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继续向黑龙江推进。随着江桥抗战的打响，东北大地上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渐渐苏醒，英雄纷纷诞生，他们或用正规战，或用游击战，与日军拼死搏杀。后“9.18”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江桥之战后，在日军的软硬兼施下，“抵抗将军”马占山意外地动摇了。现在哈尔滨（哈市）成了日本在满洲要到达的“最后一站”。

进攻齐齐哈尔，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苏联的一个试探，看它会不会有所反应。

苏联反应了，那就是向日本再次重申不干涉政策。

那样子倒像在鼓励日本人：你专心干吧，我决不会打扰你的。

关东军本来就是一群滚刀肉，眼前的情形令他们更加急不可耐——国内，从陆相到参谋长（应该是参谋次长，因为那个亲王参谋长不怎么管事）都是战争的支持者，国外，苏联人知情识趣地躲到一边去了，加上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上海一点火，国际舆论再也顾不上关注东北。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但在具体策略上，其内部又分成两派。

当然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以华制华”仍然是他们的首要策略。这两派也一样，都首先强调发挥汉奸或者伪军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一派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陆大33期）为代表。这一派主张用软的一手，即通过张景惠来进行“内部策反”。

另一派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陆大35期）为代表。他们主张用硬的一手，即通过吉林熙洽掌握的伪军直接攻占哈市。

百武晴吉这派首先碰了壁。

张景惠虽然早就暗中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并曾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宣布哈尔滨独立，但他与吉林的熙洽不一样，后者多少是有点兵权的，而他却是个软脚蟹，名符其实的“豆腐王子”，手上既无枪也无炮。

没有枪杆子，说话就不硬气。也难怪日本人扔了一个“黑龙江省主席”的官帽过来，马占山一瞪眼，就吓得他连就职仪式都不敢去参加了。

哈尔滨的实际兵权掌握在滨江镇守使兼第28旅旅长丁超手上。丁超是东北军中的“士官系”代表，至少军队里的人对他不得不服。

当时丁超的态度实际上模棱两可。作为一个老牌军人，他投降不甘心，抵抗又无把握，就在那里晃过来晃过去，反正不轻易表态。

丁超不发话，你就是借张景惠两个胆，他也不敢明着把哈市给卖了。

张景惠不争气，连累了他的后台老板。百武晴吉没多久就走人了，顶替他的是那个无事也要生非的土肥原。

在不想派关东军直接上场的情况下，土肥原自然赞成大迫通贞的主意。

两个特务机关联手，逼着熙洽这个奴才赶快对哈市动刀子。然而此时熙洽却自顾不暇，别说动哈市的心思了，连吉林都有些搞不定。

二马占海

让他如此不安的人叫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九.一八”事变前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他带的这个卫队团不仅装备好，而且编制相当整齐，除了有3个步兵营外，还像模像样地配有骑兵营、重机枪连、通信连等配合兵种。这种规模，当时只有日军联队里才有，连老蒋的德械师都不完全具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几天，熙洽就投他在日本的老师多门做了汉奸。他知道卫队团的实力，很想把冯占海拉下水，便对其以“吉林省警备司令”的官衔相诱。

冯占海不吃这一套。

什么东西，我姨父让你守着吉林，是要你帮他保家卫国，没想到你却卖国求荣去了。

当即率领卫队团打起了抗日的旗帜。

这个旗号一打起来，可不得了，找上门要打鬼子的人海了去。

来的人里面有三种人打鬼子的热情特别高：

第一种是原东北军官兵。这里面大部分是被堵在吉黑两省，无法顺利撤回关内的部队，其中却也不乏既不想撤退，也不愿投敌，就打算在东北战斗到底，与鬼子死嗑的仁人志士。

第二种是青年学生。除了东北各大学校外，还有特意从关内赶来要求参军抗日的学子（那时候日军对关卡的控制还不严密，一般老百姓走得出去，也跑得进来）。

第三种——胡子。

要不是“九.一八”事变，他们基本上属于被官军剿的那一类。但如今不一样了，打鬼子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也召集了过来。

冯占海的姨父、“辅帅”张作相对错用熙洽这件事又悔又恨。他派人到吉林另建了临时政府（建于哈尔滨下宾县境内），同时正式委任冯占海为吉林边防军司令。

此时，冯占海的部队已由3000人发展到了2万人。到江桥抗战爆发时，他和马占山一南一北，成了日伪军头痛不已的两把利剑。当时的东北百姓称他们为：“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可见人心所向。

对这样的刺头，熙洽当然必欲拔之而后快。

现在他需要人才，帮助他对付冯占海这样的抗日武装的人才。

很快就找到一位。

于琛澄，绰号于大头，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马科，做过东北军骑兵师的师长。据说他对马很有感情（可能跟专业有关），但凡死匹好马，不仅要淌几滴眼泪，情到深处还要立个碑哩。

当年由于他涉嫌跟郭松龄一道反对张作霖，结果早早地就被罢了官职，只好回乡办厂做生意去了。

收到熙洽的邀请后，于大头起先犹豫了一下——我估计他是在盘算办厂和当汉奸，这两桩生意哪个更划算。

到底脑袋大，犹豫了那么一下，马上就整明白了：做汉奸划算。

熙洽随即任命于琛澄为日伪吉林“剿匪”司令，纠集了5个旅的伪军向吉林抗日力量发动进攻。

当时，于大头主要针对的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冯占海，驻在吉林舒兰县。

另一个是吉林东北军的张作舟，他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榆树县布防。

哈尔滨保卫战

大家可以参看《哈尔滨保卫战》图（见107页），舒兰和榆树的这两支驻军不仅对吉林的熙洽伪政权有威胁，也实际等于伪军杀向哈尔滨的两面屏障。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时间仓促，撤往锦州和关内的主要是辽宁一带的东北军，吉黑两省的东北军大多留在了东北境内，想撤也撤不了。这批留下来的部队，从第22旅到28旅，计有7个旅，已经有2个旅先后投敌了，剩下还有5个旅。

张作舟率领的是这5个旅中的第25旅。

奔冯占海去的那一路开始很顺手，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就攻下了舒兰城。

除了这次来犯伪军数量较多外，与日本人在幕后蹿来蹿去也有很大关系。

一般情况下，关东军对东北伪军部队并不放心，认为缺乏战斗力，必须进行“内部改造”。负责对于琛澄伪军“改造”的是两位日军少佐：东宫铁男和小野正雄。

别看他们似乎名不见经传，其实在东北早就“战功赫赫”了，而且都跟策划爆破有关。前者在皇姑屯事件中亲自按下了爆破开关，后者则在炸柳条湖铁路时担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1中队长。这俩小子平时对伪军进行训练，战时负责督阵，逼着士兵们往前冲。

此外日军的飞机也给抗日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冯占海部队包括后来的各类东北义勇军中，除了原东北军官兵外，很多人此前在军事训练上甚至一片空白。在经过短暂教习后，让他们趴在阵地上对着射击还能凑合，一旦遇到日军飞机轰炸，就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进行疏散隐蔽了，结果打仗时特别容易慌乱。

拿下舒兰城，等于是一炮打响，于大头这个得意，真以为自己神功盖世，手指头动一下，别人就得望风而逃了。

他没有意识到，冯占海之所以能与马占山的大名沾上边，手上是有牌的，除了卫队团老底子不错外，帐下两员猛将相当不赖。

这是两位胡子出身的战将，一名是宫长海，一名是姚秉乾。

要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类似于座山雕那样的，都得有诨名。比如宫长海叫做宫傻子，姚秉乾唤做姚双山。

前面说过，冯占海的部队，数三种人的抗战热情最高，三种人里面，以原东北军官兵和胡子这两种人为战斗骨干，而胡子在其中又最为悍勇，日伪军见了没有不怕的。

胡子最厉害，这个结果既意外又不意外。

据我分析，这大概跟胡子本身的“职业要求”有关。因为那是要靠自己的本事搞饭吃的。官军打不赢仗，粮饷总不能少他们的，吃的是“大锅饭”，而胡子就不一样了，你今天打了败仗，明天又打败仗，后天还打不赢，那大后天就得饿死。

没办法，形势逼着你提高水平啊。

却说冯占海部队退到一个叫水曲柳的地方就不再退了，因为守水曲柳的正是胡子猛将姚双山。

任凭于大头怎么发着狠把脑袋往上使劲顶，对面的姚胡子就是动也不动，他这才发现遇到更狠的了。

水曲柳是舒兰县的一个镇。名字起得倒不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此地盛产这种珍贵树木有关。

