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冲出生死线
在白川上任时，离国联召开特别大会只有四天时间。白川必须在四天之内，击溃甚至消灭上海的中国军队，他将如何决策？面对不利局面，蔡廷锴又是如何应对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白川的制胜之道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3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截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地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3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绝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制胜之道在哪里？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项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我是写书的，不敢马虎，所以又另外画了一张图。
七丫口位于浏河以东。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部队登陆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金泽师团和随后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军神”之死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时间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都不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被逼到绝境时才能派上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地放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平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1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白刃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站稳脚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等。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沙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全体都玩儿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晋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奇袭“出云号”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刺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装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进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援救浏河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待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蔡廷锴的抉择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惜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有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刺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绝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戗。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时觉睡的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属于义勇军的传奇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刺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当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瞭望侦察工作。
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象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窜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相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他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曾经就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呼呼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了。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沟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刺，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啊。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唧，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他，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100多号人，就拿梭镖。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缨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儿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曾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琢磨更容易地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
这次行军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堪称一次作战行动。他们半夜10点半出发，经6小时急行军，于次日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既无月亮，也无星光，但队伍秩序井然，无一人随意喧哗或掉队，完全符合衔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义勇军昼夜巡逻，维持治安，不仅确保城内无恙，而且征招到一支生力军——溧阳大刀队（这些猛人都是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的，与鬼子打肉搏战那是没说的）。
百难成钢啊。这队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于看到市民义勇军表现合格，指挥部才把他们派往宝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时，由于毛维寿师（一部）已奉令调入江湾，翁照垣一个人要管两头：一头是吴淞，一头是宝山。
吴淞这边日军攻得厉害，而旁边的宝山基本无战事，翁照垣就下决心把原驻守宝山县城的部队抽出来增援吴淞，宝山防务则转由市民义勇军接防，只留下半个排，计18个兵来防守东门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觉得有些不妥。
虽说宝山那边现在很平静，可万一日军来偷袭呢，这些人怎么挡得住。
再把原宝山部队调回吧，又不现实。因为他们来到吴淞后，早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没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个电话到宝山，告诉王屏南，防守宝山责任重大，问他能否支撑得住。
其实王屏南这时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宝山不是嘉定，嘉定此前还属于后方，而宝山就属于货真价实的第一线了。江岸上除了有一个小树林外，几乎无遮无掩，而从江堤上一眼望过去，甚至能看到列队停泊或往来奔走的日军战舰。
当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军舰就是从宝山江堤附近登陆的。
为了保证吴淞防守，翁照垣不仅调走了宝山原有驻防部队（1个主力营加1个机枪连），还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阳大刀队也一道喊过去了。现在宝山这里，真正算是能打仗、会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规兵，至于王屏南手下的这200个义勇军队员——
也会打仗，不过是理论上的。
这种情形下，谁的后背会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称好汉，自然也是个硬汉子。
他答复翁照垣：放心吧，撑得住，当然如果能再给点武器，就再好不过了。
当晚，翁照垣派军需送来了手榴弹。
防守宝山，18个人靠实力，200个人靠勇气，还能再靠什么？
靠杀手锏。翁照垣送来的手榴弹就是第一个杀手锏。
手榴弹一共有8箱，每箱50颗，总共有400颗。这种手榴弹，据我估计，不是战前19路军通过“黑市”买的，就是后来“抢劫”海军部兵工厂的那一批（明着不给，当然只能暗着抢了，不然弹药匮乏的19路军怎么撑得下去），反正是如假包换的好东西。因为它跟国内部队惯用的那种木柄手榴弹不同，看起来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虽然看起来不咋的，但投出去杀伤力极大。
