数支敢死队进行冲锋,然而多被打残,其中有些年头的常建制“骷髅敢死队”更是被打得所剩无几。
进攻部队三度欲图进城,但三度都被击退,场面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前两天的总和,乃至西义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慨叹此战确为整个长城战役“激战中的激战”。
然而,再强的精神和意志,也无法完全抵消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终究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早上11点半,在经历两个小时的进攻后,南关北侧制高点终于落入敌手。
更险的事发生了。在进入南关后,日军大炮竟然直接对着杜聿明所在的指挥部就开了火。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也许就像《亮剑》里那样,屋里伸出来一根天线,或者是参谋们进进出出,正好被他们发现了。
炮弹打得还真准,无线电台、电话总机和通信设备一个不留,全被炸得稀巴烂。
但是总指挥杜聿明却安然无恙。
只能说老天也惜才,它执意要给我们这个多难之邦留下一个能战之将。
可是屋里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烂后,与前后方的联络已经完全中断,自然也没法再进行指挥了。
指挥中枢再不能起到调度全局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家也就只有各安天命,自求多福吧。
前方指挥部被炸翻,杜聿明不得不带领警卫退至关帝庙师部所在地。
日军似乎在他身上安了追踪器,马上也跟了过来。
追兵离师部仅有100米的距离。
杜聿明急忙组织火力进行阻击。
据说当时他身边实际只有几个带短枪的参谋、警卫和传令兵,所谓还击也只是虚张声势,如果日军硬往里面冲,是绝对挡不住的。
但巧的是日军此时却又谨慎起来,他们为避免伤亡,不再强行靠近,而是用重机枪把师部大门的正面封死。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就是日军不进来,杜聿明怕是也出不去了。
我说过,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最后时刻,上苍肯定发现小杜是个材料,以后将派大用场,所以处处留情,不仅没让子弹在他身上找眼,还在指挥部都被轰掉的情况下,愣让其君毫发无损。
这享受的就是英雄大片中绝对主角的待遇和地位啊。
有如此导演,“意外”当然无处不在。
接下来的“意外”更加离奇和及时。
日军炮弹“准确”地落在墙角边上,把墙壁炸了个洞,非常“体贴”地给屋里的人打开了一条生之通道。
“准”要“准”在点子上,一直以来,剧本可不都是这么规定的。
杜聿明和75旅旅长张耀明(连他也沾了小杜的光)一起从洞口钻了出去(或许也可能是爬),撤往古北口以南的预备阵地。
别人就没他这么幸运了。
下午2点,日军完全占领南关,并推进到南关以南高地,将预备阵地和一线、二线守军阵地拦腰斩断。
大厦将倾之下,军心大动,随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崩盘。
继杜聿明失去对全局的掌控后,各基层长官也先后丧失了对各自部队的有效掌握。
不需要发出命令,大家都知道要往后跑了。
其实就是溃退。
从日军一时还来不及堵住的左右两翼空隙向后溃退。
日军在中间的高地上架起机枪和大炮,疯狂地朝两翼扫射轰击。
后撤部队尸横遍野,从而在两边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死亡走廊”。
此时,站在预备阵地指挥所里的杜聿明已束手无策。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局一步步继续恶化,部属在越过“死亡走廊”时成片倒下。
在这次大溃退中,官兵死伤人数占整个古北口战役的三分之二,以团长身份代73旅旅长的梁恺也受了重伤。
我不能设想杜聿明这时的心情,毕竟这种设想同样很残酷。
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常胜将军,某种意义上,胜利之路就是用过往的失败铺垫而成的。
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名将,残酷和失败都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道关卡。
闯过去,熬过来,只有这样,未来,你才能赢!
兄弟,挺住!
在几乎慌不择路的溃退过程中,仍然不乏勇毅到底的铁血战士。
很多人都知道老八路有一个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但可能未必知晓,在这之前,燕赵大地上就出现过相似的悲壮一幕。
稍微不同的是,壮士不是五个,而是七个。
他们属于戴安澜团的一个班,处于与日军对抗的最前沿。当时前后左右,大家都撤了,但是他们没有撤。
原因很简单: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这是七个死心眼的人,却也是七个真正的军人。
既然听不到集结号,就必须继续坚守下去。
他们在一个叫做帽儿山的高地上架起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硬是挡住了百余日军的进攻。
日军的目标是追击溃退的大部队,当然不想在这里“纠缠”过久,问题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力,就是攻不过去。
人在舍生忘死的情况下,所能发挥出来的潜力是无限的。
日本人据此判断,帽儿山上起码应有一个战斗力极其强悍的连队在把守,在步兵无法顺利攻克的情况下,只好劝降说好话:哥们儿,让个道吧,给你们活路。
“七壮士”用手中的枪做了回答。
最终,日军调用了5架飞机和10门重炮,进行轮番轰炸,这才解决了“挡道”问题。
他们冲上山顶,翻来覆去地搜寻,找到的却只有7具尸体。
巨大的震惊。
日本人一向看不起弱者,但他们对真正的强者还是由衷折服的。战后,他们将这七名士兵的遗体埋葬一处,还立碑修墓以为纪念,碑云:支那七勇士之墓。
在古北口战役中,戴安澜团承受压力应属最重之列,然其损失却并非最巨,应该说,与七勇士在关键时候顽强阻敌,拖住了一部分追敌不无关系。
唯有强团才出强兵,能培养出如此彪悍勇猛之士,戴安澜(黄埔第3期)日后能叱咤滇缅战场应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此时杜聿明面临着自己从军生涯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境。
部队已完全掌控不住,大多数溃退官兵成惊弓之鸟,有的甚至经过南天门时也不敢停留,一头就往后面的石匣跑去。
在预备阵地上,杜聿明手上只有师部特务连和两个连的预备队,拿这一个营的兵力来阻击旅团建制的关东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古北口一败,官兵已经胆寒,如何能战。
南天门,甚至石匣失守,都还是小事,背后的北平危在旦夕才是真正的大事。
明知无济于事,但杜聿明接下来要做的,也就只有硬碰硬了。
能挡得一时是一时吧。
不要担心,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当命运垂青你的时候,怎么着都是好。
西义在占领南关后竟然就鸣金收兵了。
眼看中央军被彻底打败,作为热河边境(也是日本臆想中的“满洲国”边境)的古北口长城也得到了完全巩固,对武藤有了交代,自然可以放心回家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