水曲柳，水曲柳，那是制作家具的上等木材，韧性大着呢，怎肯随便弯腰低头？于大头选这个地方进攻，那眼力也真够可以的。

果不其然，没多大一会儿，另一位宫胡子便从后面摸上来了——虽然被人叫做傻子，打起仗来可一点不傻，还很“刁”。

姚双山见状，趁机从正面鼓噪而进，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

于大头此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溃逃。督阵的那两个日本少佐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块儿跑掉了。

水曲柳一战，不仅收复舒兰，还大挫伪军之锐气。

但与此同时，张作舟那里却亮起了警报。

遇上这种要命的时候，官军的战斗力往往还比不上胡子，吉林东北军就是如此。他们也想拼命，但平时不做功课，临时想抱佛祖的大脚丫还是比较困难的。

张作舟在慌乱之中给冯占海写了封告急信，要他过来帮忙。但等到宫长海奉命赶来增援时，张作舟已经败退，榆树县也丢了。

榆树县比舒兰还靠后，这个地方一丢，舒兰侧背受敌，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冯占海无奈，只得下令撤退。这一退，就退到哈尔滨周边去了。

熙洽高兴了。在他看来，日本主子交代的任务就快要完成了。

于琛澄尾随在冯占海后面，穷追不舍。不仅是要消灭冯占海及张作相设置的那个吉林省临时政府，更大的目标还在于搂草打兔子，顺带把哈市也拿下来。

冯占海退到了哈市以南的阿城。这里离吉林省临时政府的驻地不远，可以对后者起到军事掩护的作用。

但是不久，他就出了点状况。

部队没粮了。

照理，部队军粮是不用军事负责人发愁的，那应该是地方政府该干的事，但现在不比往昔了。

找熙洽？这个汉奸政府巴不得你找他呢。

吉林省临时政府倒是东北军政当局正式委任的抗日政府，但那是个流亡政府，空架子，加上张作相委派的负责人能力一般，基本上只能混混事，起个象征作用，要靠他来给冯占海的部队筹粮办饷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哈尔滨城里也有政府，但已经宣布独立了，而且这帮人各怀心思，有的想做汉奸，有的想逃跑，有的还拿不定主意，总之都不肯出头帮忙。

冯占海只好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幸好在阿城不远就有一个好所在。

这个地方叫拉林，是个镇，但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拉林仓，以其清代开始，官府就在这里建立官仓，储备军粮而得名。

后来连日本人都惊叹拉林镇产粮之丰富，甚至不惜拿哈市来做对比：大大的拉林仓，小小的哈尔滨。

守着这么一个大粮仓不可能找不到饭吃。

看过《哈尔滨保卫战》图就知道了，阿城和拉林实在相距不远。

理所当然，冯占海要带人去拉林筹粮，结果就在那里遭到了于琛澄的伏击。

当年能蒙一向为人清高的郭鬼子看得起，大头当然还是有两下子的，最起码符合老奸巨猾这一特征。

他跟着冯占海追过来后，吸取水曲柳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贸然发动攻击，而是一直蹲在拉林候着。

你不可能肚子不饿，饿了一定会到拉林来碰碰运气。

冯占海这次出来，带了1个支队（相当于1个营），在被于大头包围后只得拼着死命往外冲。在支队长受了重伤后，才勉强冲了出来。

这时伪军已经发现冯占海本人就在这个支队里，当然紧盯不放。在阿城的部队听到拉林传来枪声后，也匆忙赶来增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冯占海始终无法脱身。

这时有人出手相助了。

从此，冯占海的名字将和他紧密相连。

这个人叫李杜。

英雄聚首

现在这个名字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不过如果我告诉你，当年国共曾一致同意，让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就是杨靖宇、赵尚志他们那支部队的总司令，后因故未能实际赴任），你可能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了。

如果说东北军后期还有较为优秀的军政人才的话，李杜绝对可以排到前几名。

还记得那个帮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的蒙古叛匪巴布扎布吗？他被张作霖打死后，其残部阴魂不散，仗着马快，仍然时常跑过来进行骚扰。

那时候，李杜已经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下面的一个团长。他看出蒙古残匪外表嚣张，其实已经是黔驴技穷、力不从心，便毅然单骑闯关，在敌营里一待就是大半个月，愣是把这帮人给说到了投降。

此人长于治军，在前面的中苏同江之战中，我们曾看到过他的身影。经过那场堪称惨败的战役，有的人从此对与外寇作战噤若寒蝉，轻易不敢再提“抵抗”二字，有的人则继续过着那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生活，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混上一天是一天，当然还有人会卧薪尝胆，每天想着要从头再来，一雪前耻。

最后一种人在东北军中很少，但并不是没有。

李杜就是一个。

别人无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回到依兰后，李杜开始对所部进行军事改革，并特别注重基本动作、战术意识和官兵关系这三条。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对李杜来说，同苏联部队作战那是有血的教训的。同江一役之所以惨败，并不完全是输在武器不如人上面，技不如人，斗志也不如人，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自此以后，他对士兵的基本动作练习格外重视。在枪械使用和白刃拼剌等基本训练方面，当时的一般东北军军官都懒得去管，只有李杜每次都要亲自督练，决不肯有所马虎。

士兵知道怎么打仗了，指挥的人不行也照样完蛋。李杜在其旅部开办军官轮训班，就是专门抓排以上军官的战术意识。他不仅开班，还亲自上去当老师，给各级军官讲授兵法，分析战例，一点一点地提高他们的实战指挥能力。

官和兵都会打仗了，还需要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李杜在这方面同样做得不错，很注意得兵之心，平时再忙，也要过问官兵的起居伙食问题。

实践证明，抓与不抓就是不一样。所谓“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经过这番整顿，李杜所部向称纪律严明，拉得出，打得响，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比较突出的一支部队。

更为人称道的是，李杜还能文能武，在地方治理上很得民望。老百姓甚至在其门口献上“名垂东北”、“政绩斐然”的金匾以及万民伞、万民旗，以示敬意。

要知道，在少帅时代，东北吏治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只要想一想万宝山事件的起因以及处理过程就知道了。出淤泥而不染，军人出身的李杜能把清官好官做到这个份儿上，确实不易。

这一点，就连日本人也看到了，并且一直为之头疼不已，认为由于李杜“实施了相当好的善政”，（其所治理地区）“对于日本势力的急剧渗透有强烈的反感”。

“九.一八”事变前后，李杜担任依兰镇守使（依兰县在哈尔滨以东）兼吉林东北军第24旅旅长。

这个镇守使和旅长职务都是张作霖给的，打那以后，他就再没获得过任何升迁。

东北军后期老是说选不出能将，可就这样比万福麟之辈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的人才，却不知为何愣是不入少帅法眼。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选人的。

不客气地说一句，在这方面，就连人家熙洽都比他强。

当初，日本人极力怂恿熙洽谋取哈尔滨，这位过气阿哥（熙洽为清朝皇族之后）还是很有些顾虑的。除了像张景惠一样摸不清丁超的底牌外，他最忌惮的人就是李杜。

在他看来，李杜的态度如何对他进攻哈市的战略举足轻重。如其归降，将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如其不降，则是一个可怕的劲敌。

从行政区划上，依兰属吉林管——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张景惠所管辖的东三省特别行政区有多小了，他就管一个哈尔滨市，以下的地方全归吉林范围。

熙洽担任吉林省伪省长后，一面宣布与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一面给李杜发了个函，要求他服从“新政府”节制。

李杜的回复，就是八个字：拒不附道，坚持抗日。

随后他便把手下跟这位原来的顶头上司有点瓜葛的人都革了职，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既然做了汉奸，一般来说，脸皮那都不是一般的厚，熙洽也是如此。李杜干得这么“绝情”，他还继续腆着脸上前“招纳”。

先封官许愿。

李杜毫不动心。

再遣说客。

李杜干脆拿出了《三国演义》里周瑜对付蒋干的法子，酒照喝，话照谈，但是宝剑就悬在那里，你要敢涉及投日那档子事，就别怪我不客气（“幸无及其他，否则足资烦恼”）。

说客脸都吓白了，酒也没喝舒服，没坐一会儿就闪人了。

熙洽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并且拿出了黑社会的那一套——直接找家属。

一边送上古玩珍稀，一边递来赤裸裸的威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惹怒了日本人，有你们一家好看的。

看到这一大家子被吓得唯唯诺诺，礼物也收下来了，熙洽认为这回事情该办妥了。

谁知李杜“强人身旁无弱妻”，他老婆也是个厉害角色。据说不仅拳脚硬邦，而且善使双枪，要不是看着家里有老有小，怕他们遭遇什么不测，估计这熙洽当时性命就得丢那儿了。

当下，她带上家人便去依兰投奔李杜，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宁死不做汉奸，我们一家人支持你！