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进行投掷训练。当然舍不得真拿“香瓜”来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铁球来代替练习。
艺高人胆大，武器好也能壮人胆啊。有了这批手榴弹，宝山军心大定。
原宝山驻军很够义气，临走时除了留下18个兵外，还移交了一个秘密机关——就在登陆的堤岸上，他们埋了9颗地雷，“万一危急时，可供炸发”。
江滩地雷，这是最后一个杀手锏。
好东西齐了，日军也到了。
2月29日拂晓，义勇军发现江上日舰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吨位很大，估计是主力舰。看样子，敌人可能要从宝山登陆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弹赶到吴淞，一边报告敌情，一边探问是否有调援兵增防宝山的可能。
在得知吴淞自身也面临巨大的压力，暂时无法增援后，王屏南又急忙赶回宝山继续部署防守。
此时已是黄昏。
长江上的日舰忽然发炮轰击，而且连续5发，均落于宝山城内，把鼓楼、关帝庙及多处民房炸毁。幸好部队所居地未遭炮击，而城里居民已大多迁徙，剩下的少数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树林里，所以并未受到大的人员损失。
但王屏南和义勇军的神经已经绷紧了。因为仗打到现在，他们也知道了日军的那个老套路：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时候就要冲上来了。
这是即将登陆的预兆。他必须立即调兵遣将。
作为登陆地点，东门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他各城门也要有所设防。
夜色笼罩大地。
但无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亲自来到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静。
这时，他发现江上的日舰开始移动，有3艘小火轮及抢来的30余艘民船缓行至舰艇旁。
吃水很深的舰艇无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陆。
这个发现，确证日军真的要准备动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时，吴淞方面来电，说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宝山城内有青烟出现，根据他们的判断，这是日军奸细施放的信号。
也就是说，还没等日军登陆，宝山就极有可能被“第五纵队”从里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赶回城内。
他发布命令，城内外实行军事戒严，一律闭门熄灯，来往人等只能凭口令才能通行，同时在各处布置警戒哨。
时钟指向了晚上11点。
此时西门外忽然响起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狗叫（“村犬呼声甚厉”）！
这个细节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十分以及非常的吓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严，不准任何人随意走动——事实上，也没人敢在这种大兵压境、黑灯瞎火的晚上走来走去。
是谁？奸细？日军？
王屏南立即带人冲向北门。宝山虽说是座县城，却是个小县城，往来不过几百米，算是短跑冲刺。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这里没事，不等于其他地方也没事。王屏南又赶到东门江堤，江上日军未见任何动静。
晚上风很大，并且开始涨潮。这对日军登陆并非好事，因为江滩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涨潮时江水也不一定能到达岸边，急涨的潮水反而对登陆的小火轮相当不利。
王屏南松了一口气，看这样子，今天晚上日军是不大可能选择登陆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手表，看到已是深夜1点。
赶快合一合眼吧，因为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3月1日凌晨。
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日舰已在七丫口停泊，而善通寺师团正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几里之遥的宝山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
观察哨报告，江中日舰突然由5艘增至15艘，小火轮和民船也分别增加至10余艘和百余艘。
王屏南闻报，急忙亲自率队赶到江堤。
中午。
浏河和庙行已经打成了一锅粥，而日舰这时也开始分兵。其中，开往吴淞口6艘，浏河2艘，停在对面的还有7艘。
7艘日舰的舰首都对准宝山，同时排成一字长蛇阵，将炮口对准了阵地前沿。小火轮和民船开始向岸边驶来。
仰视天空，黑压压的日机蜂拥而至。
已经别无选择，这是要大打了。
对于市民义勇军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最终极的考验。
王屏南把两个杀手锏都搬了出来，地雷机关派3个人拉着，手雷都握在手里，随时准备向登陆日军扔过去。
下午4点。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日舰炮击，日机轰炸，小火轮上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岸上扫射。
这是电影院大片才有的效果。
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一弹未发，他们在等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
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具有的整体素质。
打！
排枪齐发，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
义勇军扛枪的这帮兄弟充分证明他们能成为拿枪的幸运儿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中间一个叫李楷的，这哥们儿简直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顺溜”的现实版本：一个人用三支步枪，旁边两个人侍候着，专管给他喂子弹。他一般人还不打，专给开小火轮的司机“开小灶”，一枪一个，绝不缺斤短两。
这下好，日本人连换司机都来不及了。
江滩登陆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10余艘日军小火轮玩了命似的往岸上冲，可死了一把司机和“乘客”后，就是冲不上来，没奈何只好掉转头退了回去。
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失败了，失败在了一支业余对手上。
如果不是市民义勇军在宝山击退日军，吴淞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翁照垣旅最终就再也不可能撤出来了。
3月1日夜，翁照垣接到了撤退命令。
他立即向市民义勇军下达撤退指令。
但收到指令后没人肯撤。
大家的精神头足着呢，打退十几艘日军小火轮，自己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每个人都觉得打仗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
甚至还有几个人责怪那个神枪手“顺溜”，说这兄弟也真是的，怎么打得日军不敢上岸了呢，应该让他们登陆后再打嘛，那样咱们还可以多缴些枪支弹药。现在你看，咱们打死那么多鬼子，却都掉水里去了，连个像样点的战利品都没捞到。
不仅不想撤，还盼着日军再来第二次进攻哩。
王屏南身为大队长，也劝不住众人，只得再打电话请示，要求说明撤退的原因。
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不要多问，赶紧走！（“快走为要”）。
军令如山，王屏南只得率队放弃宝山，恋恋不舍地撤往指定的嘉定镇防线。
半夜经过罗店时，他们才知道全军总退却的消息，也才知道，如果不退的严重后果，那是势必要和宝山城一道陷敌重围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2日拂晓，市民义勇军到达嘉定，暂时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此时，吴淞的翁照垣旅自己却还没有撤出，成为最后一个陷于敌包围之中的中国部队。
而且看样子，翁照垣还不想撤了，他的想法是：全旅依托吴淞要塞，打到光，打到死。
大家都以为翁猛人打红了眼，或者是逞一时匹夫之勇。但其实翁照垣自有其难言之苦衷。
一开始，他不可能跟着市民义勇军一起撤，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日军从吴淞一登陆，跟着屁股就撵过来，结果是连已经撤的人也撤不了了。
吴淞的坚守是一个标志，只要这里没有陷落，日军就不可能从东面横扫过来。
这么一犹豫，时机就错过了。等到想撤的时候，发现往嘉定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罗店还是杨行，都已被日军所占领，而这两个地方的日军仅数量就要大大超出己方部队。
要撤，就必须经过以上防线。一旦被日军发现，双方势必缠斗在一起，而以翁照垣旅现在的状态和实力，孤军作战，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翁照垣一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撤是条死路，还不如继续死守要塞，就算大家抱团牺牲，也比撤退时被日军围而歼之强。
停战令
见中国军队已经大部西撤，不陪他玩了，白川又气又急。他立即下令，要求善通寺师团和金泽师团拿出全部精神头来穷追猛打，务必围歼19路军和第5军，以便在国联大会召开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3月2日这一天，日军没怎么打仗，重点干的活儿就是赶路，把中国军队撤退后留下的阵地控制住。
至黄昏，善通寺师团在通过浏河镇后，随即向嘉定进发，而金泽师团也已赶到了真如、南翔一线。
白川摆出的，是一副不歼灭中国军队誓不罢休的架势。
显然，西撤也并未完全脱离险境，中国军队随时有被日军继续围攻的危险。
这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坐不住了——
驻华公使重光葵。
这位兄弟大学一毕业吃的就是外交饭，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对这个行当可谓了解甚深。