李杜也是这样想的。为了防止日本人报复，他把家属都化装成难民，送到关内藏了起来。

现在我单枪匹马，你们还有什么空子可钻？！

至于古玩珍稀，您就别想再要回去了，因为我正用得上呢。

李杜把这些东西都一股脑卖了，用这些钱抵了抗日的军饷。

熙洽亏大了，心疼之余，这才对李杜彻底死了心。

就在冯占海危难之际，李杜听到消息，立即拔刀相助，派了一个团过来帮忙，这才使冯部脱离险境。

东北人重义气，何况都是要保家卫国的热血男儿，自此，东北双雄便走到了一起。

哈市此时已经大乱。

于琛澄伪军兵临城下，临时“负责”的大佬们各个像丢了魂似的，既不欲战，又不敢公开言降，把城里的气氛搞得古古怪怪、神秘兮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5日，李杜、冯占海各率所部会于哈市东郊。此举立即得到响应，除张作舟第25旅以外，吉林东北军第22旅（赵毅旅）、第26旅（邢占清旅）先后宣布起兵跟随。

看情形，再不出头就晚了。先前一再犹豫的丁超停止了犹豫，也率领自己的第28旅加入了阵营。这样，5个东北旅就在抗战这一主题上暂时达成了一致。

当天召开抗日军政大会，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决心联合打击日伪军，保卫哈尔滨。

城内外军民之心一时大定，哈市地方和银行界争相支援粮饷，使哈尔滨成为继江桥后的又一个抗日救国中心。

第二天早上，李冯联军分4路进入市区。

李杜一进哈尔滨，日本方面马上就知道味道不对了。

用飞机撒传单的、喊话的、发通告的，都来了，而且口气都差不多，就是对自卫军“重重抗议”（等于抗议的平方），并威胁要以武力“保护侨民”。

李杜没理，只是赶紧部署哈市防守。

要来你就来，反正你总是要来，还装什么装。

日本人发火，李杜没当一回事，城外的于琛澄可吓坏了。

要知道做汉奸也不容易，那是要整天看主子脸色过日子的。

1月27日，大头开始对哈市发动进攻。

哈市的处女保卫战开始了，一打就是两天。

第一天是防御。

顶住了。扛鼎的是李杜的第24旅和冯占海的新编第1旅（由自卫团骨干组成）。这是自卫军中最能打仗的两个旅，伪军头破血流，也没能找到半点破绽。

第二天便进入了反攻。

一直以来，只要伪军出动，天上一定跟着日军的飞机。这次也不例外。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自卫军也多了一项优势武器，那就是大炮。

我们在前面讲“九.一八”事变的长春战斗时，不是有撤下来的吉林军炮兵团吗，现在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伪军惨了，这下轮到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

在旁边看着干着急的日本人同样倒了血霉。他们派到哈市上空进行侦察兼轰炸的一架飞机被炮兵团给打中了，晃晃悠悠地落了下来，迫降于距哈市西北8里的松花江南岸。防守这一地区的是丁超的骑兵，他们随即打马过去看新鲜。

本来想抓活的，没想到飞机上的两名日本飞行员一个劲地顽抗，甚至还想干掉两个骑兵给他们垫背。真是找死，结果都被当场击毙了。

伪军本来还能再抵挡一阵，但他们又碰上了那个令他们心悸的时刻——最喜欢玩心跳的胡子大哥宫长海骑兵旅忽然从侧后闪了出来。

宫长海平时大概对这类游戏早已司空见惯：劫官府粮草，就得呼哨一声，然后从不知哪个角落里杀将出来，不然那还叫胡子？

伪军对这一阵势的反应，和那些被打劫的官军一样，惊骇万状，扔下财物（枪）后，撒腿就跑。

宫胡子带的都是骑兵，仗着马快，在后面拼命追，而且一追就是30里，沿途俘虏了大把的伪军。

哈尔滨保住了。从行将陷落到转危为安，哈市人经历了一场过山车似的经历。

李杜首次担当总指挥，举重若轻，出击神速，此间誉之：飞将军。

虽然首战告捷，但李杜本人的心情却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手上这些部队，真正能拉出来遛遛的只有冯占海部和由他兼任旅长的第24旅，其他吉林东北军看上去装备倒还行，却因为长期乏于训练，在实战能力和军事素质上都差强人意。

这种情况下，就得约人帮忙。

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给少帅发电，请他出兵山海关，南北夹击。

大家都知道这个希望很渺茫，可总要一试。

电报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北平的张少帅对此保持了可怕的缄默，不仅没有支援，连江桥抗战时的口头鼓励也不见了。大概自马占山撤至海伦后，他对黑龙江局势已经感到意冷心灰：齐齐哈尔打成那样，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占了，哈尔滨再怎么折腾，估计也难逃厄运。

兄弟啊，人都是有血性的，宁可站着死，绝不躺着亡，虽然结果看似一样，但却有着本质区别。

无奈，李杜只得另想他法。

和日本人斗到现在，若论东北豪杰，非北面的马占山莫属，虽然他已经退到了海伦小城，却仍然是抗战的众望所归。

李杜怕自己一个人没有说服力，拉上丁超一道去面见马占山，希望双方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军事机构，共同抗击日伪进攻。

在李杜看来，海伦有马占山的边防军，哈市有自卫军，如连成一体，定能在北满形成一个铁拳头，整个东北抗战形势将为之一变。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战略建议。

但是一方面，马占山已不是江桥抗战期间的那个马占山，思想上正处于急剧动摇之中；另一方面，东北将帅的一个痼疾也在此时暴露无遗，那就是不团结，喜欢各打各的算盘。

江桥抗战，马占山在最危难的时候，他没见李杜、冯占海过来帮忙。反过来，看到哈尔滨这里危机重重，马占山也准备坐视不管。

对李杜的建议，他口头应允，实际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他主动向李杜、丁超提出，说必要时要派部队前去增援，并补助50万发子弹给他们云云，其实也是空头支票一张——看着李杜他们远途赶来，不好意思不说点好听的，敷衍敷衍而已。

这样一来，什么好建议都白搭。

哈尔滨危险了。

保卫哈尔滨

于大头前面一失败，关东军企图一文不花，净夺哈市的奇思妙想也就落空了。

伪军烂，那只好和江桥时一样，我们自己上。

借口是现成的。

吉林打哈尔滨，中国人打中国人，纯属你们的内政，我们本不想管，问题是我们在哈尔滨的侨民太多了，被流弹打死了怎么办，得出兵保护啊。

真是欲加之由，何患无辞。

关东军随此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表示要出兵到哈市“护侨”。

报告交到真崎次长手里。

真崎在发动战争方面也是个激进派，而且原先金谷参谋长的教训就摆在那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干不成大事”，这说的都是谁？

既然理由“充分”，苏联人又不敢吱声，那还等什么？

同意，完全同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凌晨4点，参谋本部有关同意的复电发出。

10分钟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向第2师团（仙台师团）发出了向哈市进军的命令。

同时鉴于马占山“归降”一事已日趋明朗，原驻齐齐哈尔市的混成第4旅团（铃木混成旅团）也乘火车南下，从哈市北面策应仙台师团的进攻。

仙台师团中首批出发的是在长春驻扎的长谷旅团。旅团长长谷急不可耐地准备上车，一抬头却发现走不了——苏联铁老大不让走。

按照日俄战争的约定，中东铁路一分为二，长春以南至旅顺归日本人管，长春以北至哈尔滨归中苏共管（其实就是苏联人管）。

苏联铁路站的站长拿出当年的文件给长谷看，说你看上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北满铁路仅限于工商业经营。

这是民用铁路，做生意用的，不能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日军使用我的铁路。

长谷理都不理，一扬手把那些文件拨到老远。

想在这里混，就得听我的，拿这些破玩意儿来蒙皇军，门儿都没有。

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站长从头凉到了脚。

其实关东军开始还是对苏联有所忌惮的，要不当初也不会决定“避嫌”先打齐齐哈尔了。

可是，日本人的性格有时就像小孩子，起初他去拿烤肉，怕被上面的火苗烫着，不敢伸手，后来尝试着从旁边摸了一下，没事！于是大快朵颐的同时，他连火苗也不放在眼里了。

现在长谷就不把苏联放在眼里：以为是强人，不过是个缩头乌龟，跟我们斗，还差得远呢。

知道狠不过这些日本军人，站长只好甩开条约谈现实，把事先想好的几条理由拿出来说事：

没有足够多的工人，铁路职员都罢工了；

没有足够长的铁路，部分路段被破坏了；

没有足够量的车厢，窄轨车厢又用不了。

长谷不相信，但是查证后，发现人家一条条、一道道，说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是事实，那部队也不能不运，而且要快点运，只好逐一交涉：