他知道，国联大会一开，日本就是想打也打不了了，不如趁现在中国军队撤退，来个见好就收，这样还能让日本在国际上落个“仁义”的好名声。
其实日本国内也早已力不从心了。
虽说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二防线，但其主力尚在，后援部队也正陆续赶来。接下来的仗也不知要打多久，时间短了还好说，如果被拖在这里，日本国内的人力和物力都难以支撑。
继续增派部队吧，日军能派出来的援兵实际已达极限。因为当时日本总共只有17个常备陆军师团，5个已调去东北和朝鲜，上海来了3个半（半个是指久留米旅团），国内剩下另一半得用于看家，从兵力上已经相当捉襟见肘了。
还有，继续打仗就得继续往外掏银子。在上海打了一个多月，钱花去不少，再想往外掏，口袋里就羞涩了。
那位说了，没钱可以借嘛。
问谁借？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此时已臭翻了天（看看国联的情况就知道了），想借都没人肯借给它。
按照犬养内阁的估计，日本能拿出来的军费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
谁又能保证战争在三个月内一定能结束呢？
知犬老之心者，重光葵是也。
可是眼见3月4日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老白川却仍然是一副张牙舞爪的腔调，一点要收手的意思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跟军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重光葵对这些人的脾性非常了解和熟悉。你要是用政府命令来压他，不仅不会听命于你，还会像个骄傲的公鸡一样，昂着个鸡冠头，撅起屁股，理也不理你，而且以此为荣。
不能来硬的，得来软的。不能走直线，只能走曲线。
他先找参加过停战谈判的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商量。令他意外的是，都不用他再讲什么大道理，后者马上表示十二分的理解和支持。
重光葵心里这个感动。要说高素质，还得看人家海军。要是陆军也这样，我们搞外交的就可以省好多心力了。
他真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自从善通寺师团在七丫口登陆，中国军队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后，海军就需要点眼药水了——没办法，红眼病上来了，挡都挡不住。
自己辛辛苦苦开的局，没想到让陆军后来居上立了功，这真是没一点天理啊。
现在大使先生说应该让陆军罢手，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并且愿意举双手双脚赞成。
得到野村的支持，重光葵兴冲冲地跑回驻华公使馆，赶写了一份宣布停战的声明书。
3月3日凌晨，各国通讯社都收到了这份声明。
抢先发完声明，重光葵鼓足勇气，准备去做白川的工作。
他知道在一个人正打得顺手的时候，这种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
必须找一个有面子的强人来给自己壮胆。
他找的是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论官职，松冈洋右当时只是一个参议院议员。但论强硬，在国内那是数一数二的，活脱脱就是一个“斗士”形象。
其实这位松冈小时候还是蛮可怜的，他的早年经历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松冈11岁时，家里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人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才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小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怨申怨，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是人家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利用担任驻上海领事馆助理的机会，弄到了俄国舰队将从金兰湾北上的情报，从而为日本海军取得大海战胜利立下了大功一件。
一个小小的领事助理，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松冈自此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瞩目。
以后，这厮还做过关东都督府（关东军的前身）外事科长、“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所到之处，都无一例外地要摆出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重光葵拉松冈出来的用意很明显。因为松冈这时候也是赞同在国联大会召开前，让自己政府找台阶下的。
松冈赞同停战谈判，除了有国联因素、犬养关照（首相特使嘛，派他到上海就是为此而来）外，还与他的“满洲情结”有很大关系。
别忘了，松冈可是在“满铁”混过好多年的，他对满洲可是大大的有“感情”。
他像当时的很多日本要人一样，认为日本最应该吞并的是东北，担心如果日本在淞沪战场上陷得太深，会影响到“满蒙大计”。
看到连松冈这样的“超级激进男”都主张及时收手，白川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次谈话足足进行了4个小时，白川终于接受了重光葵关于向全军发出停战令的建议。
下午1点，他在停战令上签字。
一个小时后，停战令正式发布：“本司令官（白川）决定，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
但在白川心中，仍然对全歼中国军队存有很大希冀，并且信心十足。
只要占领一个地方——
葛隆镇。
停战令是签署了，但军队早上就派出去了，所谓覆水难收是也。你们就瞧好吧。
白川暗自得意。
说真的，这老小子确实是有两下子的。
初到上海，他看中了一个七丫口，结果差点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包围歼灭的命运。
仅仅两天后，他伸手指向了地图上的另一个地方。
同样是命门所在。
血战葛隆
又得显白我的地图了，请对照《冲出生死线》图——
葛隆镇位于嘉定以西，黄渡以北，沪宁铁路以东。一旦占领这里，第5军和19路军的归路就等于被切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白川：我用不着再在嘉定和黄渡跟你们一点点磨。我相信，只要断了你们的后路，那个崩溃的人必然就是你们。
欲保葛隆，必守娄塘，后者是前者的屏障。
娄塘镇距浏河仅仅15里路。
3月3日凌晨1点，日军善通寺师团前锋部队千余人率先朝此袭来，并与在此驻守的孙元良旅第517团的三个前哨连交上了火。
“一.二八”淞沪会战的最后一次恶战开始了。
实际上，张治中事前并没有料到白川会到这里来断他的后路，他把重点仍然放在嘉定城的攻守上面，所以部队实际上是仓促应战。这使局面一度非常被动。
517团的那三个前哨连一共也就几百人，担负的警戒线却有3000米宽，也就是说防范的面实在太大。
2小时过后，三个连便只剩下了两个连，而且被冲上来的日军团团围困住了。
就这样，后面的日军仍然如同潮涌一般，不断朝娄塘杀来。
早上8点，善通寺师团已在娄塘附近集结了4000主力，频频向517团主阵地发起全线攻击。
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就差一步，日本兵就可以端着刺刀冲进位于娄塘的517团团部里面去了。
幸亏该团的一个连挺身而出，拼死力战，才把日军暂时击退。
10点，旅长孙元良亲自来到团部，一面加强指挥，一面向第5军军长张治中紧急报告敌情。
张治中知道娄塘情况危急，必须迅速派援。
此时与娄塘靠得最近的是嘉定，在这里固守的是俞济时师主力。
派俞济时师北援？
日军早已兵临嘉定城下，这样一来，也许正投其所好。可能不仅解不了娄塘之困，还会因嘉定之敌长驱直入，使局面变得更糟。
俞济时能守住那里，不让日军过来，就算对得起大家了。
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那个救命稻草——88师独立旅（税警总团）莫雄团。
自从倒霉的王赓被解除职务后，莫雄就代替了他的位置。这一路过来，税警总队一直为主力撤退打掩护，功劳着实不小。现在莫雄团就驻在蓬朗镇，位于葛隆和娄塘的侧后，让他们从背后增援，是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张治中的思路立刻清晰起来。他发出命令，要求位于嘉定的俞济时师策应右翼，先期奉命从浏河撤至太仓的宋希濂旅掩护左翼，居中的莫雄团则火速增援，以这样一个品字阵形，确保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日军也无漏洞可钻。
真是不能再出一点差错了。
可是莫雄团也不是翼生双翅，他们跑过来是要时间的，而在他们没来之前，孙元良必须靠自己顶住。
这时候的517团早就没有一个整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4000日军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8000。
更糟糕的是，娄塘守军不仅人少，弹药也快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铁打的人也没法再坚持。
午后，娄塘一线阵地被先后突破，517团只剩下半个团不到。
时间是下午3点。
在葛隆镇进行指挥的孙元良已知退无可退。
说起这个孙元良，还不得不提一个人：秦汉。
没错，就是那个台湾的大明星。秦汉是他的艺名，原名叫孙祥钟，他老爸就是孙元良。秦帅哥演了一辈子琼瑶剧，给人印象老是那个缠绵悱恻、优柔多情的小生，与老爸金戈铁马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不过我看过他在一部叫《汪洋中的一条船》的电影中的造型，里面他演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面部表情很是刚毅执著，颇见祖辈之风采。
老实说，这片子我没看过，我看到的是剧照，不过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许还跟片名有些关系：“汪洋中的一条船”。闭目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周围惊涛骇浪，船只随时有被倾覆和吞噬的危险，船上的人拄着拐杖，顽强地支撑着，驾驭小船一直向前。
只有狂风暴雨中倔犟的海燕能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孙元良就处于这片汪洋之中。
生死关头，他提笔给张治中写了封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一共三点：