缺少工人？把民用的停掉，司机调过来，如果还不行，我们满铁可以借人；

铁路坏了？赶紧修啊，拜托，你们能不能学一学我们日本人，搞点加班加点什么的，不要干一点活就去喝你的伏特加；

车厢不够用？

长谷真恨不得抽出刀来把眼前这个烦人的老毛子给活劈了。

如果说其他两条都是客观情况，临时发生外，最后一条实在是苏联蓄意为之。

中东铁路兴建时，按照俄国的技术标准，采用的是宽轨铁路，跟日本国内和朝鲜的窄轨铁路不一样。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后，就又进行了改建，把轨距改了过来，所以满铁使用的机车和车厢在北满铁路上就不能用，也就是说，你要往哈尔滨运人，就必须使用苏联的宽轨机车和车厢。

可是苏联人说他没这么多车厢。其实是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把长春站的大部分宽轨机车和车厢都向北调到哈尔滨去了。

其他的好解决，就这一条解决不了。长谷就算再到恶人谷修炼两年，人家还是这个答复。

好吧，那就一趟趟运吧。大家排队。

就这样，也一直拖到晚上，长谷才带着一部分官兵先登上了火车。

这是晚上9点的长春，几个小时后，南方的大上海将被日本海军燃起一片大火。

只是为了争风吃醋，看谁更能欺负中国人。

本来长谷旅团的这批人花个大半天时间也能到达哈市了，但路不好——不是说了吗，得修。弄到第二天拂晓，他们才到达松花江南岸，而此时中日双方在闸北都打半天了。

急死人了，能不能再快点。

不能快，因为这时候沿路的东北军骑兵过来骚扰了。这一下又乒乒乓乓打了好一会儿，列车才重新开起来。

继续走。

已经是晚上，日军被骚扰怕了，天又黑，人又少（车厢不够用啊），只能原地宿营。

在《哈尔滨保卫战》图中，我们沿着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可以找到一个叫双城的地方。长谷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月30日傍晚，而双城离哈尔滨还有100里路哩。

天黑了，长谷由于手上兵少，照例还是不敢走夜路，看来人的凶恶和胆量主要还是靠实力撑着的。

糟糕的是，双城附近住着一个东北军的赵毅旅！

赵毅在这条路旁边守着，就是为了等日本人，连炮都给准备好了。

晚上长谷在车站刚刚宿营，他马上把炮搬了过来，对着车站就轰，而且一轰两小时不带停的。天一亮，大炮又原样搬走，闪人。

又因为兵少，长谷不敢带人去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赵毅旅怎么来的，怎么走掉。

等到中国兵在眼前消失，长谷才敢站起来察看现场情况。一看，这个遭罪，被炮弹轰死，轰倒的房子砸死的日军满地都是。由于又冷又饿又受惊吓，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士兵也不在少数。

这个样子，就是爬也难爬到哈尔滨了。

长谷只好请示多门。当然，他没好意思把自己的窘境讲出来，只说前方危险，东北军大大的有，再往前走就要被吃掉了。

多门不知道情况，以为真的有不得了的中国正规军在为难他的长谷，便表示同意他们原地等待后续大部队。

长谷还没来得及高兴，多门又添了一句：反正你们在那里也没什么事做，白白休息也是浪费，这样吧，你们到附近去修一个机场出来，以后有用！

长谷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冰天雪地你让我修机场，这是我们野战部队干的活吗？这是工兵干的。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继续往哈尔滨赶了。

多门一修行多年的老狐狸，那多精啊，想在我这里偷懒，下辈子吧。

长谷毫无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向上司求情：机场您让我修我就修吧，可是您真得赶快把大部队派过来，这个地方房子都被炸坏了，冷得不行，晚上东北军还要来放炮，大部队再不来我们就要完蛋了。

完蛋了我也没法子去给你们弄车皮！

说这话的是那个苏联铁路站的站长。

这下，长谷你该知道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了吧，你可以不怕苏联政府和军队，但一个小小的站长就能轻而易举地玩死你。

为车皮的事，多门自己都恨不得要给这位铁面站长下跪了。

那边长谷又一个劲地打电话、发电报来催，说再不来怎样怎样，又是恐吓又是威胁的，把个老多门急得就差拿根绳子上吊了。

看他可怜，有人献了一计，说是实在不行，干脆我们就用卡车运吧。反正时间已经耽误了，甭管怎么着，能运多少算多少。

事到如今，多门还能怎么办，只能依计而行。最后在长春调集了50多辆军用卡车，每辆车都塞得满满的，先往北面开了再说。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到2月3日，长谷才搭上顺风车到达哈尔滨西南的苇塘沟。此时离本庄繁发出命令，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本来不到一天的车程，这厮足足用了一周时间！

不要问哈尔滨究竟有多远，sorry，它只是一个传说。

服了you。

2月3日这一天，仙台师团主力集结于苇塘沟，但原计划南下的齐齐哈尔铃木混成旅团却因为铁路被破坏而未能如期而至。

时间被浪费了这么多，没法跟本庄繁和参谋本部交代啊，不等了，我们先上。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了。

很多人知道此战是通过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但当时战况其实比艺术创作更为惨烈。

与江桥抗战相比，日军对马占山起初是相当轻视的，投入兵力也未一步到位，直到发现对手不比寻常时才逐次增加，相当于用兵家最为弊病的“添油战术”在打仗，这也是马占山一开始能打胜仗和占到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尔滨保卫战却不一样，一方面，在江桥抗战后，即使骄横如关东军也意识到，东北军并不都是“豆腐军”和“太监军”，能战之将、能搏之士大有人在；另一方面，关东军进攻哈市是有一个前提目标的，那就是尽量避免进入城市打巷战，以便确保他们“猎获”的哈尔滨能够完整无损。因此仙台师团一上来就用了全力，一点没有藏着掖着的意思。而从部队实力和数量上来看，日伪军要远超自卫军，除精锐的仙台师团倾力以战外，还有于大头的5个旅伪军一直在给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卖命。

前面是黑压压的日伪军，身后是哈市的乡亲父老，李杜像“朱传武”一样，面临着一场生死大捿。

他的答卷是：知其难为而为之，决不放弃哈尔滨。

在哈市外围，自卫军事先设置了两道防线。

第一道，前哨阵地。

长谷旅团与5个旅的伪军组成右翼纵队，天野旅团组成左翼纵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李杜考虑，因时间仓促，在前哨阵地上，有的地方连简易工事都未来得及构筑，如果硬拼，伤亡太大，于是命令部队退出该阵地，转入主阵地。

到此为止，多门还算是心情舒畅的。但是第二天他的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一天最关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李杜把手里几乎所有的牌都用了上去，包括那个宝贝一样的炮兵团，他自己也亲赴一线督战，以振奋官兵士气。

来的还是昨天那几位，连摆的造型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以铁路为基准线的，长谷在东，天野在西，两个自认的悍马组合蹦跶着就冲了过来。

这次李杜让他们见识了自己的待客之道：兜头就是一顿开花弹。

日军连自卫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纷纷哭着喊着飞上了天。

炮火掩护历来是日军的强项，没想到对面的自卫军也用上了。

大炮发威的时候，守军趴在民房土墙后不露面，进攻的日军只能干着急。

步炮配合的战术，大家都会玩，并不是你们日本人的专利。

双方于是形成了拉锯战，你打炮，我也打炮，你开枪，我也开枪。守军损失很大，日军伤亡也不小，战斗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尝以此役战争为最猛烈”）。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意志，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者。

不幸的是李杜成为失败者。

他自己可以意志如铁，誓死不退，但临时拼凑起来没几天的自卫军团体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几个小时的厮杀后，意志薄弱的都现了原形。军官里面投敌的、脱逃的、溃散的，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别说正常指挥，部队军心就已经稳不住了，原先尚可一看的防线变得千疮百孔。

眼看兵败如山倒，大厦即将倾于一刻。在最危急的关头，作为最高指挥官的李杜挺身而出，带着卫队在市区边缘临时拉出了第三防线，这才硬生生地把日军挡在外面。

直到天黑，仙台师团始终未能再向哈市逾越一步。

最后一天终于来了。2月5日，已被逼至绝境的李杜下令反击。

经过昨天的苦战，全面反击已没有能力了。李杜把目标对准了铁路东面的长谷旅团。

既然我的全部打不过你的全部，那我就拿我的全部打你一个局部。

长谷要倒霉了。

这个时候，哈尔滨能不能守住，李杜其实比谁都清楚。他要做的只是维护中国军人的尊严，完成那拼死一击（“务期一举歼灭暴逆”）。就像甲午海战中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一样，明知必败，仍不惜与敌同归于尽。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他抓住自己手上还有炮兵这一优势，如法炮制了日军的打法，先以大炮猛轰，继之以步兵出击。

中日双方仿佛调了一个个儿，长谷旅团被紧紧咬住不放，进不得，退不能，苦不堪言。

李杜激动不已，哈尔滨保卫战似乎要翻盘重来了。

但无情的现实告诉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最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果然，多门很快发现其东路陷入被动，赶快调动炮兵对自卫军进行拦阻射击，同时把预备队也调上来组织进攻。

与之相比，李杜却没有预备队。他自己，他的卫队，都已进入一线搏杀，哪还有什么预备队。

预备队是要在军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才能配备的。现在自卫军中连丁超都带着人跑了，把他们一去掉，还能剩下多少人马？

在这种状况下谈预备队，只能是一个可怜的奢望。

长谷怀着一肚子牢骚在双城修建的那个飞机场也在这时候救了他的命。先前在哈尔滨上空耀武扬威的日机都是“长跑”，好不容易来一趟，没转几个圈就得气喘吁吁地跑回长春去加油。在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中，被打下来的日军侦察机就是因为这么急急匆匆，最后才着了炮兵团的道。

这次有了双城飞机场，关东军飞行队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是全军出动——一共5个飞行中队，一家伙来了4个，由长岭龟助率领，对自卫军进行轮番轰炸和扫射。

那一天，天上的飞机根本就没断过，炸弹扔得像下雨一样，自卫军防空能力很弱，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

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日军不仅解了东路长谷之围，而且全军压上，把李杜和赵毅旅围了起来。

李杜焦急万分，一边亲自开枪射击，一边指挥部属抵抗，到最后竟然把嗓子都喊哑了，说不出话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城内又出了问题。负责维持治安的警察总队在重压和利诱下忽然反戈相向，从背后对自卫军动起了刀子。

弹尽援绝，腹背受敌，李杜知道无力回天了。

他要赵毅率部突围，自己则留下做掩护，实际是要举枪自杀，以一死报国，幸而被卫士及时拦下。

虽说当自己的领导没多久，赵毅却已对李杜心悦诚服。这位在双城让长谷吃尽苦头的东北军旅长，也是位不错的军人。见此情景，热血上涌，他集中最后的力量，突然向日伪军发起一阵猛攻。

攻是假的，撤是真的。趁敌军出现短暂慌乱之机，赵毅拼死打开一个缺口，迅速护卫着李杜撤出了重围。

2月5日下午，仙台师团进入哈尔滨。

等待这座远东大都市的，将是10多年日人铁蹄下的沉沉夜幕。

从表面上看，关东军似乎已完全占领了东北三省，他们应该为之哈哈大笑才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随着江桥和哈尔滨的枪声响过，东北大地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似乎已完全苏醒过来。

如果在“九.一八”时期，我们还在为世无英雄而扼腕叹息的话，那让我告诉你，后“九.一八”时代，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克“本庄”的老北风

这边本庄繁刚刚准备为拿下哈尔滨庆功，一回头，却惊恐地发现，整个满洲，义勇军竟然已经遍地开花。

从辽东到辽西，从江省（黑龙江）到吉林，抗日烽火到处都是。本庄繁不得不充当起消防大队长的角色，天天不是奔这头就是赶那头，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

可人不是光敬业就行的。本庄繁弄到这副模样，火不仅没有被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都快蹿到他屁股上来了。

东北义勇军的迅猛发展，当然离不开关内民众的支持，而其中有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则更为复杂和重要。这个人就是少帅张学良。

从沈阳到锦州，不到半年，他已经把老爸给的关外三省一区都丢光了。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可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招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他曾经很瞧不起那个末代皇帝（老了以后好像还是如此），但一连串的事实却恰恰表明，如果从性格上来说，他们根本属于同一类人，估计连星座都差不多。

缺乏魄力，行事迟疑，当断不断，断了更乱，结果把事情搞到一团糟。溥仪如此，少帅在东北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家国之辱，不想打回东北老家去，那又错了。

想还是想的，不过这事最好由别人帮他干。

明里他盼着国联能帮他洗冤昭雪，把东北给要回来，暗里就指着仍然留在东北的那帮兄弟能从内部举义，直接把日本鬼子赶走，然后奉迎他圣驾回归。

当然这两个愿望后来一个也没有实现。但是他在支持和推动东北义勇军这方面，还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这种支持必须是“默默的”，张学良想到要借助一个外壳，这个壳就是北平救国会。

北平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就在北平成立了。看起来是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能量非常之大，很多具有相当规模的义勇军都隶属于它或受其援助。

你要说这里面没有作为当时北平最高军政长官的少帅的影子，打死我也不信。

受北平救国会直接领导的，是辽南义勇军，总部在辽宁鞍山的海城。这支义勇军在领导层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学生多，军队高层里很多都是一扔下书本就拿起枪杆子的白面书生。当然和东北其他义勇军一样，他们也不排斥此地特产——绺子的加入。

这个跟前面介绍过的辽西溜子其实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胡子。

若论爱国大道理，绺子们肯定讲不过雄论滔滔、满腹经纶的读书人，但他们有自己的看家绝活儿，那就是打砸抢。

以前干这个，那是为了混碗饭吃。偷偷摸摸，还要受人指责，十分不爽。现在不同了，对日本人打砸抢，这是爱国行为，百姓支持，国家认可，少帅奖励，在驾轻就熟的同时，各个干得荡气回肠、意气风发。

辽南鲁宾汉，以4个人最让日本人头疼，可谓之“四大天王”。当地人至今还都能叫得出他们当年的“字号”：老北风、项青山、盖中华、蔡宝山。

字号是为了名头响亮。毕竟原来的名字是爹妈给的，谁生儿子时也没想到他不当科学家，不做企业家，以后会去占山为王。

不过后来这也成了一种遮掩真实身份的好办法。日本人对付抗日游击队，历来是找得到你本人就找，找不到本人就找家属。这些好汉都是当地人，在附近没有家小还有亲戚，没有亲戚还有族人。他们最怕牵连旁人。有了字号，日军搞不清他们到底姓甚名谁，也就很难株连九族了。

他们当然都是有名有姓的，但请允许我喊他们的字号吧。因为我觉得这样更加顺口。

“四大天王”里面，领头的就是老北风。

我看到有史料中把老北风叫做张海天，以为这是他的真实名字，但其实姓张是对的，海天却是他的另外一个号，这跟现在一个人有好几个QQ号或网名差不多。

海天者，意谓在海城，他就是天。

没办法，绺子嘛，就算是唬人也得往死里唬，要不然谁怕你。

能位列“四大天王”之首，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只要看看他的另一个字号老北风的由头就知道了。

关于这个字号，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他能够蹲着跑，而且跑起来一阵风。

蹲着跑应该怎么跑，我一时也没想明白，反正就是说他跑得特别快，大概相当于全运会短跑选手那样的速度吧，只是跑步的姿势确实古怪了一些。不过这我也想得通，中国地大物博，能跑善跳的多了，你不搞点异于常人的造型，如何能让人记得住。

另一种是说这兄弟天赋异禀，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也可以不戴帽子，光着脑袋去顶北风。

在下是南方人，不知道在东北的大冬天，如果不戴帽子在外面狂奔是一种什么感受。但既然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此举不同凡响，那肯定是不同凡响，至少属于暴强一类的举动。

这两种说法可以解释老北风为什么可以做绺子，而且可以做“炮头”（专业术语，和“大当家的”相同)。

能够表现此人抗日意志的是最后一种说法。

说是东北麻将有个规则（我不会打麻将，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在麻将桌上能通用），“本庄”最怕“北风”，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北风克本庄，老北风克本庄繁，“老北风”就这样被拿来用，并顶替了原先的“海天”旗号。

如果要归纳之最的话，老北风堪称国内抗日第一人，抗日旗号也是他第一个竖起来的（说大了去，也可以说是他主动打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5天，老北风等“四大天王”便率领手下400名兄弟，突袭营口的发电所和水厂，并将水电厂都炸掉了。