第一点，517团已经被围住了，现在连团长都找不到（“团长失踪”）；
第二点，我现在就在葛隆镇，估计这个地方很快也守不住了，不过我不会逃，万一失陷，这里将是我的葬身之地（“职拟在葛隆镇殉职”）；
第三点，葛隆镇失守，你那里也就危险了，快走（“请军长迁移”）！
这既是战况报告，也是一封遗书，可以想见当时情形已到何种境地。
第5军指挥部就在葛隆镇背后的钱门塘，葛隆镇丢了，钱门塘当然也不能幸免。不过张治中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跑，而是赶紧给自己的黄埔学生打气，告诉他，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援兵很快就会赶到。同时要求517团务必坚持到日落之前方可撤退。
接到张教育长的电话，他的学生孙元良只有苦笑。
“一下下”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听上去无非是一句安慰之词罢了。再说517团还能坚持到日落之前吗？
我现在可是连他们的团长都联系不到了。
也罢，看来这里真的要成为我的殉职之所了。孙元良拿起枪，准备去做最后的抵抗。
但这回张治中确实没忽悠他。
下午4点，独立旅莫雄团终于赶到葛隆。这支精兵一到，葛隆镇守军顿时群情振奋，阵线得到了巩固。
然而危情并未完全解除。
孙元良认为失踪的那个团长没有失踪，此时正在娄塘陷入苦战。
517团团长张世希（黄埔1期）一直在战场上，只是他也同样联系不到孙元良。他此时能做的就是拼着命坚守残余的阵地。
很快他就发现阵地再也守不住了，因为日军已突破了左翼，即将环绕包围过来。
这是最后的时刻。
鱼死网破，只此一遭。
我相信，这就是张世希和他的将士们当时的真实想法：冲出去或许还有活路，冲不出去就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忽然像疯了一样地从阵地上跳了起来，向日军直扑过去。
显然，日军根本没料到中国守军有此一招。
眼看着已经气息奄奄，忽然间猛如恶虎，思维反应再敏捷，一下子也转变不过来。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张世希他们不仅冲出了重围，而且使日军相信，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已经上来了，加上天色将暗，善通寺师团担心遭到伏击，终于选择了后撤。
由于娄塘之战的浴血坚持，第5军和19路军得以化险为夷，将主力转移至常熟、太仓、昆山一带重新布防。
可以说，517团是以一团之牺牲，换来了全军之安危。
在他们的玩命冲锋中，有的人跌倒后就永远没能再站起来。
第1营营长朱耀章（黄埔第5期）是其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身中七弹，当场殉职。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朱兄还是个诗人，仗打得这么激烈，也没忘记忙中偷闲，作上两首诗词。在他的遗作中，就有“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句，更有“宁碎头颅，还我河山”之慷慨淋漓。
宁碎头颅，还我河山，壮哉。
其志可称壮烈，其魄可谓夺人！
吴淞突围
3月3日，另一支部队也冲出牢笼，这就是一直苦守吴淞的翁照垣旅。
再不撤不行了，因为此时从罗店到大场已尽陷敌手，硬撑下去，真的只能全军覆没了。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是上海民众代表的力劝，才使翁照垣改变主意决定西撤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日军已占领西撤之路的情况下，固守吴淞是死，西撤也未必就是一条活路。作为一名有相当作战经验的战将，以前不撤并非头脑发热（别忘了他对市民义勇军下令“快走为要”时的急切和清醒），而现在决定西撤也肯定不是只听取了对军事不甚了了的群众的一面之词。
事实上，他的旅参谋长就此曾做过一番分析。
这位参谋长指出了西撤成功的可能性：
西路虽被敌大股部队占领，但这是进攻部队，他们来的时间短，工事据点不可能很坚固。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集中全力，出其不意地杀过去，冲出去的可能性很大。
——万一失败，甚至全体牺牲，也可以多找些垫背的，总比守在家里被炮弹炸死强。
我相信，后一句话更让翁照垣动心。
他决定冒险西撤。
撤退之前，他用望远镜向杨行至庙行方向瞭望，看到那里到处都飘扬着日军的膏药旗，显然敌方规模人数远超己方。
在《冲出生死线》这张图中，吴淞至嘉定的大片区域当时已被善通寺师团完全占领，而金泽师团也基本控制了南面的庙行大场一带，可以说，翁照垣即将穿越的，就是一个敌占区。
此一去，必下有去无回、有敌无我之决心矣。
3月2日晚，翁照垣用电话下达命令，定于晚上12点分左右两个纵队全体撤退。
但是由于部队分散，直到3月3日凌晨，两纵队才集结完毕。
凌晨2点，行动开始。
左纵队走庙行、太沪公路，右纵队走杨行、刘行。
翁照垣随右纵队从杨行走，一路上，他命令部队全副戒备，随时准备在被日军发现后与之厮杀。这时，他忽然听到西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据此判断，可能是已退至嘉定的第5军主动向浏河日军发动了夜袭。
千载难逢的良机，快跑！
右纵队加速通过杨行，一路上都未遇到敌军阻拦。
随后，左纵队也报告：庙行及以北地区都未发现敌踪。
3个小时的强行军，杨行已在身后，庙行转眼也被抛在后面。
此时，浏河方向的枪炮声更加激烈。听上去，不打个你死我活，双方谁都不肯罢休。
凌晨5点。
右纵队通过刘行，没有看到日军。
左纵队通过太沪公路，也没有看到日军。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本来以为西行之路将是一条血战之路，没想到一个鬼子也没碰见，只需埋着头赶路就行了。
3月3日5时55分，翁照垣旅到达嘉定。一问，昨晚并无部队出城夜袭。
翁照垣心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谁，究竟是谁，建此奇功，挽救了一旅兄弟的性命？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因为一个步兵排的姗姗来迟。
这个排本来是留下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因此撤得稍微晚了一些。等到他们撤的时候，因为着急赶路，又与大部队不在一起，结果走岔道了。
在日军堆里迷路可不是什么好事，何况一个排才多少人。你就算好了，在宝山帮着市民义勇军守堤的那是半个排，18个人，打满了算，一个排也就36个，给日本兵塞牙缝都嫌不够。
老天保佑，走了三四个小时后，总算看到前面有灯光了。大家喜出望外，认为一定是赶上大部队了，凑近了才发现竟然是鬼子在做饭呢。
大概是真走急，犯迷糊了，也不想想，这是在人堆里搞穿插，大部队再牛气冲天，敢在这里亮灯吗？莫不是怕自己的目标不够明显，死得还不够快？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日军没想到自己吃个饭也吃不安生，支那军会趁这机会来捣乱，赶紧放下碗筷，操起枪来进行射击。
这下子，迷路的这个排好像是走夜路踩了一堆屎，没法脱身了。
好在排长很机灵，临危不乱，命令全排散开，利用地形进行还击。
听到这边打了起来，周围的日军也激动起来，只是天黑摸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对手有多少，只能闭着眼睛朝此方向射击。
中国排打了一会儿，发现味道不对：他们不打的时候，相反的两个方向还在打，而且越打越起劲。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要扫人家的兴了，正好走人。
中国排走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今天真是摸到老虎窝里来了。因为他们瞎摸乱撞的地方，正是浏河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本来是往嘉定去的，没想到绕一大弯，跑浏河来了。
浏河指挥部的日军指挥官一听支那部队来袭击了，马上跳了起来。
根据情报，嘉定守军并未出动，所以这位指挥官判断，极可能是吴淞的翁照垣旅发动的袭击（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
终于挺不住要出来了吧。想来袭击我，哼哼，我还想歼灭你呢。
听外面动静，来袭的人马着实不少——当然不会少，指挥部遭袭可不是什么小事，周围能来帮忙的谁敢不来。
日军指挥官当即下令，调集庙行、杨行和刘行一带的日军，到浏河来对“支那大部队”进行包围。
翁照垣在西撤途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对日军发动夜袭的会只有一个排，而且还是自己的队伍。
天亮了，“越战越勇”的日军傻了眼，原来打来打去，都是自家兄弟在凑热闹，而此时，中国排早就到了嘉定。
这天上午，日军总算占领了已经空无一人的吴淞要塞。
此前，翁照垣旅已在这里坚守了将近一个月，是中国军队中最后一个撤出第一道防线的部队。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翁将军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常燕生《翁将军歌》）。
国联决议和上海谈判
停战令签署后，日军虽仍有小规模进攻，但大仗基本上已没有了。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虽然于3月6日后陆续在吴淞登陆，但3天后，上官云相也率47师主力到达常熟（归属19路军指挥）。这两支部队都没轮得上打，任务就是在前面看看门、放放哨，替换原先的人马到后面去休整。
3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日内瓦时间是3日3日）。
国联特别大会如期召开，专门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作陈述发言。
他主要讲两点：“九.一八”事变以来，论事实，日本把东北能抢去的都抢去了；论法理，日本把国际盟约中能践踏的都践踏了。
随后要求国联大会，“动员所有道德力量”来制止日本的疯狂举动，当然包括这次上海事件。
日本方面，作为首席代表的佐藤没有露面，不知道是不是上次被颜惠庆骂惨了，连脑袋也不敢伸出来了。
代替他的是日本副代表松平。
这家伙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策略。
松平（内心独白）：感谢重光葵，感谢松冈，感谢白川，没你们又发声明，又签停战令的，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既然日军已在上海宣布停战，那他就先把这个拿出来表白。先扯一通“完全自卫论”，然后表示只要大家把事情商量好，日军即可撤兵。
至于东北问题，那就干脆抛开了。
松平：咱们今天不是说上海吗，满洲在这里就不要多讲了，以免冲淡主题。反正国联理事会派遣的调查团也已经出发，以后听听他们怎么说就知道了。