这招真够毒的，也不跟你硬拼，就断你电断你水，看你怎么办。

结果是整个日军占领下的营口立即陷于瘫痪。

饶是这样，关东军一开始也并没把老北风当回事，就以为是个普通土匪。汉奸头目凌印清在日本顾问的撺掇下，甚至还要来对他进行“招安”。

那时候关东军还未进入锦州，他们出钱出人（日本顾问），帮凌印清组建了一支伪军，让他肃清辽南辽西“匪患”，以便为日军长驱直入锦州铺平道路。

凌印清也是海城人，对老北风的厉害，他早有耳闻。这家伙大概看过一点水浒，以为不管多么厉害的绿林豪杰，只要“朝廷”有足够的“诚意”，最后都要乖乖地跟着走。于是他也采用这种方法，在老北风的山寨之下摆了大量的军械、被服等物资，然后带着200个荷枪实弹的亲兵（怕不小心被“做”了），亲自过来劝降这位传说中的“黑老大”。

看见没，只要你随了我，帮日本人做事，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带来的那一堆堆好东西都是你的。

这诱惑大啊。

如果是正规爱国军人，我估计他一定会正气凛然地对凌印清骂道：呸，你个汉奸，卖国贼，给我滚出去！

凌印清狼狈而去——当然要想把他拖出去斩首也不太容易，毕竟这厮有备而来，还带着200个马仔呢。

形象是不错，场面很动人，但山下那些好东东就没有了。凌印清不是傻瓜，他带来的东西，你收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跟着他做汉奸，当然什么也不会给你。

老北风不是正规爱国军人，确切一点说，他是个爱国绺子，也就是国要爱，好东东他也想要。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对凌印清的要求满口答应。

招安？那是好事啊，给“皇军”当差，多有面子的事。弟兄们早就盼着“归顺”的这一天了。

他还怕凌印清不相信，把山寨里的花名册都搬了出来，对凌印清说：你看，人全在这里，择日就可以等你老人家来改编了。

花名册都缴上来了，凌印清不由得不相信老北风的“诚意”。双方定了个好日子，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回家张罗去了。

晚上，老北风带人悄悄地把凌印清的住地包围起来。凌印清和他那200个伪军，甚至连枪都没摸到就被当场逮住了。

凌印清带来的好东东当然一个不少地都落入了老北风囊中。

这一仗漂亮还漂亮在，除了没费一枪一弹就活逮大把的汉奸和伪军，使关东军利用汉奸为他们攻取锦州“地雷”的企图落空外，还抓住了日军顾问3人、翻译1人、日本兵12人，堪称东北游击队在与日军较量中所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获悉此消息后，张学良特赏老北风、项青山（四天王第二位）金怀表各1枚、战刀各1把，部队军费5万大洋。不久，老北风正式加入了辽南义勇军的行列。

关东军自此不得不对这个“巨匪”引起高度重视。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天，关东军发动“剿匪”行动，200人的一支部队一路跟踪而至，突然对义勇军驻地发动袭击。此时老北风身边把他自己加起来，不超过10个人。10个人打200个关东军，谁都认为这回跑不脱了。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每当我在影院里看到类似场景的时候（特指主角被包围了），我都明白，这是导演准备让自己的主角尽情耍酷的开始。

作为观众，我们一定要保持镇静，要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作为主角的英雄是决不会轻易倒下的，被剐掉的只是周围作为陪衬的那些坏蛋们（俗称龙套）。否则，这片子没法演下去啊。

老北风上演的是英雄大片之现实版。

他跑得快，不怕冷（前面都交代过了），地形又熟，带着9个弟兄跑到了辽河堤岸上对日军进行阻击。

辽河上结了冰，日本兵可以踩着冰跑过来，但一到河中央就没戏了。

因为进入老北风他们的射程了。

不是就10个人吗，老北风把大家疏散开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竟然拉出了一条长达300米的防线，看上去300个人都不止。

既然是“炮头”，又是我们的英雄主角，那枪法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老北风使的是双枪（《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常爱摆的那种造型）——只要在他射程以内的，一人一颗花生米，公平合理，绝不赊账。

在这一射击游戏中（感觉应该是这样），他一个人就干掉了十几个关东军，堪称鬼魅型杀手。

就在日军人人自危，再也不敢随便跑到河中间来玩儿的时候，他带着9个弟兄，吹着口哨，从容离去。

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闲庭信步，有此经历者，当可为之列传，名曰：传奇。

其实，老北风本身，就是一个如何从骚扰民间的绺子转变为一代良将的传奇故事。

加入辽南义勇军后，他是有变，也有不变。

变者，土匪之习气也。

老北风部队有四不准：不准抢劫，不准奸淫，不准扰民，不准投日。对这四不准，他亲自监督，且毫不含糊。

有手下兄弟不理解。后面三个好说，前面一个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我们以前可都是做绺子出来的，抢劫，这是咱的专业啊，怎么能说丢就丢呢。

老北风的回答是：我说的是不准抢劫老百姓，你有本事，可以去抢日本人嘛。

有人不信邪，旧病复发，偏要去干绑老百姓票的勾当，结果被老北风一枪给崩了。

来真格的，大家全信了。

这么说吧，你要说老北风的部队变得和后来的老八路一样，那就吹过头了，但至少已能做到严守纪律（“四不准”），像一支拉出来就能打鬼子的队伍了。

不变者，绺子之务实也。

绺子这行当，最重实际，向来是抢一把就跑，绝不拖泥带水。用在对付日本人上面，就形成了老北风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很少主动跟日军进行正面交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破坏铁路，可以说是一支东北版本的铁道游击队。

如后来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这也是当年辽南义勇军的真实写照。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像枣庄的微山湖游击队那样，扒个火车就跟玩似的，但骑着马破袭铁路，拦个货车，甚至攻击沿途车站，也是抬手就来的事。

面对着长长的铁路线和对方变幻莫测的游击打法，南满铁路守备队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应该朝哪边去堵缺口。

另一桩事情也能说明老北风的“绺子式”办事风格。

在《铁道游击队》中，微山湖游击队的武器，似乎主要来源于打票车或者劫军列——那些装满枪支弹药的日本军列。我小时候看这部电影时，就最爱看刘洪大队长飞身上车后，把机枪一挺一挺往下面扔的段子，那感觉就是狠狠赚了日本人一把，心情实在爽歪歪。

这样的好事，老北风不可能每天遇到，而像凌印清那样带着大包小包军火来自投罗网的笨蛋汉奸也不多见。

缴鬼子的枪和子弹来用吧，也比较难，这帮孙子有个特点，就是死都不好好地死，往往咽气前都要把枪毁掉（八路军新四军建的兵工厂，其工作之一就是修这些缴获的破枪）。

作为辽南义勇军的主力部队（辽南第3路），其武器供应主要来自于它的上级机构——北平救国会。这样做一开始还没有问题，来援的军火可以从北平经锦州，从陆路通过秘密渠道运达。但后来随着锦州沦陷，此路渐渐就不通了。

怎么办，打仗多了，弹药就有穷尽的时候，总不能用木棍子去捅鬼子，砸铁轨吧。

在这方面，老北风自有办法。

我概括了一下，在“四不准”之外，他还有“四准”；准因陋就简，准废物利用，准自给自足，准绑票勒索。

老北风有个武器作坊，里面的师傅都是原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这些人在一无机器、二无原料的情况下，把中国人的民间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不是没子弹吗，那就去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照样使。手榴弹也好办，直接收集一些玻璃瓶子做成燃烧弹来代替就行了。

后面这一种，我还专门查询了制作方法，据说是在空瓶子里面装上用硫黄做成的火药，插上导火线，用黄泥封好口，投掷前用火点一下就行了——连现在中国货轮遇上索马里海盗都用这一招，只是由于没有火药，可能炸起来没那么猛而已。

令人惊异的是，老北风的作坊也造枪。这种枪有一个名称，叫“铁公鸡”步枪。史料上又把这种枪叫做单打一、撅把子、独角牛。

这个不解释可能会有点搞不明白。所谓单打一，是指这种枪只能装一颗，打一颗（这一点比较像铁公鸡）。撅把子，是说每次发射后，一定要将握的枪把向下撅开，才能退壳上子弹。独角牛，则是由于射击前，必须将枪上的一个击锤扳开，因击锤酷似牛角，故此得名。

土，那是相当的土，但你还不要看不起它，抗战期间的游击队基本上都用过。也没别的好处，但造起来简单啊。再说有聊胜于无，总比扛个木棍子上战场强吧。

以上“枪支弹药”，威力当然谈不上有多少，不过用来吓吓人某些时候还是可以胜任的。这个就叫因陋就简，人穷也有穷的过法。

以下是废物利用。

话说日俄战争时，日军采用“封闭战术”，想把老毛子的远东舰队都一家伙堵在旅顺港给憋死。没想到连封四次都没封严实，反而让俄舰炸了窝一样地四处乱跑。其中有几艘顾头不顾腚，慌不择路之下，一头钻进海城的三岔河，搁浅在河滩上了。