这次会议正如日本外务省事前所料，除了日本自己，没几个是帮着他们的。当天发言的17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是向着中国说话，尤其是瑞士、捷克等中小国家，它们在欧洲逍遥惯了，最恨日本这样的“无赖国家”跑出来惹是生非，所以那话说得就非常不客气，什么“不宣而战”、“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听在松平耳朵里，那是相当的刺耳。
要不是在国际场合得注重礼仪，松平大概就得气得拍桌子了：你们是不是骂人都不带脏字的？有你们这么损人的吗？敢情我们的停战声明和停战令都白发了，没人领这个情？
其实，松平君，你就消消气吧。发个停战令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会发，我们也会。
3月6日，为回应国联大会呼吁，19路军以总指挥蒋光鼐的名义，也发了停战通电，表示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但如果你们违背国联决议，又要动武，那我们也不会客气。
5天后，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1日，国联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
从这个决议草案的内容上来看，是极不利于日本的。
鉴于中日两国都已发布了停战令，这个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不过它还是正告中日两国（其实就是对日本说的），“任何一方用武力压迫解决中日争端，就是违背（国际）盟约”，也就是说你们不准再打了，谁打谁没理。
同时草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那就是选举“十九国委员会”（中日两国都被自动排除）。
围绕这个决议草案，大家投票。
松平本想大喊：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不就摆明着是要想整我们日本人吗？
你不同意顶个球用啊。你又没投票权，一边待着去。
当然中国也同样没投票权。可是有没有颜惠庆都很高兴，因为他早就知道大会的风向会往哪边转了。
表决结果：与会的42国代表一致通过。
松平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倒在座席之上。
根据决议，“十九国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讨论上海停战及日本撤军问题的常务工作机构。
凭颜惠庆的人缘，让他们帮着中国说话，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到细节，还得由中日双方具体来谈，也就相当于国联定了一个基调或原则，下面就由你们自己来讨价还价。
毫无疑问，这个大原则至少是有利于中国的。
3月14日，中日进行首次非正式谈判。
日本方面的代表是驻华公使重光葵，中国方面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
中国当时留学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学军事的一般到日本，学政治搞外交的一般到美国，即所谓“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郭泰祺和王正廷、施肇基他们一样，都是美国海龟，正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成绩相当不错。
实际上，他也是当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但是去晚了，没能像顾维钧和王正廷那样成为正式代表。不过俗话说得好，去得早不如去得巧，顾、王二位再能言善辩，那次和会中国至少在表面上也失败了，倒是后来代表团拒绝签字，反而为中国人争了脸面。这些拒绝签字的人里面，郭泰祺榜上有名。
但这次他和重光葵会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重光葵强调，要停战谈判，你们得首先取缔抵制日货及排日活动，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后面跟着的要求还有一大堆，像开设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这些都说出来了。
郭泰祺撇了撇嘴：你们有没有诚意？这些东西跟停战搭什么界？
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团队到了上海。
这就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
调查团的效率实在不是很高。人家那里打得昏天黑地，连锦州都被占了，他们还在那里磨磨蹭蹭地做准备工作。这么一准备，就准备了两个月。等到要出发，“一.二八”会战又打起来了，本来说好直接去东北的，只好临时改为到上海绕一圈。
植田在江湾骑虎难下的时候，李顿调查团出发了。
到上海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地方得绕，那就是日本。
他们坐的是海船，没法快，所以这一走就走了一个星期。
一周后，调查团抵达日本横滨港。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中国就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在南方，善通寺师团主力在白川的指挥下，从七丫口登陆，准备给中国军队以致命一击；而在北方，关东军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张罗他们的“喜事”，那就是成立伪满洲国（伪满）。
淞沪作战，至少关东军的目的是达到了，那就是转移了热点。大家都在上海这边着急上火，谁也没注意到日本人还会在东北搞出新花样来。
“马玉山路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板垣该笑了。在搅局方面，他的才能可并不比土肥原差多少。
关东军建满洲国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张，原因就跟白川害怕3月4日国联要开大会是一样的。
李顿调查团要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都摆平了。否则，日军在满洲存在的合理性就得打N个问号了。
可是张罗个国家不比娶新娘子轻松（哪怕是傀儡国家），那几天，把个实际操办者板垣忙得没了人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很着急，几乎天天跑去看，问板垣事情进展得到底怎么样了。
板垣气哼哼地来了一句：没进展！
本庄繁愣住了。这说的是什么话，调查团眼看就要来了，戏还打不打算演了？
再一深究，原来根子出在溥仪身上，这兄弟不配合。
真应了那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
溥仪自有他的委屈。
当初土肥原忽悠他到东北，就是奔着重建帝国这一“伟大梦想”而来的。谁知道来了以后才弄清楚，人家准备搞的是共和国，不是帝国，给他的称号也不是皇帝，而是所谓“执政”。
这跟土肥原的承诺可有天壤之别。如果是这样，当初干吗费尽心力跑到这里来，在天津待着当个寓公不好吗？
得知“皇帝”只弄到了一个“执政”，下面一帮遗老遗少就吵开了。有的人更是怪话连篇：我说的吧，信谁也不能信日本人，咱们上当了！
溥仪窝了一肚子无名之火，可是又找不到土肥原（早躲到哈尔滨去了），就对着板垣发起了飙。
本庄繁听完板垣的“控诉”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板垣君，不用担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他拉着板垣便去找溥仪。
溥仪还在那里横着呢。
本庄繁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建帝国是办不到的，这个梦你就趁早别再做了。”
又点拨他一句：虽然皇帝做不成，但“执政”也不错，那也是一国之元首。
溥仪没尝过这帮恶人的厉害，还以为是在紫禁城那会儿呢，因此对本庄繁的话，一句也没能听得进去。
对这个小皇帝的天真和固执，板垣算是早就领教过了，但当着本领导（本庄繁）和众人的面，又不得不强压火气，找话敷衍他：总统、皇帝、执政，其实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没区别，你蒙3岁小孩的吧。
溥仪一甩手：我是来当皇帝的，不给皇帝做是不是？行，那我还回天津去。
见溥仪表现如此强硬，本庄繁也担起心来。
虽然是尊泥塑佛，但重塑一个倒也不容易，而且调查团马上就要到了，重起炉灶的话时间上来不及。
为了哄住溥仪，情急之下，本庄繁脱口而出：这不是国联调查团要来吗？咱们先把国家建起来，应付他们一下，至于帝号，以后还可以慢慢再商量。
这其实是给溥仪台阶下的。
可溥仪正在兴头上，没发现气氛有什么异样，仍然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做“宣统皇帝”，坚决不做“民国臣子”，哪怕是“执政”。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买这二位的账。
这下子，本庄繁和板垣可都失去了耐心。
什么人啊？爷还不伺候了。看清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还摆你以前皇帝的臭架子，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不干，我们自己干，照样可以搞一个共和国出来！
抛下这句硬邦邦的话，两人便气鼓鼓地甩手而去。
这一走，溥仪和他的遗老遗少们才发现大事不好。
耍酷过头，把日本人给得罪了。
大家一合计，本庄繁和板垣说得一点没错。这世道，别的没有，要说汉奸，那是一抓一大把。你溥仪不干，自有人干。
再说都到这步田地了，真能怎么样，再回天津？！开玩笑的吧。
不需要关东军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他们自己就变乖了。
服软吧，不服不行。
溥仪赶紧派了人去给本庄繁当面道歉。
本庄繁：想通了？
想通了。
那就赶紧建国吧，要不真来不及了。昨天李顿他们已经到横滨了。
伪满洲国就这样急匆匆地宣布成立了。此时，建国典礼都还没搞呢，溥仪也未正式就职。
其实就是做给国联看的，重要的是先把庙立起来，至于里面的和尚，只能以后再慢慢安排了。
李顿调查团一到日本，首相犬养、外相芳泽马上围了上来，一见面就是90度大鞠躬，然后是嘘寒问暖，大献殷勤，不知道怎么待这批西方上帝才算恭敬。
可是实质性的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李顿这些人明显对突然冒出来的什么满洲国不感冒。
日本人讨了个没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4日，李顿调查团来到上海。
中日在当天的非正式谈判上没有取得一致，倒是有机会对着李顿他们唠了半天嗑，也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东北。
可不，这个调查团当初就是为此而成立的。
尽快北上吧，听说那个什么满洲国连建国典礼都办了，末代皇帝做了“执政”。再不去，还不知道那里要搞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调查团走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进行谈判。
一直到3月24日，总算非正式变成了正式。
双方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谈了，这一谈就谈成了一个马拉松。
其实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很实质的东西可以争了，国联又不准双方再动手，而从两边的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没全垮，日本军队也没全赢，割地赔款这些更无从谈起。
那争什么？
面子。
双方代表天天在谈判桌前把眼睛瞪得跟个乌眼鸡一样，围绕着对自己有利、不利的各个细节，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简直就像是在打第二场淞沪战役。
外交谈判这东西，你没点好体力，还真应付不过来。
争到后面，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达成了妥协，只剩下了一个最关键的：日本什么时候从上海撤兵。
这位说了，日本是不是想赖在上海，不想撤兵？
否。
日本其实是想撤兵的，而且心情还急切得很。
这么多人马待在上海滩，又不是不用花钱，那军费就跟流水一样地在消耗。以往跟中国人打仗，虽然打得辛苦，但最后都可以让中国人买单，这一次却有些例外，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政府有掏钱弥补它“损失”的迹象。
多住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全是自己腰包里的！
更何况，开战以来，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很清楚地向日本表明，上海这块地方不是东北，不是可以任由你胡来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存有从这里捡点什么金元宝带回去的心，那就真是发痴了。
可为什么他们还不马上滚蛋？
主要还是面子问题。
重光葵说，我们日军可以撤，但不能限期。
郭泰祺不干了。
不限期？那跟不撤有什么区别？
居中调停的英国人也觉得日本人有些无厘头。他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日军6个月内完成撤兵。
当时重光葵装模作样地说，政府给他的指示里面从来没有明确撤军时限，所以也谈不上什么6个月。
其实内心早已同意了，可表面上还得摆副臭脸出来。
英国人倒也聪明，就说那你回去请示一下上面再说吧。
两天后，重光葵答复：经请示，政府“勉强”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英国人又转回头征询郭泰祺的意见。
郭泰祺不答应。
6个月太长了。
当然，重光葵也知道这个时间定得有些长，起价嘛，都是开得很高的。
他认为郭泰祺可能会要求去掉一个零头。
郭泰祺说：只争朝夕，我们认为3个月比较合适。
这种对半砍价（时间去了一半）的做法，把重光葵一下子气炸了。
太过分了你，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
日军耍赖皮不想走，中国政府就把情况报告给了国联，让国联来压日本人，而在国联拿出相应办法之前，上海停战会议只能暂停。
异国壮士
不开会了，剩下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白川到底是名将，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即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
你别说，老家伙老归老，拍起领导马屁来跟年轻人比也不遑多让。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
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就是开头提四项要求的那个驻沪总领事），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时任日本上海居留民会会长），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虽然是六巨头，但当天最耀眼的还数白川。
这老小子忙前忙后，又是阅兵，又是做主持人，出尽了风头。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
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他们日本人，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喽。
这真是够杀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
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
这几个哥们儿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
这是一首文言歌，兄弟我找到了一首今译，现摘录如下：
我皇统治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传到细石变岩石，传到岩石长青苔（当然了，长了青苔后还是要继续传下去的）。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没听过唱，就歌词而言，怎么看怎么像一首打油诗，跟那个“鸡叫一声撅一撅”的前三句水平也差不太多。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
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
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
有些古怪。
还是日本警卫反应快，失声叫了起来——炸弹？！
猜对了。顺便祝贺你一下，都学会抢答了。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炸弹，水壶形状的炸弹。
此前，谁也没有注意到投弹者，因为他跟台下任何一个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西装革履，背个“水壶”，拿个“饭盒”，在台下一动不动地看着，样子要多乖有多乖。
他当然不是什么日本侨民。他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为朝鲜流亡政府下属组织“太洛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武工队）骨干成员。
那个“水壶”和“饭盒”都是他随身携带的“象形炸弹”。
在此之前，尹奉吉已经多次混在人群中，对现场情况进行了侦察，并通过目测和步量的方法，选定了投弹的最佳地点。另外，他还在日本书店买到了白川的画像，在心里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因为他的重点刺杀对象就是白川。
事实上，尹奉吉是相当有耐性的。
早上8点，他就夹在日侨中间混进了公园。那时庆典还没开始，没有谁看出他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异样。
9点，阅兵式，白川对军队进行检阅。他还离着检阅台很远。
10时30分，庆祝会。六巨头轮流在台上演讲，尹奉吉索性像没事人一样在园内四处转悠。
11点，他一边转一边挤，看似漫不经心，最后挤到了离检阅台左角处仅10米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现在，他点燃了一支香烟，等待那个最佳的时机。
11时40分，下雨，不光是六巨头，下面受阅的1万多名日军官兵和数千日侨都在作秀耍酷，冒着雨大唱国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
就在这一瞬间，尹奉吉扔掉烟头，图穷匕见。
平日潜藏，处寻常巷陌而不露踪迹；临阵不慌，虽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声色；突然一击，必致敌人以死命而不罢休。
杀手，真正的杀手。
我说过，朝鲜人搞剌杀，那是有天赋的。
难道他们是两千年前跑去朝鲜半岛的荆轲后裔？
炸弹扔到眼前的时候，六巨头还在那里比谁腰板挺得更直，比谁更能淋雨呢，哪里能料到唱唱国歌却唱来了一场横祸。
大家聚精会神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能开这种玩笑，来不及反应啊。
“轰”的一声巨响，六个人一个也没跑掉。
当然了，根据各人贡献不同，待遇还是有所区别的。
其中，白川最惨，据说身上一共取出了200多块弹片，这么多铁东东估计撑也能把一个人给撑死，当然得完蛋。中国有家报纸在报道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倒是蛮对仗的：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当然话中有话，但都是事实，日本人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发飙。
因为是给自己过生日才丧命的，裕仁很过意不去，下旨追封他为男爵，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哀悼，其中有“留取长相忆”云云。
白川“长相忆”了，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野村成了独眼龙。植田和重光葵都各自断了一条腿，成了瘸子（两人合在一起倒还是两条腿）。河端当晚死在医院里。村井是唯一的幸运儿，大概站的位置较偏，只受了点伤，没缺胳膊断腿，还算是一个完整人。
由于六巨头只是站成一排，而且中间估计还会隔开一点距离，这炸弹的能量可想而知。
两个月前“抗战胡子”胡厥文想做的事，朝鲜人尹奉吉一家伙都帮他搞定了。毕竟，干这个人家更专业。
英雄刺客尹奉吉当场被捕，后来被押往日本国内处决。殉难的地方，就是植田第9师团的老家——金泽。
在一些书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式：某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一个某某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某某是不可侮的”。
虹口公园事件当然也可以这样套用，但我认为，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都不宜对此类事件评价过高。