这些东西，日本人不一定知道，在海城土生土长的老北风再清楚不过，没准小时候还天天爬上去玩呢。

船是早就不能开了。舰炮也锈得不成样子，但架子还在那里。老北风就让人把它们拆下来，让作坊的师傅们拾掇拾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只要能发射就行。然后他在炮里面填上十几斤铁片、碎屑和火药，便把老舰炮改造成了新土炮。

别瞧土炮外表锈迹斑斑，颇不起眼，却生猛得很，射程可达5里之远，多了不行，一间房子总可以覆盖得过来。

老北风的部队，下了山后说穿了就是一支农民部队，不发工资，没有粮饷，除了抢日本人能分到一点东西，其他一穷二白。那就只好八仙过海，自给自足了。

简单来说，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可以回家种地搞生产，要打仗了，一声招呼，拿上自己买的刀枪，骑上自己养的战马，背上自己种的粮食，找到大部队一道干。

最后一条听上去比较雷人：准绑票勒索。

你不是说老北风“四不准”里面不准抢劫（包括绑票）的吗？

那说的是不准绑中国老百姓。如果你不是，那就悬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是一直保留解释权的。

老北风要绑的票不是一般的票，而是英国票，还不是一般的英国票，而是两张很金贵的英国票——英国普济医院大夫的女儿和亚细亚火油公司（英国壳牌石油子公司，当时实力超过美孚石油）营口公司老板的公子。

人质到了手上，好吃好喝好招待（“按照英国习惯供给饮食”），然后给这两家单位一家寄一封信去，要他们负责给义勇军提供军饷。

老北风知道这两家都得找日本人算账，所以开出的单子一点客气的没有：步枪1000支、子弹15万发、手枪5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言明“全要新的”，别拿二手货来糊弄我）、大洋1000块。

收到信后，两家果然都拿着信件到领事馆告状去了。英国领事把事情通报给了本国大使。

英国大使得到报告，马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重交涉：

就你们会瞎搞，弄一个什么满洲国出来，结果治安越来越糟。现在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总之得赶紧把人给我完好无损地捞出来。

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了，可英国从来不承认，只要出事，一榔头就直接敲到日本人脑门上。

日满坐下来商量，觉得如果照老北风开出的单子给，威胁太大。那是抗日武装，拿了枪摆明是要回过头来打你的。

所以他们就派人跟老北风谈判，表示可以把军火折成钱，哪怕多给点也行。

老北风坚决不答应，表示不给军火不给人。

有种你就派兵来打好了，老子奉赔。撕完票再打（这一点比较狠），反正豁出去了，砸锅卖铁就这一回，打赢打输都一样（“胜败一概不顾”）。

事情拖了一个月，还是毫无结果。英国人问起来，日本就装无辜：这事是满洲国弄的，跟我们国家无关啊，而且土匪开的条件太高了，你得让我考虑一下。

英国火了，我的人质在那里受苦受难呢，还考虑个屁。难弄？那是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少在我面前装无辜，姥姥。

有实力的人办事就是不一样，英国马上派南洋舰队3艘巡洋舰从新加坡直接开到营口。

不干什么，就是示威，那意思，你不把这事给我摆平了，我就打你。

大佬生气了，日本人哪里还敢再有所怠慢。

他狂，那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弱国面前狂，见了这些欧美列强也就跟小弟见到大哥一样，只有跪下来舔皮鞋的份儿。何况那时候英国虽然内囊已经有些空了，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别的不说，就日俄战争前，它赏脸肯跟日本签了一个日英同盟条约，就差点没把后者给乐晕过去。

有身份的人，咱得罪不起啊。

不管心里多么憋屈，到这个地步，日本人也只好照单抓药，把军火装箱打包，乖乖地送到老北风手里，然后领回人质交差。

老北风如愿以偿：拿着日本人给的武器再去打日本人，天下还有比这更爽的事吗？

这个段子，在以提出“潜规则”著称的吴思的《血酬定律》中也曾出现过，不过他是把这桩往事列入土匪绑票之“血酬”例证的。尽管吴先生一直是我深为敬重的学者，但可能是由于角度和切入点不一样，在这里，我仍然要不揣浅薄地说上一句：老北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国土匪，这件事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土匪的行径。

民国时代，土匪绑洋票其实并不鲜见，但这回为赎票买单的却既不是人质家属，也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或地方军阀，而是侵占东北的日本人。

在老北风给英国人的那两封信中，其实已经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这件事的性质所在：如果日本能在一周内撤出满洲，我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树大招风，随着辽南义勇军和老北风的名声越来越大，除了招兵买马不用贴广告外，关东军也常常跑来做客。

驻海城的河野基英大尉就是一个。

这兄弟估计是个倒霉鬼（我查过，反正陆大名单里没他），辽宁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被派到海城这么凶险的地方来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辽南义勇军的总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四周围都是“匪”，扑都扑不灭。在这里面，尤其让河野不省心的，当然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北风。

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有一天，河野实在受不了了，下决心要找老北风干上一架。

他打听到老北风经常在盘锦的沙岭镇一带活动，就选了个好日子，带上200日军，300伪军，坐着车浩浩荡荡地往那里开去。

到了沙岭，却没找到老北风。河野判断老北风可能不敢正面跟他交锋，不过这个人的脑子倒是转得挺快，想想这里是老北风部队的根据地，说不定出去转了几圈还要再转回来。

哼哼，这回我偏偏不走了，等你。

傻劲一上来，河野晚上连觉都不睡，就带着日军在沙岭埋头苦干，修筑工事，摆出了一个守株待兔的阵势。

他猜得不错，老北风过了一会儿真的回来了。

不过是来取他小命的。

既然是游击队，选择的当然都是占便宜的打法。

还记得东北军放弃锦州前打的那个铁甲车遭遇战吗？当时跟19旅携手杀敌的就是老北风率领的辽南义勇军。在那次战斗中，义勇军就屡屡采用伏击方式打击日军，其战果不比作为职业军队的19旅差多少。

现在，老北风又想用什么法子来逗逗这个自以为是的河野呢？

他手里有3000多人，人是不少，但论武器和实际战斗力，却还是要比河野带来的日伪军差上不止一截。

要打赢，那就得看变戏法的本事了。

论变戏法，没人能强得过老北风。

人还不够是不是，变啊。当初辽河边“闲庭信步”时，能把10个人当300个人来用，如今也一样，而且更不得了。

他把3000人分成四路，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沙岭镇的日军发动突然进攻。

这位要说了，兵宜集中不宜分散，你把他们拆开来，不是显得人更少了吗？

那得看什么时候。白天你要是这样干，那就是标准找抽型的，非得给人家各个击破不可。

老北风选的时间是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天黑了，日军也没有夜视镜，根本看不清义勇军来了多少人，只知道四面八方密密麻麻，全是人。再一鼓噪，3000人，河野准以为是3万呢。

这人的心先慌了，哪里还能打得好仗？

如果嫌武器不行，那也能变。

干游击队的，都是民间的点子大王。老北风让人事先把爆竹放在水桶里，部队一发动进攻，就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再用那个舰炮改装的土炮轰一下，音响效果比美国大片还逼真。

这么老土却有效的打法，河野根本连见都没见过，怎能大脑不缺氧。

进攻发起后，项青山从西路打得最急，这一边的日伪军见对方来势凶猛，就想往沙岭镇内躲一躲，以便稳住阵脚。没想到由于指挥系统出现混乱（河野已经晕场了），其他日军根本就不知道退过来的是自己人，还以为是义勇军突破防线冲过来了，赶紧予以还击。

这下好了，义勇军反正子弹也不够用，干脆就不打了，蹲一旁看热闹。只是偶尔放两个鞭炮，给双方助助兴。

日伪军到底战斗力强啊，一直打到天亮才歇手。

不歇手不行了，因为指挥官河野大尉已经被打死了。最冤的是，这兄弟临死都不知道射死自己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是役，日伪军伤亡100余人，两卡车都没拉得过来，这里面一大半都是“误伤”的。

这趟属于日军来惹老北风。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回敬一下，总觉得过意不去。

老北风准备到海城去逛上一逛。

照例，首选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想抄老北风底的河野属于闭着眼睛来抄底，对手的虚实都没搞清楚，结果反被人家抄了底。老北风则不同，他在出手前一定要把这些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大概是做绺子做出的习惯，不搞清楚目标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决不轻易下手，贼不走空嘛——开个玩笑。