刺杀和暗杀，作为弱者对强者做出的一种英勇的反击手段，固然值得赞赏和敬佩，但它一般很难影响到原来的强弱对比，甚至往往还会起反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历史上有荆轲刺秦，但即使当时荆轲真的冒险成功，把秦王给杀了，燕国就真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看未必。
孙文当年带头闹革命，起初也爱搞暗杀，汪精卫就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一个（只是技术不够好，被抓住了），但最后对清政府真正起到颠覆作用的，还是武昌首义。
甚至可以联系到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你搞肉弹那一套，除了无辜老百姓受连累，真正的英美大兵又被你干掉了几个？
我看到有些文章上说，虹口公园事件长了我方志气，灭了敌人威风，震慑了日本，使其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大意如此）。
长我方志气，这是肯定的；灭敌人威风，那也是有的。但要说是因为这个事件，日本人才降尊纡贵，跟我们重启谈判，个人觉得这个结论有点大了。
亡命之徒们（那些疯狂的日本军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被“震慑”住，那就不叫亡命之徒了。他们最爱干的事就是无事生非。现在你有事了，他当然更疯狂、更亡命。
虹口公园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在敏感时间发生的一个玩火举动。我们看着爽，但其实真的很危险。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月29日，那就好极了。期间正是两军交锋之际，所谓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主将殒命，必然会使日军军心大乱，所谓的七丫口登陆可能也就实现不了了。
然而这是在停战期间，双方已经在谈撤兵的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种事，对日本军队中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好战分子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这是第二个萨拉热窝事件。在日本国内和上海，已经有些人在蠢蠢欲动，想找中国人的麻烦，并借此引发更大争端。
实际上，从后来披露的事实来看，也的确有国人在幕后参与策划，甚至19路军的主要将领和有“中国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又一位猛人）都在里面。据说是他们联合上海的朝鲜流亡政府安排了这次刺杀行动（中方出经费，朝鲜出人）。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抵制日货起于“济南惨案”，但大规模行动则是从万宝山事件朝鲜屠杀华侨开始的。当年南京政府曾派人化装成日本学生到平壤进行调查，看到满街都堆放着华侨的商品，连车都开不了，其状甚惨。
万宝山事件从本质上说是日本发动的一次有计划的调唆，但事实上并不成功，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中朝民间就达成共识，把仇恨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朝鲜流亡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得到中国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在虹口公园谋刺案中，由于刺客尹奉吉坚不吐实（这一点朝鲜人一向很为硬气），负责刺杀行动的朝鲜领导人也在事后成功逃脱，导致日本人手里并没掌握中国参与其中的真凭实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正好碰到了一件让他们更头大的事。
那就是虽然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洲国出来，但外面有李顿调查团找麻烦，里面有东北义勇军一拨一拨地翻江倒海，关东军的日子那是相当难过，急需上海这边调兵过去支援。
也就是说，至少政客们（包括那个以强硬出名的松冈洋右）已经都清楚，日本在上海再也玩不起了。
犬养首相年纪一把大，所幸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知道事情闹大了对自己没好处，因此认为不能听那些狂热分子瞎嚷嚷。他的女婿、外相芳泽跟他意见一致。这位兄弟虽然能力不咋的，却也正因为不是强人，所以不太敢惹事。他按照老丈人的吩咐，给重光葵发指令，要求后者其他的先不要管，想办法尽快结束上海停战谈判要紧。
在识大体、顾大局这方面，日本政客的表现要比军人强多了。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就很有觉悟，知道与“满洲的前途问题”相比，“上海事件”的确不能再拖下去了，需要“适可而止”，否则，“势将为国家前途招致不可挽回的灾难”。
停战签字
真正对上海停战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国联。具体一点，就是“十九国委员会”。
有颜惠庆在国联周旋，“十九国委员会”当然是有意无意帮着中国人说话的。他们针对上海时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虽然也没有明确日军完成撤退的时限，但规定这个时限可由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决定，“如遇一方要求时，有权宣布日军合理完成撤退之时机”，而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可以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个方案其实是很有些门道在里面的。
上海停战共同委员会是由中日和英美法意等国共同组成的。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说只要大多数国家都同意了，日本就算不同意也没用。
“如遇一方要求”，没说是哪一方，中国可以，日本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有权”和“合理”这两个词。中国要求3个月撤军，委员会说合理就合理。日本要求6个月撤军，委员会说不合理就不合理。
也就是说，日军撤兵期限的决定权，其实在第三国手上。
中国外交部看到这个草案后，马上就同意了。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出了其中的玄妙。外相芳泽专门给国联发了个电报，声明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眼见日本不上套，英国人又跑来协调。
英国人虽然不读《论语》，中庸的思想倒是被他们吃透了。这回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你不是对决议草案有意见吗，那我给你拿掉一条，修改一条。
拿掉的这条是“少数服从多数”。修改的是日本撤军期限，明确为在“最短期内行之”，也就是虽然不规定你什么时候走，但越快越好。
这就算是给日本人留了面子。
中国同意了，日本也同意了。成交。
于是，折中方案被上报“十九国委员会”，后者以此为基础，拟订了上海停战和撤军的决议草案。
4月30日，国联大会对“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除日本弃权外，其他各国都投了赞成票。
国联大会不是理事会，没有什么要全体通过的规矩。弃权的就等于没来，因此结果是一致通过。
这就是国联“四月决议”。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双方代表在《淞沪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至此，上海战事和相关谈判全部结束。
在这场大会战中，包括19路军和第5军在内，中国军队共计伤亡13000余人，日方公布自己的伤亡数字为3000余人。
我发现，在很多历史著作中（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权威客观的论著），一个是战役本身，一个是谈判结果，其评价竟然常常是冰火两重天。
前者主要是褒。最权威的应该算是国学泰斗章太炎的评价。他说，从清代光绪皇帝开始，我们国家在战场上与日本一共遭遇过三次，即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会战，只有这一次取得过大胜（“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章太炎的话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这个人说话很直，当年他与孙文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也曾毫不避讳地当面对这位战友提出批评。
章老还有一段很精辟的话：
“余闻冯玉祥所部，长技与十九路军多相似，使其应敌，亦足以制胜。惜乎以内争散亡矣。统军者慎之哉！”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懂。他认为以国内地方部队的实力来看，可与19路军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个西北军。
当时的西方人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人也这么能打仗，并概括参战中国士兵有三个特点，即铁足、夜眼、神仙腹。
铁足，就是脚板子硬，所谓行军不怕远征难，日军用汽车、轮船装了跑，他们就靠两条腿，累得七荤八素，倒在阵地工事上照样瞄准射击。夜眼，就是会走夜路，长于且敢于夜战。神仙腹，不是说他们有弥勒佛的大肚子，而是说他们不吃饭也能打仗。
其实这后两样都是让鬼子给逼的。白天有日机和大炮轰炸，打起来也不痛快，那就不如晚上干仗了，毕竟只要顾地面这一头。同样道理，前线官兵只能吃两餐，即拂晓前日军的飞机大炮开工前吃一顿，然后就得等到天黑，咱们再补吃一顿。
这些特点，强悍的西北军也曾一一具备，可惜后者在内战（中原大战）中就打没了。真是可惜。
总之，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对这场仗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打得好、打得爽，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我看到最多的，无非就是有的说19路军功劳最大，有的说第5军打得也不错，还有的说义勇军甚至后方群众和学生更没闲着。
这个我认为问题不大，都是中国人嘛。打仗的时候不分彼此，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何须分得那么清楚。
让人看不太懂的是后者，也就是对谈判结果的评价。
不少书上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丧权辱国。
我认为，这四个字不能到处滥用。
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丧权辱国，又割地又赔款，除了丢脸还是丢脸，除了吃亏还是吃亏。
“九.一八”事变，那也是丧权辱国，没有真正打起来，最后窝窝囊囊地把东北大好河山都丢给了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呢，我们该用能用的资源几乎都用了，该上能上的人也几乎都上了，跟日本人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还是落得一个“丧权辱国”，那我们当初还瞎起个什么劲？这么多爱国将士岂不是都白白流血牺牲了？
打仗毕竟不是在玩电子游戏，是为了达到双方的政治目的。这是被称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同样，什么样的战争结果也直接决定着谈判桌上的得失进退。
章太炎所说的“大捷”其实主要还是指局部的“大捷”，比如第一次庙行大战，可以称得上是大捷（实际当时也有些宣传的成分在里面）。然而作战就和下围棋一样，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能说谁赢谁输，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好汉。就全局而言，我们很难说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大捷”，不仅如此，在日军七丫口登陆后，中方一度还表现得相当被动，无论是第5军还是19路军，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在战力和装备上并不在一个档次。
开战之初，有人在南京亲眼看到部队调赴前线作战（可能是指19路军毛维寿师），天正好下着雨，许多士兵连一件起码的雨披都没有，就那么浑身淋得湿漉漉地往前跑。在他们身上，除了步枪，就是偶尔能见到的一两挺机关枪，其他一无长物。观者无不“泪为之下”。
即使是第5军，虽说是德械师，号称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其实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坦克撑腰（重迫击炮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一直以来，我们的战士其实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敌人如雨的炮弹和肆虐的坦克！
加上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的援军，一个上得快，一个上得慢（蒋鼎文师和胡宗南师赶到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如果继续打下去，胜利的天平究竟会朝向哪一方，还真的很难说。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强调，不是说日军只能支撑三个月的军费了吗，我们的军队也不止那一点点，再跟它耗下去，日本国家小，耗不过我们。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记住了，日本小归小，但非常经耗能熬，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跟我们一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且这种忍耐力还不是一般的强。
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和熟悉的小泉八云就认为，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忍耐、最经济、最简单的民族之一。即使是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他们仍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不无道理的话。他说中日两国都弄错了。日本认为它三个月就能把中国给灭了，结果三年也没实现这个梦想；而中国战前的估计也错了，中国人认为，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又没有什么资源，灭不了中国的话，它马上自己就受不了，肯定得发生内乱，结果全面抗战打了整整8年，日本岛内外的军民虽然过得苦不堪言，却没发生什么大的内乱，还很团结，直到天皇发布诏书，才不情不愿地宣布投降。
就“一.二八”淞沪会战最后双方的战线来看，中国军队已经退到了常熟、昆山一线，而日军基本控制了上海及其西北郊。从力量对比上，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部队人数，中方早就没有了任何优势，别说反攻后再把失地夺回来，能坚守住现有防线就算不错了。
评价谈判成果，我们得从这个实际出发。
让我们再看一下《淞沪停战协定》的内容。
一般人批评的所谓“丧权辱国”，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驻兵问题，二是主权损害问题。
在驻兵上，确实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入城区（“留驻其现在地位”），但城区内仍有中国军警可以控制。实际上，至7月17日日军全部撤出上海后，所有其退出地区已完全由上海市公安局行使警察权。昆山、常熟一线离上海并不远，如有紧急情况，所驻部队绝对来得及在第一时间内赶赴上海。
有人认为，《淞沪停战协定》让日本驻军更方便了。这一点本人有些不敢苟同。
协定上面说的是，“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地带）”。事实是至5月底，除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外，其余日军已全部撤离了上海，也即恢复到了“一.二八”会战前的状态。
至于日军还可以在租界以外的地方驻扎，主要是这一段文字：“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指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之毗连地方”。
关于这个，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上面说的是“暂时”。
第二，实质上日军后来都撤走了。
第三，日军这样的机动化速度和效率，想来上海马上就能来，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天天窝在这里，还要不断开销军费。
最后一个，主权损害问题。我看到一本专著（平心而论，这本专著在同类著作当中还算是比较严肃客观的）上把共同委员会都拿出来说事了。
因为这个委员会，有“监视”《淞沪停战协定》的“履行”，以及“查明”中日军队驻扎情形的权力，作者就说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我有些无语。你要硬这么说，不是抬杠吗，那现在联合国部队还进非洲国家监督双方停战呢。你要把事情办完办好，总得找个第三方的公证人吧，要不然，你让日本人来“监视”或者“查明”？
一场并没打赢（当然我们也不承认打输）的战争，能够得到上述结果，至少我认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如果你一定要把日本人的衣服裤子当场剥光，然后让他们光着屁股滚回东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要有这个实力才行。
这跟有的哥们儿老是想着明天就登陆日本列岛，给它也来个“东京大屠杀”什么的，其实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
对于这些兄弟超凡的想象能力，本人表示佩服，对他们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始终认为，我们毕竟不是整天生活在真空或穿越之中，我们的周围也不是幼稚园，因此还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来。
少做些白日梦，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也不能怪大家。对这个谈判结果，当时就有很多人受不了。
当然了，有些东西是从不会有所改变的。比如说，下面几个“照例”：
照例，要求是强硬到底，绝不妥协。
照例，倒霉的还是在一线谈判的人。
照例，挨打受罪的是非军人、不带枪、搞外交（我总结了，这三个特征都很重要）的外交官。
上海某爱国团体代表数十人涌入郭泰祺住宅，这些人一开始还好，只是文斗，指着鼻子骂骂人，后来不行了，情绪激动起来，有人要武斗，于是桌上有什么就都朝郭泰祺劈头盖脸地砸将过去，郭泰祺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即送往医院救治。
我不知道郭次长此时是个什么心情。我想他一定在感慨，在中国，外交这一行当实在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啊。
没错。如果要让我去的话（假设我有这个能力和资历的话），我一定会买上一份大额的人身安全保险，然后戴个安全帽，再浑身穿上重甲。
你们爱怎么招呼就怎么招呼吧。
但是郭泰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要求首先释放被带至警局的伤人者，并表示他们虽然行为过激，但所作所为均系出于爱国热忱，他能理解。
第二天，郭泰祺的伤还没好，局子里的这些人就被放了出来。
这下可好，等到《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定时，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个也无法到场。一边被炸断了腿（植田和重光葵，凑一块儿才能来），一边至少破了相，就算能强撑着过来也有碍国体。
不过协定总算是签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6日至31日，日本“上海派遣军”第11师团（善通寺师团）、第9师团（金泽师团）、海军第3舰队（一部）逐次离开上海回国。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中间没有那个兴冲冲而来却一仗未打的第14师团（宇都宫师团）。
他们赖在上海了？没有。早走了。
去哪儿？充当救火队员，到哈尔滨去对付北满抗日部队。
好了，上海这边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别忘了，还有一个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北。