第一天，老北风派出了几支部队对海城及其附近满铁所属区域发动攻击，但这其实是佯攻。派出来的也并不是什么战斗部队，而是侦察小分队。他们打海城是假，进行火力侦察是真。火车站里有多少鬼子，武器怎样，战斗力如何，卧底便衣都不用派，一打全知道。

通过这次佯攻，老北风不仅摸到了海城火车站的底，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离此3里，有一个大矢兵站，里面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及军草垛（喂东洋战马的）。

得到这个情报，他两眼放光，连海城火车站都暂时不打了，一门心思地盯上了兵站。

三天后的晚上，还是9点（这算是一个吉祥时间了），辽南义勇军突袭大矢兵站，并点燃了军草垛。守卫兵站的是南满铁路守备队，他们惊慌失措，没能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天，军草被烧掉30余垛，大批军用物资化为一道青烟。

大矢兵站是当时日军在辽南的一个大兵站，此处被袭，南满日军后勤补充受到很大影响，连关东军司令部都对此大为震惊。

对海城火车站，老北风采取的则是疲劳战术，也就是隔三岔五地就要去骚扰一下。那种骚扰还不是一般的骚扰，声势往往很大，每次都要以2000到3000人进行包围，包围了也不往里面死冲（那样倒便宜日本人了），而是在外面吓人，反正不把驻守车站的日军吓到口吐白沫，决不退兵。

人是最不经吓的，日军也不例外。次数多了，这帮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得找地方先躲上一躲。据说有一天晚上，海城附近有个村子里面请神汉驱鬼，放了一会儿爆竹，当时就把城里的“日本鬼”吓得够戗，还以为老北风又来拿他们寻开心了。

最后一次进攻海城，老北风索性一把火把车站全给烧了，这下大家都别惦记了。

义勇军进行曲

好了，说过风格较为鲜明的辽南义勇军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支义勇军。

我有一个体会（完全是个人的）：我们对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说国歌。

几年前，我随一个团队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写“聂耳墓”，很激动，便想去探访一下。无奈那是一个扬旗排队的旅游团，同伴中文人基本没有，“骚客”估计也就只有我一个。对看一个死人墓，没人提得起兴趣（尽管他是无人不晓的聂耳）。我这人集体观念还是很强的，于是只好作罢。

我对聂耳墓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两点，其一，我这人爱假充斯文，比较喜欢文人的那套东西，比如说这里如果有一个划船项目，又有一个名人故居，给我选，我肯定选后者；其二，我从小就听说聂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后来知道并没这回事，人家日本还很欣赏他的才华，专门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觉得这事很离奇，或者说蛮有故事性。

请原谅，从头至尾，我就没当他是国歌的作者看。

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历史，体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当时我能够把歌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在心里默念几遍，也许我的看法会有所不同。

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是饱含深情的。因为歌中描写的其实就是一支真实存在过的义勇军：他们曾在东北“发出最后的吼声”，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惟其真实，惟其感愤，惟其激越，才能传之久远，打动人心（“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否则，不能解释“红歌”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代表歌曲。

这支义勇军，就是辽东义勇军。

在那个时代，辽东义勇军发展最快，风头最健，为各路义勇军之翘楚。

吉辽地区的义勇军，都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辽南义勇军，上层知识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却是绿林出身的老北风等人；辽西义勇军（黄显声等组织），以警察为骨干，有部分绿林加入；而辽东义勇军，领头的则大部分是军人，绿林人物很少。

辽东义勇军的诞生，与两个人有很大的关联，或者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从一正一反两个方向成就了它。一个是于芷山，原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便带着家当投了日本人。日军在攻占锦州的时候，关东军差不多全集结过去了，帮着他们看家的伪军，除了张海鹏，就是这个于芷山。

另一个人是于芷山部队的一个团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东北讲武学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黄显声低3届。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去读书了，而保送人，就是张学良。有了这层关系，他跟黄显声一样，都属于铁了心准备跟着少帅干的东北军少壮派。

刚开始，于芷山因为把不准时局方向，没有贸然投敌。但当唐聚五所在的那个团的团长投降了日军，他主动请求带兵予以讨伐时，于芷山却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轻，匹夫亦能救国。一气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张学良告状（那时关内关外来往还很方便）。张学良当然支持他，马上升其为团长，要他回去见机行事。

可这个团长当得实在是晚了一点，因为等唐聚五回来就职时，他发现于芷山已经带着省防第1旅降敌了。他紧赶慢赶，只追回来两个营。

但就是这区区两个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来发展到了37个师（当时称为“路”），有24万人之多，成为义勇军中数量最多的一支部队。

由此可知，如果东北军缺一个组织部长的话，唐兄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况也没有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供他们使用，所以辽东义勇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拿大刀长矛的比拿步枪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辽南义勇军差不多，即围着铁路打游击，拦拦火车，炸炸桥梁，那是家常便饭。

由于辽沈铁路被过于“关照”，南满线上曾连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关东军甚至一度不得不考虑停止列车的晚间运行。

除了进行铁路破袭外，辽东义勇军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烧沈阳东塔飞机场（原属东北军）的飞机仓库，一晚上烧掉了14架日机，把日军飞行员心疼得直掉眼泪。

对义勇军这种在自己家门口大闹天宫的做法，关东军当然不能不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能让于芷山的伪军先出马，给他打头阵。后者也不是省油的灯，趁势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军火。

让于芷山和关东军都没想到的是，这批武器拿到伪军手上没几天，就换了主人。

如同辽南的老北风爱把爆竹放在水桶里跟日本人玩恶作剧一样，唐聚五的辽东义勇军在对付于芷山伪军时也用上了这一招，而且更有创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铁家伙一碰到炮仗炸得还要响还要欢。

二是如果在一个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还不够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动作片。辽东的这些人脑子真够好使的，他们找来了驴子，把铁桶系在驴背上。鞭炮一点，驴子马上吓得四处乱跑，听起来就好像很多人端着机枪在冲锋扫射一样。

三是大打“神经战”。辽东义勇军人多子弹少，舍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伪军耳朵边放，而且天天如此，乐此不疲，弄得跟义勇军打交道的伪军各个精神衰弱、委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时候硬挺着，白天真打仗的时候却一个劲地要打瞌睡，结果当然不经揍。

拜运输大队长于芷山所赐，辽东义勇军有好几支部队都鸟枪换炮，扛上了日本原产的“三八式”。

这样的送法，关东军再有钱也受不了，于是便挤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战。

伪军“贱”，日军“贵”，从日伪军的排兵阵容上也能看出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

枪弹无情，一般来说，先死的总是前面的人。谁知道这些伪军打仗虽然无能，保命却很有一套。义勇军的枪声一响，他们马上呼啦一声闪到了两边，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默契。这可把后面的日军给害苦了，连找掩体都来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枪口之下。

仅通化一战，日伪军就被打死1000多人，义勇军挖了一个超级巨坑才收拾干净。

面对义勇军的燎原之势，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头大如斗。

如果克他这个“本庄”的就一个“北风”那还好说，问题是现在不止一个老北风，东西南北风，都一个劲地从门窗里刮进来，把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

满洲真不好待啊。

刚刚解决马占山、李杜这些大牯牛，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却不知从哪里又跑出来这么多义勇军，赶也赶不尽，扑也不扑灭，这可怎么是好。

当时关东军能调配的部队应该说也不算少，除铃木旅团（驻齐齐哈尔）、村井旅团（驻辽阳）以及吉辽两省的铁路守备队外，还有一个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师团（驻哈尔滨）以及临时客串的朝鲜龙山师团（驻锦州）。

但把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队加一块儿，往东北一撒，马上就不见影了，根本就不够用，依靠他们，只能勉强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稍微偏远一点的，就只能采取补窟窿办法。这边发现义勇军了，派部队到这边去，那边又有了，再派部队到那边去，赶场子一样地到处乱跑。

等到占领哈尔滨，连赶场子都来不及了。哈市周围，除了李杜、冯占海余部外，也冒出了义勇军。

看到关东军在守备上已经捉襟见肘，参谋本部决定增兵东北，实际当家的真崎次长为此大开了绿灯。

在此期间，虽然朝鲜龙山师团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鲜，但来了第8师团（弘前师团）和第10师团（姬路师团），一进一出，反而多出了1个师团。等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调过来，这样关东军就破纪录地达到了4个师团。

此外，关东军飞行队也得到了国内增派的4个中队，加上原有的5个中队，麾下共掌握9个飞行中队。

给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涨船高：不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仅要完全控制北满，也要确保吉辽的“治安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